外來者

人人都說,現在柏威年是城中最有氣派,最有格調與貴氣的購物商場。這間商場開張多久了?該是去年才落成,新鮮感還未散去。

然而,在學校假期來臨時,你才會發覺原來柏威年成為另一個非常可觀的場面。人潮多,而且是學生哥人潮,其中大部份是馬來青少年。

起初我並不察覺異樣。那時是週末的傍晚五時許我拎著背包走著去樂天廣場,迎面而來的就是魚貫簇擁而來的馬來少年。他們身穿著黑衣(不怕會被人捉吧?因為沒有點著蠟燭),當然是時尚的T恤等,而且是不少人是奇裝異服的,女的並沒有戴上頭巾,男的則是蓄著當今仍流行著但我認為十分醜陋的雞冠長毛髮型。

其中一個還是釘著滿臉的環扣,我嚇了一跳,原來東京的COS-PLAY搬演到大馬來了。那時我就訝異著怎麼不見了其他族群人群?遊客呢?當然是有,只是視覺粗略觀察時,比例是明顯地少。

這些少年都是往著柏威年的方向走去。

在晚上時我重訪柏威年。週末晚上抵達柏威年時,我才訝于一批批的馬來少年佇足在大堂前,他們成群結隊地在圍成一個小圈圈,該是在該處「不約而同」地相約朋友,然後一起逛街。當時可沒有什麼大型活動啊。可是那個氣勢是相當澎湃的,因為柏威年的大堂寬大,但當視覺上都被填滿時,會覺得怎麼突然間人山人海,而且是清.一.色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可是乍看下那像是一場集會,非法與否是法律問題,但礙眼與否則是business sense的問題。如果是一堆外勞像如此的情勢聚集在SURIA KLCC,早就被驅逐了。

當然人人都有自由走動,在大馬這個美麗的國家,大家理應上都享有在憲法下所賦予的自由。但是當我被眼著的這一幕時,我才感受到這些社會脈搏的跳動。

據其他朋友觀察,連金河廣場等也出現越來越多打扮時髦的友族少年了,而不再是我們俗稱的「甲洞阿蓮」或「阿炳」哥的薈萃之地了。這是一個很好的muhibah現象,只是對于我們這些偶爾出來逛這些老牌商場時,會訝于當今眼前的改變,因為這些地方已不屬于當初我們所熟悉的地方了對不起,我想起了PENDATANG這字眼,到底誰是PENDATANG?

這些少年是否有足夠的消費能力?這很難斷定,基本上中產階級家庭已越來越多。而商場打開門戶當然是歡迎人流。但這些少年是否有能力在柏威年等地方來消費,則是很大的疑問。

至于為何他們會選擇柏威年,主要是交通方便(單軌火車),同時空間偌大,不愧是聚首會友的好選址。但是若我是商家,我會擔心,因為客流的消費特質也有分成幾個區塊──高檔、中檔與低檔,而當低檔客流充斥其間時,會起惡幣逐良幣之效。

然而,看著眼前的這一幕時,我真的很懷疑當今的領袖是否有察覺到這批少年社群中已出現的次文化現象,例如時髦、開放、滿口英語摻雜的馬來腔等,特別是,他們的思維與世界是怎樣的形貌?而我們的政治人物是否還樂此不疲地灌輸著那套自以為是的迂腐政治理念?

當然我在費解地穿越這些人群時,我在猜想著這當中是否有哪一位是權貴的子女。



這讓我想起十合購物中心。在十年多前初落成營業時,曾經是最風光的高檔購物商場。我還記得我的朋友在首次走訪後對我說,「有十多個足球場的面積那麼大呢!」

那時我是以嚮往的心情去「朝聖」。到後來,那兒連樓梯級也成為人群盤據的商場,到後來,也成為我首次採訪的地方。

現在呢?這間商場在公司的步行之遙,但我已沒勁兒去逛了。因為,失去了那熟悉感。最重要的是,享受不到那種高尚的格調。

其實在購物商場的客流與變化,你可以感受到馬來西亞社會的族群區隔化是非常地顯而易見的。那是一個社會生態演變縮影。

如果你還記得朝聖基金大廈對面的Ampang Park,那間是早在80年代最有名望的首都購物商場。而美達廣場呢,則是在1988年龍年時掛上了一條飛舞的舞龍而聲名大噪,如今整座廣場瑟縮在都門的一隅

而我們不約而同地見到目前這兩座商場,最多的是什麼樣的客流。

我記得前首相敦馬曾在他的《馬來人的困境》裡提過,在美國當一個黑人住進一個社區時,那兒的白人就會陸續搬離,然後那社區就會變成黑人區了──這也是另一種歧視。

當然,現在大馬人視購物商場為他們的「生命線」,即使會出現這種歧視性的扭曲現象,對商家而言,他們只看手中要賺的金錢只有不同面鈔的顏色,而不理會其他類型的顏色。

接下來該是會有更多城郊區的購物商場冒起,即使馬來西亞的商場已到了飽和點,然而逃離城市,在居家附近的商場遊逛消費將是一種持續的型態。

但是城市的商場與商圈地帶會漸漸萎縮。例如茨廠街,對于真正的吉隆坡人而言,如同一口井裡的水,水面靜止不動,感覺上是不適飲用,你會趨前掏一口水來喝嗎?而我不知道,幾時走到金河黃金三角一帶,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外來者。

「為什麼你來馬來西亞?」…

那是一間狹窄的法庭,是大鐘樓前推事庭中,空間最小、讓人有最強烈的窒息感的一間法庭,人人往裡面擠了後,就是只能急促地呼吸,無法轉身。

那就是刑事推事庭一,面向敦霹靂路,坐落在一列推事庭中最旁側的一間法庭。當這幢古老的建築物還未改建成新聞、文化、藝術與文物部時,那是一座人流聚散之地──囚犯一車車地截進來,也有人恢復自由身輕鬆地走出去。

當然,這應該是一座彰顯正義的神聖之地。每個人來到法庭,都希望能得到公平的審判,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應平等。

我在刑事推事庭一呆過很多時候,主要在當年艾琳費南德斯被控抵觸印刷法令的案件就在該庭研審,在那兒我第一次聽見如此驚心動魄的案情審訊,包括首次聽見律師與證人在盤詰過程中,冒出「陰莖」、「手淫」等的英文字眼,初聽時回不過神來,這些字眼平時不是掛在口中啊!然而聽著曾經被扣留過而聲稱遭虐待的外勞,回馬再成為辯方證人供證時,他們述說著的內容會讓人覺得莫不搖頭嘆息是真的如此慘無人道嗎?

當然為了採訪,這些公開庭中所講述的供詞,也一一記錄在採訪簿中。化成了新聞,而昨日的新聞今日就成了歷史了。

只是法庭上有些事情,不是新聞,更不是值得記載的歷史,卻在我腦海中時時迴盪著。



那時我去到該法庭內,該是等待著艾琳的案件續審,未晉入該庭前先會研判其他較為小型罪行的案件,包括偷竊罪等。

開庭前該些被告會被帶進犯人欄,或是坐在犯人欄後等待入欄受判受審。而每天早上總有該些實習律師會進法庭內,做功課似地要找客戶(即被告)來實習,包括為這些被告求情、累積與法官或推事對答等的上庭經驗。這些求情工作應該義務性質的,只是志在學習。

那時我就坐在前端的記者席中等待開庭,一名年輕的印裔實習律師喚了過我去,他要求我充當他的翻譯員,為一行坐在犯人欄裡的華裔少女做翻譯,因為他打算為她們抗辯求情。

于是我就為其中一個少女做翻譯,我忘了那少女的模樣,只覺得她很年輕青嫩,沒甚姿色,長相一如鄰家女孩。不過她顯得有些瑟縮,說起話來是顫抖抖的,聲音很細。

我依著實習律師的探問,逐一逐一翻譯給她聽,包括「你幾歲?」、「來自哪裡?」

她是用華語說,「越南。」

「越南?你怎麼會講華語?」

「我在越南北部有上學,我們是去中國邊境上學。」

難怪我聽見她的口音有那種熟悉感覺。

「Ask her why she is here in Malaysia?」律師問。我照翻。「你為什麼會來馬來西亞?」

「做『雞』。」她答了,就兩個字。有一種干脆的本性,而且是沒有猶豫的,即使她的聲音仍是非常地輕。

她不是用「妓女」這兩個字,反之是本地人慣用的「雞」。這是認清了自己的本命嗎?

我之前沒有去猜想這少女犯的是什麼罪。聽她如此俐落地回答,我猜想她身在此處必是與傷風化罪等有關。

「to be a prostitute。」我轉頭對那律師說。律師再問,「問她為什麼她要做妓女?」

我問了,她答:「因為我家裡窮。」

「我的父親只是耕種、家裡有弟妹,我是最大的女兒…」她繼續說著她的故事,而這些重點就成為待會兒那實習律師為她求情要點。

那實習律師一邊在記錄著,他的動作像一個抄寫機器,不帶情感的,的確,如果每天要為相同的罪行的被告求情,重覆著同樣的說詞時,複制著「為什麼」的問題時,你的情緒也會消殆。

後來我得知那幾位少女也是因同樣罪行被扣而面控,該是被控賣淫罪等;我忘了,那時我只來得及為這名少女做翻譯,法庭就開始了。



然而我還記得看著她們一臉無辜、青春洋溢的模樣,無法想像到她們沉淪在燈紅酒緣、聲色犬馬的經歷。

而她們卻坐在狹小的犯人欄中等待認罪、求情,然後怎樣?若直接認罪就快捷許多,因為會去服刑,之後被遣送回國,然後呢?會否再回來馬來西亞──

做雞?

當然這是利益集團在背後操縱,然而在掃蕩時不幸中招地,就是這些如同貨品般變賣剝削的少女束手就擒。

法庭裡真的會有平等嗎?誰最應該接受審判?

後來我都有陸續碰上這些少女坐在犯人欄中等待認罪被判。每天我們到各推事庭時會去詢問庭警有些什麼案件,大家看到這些女生時只是淡然地說,就是犯了賣淫罪。

做記者的不會採訪這些案件──太多、太瑣碎了,而淫業是自古以來最悠久的罪行,你如何監管?然而來馬來西亞只是賣身,這裡頭包含太多太多幽微迂迴的利益輸送與人性陰暗面。

只是迄今我仍然很清楚地記得那個已經沒有名字的少女對著我如此坦然,沒有絲毫畏怯,甚至不覺得這是什麼恥辱,但是含著一種逆來順受的委屈。她們有選擇嗎?

還是因為我戴著有色眼鏡?

我不知道這種惻隱之心是否人人都有?當一個嫖客在暗房裡看到這樣的少女時,在解下褲頭前應該不會問她「你來這裡做什麼?」吧!

但是那兩個字「做雞」一直刻劃在我腦海裡。 而刑事推事庭一給我的窒息感仍歷歷在目。當然,現在那推事庭不復存在,只是,不同的戲碼仍然在輪迴著。


(突然想起這段經歷是因為昨天開會時,同事報上一則掃蕩賣淫中心的新聞時,提及那些賣淫女性時說「全是老老的。」我莫名地笑了起來──賣淫與嗜色不分老嫩。只是為什麼「老老的」也要賣淫?然後我又想起身邊一些朋友偶當嫖客時對我說著的離奇故事。有些說得活色生香,但我只是一個聽眾,不敢批判。這真是複雜的人生。)

胖的懺悔錄

「Toh....Pooi....Kia!」

這是我第一句認識的福建話,這也讓我決定不學福建話。全因這句話是我在巴生唸小學時給那些頑皮的同學,如李禮強等人起的花名。「死肥仔」這三個字我可以用字正腔圓的福建音來唸出來,咒罵語言特別容易讓人難忘。但僅止限于這三個字,其他福建話我完全不會聽。

「死肥仔」這三個字陰魂不散地縈繞著我,就是因為這樣醜惡的花名,讓我覺得福建話可憎,因為這是辱罵我的語言,當然我這樣的說法不客觀,但那時只有小學生的我,被冠上這樣的花名,也可是一種不客觀的標籤與批判。

我小學至中學時很胖,胖到什麼程度?中二那年我去kasturi補習,上著科學課時我記得那位補習老師在教導著我們jisim與berat的分別,他隨手就點起當時坐在前端專心上課的我要示範如何辯別,他就問我「你有多少公斤?」

我當時很窘地答稱,「60公斤吧!」

但那時我不確定我確切的體重,為什麼要詢問我這樣難堪的問題呢?但更難堪的是那位老師當眾說,「你撒謊啦!我看你至少有超過65公斤!」

我恨不得有一個地洞讓我鑽下去,因為事實上我還是撒了謊。那時我仗著我是坐在前頭而不敢回望後面我全都不認識的學生,沒有人認識我,所以我可以駝鳥一樣地躲在自己的世界裡。

但是我一點也無法理直氣壯──是啊,我的體重超過65公斤,那又怎樣?

然而現在我的體重,與17年前一樣。所以你可想像一個14歲的少年是多麼地肥胖,因為他有著的是成人的體重。

以前我會覺得肥胖是一種罪,甚至是罪惡到一種不赦的程度。我接受我自己的外型與體重,可是我迎合不了週遭人士對「標準」的定義。我相信這種罪惡感每年都在侵蝕著我的自尊心,以及自我認同的接受度。

或許你不曾肥胖過,你不會體悟到那種被流放于主流的失落與落寞感。看到別人的目光,與看見鏡子裡的自己時,那是一種分裂的過程。我覺得ok啊,我對著鏡子說;可是外面的世界將我打成是異類,因為我趔趄的腳步?因為我動作沉滯阻礙了地球旋轉?

我那時不明白為何體質的基因組合會讓我的身體膨脹,然而我在成長中的心靈卻逐漸地萎縮。

中學時是塑造一個人人格與智育發展的重要階段。但是我的世界在那時候是被體型與體重而摧毀。每個星期兩堂的體育節時讓我愛恨交錯,你永遠都不知道一個胖子要上體育課前,他默默的祈雨沒有靈驗時那種失望。因為如果下雨了,那麼大家就可以躲在課室裡,我就可以免去上草場體育出醜的尷尬。

上體育課的確是苦差。我足以使用「憎惡」這字眼來形容我對體育課的那種感受,其實一切源自于那種失敗的自我期許,那種困頓感讓你覺得全世界都遺棄了你。在年初與年中時總會有幾項連環式的體能測驗,包括在特定時間內要完成多少下的掌上壓、仰臥起坐,最要命的是要在10分鐘(或20分鐘?我也忘了)完成1公里的賽跑。

那時候,賽跑項目就是繞著我們中學時的足球場跑十圈,大概就等于1公里路程。每一年,每一回,我都無法在限時內完成十圈的賽跑,我會看著我身邊的同學逐一逐一地離開足球場,因為他們已完成了歷程,而我在氣喘如牛地在舉著沉重的步伐,每一次的抬腿都在對抗著地心吸力的萬能拉力,我的腳步是拖著鉛塊的。

最讓我難受的是,那時候往往在第三圈時,我的心就會蹦跳得像一顆欲沖出口腔的彈球,而我的呼吸急促得像被掐著了咽喉一樣,我快窒息了。而且,胸腔與腹部會產生一種錐痛,一抽一搐地削著削著。

我永遠記得那種似快要遇溺的感覺,你是那麼地無助,喪失了體能,也喪失了一切的尊嚴。

到後來中四或中五時,我在賽跑中途時就宣告放棄了,不再讓自己堅持跑下去。那是我必須逼自己接受的一個事實──我是胖子,所以我跑不完。連體育老師沒有再強逼我們這些高中生去完成一公里的跑程了。

這當然也包括仰臥起坐,弓著身,再仰臥下去,我的肚腩的重量讓我完全無法運力起身。每一次的仰臥,都是一沉不起的沉淪。

那時我對肥胖的概念,還不至于扯上健康的風險。那時的肥胖,一切是與形象有關。而體育課是一種行刑,那是讓我的四肢百骸打散的一種刑罰。

胖子就是需要接受這種行刑吧?

其他體育課的活動包括打籃球、踢足球。那也是我覺得最恐怖的一種體力活動。打籃球至少你還可以使用雙手去捉,可是踢足球卻需要用雙足去掌控運球。那時候我一上足球場就會打冷顫,因嘗試過被足球遠遠地踢過來擊中頭部,肥人不靈活,那時我就像一墩柱子一樣,飽受飛球的巨磅撞擊,當然那時不覺得痛,只是佯裝無事一樣躲過別人的嘲笑。

但是我還記得要踢足球時,體育老師將我們這些胖子分到各別組別來對壘時,那些同學就會用一種無可奈可的眼神對望彼此,因為他們得到的是一個毫無價值而累事的垃圾。

我不知道為何體育課會變成如此折磨人的一堂課,那本來是一種活筋鬆骨,讓身體鬆綁的課外活動,然而為了符合標準,為了紙面上的體能測試,我們這些不靈活的胖子,在競技場上成為獻醜的馬戲團。

而體育的概念與原意就是要這樣羞辱他人嗎?我不知道。我也想好好地在球場上揮汗如雨一番,自由自在地,然而校方規定男生是打籃球或踢足球,排球是偶爾,打羽球更休想了──因為這些斯文的活動,都留給了女生。

到了後來,很多年以後,我才了解到體育真正的定義是什麼,而我找到了讓我奔放的體育形式。

我的肥胖,一直跟隨著我到大學時期。那時候我開始騎腳車,只為了川梭在宿舍與校園之間,每天如此,那時我的贅肉才漸漸地消失。當然那時也全因青春期過後的嬰兒肥漸萎縮,所以不再是鼓漲漲、胖嘟嘟的那個胖子了。

在大學時我極少碰到中學同學,許多人都沒有見到我如此巨大的轉變。那時我開始覺得青春期終于給了我一種珍貴的犒賞。那年我記得在茨廠街的書店遇到一名中學同學,他看著我說「啊富雄,你變得很瘦了。」

那時我心裡竊喜一番,那是一種成就嘛,畢竟。可是他補充一句,「但你還是不夠fit。你沒有肌肉。」

肥胖時別人要求你清瘦,但減磅後別人又要求你要健壯起來。到底我們要符合多少重,多少層的社會要求呢?我們又得飽受多少次的歧視呢?

當然我現在已瘦了下來,不至于到達那種健美體型,但心底裡仍迴盪著那時在校園裡那種被咒罵的呼叫聲──toh pooi kia!死肥仔…那是一個到我成年後仍無法開脫的緊箍咒。

我現在有定時去健身中心了,在那兒一個人揮汗如雨,是一個人默默地耕耘,沒有人像當年的體育老師吹著哨子吆喝著你「快點跑!」,沒有人會在旁邊按著計時器來數你仰臥起坐了多少下。我找到了自己要上的體育課。我覺得這種運動形式是非常自我的,不是那種集體規範、群體要求的強逼行為。但事實上我們是群體活動, 因為週遭人士都會像你一樣拚博地在跑步機上跑著步。

我有我自己一套的運動安排與配套,那全是一種紀律與自我期許的驅策力,我在舉重時追求的是一種自我超越。最重要的是,我不想讓兒時那種肥胖陰影伴隨著我,當然還有那種健康風險。

然而當你告訴別人你有上健身中心時,人人卻會用奇異又含著責備的目光盯著你身體,怎麼你還未變成大隻佬?

我再一次地讓自己失望──到現在許多人對健身與健美的概念仍然分不清。我只要求健身,而不是參賽的健美啊!要對那麼多張的嘴巴,我不知道要如何解釋了。因為我覺得已倦怠于向眾人交代、或討好于他們的標準尺了。

事過境遷後,我再次回望我身邊的人士,我又感覺到自己的異樣了── 因為每個人都當運動並非是一種理所當然的事,而上健身中心卻是稀奇罕見的一件事時,我再次感覺到被離棄。或許當我看見同齡人士都挺著一個肚腩時,我不知道他們望向我的目光是否是隱含著這樣的提問:「為何你不像我們一樣有肚腩?」

我希望他們會遇見當年的我,然後自己明白「嘿,原來我們都一樣肥胖的」,只是我是曾經,你們是現在。

憶當年的微風往事


每年在同樣的時刻,一些往事會像季候風一樣狂吹起來,撩亂了記憶。


那年我在讀著大二,每個月時總有一種嗒然的惆悵──怎麼就是沒有消息?心裡納罕著,就是獎學金或貸學金的消息。我已申請了2年,若再沒有消息,我又得想著辦法要向家裡唯一的收入支柱,我的姐姐討錢來上學。


在進入大學唸文憑班開始,我就開始積極申請各式各樣的獎貸學金。學長們說,你來自單親家庭,成績不會太差,應該可以拿到獎學金。那時我一些中學同學已拿到公共服務局的獎學金,唸完預科班後準備負笈海外。可是那時我可不知道什麼是JPA。


在閉塞的環境下,我們只是被告知:他們的父母親是公僕或軍警,成績又不俗,所以符合資格。


可是我的父親早亡,母親只是家庭主婦,所以先天上我沒有資格。而在後天上,我的成績不是特優的全科A,我要拿這些獎學金簡直在發夢。


我依著學長們給我的迷津,他們說,「你一定要考好大學成績,那麼就可以有機會博一博。」


所以我在大學時是埋頭苦讀,盼有出頭天,同時也逐一注意報章等刊發的獎貸學金消息。我在大學圖書館付款複印了一份份獎貸學金的申請書,表明自己來自貧寒家庭,附上平均積分3.5以上的大學成績單給各提供獎貸學金的鄉團、業緣性等的華團與私人機構,然後就是痴等。


我收到大多數的答覆是:「你非本會館/團體的會員子女」,或是就是沒有回應,甭連面試機會。當然,華團當然是先照顧各自會員的福利。而為什麼連一些享負盛名支持興學的私人機構也不理睬呢?


因為我被大學安排到選修的科系是許多人初聽時也覺得冷門的人類發展學士學位。私人機構只愛頒發獎貸學金給選修工商管理或數理科如工程系等吃香學生,社會科學科系,似乎一文不值。而我在大學時也嘗試申請公共服務局頒發的國內大學獎學金,依然吃閉門羹。


由于我是吉隆坡人,也無法像其他州屬的同學可申請各州的州教育基金。


到後來我大學三年級時,國家高等教育基金局恰好成立,供開放申請貸學金了。我的希望再度降臨,馬上提出申請。我還記得那時依時撲往學生事務處的佈告板看到我的貸學金申請被批時,我雀躍著,深深地呼了一口氣,終于可甩脫開學時期又得繳學費的時刻。即使是一筆貸款,但總算解了我燃眉之急。


但是這是一場空歡喜。幾天後我發覺我的名字在佈告榜上被除名。為什麼?校方說不知情,需交由基金局決定,理由不詳。當時的心情是跌至了谷底,我苦苦地撥著公共電話向基金局詢問,對方說上回的名單是錯誤發放,並要求我重新提出申請。


我當時快崩潰──我努力讀書、我來自貧寒家庭,我愿意日後償還,但我連獲貸款唸書的機會也沒有嗎?而為什麼成績比我差的友族同學,幾乎都拿到聯邦政府或州政府的保送贊助?


我那時覺得,是因為我的膚色、出生地與被安排選修的科系,在懲罰著我的求學待遇。


到後來費了一頓周章,繼重新提出申請後,我才獲得這筆國家為我們學子專設,但利息是4%的貸學金。當時我已感到心滿意足,至少沒有獎學金,這是退而求次最好的方案,只是迄今我還在準時地償還著。


今年是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九年,但每年都讀到SPM特優生申獲不到獎學金到海外唸書時,感慨非常深。我知道,恩賜永遠是珍貴而稀罕的,僧多粥少永遠都是製造遺憾。但拿不多海外深造的獎學金,就是被國家辜負、被逼入絕路嗎?


所以他們需要投訴與上報來申冤?


為什麼只有考獲全科A1的學生才最符合資格獲得海外深造,而被安排在本地大學獲獎學金唸書就是不公平、低人一等的待遇嗎?


我不知道這些學生是否真正體驗過「失去」與「挫敗」的滋味。而社會人士在關注著這些少數精英的得失時,是否有注意過還有大部份的學生,如當年的我一樣無法獲得更為合理的關注?


這就是拔尖?但真正的績效制、公平與平等,難道建立在小批人的基礎上?如果將這些拔尖的資源更合理化地用在本地大學、轉化成為更多的教學資源等那不是更好?


我依然惆悵和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