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無意中翻讀到詩人兼文學家余光中這篇文章時，頓有醍醐灌頂之感，寫在36年的感歎時事，但迄今仍是不朽，堪稱經典傑作。但不朽的可悲就是現在這種中文式微的情況更形惡化。
讀余光中的散文與當時時評，即可領略到中文的超級魅力，不少古雅但幾近遺忘的字眼，在他手中像魔術師般變幻無窮，字字珠璣，近乎可屆詠嘆。我們何需屈從或趨附在英文那種冗長贅言的句式裡？
但可悲的是，到底我們做為文化體系之中的一員，是否察覺到這些現象，更遑論去防守吧。
你勞心勞力地去審閱那些四不像，妖里妖氣的譯稿，辭藻句法走位，不專精，也太淺顯，甚至語意牽強生硬，不知所云的門面語。你告訴相關人士如何翻譯如何抓意思，走運的是你會獲一個白眼就是一個藐視的嘴角，難過的是天天都需生吞這種快熟麵般的行貨。又或是堂而皇之使用谷歌翻譯來硬硼硼的字詞交出來，大言不慚。再追問下去，得到的辯解是「因為我不是你。」、「我不熟悉經濟／稅務／醫藥／法律（云云）…課題，所以我不明白」
受過高等教育，可通三種語言，每天讀聽寫文字，為何下筆不苦心鑽研，長期經營？自卑又自虐自家的語文，還虐待閱聽者的腦袋。
不過，面對半生不熟的文字與譯文，只是惹人生氣的青春痘。去搓揉它，只會惹得滿手糊汁；讓時間去蹉跎它吧，遲早成為烏黑的死細胞；爆發吧，到最後只是滿目瘡痍。半生不熟的後果最好是自生自滅吧。就看個人怎樣去處理自己。
新聞只是一天的壽命，沒用時就成了文字垃圾。但我始終覺得，新聞時態怎樣嬗變，掌握表達的工具最重要，即使是平平無奇的一篇外語新聞，撥開表面去探攫內在意義，反思之餘精工文字，還是可以一沙一世界俯瞰人間事。
哀中文之式微
余光中
「關於李商隱的錦瑟這一首詩，不同的學者們是具有著很不相同的理解方式。」「陸游的作品裡存在著極高度的愛國主義的精神。」類此的贅文冗句，在今日大學生的筆下，早已見慣。簡單明瞭的中文，似乎已經失傳。上文的兩句話，原可分別寫做：「李商隱錦瑟一詩，眾說紛壇。」「陸游的作品富於愛國精神。」中文式微的結果，是捨簡就繁，捨平易而就艱拗。例如上引兩句，便是一面濫用大而無當的名詞（理解方式、高度、愛國主義），一面亂使浮而不實的動詞（是具有著、存在著）。毛病當然不止這些，此地不擬贅述。
日常我所接觸的大學生，以中文、外文兩系最多。照說文學系的學生，語文表達的能力應無問題，而筆下的中文竟然如此，實在令人擔憂。我教翻譯多年，往往，面對英文中譯的練習，表面上是在批改翻譯，實際上主要是在批改作文。把「我的手已經喪失了它們的靈活性」改成「我的兩手都不靈了」，不是在改翻譯，而是在改中文，翻譯如此，他如報告、習作、論文等等，也好不了許多。香港的大學生如此，台灣的大學生也好得有限。
此地所謂的中文程度，卑之無甚高論，不是指國學的認識或是文學的鑒賞，而是泛指用現代的白話文來表情達意的能力。然則，中文何以日漸低落呢？
現代的教育制度當然是一大原因。古人讀書，經史子集，固亦浩如煙海，但究其範圍，要亦不出人文學科，無論如何，總和語文息息相關。現代的中學生，除了文史之外，英文、數學、理化、生物等等，樣樣要讀，「於學無所不窺」，儼然像個小小博士。要我現在回頭去考大學，我是無論如何也考不取的。中學課程之繁，壓力之大，逼得學生日與英文、數學周旋，不得不將國文貶於次要地位。所謂國文也者，人人都幻覺自己「本來就會」，有恃無恐，就算臨考要抱佛腳，也是「自給自足」，無須擔心。
文言和白話對立，更增加中文的困難。古之學者，讀的是文言，寫的也是文言，儘管口頭所說與筆下所書大不相同，形成了一種病態，可是讀書作文只要對付一種文體，畢竟單純。今之學者，國文課本，讀的大半是文言，日常寫的卻是白話，學用無法一致，結果是文言沒有讀通，白話也沒能寫好。兩短相加，往往形成一種文白夾雜的拗體。文白夾雜，也是一種不通，至少是不純。同時，國文課本所用的白話文作品，往往選自五四或30年代的名家，那種白話文體大半未脫早期的生澀和稚拙，尤其淺白直露者，只是一種濫用虛字的「兒化語」罷了。中學生讀的國文，一面是古色斑斕的文言，另一面卻是「我是多麼地愛好著那春季裡的花兒」一類的嫩俚腔，筆下如何純得起來？
不純的中文，在文白夾雜的大難之外，更面臨西化的浩劫。西化的原因有二，一為直接，一為間接，其間的界限已難於劃分。直接的原因，是讀英文。英文愈讀愈多，中文愈讀愈少，表現的方式甚至思考的方式，都不兔漸受英文意識的侵略。這一點，在高級知識分子之間，最為顯著。「給一個演講」，「謝謝你們的來」，是現成的例子，至於間接的影響，則早已瀰漫學府、文壇與大眾傳播的媒介，成為一種文化空氣了。生硬的翻譯，新文藝腔的創作，買辦的公文體，高等華人的談吐，西化的學術論著，這一切，全是間接西化的功臣。流風所及，純正簡潔的中文語法眼看就要慢慢失傳了。三五年之後，諸如「他是一位長期的素食主義的奉行者」的語法必成為定格，恐怕沒有人再說「他吃長素」了。而「當被詢及其是否競逐下屆總統，福特微笑和不作答」也必然取代「記者問福持是否競選下屆總統，他笑而不答」。
教育制度是有形的，大眾傳播對社會教育或「反教育」的作用，卻是無形的。中文程度低落，跟大眾傳播的方式有密切的關係。古人可以三年目不窺園，今人卻不能三天不讀報紙不看電視。先說報紙。報紙逐日出版，分秒必爭的新聞，尤其是必須從速處理的外電譯稿，在文字上自然無暇仔細推敲。社論和專欄，要配合時事近聞，往往也是急就之章。任公辦報，是為了書生論政，志士匡時，文字是不會差的。今人辦報，很少有那樣的抱負。進入工業社會之後，更見廣告掛帥，把新聞擠向一隅，至於文化，則已淪為遊藝雜耍。報上常見的「翻譯體」，往往是文言詞彙西化語法組成的一種混血文體，不但行之於譯文，而且傳染了社論及一般文章。「來自四十五個國家的一百多位代表們以及觀察員們，參加了此一為期一周的國際性會議，就有關於成人教育的若干重要問題，從事一連串的討論。」一般讀者天天看這樣的中文，習以為常，怎能不受感染呢？
自從電視流行以來，大眾和外面的接觸，不再限於報紙。讀者變成了觀眾或者「觀聽眾」，和文字的接觸，更疏遠了一層。以前是「讀新聞」，現在只要「聽」新聞甚至「看」新聞，就夠了。古人要面對文字，才能享受小說或傳奇之趣，今人只須面對電視，故事自然會展現眼底，文字不再為功。熒光幕上的文字本不高明，何況轉瞬已逝，也不暇細究了。「消息端從媒介來」，麥克魯恆說得一點也不錯。我曾和自己的女兒說笑：「男朋友不准打電話來，只准寫情書。至少，爸爸可以看看他的中文通不通。」
戲言自歸戲言。如果教育制度和大眾傳播的方式任其發展，中文的式微是永無止境，萬劫難復的。
一九七六年二月
發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