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來自馬來西亞？

前陣子到台灣一遊時，台灣人知道我們是來自異鄉，打量我們膚色與輪廓后，再聽口音，不禁問道：你來自什麼國家？香港？新加坡？日本？

我們答稱統統不是，答案揭盅時，他們聽著「馬來西亞」這四個字閃著茫然的眼神，即使我提起光良與梁靜茹來自大馬，也沒起什麼提示作用。

我相信還有更多在海外工作求學的大馬人曾經面臨過這樣的經歷，彷彿馬來西亞不曾在地球存在過，你如何推介大馬，甚至要具體標出大馬的地理位置時，都只能用新加坡來作參考與對照。

如果你說大馬是一個多元種族與文化的國家，但奇怪的是遊客來到我們的輕快鐵網絡時，會發覺除了「陳秀連」此站以外，根本沒有任何一個驛站是源自于華文或泰米爾文翻譯過去的，但是我們卻看到新加坡，甚至台灣的地鐵站名是來自土著方言或地道名稱而命名，充份反映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精神。

大馬第幾次舉行大馬旅遊年了，看起來也數不清，我記得從我預備班做剪貼簿功課時，就是以大馬觀光年為主題，可是現在旅遊年還有1個多月又來了。

我們是否有增添新的旅遊魅力或景點？我查詢大馬旅遊局的網站瀏覽明年的重點節目時發覺，原來當著旅遊部長的還是前任的廖麥哥，一切還是停留在歷史中嗎？

我們是否真正地打響名堂？這是一個大馬人真正詢問的問題。若是要打造旅遊天堂，國人卻蜂擁到區域國家的新加坡或香港購買服飾與時尚品；若是要購買手工藝品，泰國更是趕超大馬之上。

而以文化遺跡美食來作旅遊產品，我們在旅遊手冊上找不到一檔介紹美味肉骨茶或是海南雞飯的地址。

2007年時我們要告訴全世界，我們來自獨立半世紀的馬來西亞。當我們大喊「馬來西亞，真正的亞洲」為口號作國際旅遊行銷品牌，我們真正的優勢在哪裡？

花錢搞旅遊年的確是一種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譬如要斥資3000萬令吉在蒂蒂旺沙公園建巨型摩天輪就是荒謬之舉；推銷我國的多元文化也不是在嘉年華會來跳扇子舞而已，而當局是否有真正地開拓生態旅遊的潛質？

摒棄困獸斗的競技台

經過連串紛擾后，國陣各成員黨週三達成共識，下令各政黨代表大會遏制代表發表傷害族群關係的言論，以避免損害種族感情，貽損國家團結。

而正副首相也強調，數名走偏鋒的巫統代表立場，不受巫統領導層所認同。

這些中肯的言論，都讓大馬社會自上週巫統代表大會落幕后，放下心頭大石，也是一種照顧大前提的柔性手腕。但在老百姓在驚魂未定之下，這種政治共識是否是一枚定心丸、驚風散，還是有待觀察，特別是在大馬多元文化的種族政治背景之下。

大馬各政黨皆以民族主義起家，每年代表大會時，我們都可以聽聞一小撮的政黨代表上台辯論時不是閎議國家大事，卻偏挑種族神經線來大作文章、渲洩情緒。

然而今年巫統代表大會因電視直播而讓所有偏激言論無所遁形，形成一股壓在心頭的震盪效應。

然而深思一層，各政黨的代表大會是否只能淪為祭起種族牌來討好以膚色區分的民族？政治領袖是否只要獲得現場歡呼，就能上台非理性、欠邏輯、缺思辨地口沫橫飛，甚至亂找箭靶無的放矢？

因此，經過本屆巫統代表大會后能達到設限的共識時，這種理解顯得格外重要。但最基本的是，各政黨代表大會應有演講規範，不論是成文或不明文，總得讓上台代表有內涵地崇論閎議，而非動輒就以種族牌來贏掌聲。

關鍵是，各政黨代表大會不是政客譁眾取寵的舞台。

儘管目前只有民政黨有意起擬代表大會辯論指南，其他政黨看似興趣缺缺。然而，如果各國陣成員黨認同辯論時需設防線，就應具體地貫徹，至少明確點出防線何在，讓領袖知道他們不是民族戰士而是代議士，更不是讓他們作困獸鬥、你死我亡的競技台。

因為一場點燃種族意識火焰的代表大會，而考慮是否要中止來年的電視直播，顯然是因噎廢食。相對的，如果代表大會的成員辯論水平是高素質，這些代表大會更應透過電視直播，提升民眾的思辨水平與政治醒覺，也促進更開明流通的資訊世界。

話說回頭，如果在上週肆無忌憚發表種族煽動性言論的巫統代表是不被接納的，黨有必要採取適當的紀律行動，至少告誡一番。

此舉並非要安撫該些受到傷害的各種族老百姓，而是不要這些年年上場辯論的代表不會重施故技來玩種族牌。

國陣成員黨領袖既已達到共識，就應往下貫徹，確保來年的各政黨大會，不再出現攻擊性的偏激言論。

真正的新經濟政策

婦女組代表大會一名來自聯邦直轄區的代表上台辯論時讓我啼笑皆非。她說中小型工業發展機構應將更多補貼金發放給馬來女企業家，伸大手板「討錢」后，她竟然說「好讓我們婦女組代表有熄R手鐲，而不是戴珠子來打扮。」

還有一名巫青團代表痛罵政府關連公司不理會巫統落實國家宏愿政策，更說應該讓巫統專業人士來掌舵這些公司。在每年巫統代表大會時，我們總會聽見諸如此類匪夷所思的要求，比如要求政府「賞賜」，引起掌聲和喝采后，就以班頓或唱歌來收場。

巴生前市議員查卡利亞在平民區建40間房間的「皇宮」問題還餘波未了，巫統代表已在大會群起提出訴求，內容千篇一律，格局狹隘，言論偏激，環繞在族群的團結、馬來人的整體自身利益，更不允許他人置喙馬來人議程等，甚至祭出馬來劍來準備浴血戰斗等煽動性言論。

華商在工商界的成就是否已言過其實，還有待研究，可是華人往往被勾勒成聲討的「沙包」，並不意味土著的經濟地位微不足道。我們還看到新興的馬來資產階級崛起，而最近反覆不定的馬來人經濟股權課題，已不是馬來人股權多寡的問題，而是威權壟斷下財富個人集中化的扭曲生態。

我們不要忘記在15年前，馬哈迪提出新馬來人的概念時，就言明新馬來人是有能力在沒有援助下競爭的民族。然而從巫統代表大會大言不慚的種種辯論來看，反映出拐杖文化依然深耕，津貼思維已成為理所當然。

首相阿都拉在2004年呼籲馬來人要做會織網的「漁夫」，去年則強調政府不會做派禮物的「聖誕老人」，而今年沒有任何擬人化的比喻了，只說不要「快熟麵」理財的方式，也吁請國人經歷一輪經濟轉型期，但泛種族政治下的新經濟政策是否會轉型？馬來人又是否會改變思維？

撲滅貧窮，人人共富是一種理念，但這種社會工程不應只淪為種族主義下的便利店，成為達官權貴口惠而不至的口號。

每年巫統大會有愿景，可是還有人躲在自我威脅的想像世界裡。真正的愿景是全民重新分配經濟資源，認真落實重組社會目標。

別忘記馬來人議程固然重要，但馬來西亞人民議程更是重要，那才是真正的新經濟政策。

遲到的綠燈，總好過亮紅燈

普騰是否真的會與福士偉根重拾舊歡，是車市的焦點以外，也牽動國家經濟命脈。隨著首相阿都拉親自操盤並發放風聲表示有待考慮，無疑是一項正面的趨勢發展。

普騰目前面對內憂外患的情況，最大的問題是汽車賣不出，滯銷問題懸而未決，收入來源大重創，直接打擊這座最龐大的政府關連公司的收支。然而其負面效應卻滲透到各行各業，即二手車業、金融業、保險業，最終出血時還是回到消費者的荷包，因為政府為了支援普騰，將是從納稅人的血汗獻貢的國庫來補貼。

國家汽車政策雖然已出爐，但是這項架構性的方案只有大格局，卻沒有針對性的方案，為普騰立竿見影來「止血」，而普騰的市場形象與口碑問題，卻成為消費者心中的另一種痛。

普騰若是與福士偉根成功締約，至少為普騰的核心產品，即轎車注入最大的元氣，若是能加速普騰推出新車款來應市，這才是真正的機遇，因為在大馬汽車對外開放之即，滄海可以一夜變桑田，如何提攜普騰從價格、技術、品質方面提升競爭力，這才是關鍵點。

普騰幾度凳L與外國夥伴合作的大好契機，今年初福士偉根合作觸礁是刮了一個最大的耳光，就是因民族產物光圈作梗，而硬硬要保留國家汽車工業的主權，然而普騰作為商業主體，即應以市場利益為最后依歸，而非因情意結就可犧牲股東利益。

第二國產車以一輛Myvi跑贏大市和扳倒普騰，但沒有多少人會真正歸功于那是國產車的成就，只因第二國產車是日本大發的混合體。但普騰也何嘗不是從貼牌車中冒出頭來？然而之后就簡化成是國企之光，民族之功，卻成為最大的盲點。

政府鬆綁普騰的主控權，是一個現實的考量，更有望打開普騰目前自作縛的死結。但是，如今才來向第二國產車的模式看齊是否太遲了？不過，遲到好過沒到，普騰應在綠燈下直沖奔馳了。

尋找公共知識份子

頂尖政治分析家因聳人駭聞的炸屍案而遭扣押，在報端或各大媒體熟悉名字，從景仰的角度成為渲染式的新聞主角，莫不叫人深感欷噓。嫌犯平日是以學者與評論家身份亮相，曝光率之高，其實反襯大馬擁有太多低調的知識份子。

每逢大事件發生時，媒體總需要大量的學者或專家來作分析緣由或評論趨勢，這些課題應有盡有，從特殊的社會現象，到政治斗爭風潮，甚至一些冷僻的專門知識如地質學等，媒體莫不各謀其招來找專家解讀，但除了幾個固定的受訪對象以外，我們總會面對不少阻礙。

可以說，大馬的知識份子不會少，但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卻不會多，所以媒體寵兒的專家只是寥寥無幾，除了罕見的名嘴與才子以外。有時為了省功夫，我們不得不去找政黨人物，或擁有政治背景的人士來評論。

不少真正的社會精英，往往收編在體制以內，成為公僕、大學教授或擁有公家身份，以致有針砭時弊的衝動，有思想的激情，但身份所限也無法衝撞體制的藩籬，更何況能對媒體痛快表達不滿？而我們過去也看到多少個熱情澎湃的知識份子加入體制后（政黨或政府），最后也被招安了。

但另有甚者，特別是學者，為了碰觸政治敏感地雷區，或是以保持學術超然與獨立性之由，在關鍵時刻不愿議政論政；有者則是走不出象牙塔而與社會時事脫節，而至距離社會越來越遠。

然而即使是憂國憂民，不少體制以外的異議人士散佈民間，由于鮮明徹底的批判方式，卻被冠上壓力集團的標籤，有者甚至成為異端激進份子，由于走偏鋒而未能以真正客觀與超然來評述，即使訪問后傳媒搖著筆桿也頭痛。

我們沒有批判性的公共知識份子，特別在華社裡，都欠缺以學理邏輯與理論基礎論事的知識份子，他們有時僅僅依靠一些舶來的理論，按圖索驥地對複雜的現實診斷。

然而，最教人氣急敗壞的不是那些要求先過濾問題的受訪對象，而是那些連中文名字也不懂的華裔專家，更會反過來質疑中文報記者：「你會不會說英文？你聽不聽得懂我的話？」

治理與肅貪

巴生港口市議員查卡利亞建豪宅風波鬧出后，他除了以一幅黑眼鏡與一場淚雨來示眾交待，因心虛而不敢在記者會上接受提問，12頁喋喋不休的薄弱聲明完全沒有說服力，提出建豪宅的理由甚至是硬拗和無賴。

然而雪州大臣拿督斯里基爾身為一州首長的責任與執行力何在？他在今日受訪時，仍然對查卡利亞風波引發的種種問題作出矛盾的解釋。

如果他指稱查卡利亞與其他新屆市議員已接受委任狀，因此無法撤除查卡利亞職位，除非查氏自己辭職；但一朝未宣誓，查卡利亞根本不是市議員，哪來自動辭職的說法？同時，為何基爾也不干脆宣佈新屆市議員陣容？

為什麼查卡利亞可以當上市議員12年，基爾說反貪局與警方記錄中查卡利亞是清白的，他沒有理由拒絕。

至于查氏的巫統巴生區部主席如何處置，身為雪州巫統舵主的他又聲稱交由巫統中央處理。

為何巴生市議會沒有採取行動，基爾也聲稱自己已交待市議會主席，可是不知發生什麼事情。最關鍵的那間違建豪宅，基爾只是要查卡利亞來罰款了事交待。

一州行政首長如斯的答覆無疑教人瞠目結舌。最明顯的是，基爾處處閃躲、迴避矛盾、自我約束以致護短、放縱包庇的態度，赤裸裸地寫出查卡利亞豪宅風波症結，更已暴露出地方政府的治理危機，特別是面對行政體制下衍生出的查卡利亞貪污現象。

查卡利亞動用來歷不明的金錢建豪宅，更以市議員身份來換取種種承包計劃，種種被揭發的行為都違法、不正當、不道德、不正直、及違背原則，這種濫用公共職位以謀取私人利益，就是一種貪腐行為。

可是，在地方政府封閉、專制的黑箱作業下，滋生這種貪腐亂象已久，還有即使有人去報案與向反貪局投報，最終也是石沉大海。州政府竟然懦弱至對一個區區市議員縱容，反襯出一個官僚政府的失靈，治理失序，監督廢馳。

查卡利亞皇宮的出現，在呼應著土著經濟地位邊緣化的叫嚷時，是一項不言而喻的諷刺答案。

違法豪宅一日沒有合理交待而任由放任，象征著金權政治的腐敗溫床仍是根深柢固，至于查卡利亞的市議員職位一事，其實也反映政府的治理整頓意愿，還有肅貪反貪的政治意志力。

然而沒有雷厲風行的解決方案，恐怕人民的失望與怨懟會日益加深。

匪夷所思的豪宅事件

在連串倒扁風波中，連台灣第一駙馬趙建銘口袋裡的名貴筆價值多少都難逃傳媒的法眼，可是巴生港口議員查卡利亞違例興建豪宅，大刺刺地豎立在貧民區，真正價值多少無人知曉，這議員從何處獲取金錢來大動土木，還是一個問號，事態演變至今，只能用「匪夷所思」來形容。

然而，目前查卡利亞逃避責任，對外聲稱身體抱恙，卻在馬六甲享受日光浴；連蘇丹也拒見，目前完全沒有交待，而目前只需繳交小數額的技術違規的罰款，罰款微不足道之餘，更讓人有轉移視線之感，難道公僕浪擲金錢，不會有貪腐濫權之嫌嗎？

巴生市議會接二連三被揭發議員坐擁豪宅，即使是有人認為敷衍塞責，有人還嗤之以鼻認為沒有什麼大不了，目無法紀與不知羞恥的態度可真叫人跌破眼鏡，而雪州大臣基爾多益諸多包庇，豈止官官相護，已是護短。

到底區區一名市議會議員擁有多少的財產？他們從何汲取累積家產，他們的合法收入是否足以供他們揮霍過著奢華生活？他們的司機、家庭女佣，甚至服裝費與海外旅行開支等的私人開銷是否也進入公帳？

我們無從查悉他們是否從公家財庫乾撈，而最諷刺的是，我們連一名市議員的薪金、固定薪金及非現金津貼也無從知曉，而支付這些公帳的就是來自納稅人的血汗錢。

我們至今沒有一套健全的申報財產機制，即使要法辦治罪，也沒有嚴格執行刑事條文。在另一邊廂，每年申報稅產時，每年仍有大批漏網之魚謊報、瞞報；同時每年總稽查署揭露出來的超支索取等弊病都不了了之。

各地方政府醜聞不斷，從被揭發出國去看肚皮舞考察，獨家授受工程給自家人，到豪宅事件和家族成員私相授受職位而壟斷市議會，已完全暴露出地方政府貪腐賄賂滲透成慣例，審查機制缺位，甚至在政治力量操弄後，當事人仍然可以逍遙法外。

無論如何，不能說有權有勢就能狡辯，查卡利亞及其他2位建豪宅的議員應明確地公佈他們的財產來源與數額，而不是以違規興建罰款了事，來為全件風波事情落幕。

最重要的是，人民更不能讓公眾利益任由人魚肉盡其剝削，倒置成這些財權勢大的政客與公務員的僕人。

普騰的黑色幽默

最近普騰推出一個相當「別緻」的電視與平面廣告。畫面的開始是一大堆人爭先恐后而氣喘籲籲地擠巴士，當然有人落空，有人無奈。鏡頭一轉後這些落空者操著駕駛盤駕車上路，最後打出標題聲言只需288令吉，就可以駕走一輛普騰。

當然，這288令吉旁邊有一個小星星，意味著是附帶條件。但這則廣告的畫面相當寫實，首先就是公共交通服務的無能失敗，以致不得不買車方便自己；第二就是大馬人公德形象蕩然無存，爭巴士的醜態在吉隆坡司空見慣。

但是回到廣告的潛台詞訊息：為什麼你要買普騰汽車？廣告答案是因為普騰經濟、實惠。

可是我會反問：為什麼因為便宜就要買普騰？普騰的品牌定位在哪裡？

我很奇怪，為什麼一家大企業在行銷自己的產品時，需要以他人之短來反襯自己的優勢？

廣告中就是藉著批判公共交通工具系統的敗壞，來販賣普騰僅存的優點。簡言之，就是告訴全世界，因為搭公車不方便，你就必須買普騰汽車。

這就是普騰目前說服顧客買車的唯一理由嗎？為什麼普騰沒有放大自己汽車的優點，以軟性訴求來打動人心的響往，以品牌優勢來襯托自己形象，反而去凸顯整個客觀環境的缺點來刺激購車者的消費慾望？

這則廣告帶出國民的兩大困局，更是烘托出大馬人集體的憂患與憤慨。

第一是大城市的市民無法享有可靠與便利的公共交通系統，輕快鐵可以常常失靈停駛不載客；我們還無法享受優質輕鬆的生活，因為市民買車被逼要供期長達9年，還要常常塞車才能穿梭一座城市。

第二個困局就是普騰的質量與市場問題。普騰新車價格是否真的廉宜是見仁見智，但肯定未達價廉物美。普騰在80年代初面市時的確比當時的熱門車便宜10%，但火紅旺市時卻由政府背後強力挹注、或減免稅務催谷成為甘榜冠軍。

我們看到普騰牽動零件、金融保險業的成長，這些經濟效益卻沒有反映在消費者的買車投資效益上。我們還失去消費者選擇優質汽車的權益，更甚是扭曲了真實市場競爭生態，鑄成今日普騰在競爭下的滯銷窘局。

一個主題蒼白、行銷詞窮、搔不到癢處的廣告，卻鉤起整個社會大眾心底的沉重心事，當然，還有自我解嘲的黑色幽默。

聽不見的嘆氣

負責報館4樓的一名清潔女工是位中年失婚媽媽，有一次她向我提及她最大的困境是：一家三口在首都租房太貴，工作養家又無法照顧兩名行動不便的子女，偏低薪水又要付房租和褓姆費，財務上捉襟見肘。她一直希望能入住擁有政府組屋來紓困。

她說她曾經到過吉隆坡市政局去查詢如何申請人民組屋，但因不符資格及不懂程序而毫無下文。我建議她到當地國會選區代議士的辦公室去求援，並提起那國會議員名字與地址。

但她只是幽幽地嘆了一口氣。

這位女工是一名馬來婦女，我們平常都是微笑點頭示意，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我知道在這座城市中貧困群體，還有更多不知名的友族同胞，沒人聽見他們在貧困中的內心吶喊，或許不少在溫靴下過活的貧民，根本不懂得如何吶喊。

但另一邊廂，在去年成為暴風眼的AP爭議再起，因為哥打峇魯上議員莫哈末干尼的公司涉嫌複製AP進口豪華轎車牟私利，莫哈末將責任推諉給當家的孩子，還斥責孩子「饞嘴偷吃不懂得抹嘴」；然而還有多少人跑后門來圖私利？而過去有多少不知其數的金錢袋袋平安？

還有，巴生港口州議員查卡利亞浪擲至少五百萬令吉資本在貧民區興建豪宅皇宮，在低收入為主的甘榜地帶拔地而起，我難以想像當地的甘榜居民如何看待這樣的反差，大家是否會問：我國的高收入者的高收入合理嗎？他們是靠正當勞動致富嗎？而最基本問題是，在政府的扶持政策下，因貪風狂刮而連土著社會也無法雨露均霑。

AP制度明顯地就是權貴或一小撮中上層階級的「印鈔機」，也是貫徹新政濟政策時的人為偏差最佳明證。然而這只是冰山一角的扭曲現象而已。剛辭職的ASLI研究主任林德宜博士就說，世界上沒有一個被邊緣化的族群，會像大馬的土著一樣如此快速與成功地崛起，但還是有人更多貧困邊緣群體深陷泥沼。

所以，當有人說這一邊廂分配不均的研究報告是「垃圾」，又有人只會叫嚷馬來人被邊緣化，還有一大批人在夜半時馬路上飆車撞人發洩情緒，並排隊加入政黨領導國家。

但另有一班人希望在粉飾太平下，悄悄地坐享其累積財富，又或者搖旗吶喊來掩耳盜鈴、做賊喊賊，但是不分膚色的赤貧者聽不懂，他們只會悶啍和嘆氣。

我為什麼需要道歉？

聲稱華裔趁巫統混亂提出訴求、檳州只剩浮羅山背有馬來人、資訊工藝領域和大道公司邊緣化馬來人，巫青團副團長凱里無的放矢後，到現在還將「邊緣化」掛在唇邊。

現在一個轉身，凱里在周二的國陣青年團會議後，聲稱一切言論全被斷章取義誤解，即使在之前遭民政與馬青代表大會上聲討，但凱里仍然以媒體「誤解」、「曲解」等的空洞蒼白說詞來掩飾，至于他的言論是否有傷害其他族群的意味，他反而是隻字不提，更反問「為什麼我需要道歉？」

所以，一切烽火就平熄了，即使凱里被斥責使用不正確的數據資料來支持他的檳城馬來人邊緣化言論。

不過，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提起大馬與印尼的華人遭邊緣化言論後，再燃起「邊緣化」這個新興政治術語的烽火。現在李光耀說，如果他導致首相感到「不自在」，他愿意道歉，可是他並不是對大馬華人被邊緣化的言論內容致歉。

不論這是否為一項外交辭令，但李光耀沒有否認他的談話，更沒有低估專業的媒體報導，而隨便誣賴媒體曲解他的談話，至少我們看到一個銅牙鐵齒的政治領袖承認自己確實冒犯他人了。

一些巫統領袖以「受侮辱」來形容李光耀的談話，因為他們認為各族同享政權的大馬並沒有邊緣化華人。可是另一邊廂，凱里卻高喊馬來人遭邊緣化，又暗諷華人是投機主義者，但奇怪的是，凱里又與幾個華裔好友一起收購上市公司益資利的股權。

大馬核心領導層要求李光耀慎言、別再傷害大馬等等。但另一邊廂，凱里是否冒犯了華社後，我們卻聽不見他有什麼反思的談話，反而藉第三者的口如希山慕丁等來辯白：「凱里沒有踩著其他族群，而是以真誠的態度進行斗爭」，自圓其說之餘，又顯得莫名其妙。

有人說錯話，政治家就會群起要求道歉。但為什麼聲討他人道歉時會持雙重標準？

如果李光耀可以道歉，為什麼凱里不可以對他的煽動種族緊張關係的冒犯言論道歉？為什麼一個外人只是三言兩語就要大肆鞭撻，但一個巫青團領袖到處一再而三的挑起種族議題後仍可以暢所欲言？誰應該對自己的言行負責任，看來這另有一套標準。

封閉的眼睛

他走了進來，與大學教授耳語幾句後，對著班上的同學說：我是某某某。我是來代表競選的。

然後就開始他的競選宣言與理念。

在大學校園選舉時，我們最期待的就是這些候選人走進課堂裡，因為這樣就可以佔去上課時間，還可以迅速了結一堂課。

在講台上這些競選學生形單影隻地喊話拉票，台下可是聒噪竊竊私語的大學生，可是沒有人去理解這些競選者是誰，因為事不關己。

我的印象中沒有碰過在台上振振有辭、縱橫捭闔的學生領袖。他們的演說似乎都是蒼白無力。台下也是一群漠不關心的學生。

後來，投票日期逼近了，同學們聚在一起時提起，才恍然記得原來當天就是投票日，我們還在猶豫是否要去投票。

後來，大家又跑去討論功課或月考考題。大家不了了之後一哄而散。當時，我們連什麼是親校方或是學生陣線等派系都毫無概念，更別談投票的義務等的民主概念，民意和批判、議事論述。

再後來，心情不好，而且懶得去排隊，我沒有去投票。一連4年的大學生涯，我也記不起到底我是否曾經投過票，我的校園選舉記憶飄渺得船過水無痕。

近幾年的校園選舉已越來越激烈，從原始的平面印刷品如傳單、手冊、報刊、海報，到數碼化地以部落格、視頻帖子網站與電子傳媒的推波助瀾之下，政治勢力滲透等的輿論，喚喚校園民主、學生政治的注意力，儘管這些校園選舉閃電般地來得快，但消散得也快。

本地大學在大專法令下，與政治與民主等概念成為絕緣體，除非大學生本身自我開發去探索，或是就讀相關科系的文科生，否則對一般時事性的通識都是一片空洞理解，特別是華裔學生，更何況是政治議題。

當局讓大學生卻步政治領域，高官們常聲稱要學生專注學業，然而連政治思辨能力也欠缺，又如何去鑽研學術的真理？

大學生不容許對社會睜開眼睛，卻在學術裡頭自尋盲點，學生們無法獨立思考，因為他們只能在一隻看不見的手下片面思考。

當然現在我已睜開了眼睛。當年的我，只是其中一種大學生類型，但是從過去到現在，是否大部份的大學生都是像我這種大學生？

此後是否只見寒蟬？

華小撥款遭侵吞事件挑起之後，到現在的爭議點是：一個副部長是否應該可以公開指出其他的不是？「應不應該」成為最模糊的關鍵詞。

連翁詩傑的上司高教部長拿督慕斯達法也聲稱，如果他受到另一個副部長公開批評，他也會感到受傷害。翁詩傑也因此被定罪為用劃清界線來批評，反而成為炮火紛飛下的罪魁禍首。

不過，本週三以副首相納吉主持的內閣會議結束後，納吉本身已避談撥款侵吞問題，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騎劫專款事情，反之繞了一圈，以內閣原則來評論翁詩傑的言行，登台高呼後更取得包括馬華在內的閣員的呼應，曖昧的表態，似乎在找著尷尬局面的下台階。

明顯地，現在事態已發展成為咬住技術性爭議，將重點放在一個身兼黨職、官職與民選代議士的政治人物應該怎樣發言，應該在什麼場合說話，如何變調身份等，一切重點成為課本上的理論──什麼才是正規禮節，什麼才是行為規範等，更要懂得如何拿捏分寸，不會闖紅燈，不能踩地雷。

但另一方面，大家在恍然一位有官職的從政者有何可為，有何不可為時，反映出民眾對一般政府體制的規範不甚了解。

如果一個從政者只是區區的人民代議士，而非一個副部長，那麼被指責的部長受傷害程度是否會低一些？但另一邊廂，如果一個有黨職卻沒有官職的政要，批評任何不當行為時是否不必有所顧忌？若是這樣，不當官而只當一個國會議員，是否更能暢所欲言充當人民的喉舌？

可是部長們的解釋是，任何部門之下的事情應內部解決。內部的意思，就帶有隱密色彩與壟斷威權的意涵，不會攤在陽光底下，而密室之下哪會有透明？到最終人民的投訴是否有解決方案出爐？一方諸侯是否有為民作主？

副部長被禁止批評內閣部長，是因職權不足，這只是規範問題，但我更擔心是慣例。翁詩傑以馬華副總會長身份發言反被斥責後，已成為一個反面示範。

此後任何體制下的失當、貪瀆事件爆發時，我們是否不能期待擁有黨職的高官來發言評述？而更甚的是，這項示範的背後，會否帶來寒蟬效應的政治慣例？

馬華閣員你怎麼說？

高教部長拿督慕斯達法發表文告，因翁詩傑揭露華小撥款遭人干撈的言論，而向教育部長拿督斯里希山慕丁和教育部全體同仁道歉，事態演變至此，教人感到詫異。

這項課題如果簡化成一個情景是：有人看見一間屋子失火了，大喊救火來時竟遭別人責罵與怨懟相待，原因是沒有向屋主投報，旁人圍觀時，怎樣失火和如何滅火卻沒有人去理會了。

這是一個相當諷刺的局面。翁詩傑因透過媒體揭弊，被訓為有失體面，也逾越了一個行政官員的應所為規範，而慕斯達法以上司身份來向教育部與巫統同僚的希山慕丁道歉，已全盤否定翁詩傑的做法，儼然就是賞了一記耳光。

希山慕丁在週二回應抨擊時指稱，99%受惠學校沒有發生撥款騎劫問題，但只有1%的華小撥款問題就被挑起來是問題，言下之意1%的貪腐是微不足道，更不應小題大作，這種訴諸情緒的謾罵不只凸顯專業應對能力的蒼白，更暴露出歪離正題與閃避諉過心態。

從干撈撥款的合法性輿論，成為揭弊管道正當性的爭議，已是離題扭曲的事態發展。而揭發貪腐與濫權行為，是一項公民責任，每個人都有責任舉發弊端，然而拉三扯四後，公開抨擊怎麼會變成不當行為？

如果一名副部長不能以行政官員去批評另一個部門，那麼是否可以民選代議士的身份作人民喉舌來揭弊？是否可以馬華黨要的政治身份來發言置喙？一切是否要遵從國陣執政黨的協商精神私下解決？

我們不禁質疑，翁詩傑是否能以一名馬華副總會長的身份發聲，來捍衛華小權益？

馬華4名黨要兼閣員在內閣會議中抱持什麼立場，迄今還因一片噤聲效應下不為人知。然而沉默之下，是否印證了外人所說的馬華裡頭人事鬧不和？

打不破的鐵飯碗

丹斯里三蘇丁約滿不再續約後，政府首席秘書職就落在丹斯里莫哈末西迪的身上。

西迪走馬上任，對于他個人而言，其實是仕途更上一層樓。西迪在接任前是國際貿工部的秘書長，也是該部的官僚體制中最高職權的行政官。

可是沒有多少人記得，西迪也是去年汽車入口准證（AP）風云下的關鍵人物，主責簽發准證，但就是簽批數目失衡、「密室」運作的人為偏差，加上政治因素滲透，而掀起滿城爭議。

當該部部長拉菲達面對炮轟時，就將簽批權力往秘書長身上推。群眾當時針對的卻只是拉菲達，部長除了要負上政治責任，其實身為文官，未能向部長提供好建議，也是難辭其咎。

如今事過境遷後，西迪反而官運亨通，而汽車入口准證課題在喧嘩聲中落幕，而整個簽發體制是否已修補和改善，反而成為次要問題。

問題是，我們看到政府高官的遷動，往往是從一個部門調派到另一個部門或機構。

例如國民服務局首任總監因身體健康抱恙，就被調到5年才來大忙一次的選委會當秘書；又或許是一些約滿的資深高官，續約後又再無限期延聘。

迄至去年杪為止，全馬各地共有388個部門相關機構以及186個法定機構，這些高官之勢樑換柱已成為家常事，反正出路就是多。如果這些高官是不求有功，只求無過之輩；甚至是得過且過地尸位素餐，這些政府機構以及高官首要是否真的貫徹關鍵表現指數（KPI）來問責？我們是否有加強問責，量化服務和評估服務成效？

相同的是，我們看到不少政府關聯公司的首腦也如斯做法，從甲機構調換至乙機構後，仍然是換湯不換藥地治理公司。

這也是一種近親繁殖的人事部署而已，新血荒缺，更無法注入施政與治理的新思維，反而延續敗壞的治理惡習。

公營機構變相成為「收容所」，聘任制度欠缺彈性，晉升制也只從內部揀選，整體公務員架構也不靈活洝放，沒有兼收並蓄，也沒有向外招攬人才，反而安排「通才」文官主導傳統政務，是否迎合現代社會要求專業化和多元化的需求？

大馬公僕被譽為是鐵飯碗，年年享有花紅。在打不破的鐵碗下，造成公僕欠缺競爭與鞭策力，也造成公務員鑄成自己是「永久終身聘用」的劂~觀念而不思進取。

其實，政府部門是否應取經私人界，對外延攬人才，更以合約制來聘用高官首腦？

何必妄自菲薄？

還有一年，大馬獨立就是50年。走過半個世紀的歲月，我們是否真正擺脫殖民時代？大馬人民是否真正獨立了？

但在兩代人歲月中，我們仍然無法甩脫英殖民的殘餘影響，特別是英化就是菁英的思維。

例如巫青團署理團長凱里口出豪語後，聲稱華人趁巫統處弱勢時提訴求、暗指馬華與民政黨是機會主義者；在遍地眼鏡片中，大家都有一個想法：在海外留學的年青人應更為開明和與眾不同，為何重炒種族牌？

此番豪語後至剛落幕的馬華代表大會的輿論中，大家都訝異與接受不了一個英國牛津大學畢業生，會有此等種族性言論，也成為其中一項譴責的理論。

然而，這種想法的背後，卻帶著一種「在外國洗禮理應更優秀」的思維，這是一種媚外的共識，更深一層來說，是妄自菲薄的心態。

是外國的月亮比較圓？還是覺得在外國留學過的大馬人就特別卓越？這是暗地裡的自慚形穢，連我們自己也無法否認、無從察覺的意識型態，以致加深了大家的失望。

然而我認為，即使是國產大學生，也有出類拔萃之輩，即使是寥若晨星，也不等于一個精英也沒有；相反的是，海外留學生也未必每個都是精英。

所以，廣泛而言，為什麼對一個負笈海外的年青人有特別高的準則？何必對一個名校出身的青年另眼相看？

一個從政者不論是師承何處，基本的政治性格不可或缺，更應有知識份子修養，否則一切華麗背景只是虛妄的裝飾物。

所以，為何社會需要對追捧海外名校出身的貴族精英，過度吹噓海外教育制度的質量？

為什麼要矮化自己來抬眼瞻望名校生呢？

當然，大馬人是否有真正地矮化自己嗎？拉菲達是貨真價實的馬大經濟系學生，沒有外國名校的背景薰陶，但在其巾幗豪氣和民族主義思維下卻說：不滿意本地土著政策的外資隨時可道別，我們看到拉菲達豪壯陳詞時，卻覺得走偏鋒了。

我們對外國教育制度崇拜的媚外意識型態已根深蒂固，僅從國際學校林立，甚至部長高官等紛紛將子女送到國外升學就可探知。但每個人都流露出妄自菲薄的心理而不自知，極端的是，當我們忘記中庸之道時，卻有人自視過高，以致目中無人。

為何還要這般神氣？

國際貿易與工業部長拿督斯里拉菲達昨日說，不會「乞求」外資來馬，而要是外資不認同大馬的30%土著股權限制，隨時可以到中國投資，大馬可對他們說「拜拜」。

拉菲達這句話聽起來相當駭人。這情況就像一個食客進到一間食肆裡叫菜後，發覺味道不合口胃，向店主反映意見，店主說：「如果你覺得食物不好吃，你就去別家餐館吃吧！我們不在乎你。」

試問這樣的餐館，還會有市場嗎？

如此自以為是和愛理不理的店主，還會有屑于光顧？我不知道這是氣定神閒、豪氣，還是目光短淺和自負？──大馬政府不是一直強調要營造親商環境嗎？

外資就是我們的市場，特別是製造業等的工業化項目簡直就是主要命脈，更何況拉菲達正代表政府積極簽署多項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就是要開拓、打通外資湧進的管道。

綜觀大馬的外資趨向，在1996年至2000年期間，大馬在亞洲國家中佔據第5大的外資比重（4.4％）而達240億美元；但在短短5年後，大馬在亞洲國家的外資人氣榜下跌一級而僅獲109億美元，比重低至2.4%，被印度趕超凌駕，更遠遠比不上中國，這絕對不只是中國熱的問題，而是為何大馬的外資磁場減弱？

再細看大馬的外資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86年至1995年間的5.5%下滑至3.5%，而若非外資和公共投資「充門面」，我國的投資會更低，更何況自1997年的金融風暴後內資已減緩，但另一邊廂，外資雖不至于造成熱澈瘣撉漯w沫，但事實上外資的成長不亮麗。

外資對我國的經濟有多大的影響？宏觀角度可能百姓無法窺見，但升斗市民只要到訪一些新興花園住宅區中可感應到外資的經濟威力，只要任何一家外資霸級市場進駐某地區後馬上帶旺人氣，就是最佳的反映。

撇開土著股權政策等種種限制不談，我國目前面對治安不靖問題，成為外資的心頭大石；欠缺大批熟練工人，製造品等技術含量也不高，更無法達到技術轉移自供自給的永續發展，更甚的是近來「兩隻大象在打架」而影響政局，外資會不會成為被嚇走的「鼠鹿」？

先天性已條件不足，加上後天條件失調，為什麼拉菲達還要這麼神氣？

大學的電子雞作者

《新聞週刊》公佈另一份全球100優秀大學排行榜，坊間不少人也開始議論其權威性、準確性和客觀性，更有者指稱誤導。但最明確的事實是，大馬連一間大學也擠不進。

這已不是新鮮事情，從去年的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週報排名風波後，馬大校長在校園樹立牌坊自吹自擂，我們可當成新聞趣味般閱讀，但是事實上，這是值得憂慮的事情，因為大學排名就是一個國際世界的縮影。

本地大學求學是怎樣的光景呢？1980年代時不少學長都平時從主流媒體看到的是校園選舉被箝制、男女不得共車等的泛政治化爭議性課題。但在報章以外的，還有不少值得「回味」的事情。

譬如當年我修讀的科系，不論是大考或年終考試，都是以馬來文、選擇題方式出題，我印象中似乎並沒有經歷寫文章或分析性的申論題，總之上考場時只需帶鉛筆與橡膠擦塗塗擦擦就行了，即使不曉得回答，糊里糊塗也可命中幾題。

但是現在我回想，即使講師教授執意要以申論題出題，恐怕在改考卷時會埋沉在堆積如山的試卷裡，因為僅是一張考卷就有數以百計，甚至數以千計的學生應試。

在考試前，同學們會爭相詢問學長們是否存有往年試卷，複印起來後，有者就會硬硬地拷貝在腦海裡，很多時候上考場後發覺考題會如出一轍，除了討得便宜，也是討得運氣。

有時，我們每天還得趁早去講堂霸位子，因為科系人數太多，校務局安排的講堂不負勝荷，馬鴟玊丹b地板上課是行大運了，我還試過因趕課來不及霸位，被逼坐在講堂外自找椅子來上課，就坐在講堂外像被罰堂的學生，偷偷瞄進講堂裡到底上什麼課。

可是我們無法離開講堂不上課，因為講師說明會記錄出席率，曠課者就得扣學分。所以我和其他同學就無聊地坐在講堂外等待下課，我還向同學借來當時超人氣一隻電子雞（Tamagotchi）來玩，除了按鈕強制餵食，我們當時還競相比賽怎樣才能在最短時間內用食物「弄死」一隻電子雞，否則，我們怎樣挨過講堂外的無聊時光？

當然我現在不記得那幾個下午讓電子雞重生了多少回，但電子雞在10年前發紅後，這種玩意兒在目前已幾乎成為絕響。

看到大學排名新聞後，我在想本地大學裡應該還有一大批受寵的「電子雞」吧？

反貪關卿何事？

如果你是香港電視劇的劇迷，恐怕沒有人不知道廉政公署或ICAC這些名詞，但是若你要不諳馬來文或英文的華人觀眾說出本地是否有廉政公署，甚至ACA是什麼時，恐怕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香江一個政府單位可以越洋滲透效應，確是不尋常；相對地若是本地人要舉報一宗貪污案件時，應該如何舉報？看來本地人會毫無頭緒，甚至會嗤之以鼻認為投報是沒有任何幫助的，更不要讓自己惹麻煩。

這種息事寧人的心態背後，其實是我們對反貪倡廉的意識不成熟，更是法理社會的蒼白。

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在本週吁請反貪者應舉證投報，而前首相敦馬哈迪醫生則馬上呼應：不會有人自動挺身舉證，更暗稱許多人都是掩耳盜鈴地反貪。

你說某人貪污、舞弊不當，你就得有證據，就是「你主張，你舉證」的範例，吹哨人還得承擔舉證責任，否則就是無中生有，甚至自討苦吃；有時被指責者甚至會惡人先告狀地挑釁：「有證據就來告我」。

但往往是舉報人只掌握間接證據，或是一些線索，但這些蛛絲馬跡卻被無法成為證據時，貪污者仍可橫行貪腐下去。

這也往往成為反貪失效時，有關當局推諉責任的最佳辭令：因為證據不足，甚至推塞責任聲稱舉報者是無的放矢。

假若舉報者確是捕風捉影來胡亂指責，對當事人會不公平；但如果舉報者所言一切屬真，卻因舉證不足，無法立案，恐怕這就成了犧牲公義的漏洞。

但事實上，為何不能倒置舉證責任？譬如在特定情況下，被控方必須提供證據證明自己的清白。

我們現在看到貪污和受賄的議論，都是根據現象來猜測來人云亦云，也沒有立案的直接證據，當事人為避免越描越黑而迂迴逃避，傳言卻越來越盛，但沒有人知道執法當局是否有在辦事肅貪。

即使殺雞儆猴來反貪，我們也沒有看到當局祭出多少隻「雞」，之前我們聽到當局緝貪時是要抓大魚或小魚，都沉在海底裡不見蹤跡了。

曾幾何時，巫統在痛心疾首金錢政治時，但反貪污局連涉足巫統調查的權限也沒有，只因為金漪F治為「家事」，馬哈迪揭發曾有一名部長曾受反貪局調查後卻不了了之，是否又因「全是家事，關卿何事」而沒有下文？

手機短片下的變貌

學生時代總愛看第二電視台所播映的《美國趣味家庭錄影》。看著掌鏡者顫抖抖地拍著一幕幕爆笑的動作，從小狗等寵物到家人摔跤的丑態，雖然拍攝畫面有些不清晰，但是仍沉浸在視覺的刺激和快感，給觀眾帶來是一陣陣沒有意義的歡笑。

然而這是美國中產階級的無聊文化。如今時空轉移後，掌鏡者不再是富裕國家的中產階級，攝影機也從奢侈品轉移到平民化的手機，從複雜的拍攝技術到簡易的按扭攝錄歷史定格就在股掌間，繼而更通過短片互聯網成為市民新聞，「個人媒體」已凌駕大眾媒體。

香港的「巴士阿叔」手機偷拍短片事件轟動國際，但本地並未真正地感受其效應，直到數宗校園圍毆，甚至博特拉大學校園暴力的短片廣為流傳後，驚動部長等高官才氣急敗壞回應。這已充份顯現個人也可興起滿城風雨，特別是我手寫我心的部落格也起推波助瀾之效。

「短、快、精」的視頻內容，讓大眾可隨時隨地參與，即興地傳播自己，也揭發了真實的社會現象，例如博大學生的流氓舉動，就是千真萬切的影像，更無法經過否認和包裝敘述去詐偽。我想在先進的攝錄功能下，類似事件可能會「取巧」地掩在地氈下。

突破主流媒體壟斷的新聞素材如網上短片等，讓人民有多一項的資訊消費選擇，已是不可抵擋的趨勢，特別是視頻內容除了可在Youtube等的免費分享網站張貼以外，更可以寄生在部落格，資訊渠道在網絡多面化後，這一輪革命已徹底瓦解權威下的資訊保護膜。

縱使真假是非可在印刷文字下操弄，在影像畫面下卻不能硬拗粉飾了，真相始終會還原。

可是，當局已宣示有意修改法令來監控電子媒體，更表示我國人民不及美國人民可分辨資訊真偽，公共論辯也是否因此式微？當手機拍短片自由上網、寫部落格成為大眾文化後，又怎能監控？資訊只能淨化，但歷史污點卻不能漂白。

從一系列的校霸欺凌事件的短片潮開始，揭發惡行風氣只是一個開端，我想這類短片會陸續有來，而且種類繁多。

從傳統的平面媒體在事後才追蹤報導的形勢來看，已失去先發制人的控導議題的強勢。當話語權重回到民間時，人民也是真正的掌鏡者，資訊的紅燈能規訓什麼？

我想「水至清則無魚」這句話，值得借鑒。

自備匙叉的一頓飯

我還記得當年在大學宿命的食堂捧著一盤飯菜時，東張西望哪裡可以找到湯匙與叉來用餐。可是到最後，食堂工人告訴我：食堂沒有湯匙和叉，因為不需要。

當時，我看著食堂各種族的大學生都用手抓飯起來時，我有些狼狽和徬徨，因為用手抓飯不是我的生活文化。後來，我倉皇地折返宿舍房間取出湯匙叉才能用餐。

此後我和其他華裔學生一樣，都是自備匙叉到食堂進餐。我被分配到入住包伙食的第四宿舍，學費裡已包含伙食費，我是無從選擇地入住宿舍一年。

但當年我首次驚覺原來同一個土地版塊上，各種族之間擁有不同的國度，我們需要彼此「包容」地過生活，包括忍受食堂不提供匙叉給非馬來學生使用的淺陋認知，還有強烈的本位主義。

這段細微的往事，其實可寄寓我國真正的種族了解到什麼程度。

最近鬧得滿城風雨的《種族關係》科目教材本是促進種族了解為出發點，但敗筆處處，在掀爭議後被收回，以致我們不禁反問：為什麼大學需要開設一堂課，強制學生去上課了解多元種族，去修補各族之間的鴻溝呢？

為什麼需要通過書面、炮製片面的史實當媒介，生硬套用在生活上，然後從象牙塔裡走到民間去接觸了解友族同胞？

但事實上，有時我們連對友族最基本的生活文化與民俗，卻毫無起碼的認識。我國沒有真正的種族融合與共同的生活文化氛圍。社會只有多元文化表象，除了每年的節慶開放門戶活動、雙佳節慶典來促進互動、每晚嘛嘛檔不分種族客朋滿座，或4年一次世界盃時同聲喝采看球，我們在餐飲、歌影視、文學與體育各生活層面，我們也沒有找到粘合劑。

所謂的凝聚、團結，卻在商場和政治裡變成了「合作」與「策略夥伴」型態。

即使天下皆知馬來歌后西蒂諾哈麗莎新婚喜訊，但有多少個華人懂得哼唱她的成名曲旋律？文化、藝術與文物部應該在這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長程規划與推動文化政策來讓各族能緊密，以藝文引起各族的共鳴。

這些「看不見的工程」背後，需要真正通透的文化愿景。多元文化不應只淪為國家形象，更不能只粗糙地任由一本教材去強加團結意識，這形同強逼每個人都需要用手抓飯一樣。

我在回想，為什麼當年食堂沒有準備匙叉餐具給各族學生使用呢？非土著學生也不必各攜匙叉，就像各族都攜帶一套自己的意識型態去看待國民團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