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亮《名人部落》訪問

蔡明亮（右）是赤腳受訪的，感覺上是很真我。

轉載自《東方日報》2005年5月1日

「被操弄了，還覺得很得意！」

　蔡明亮：莫做笨觀眾

在古晉成長，蔡明亮導演卻在台灣拍片得獎而蜚聲國際。自兩年前拍了一部驚世駭俗的《天邊一朵雲》后，去年回流大馬拍《黑眼圈》；在今年從莫名地禁映到挨剪上演，掀起一片輿論效應。

與這種爭議或非議拔河不是第一次，蔡明亮已不感到害怕，然而他對現代人電影觀眾的品味與電影商品化感到著急。

他說：「這就是一群笨人！就是因為完全被經濟操弄了，還覺得很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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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亮的電影晦澀、拖沓，對白寥寥無幾，就像一幅幽深如魅的抽象畫。但蔡明亮將百姓的「吃飯、睡覺、上廁所」都拍成畫面的表達方法，其實儼然是一幅靜物寫生畫，但重點是：是否有人愿意來看這幅畫？

很多人觀賞其電影時看到睡覺，不忍卒賞之余更質疑這種電影的存在。蔡明亮接受《東方日報》的獨家專訪時說，「我不介意，因為那是你的品味。不是我的問題。你睡著不表示其他人都睡著了。」

他反問，「你怎麼可以說我看不懂《紅樓夢》，所以它不可以存在？」

其實蔡明亮感到很慌，特別是鬼片當道、商業電影充斥市場的錯亂格局，但他不屑于追隨大勢，「笨的電影都是給笨的觀眾看。這是一個惡性循環──觀眾、電影就越來越笨。如果你沒有這種反思，那你就完全同意說，『大家一起笨吧！』這個社會怎麼能往前走？」

他形容這些被既定價值觀套牢的消費者是「經濟動物」，意識型態像石頭一樣堅硬，而另有一批觀眾渴望看到不同的電影，但相對地現在只有少數人認真做電影，惟不形成氣候與市場，還漸形萎縮。

身為導演，他只要一個生存的空間，而幾經爭取的《黑眼圈》就是這種反照，5月只能在一間大馬戲院上映，但這也測驗出有多少大馬人愿意親近藝術品，更反映出當局是否尊重創作。

他更不理會此戲票房的成敗，不過回頭看，他覺得大馬的觀眾有些可憐，因為本地人很難看到不一樣的電影。「我看到的影評很奇怪，你去寫一個電影裡的殺人魔，與大家有什麼關係？」

除了獎杯與口碑，蔡明亮認為在台灣拍片最大的收穫是有回應。「我不是丟了一個石頭在湖裡就沉下去。」

他過去9部電影都是專注描述物質上、心境上的邊緣人心態，即使沒有賣相，他坦承最喜歡處理人的一些狀態，生命的狀態──生老病死、挫敗感或寂寞感。

「我們不是這樣的人嗎？你們可能看到我的作品沒有很傳奇或很有個性的人物，上流社會等的人物都不是我的世界。」

所以悲調、黯然神傷是蔡氏電影的主調，還有一項隱藏式的議題──自由。

蔡明亮說，如果故事都是喜劇與快樂的，並沒有撞擊觀眾的生命。「我也很想拍武俠片、歌舞片，我也可以拍，但老實說我沒有興趣。」

「我非常誠實地去拍自己對生命的一些體驗與領悟。所以運用的元素都是很普通的，所使用的演員是越普通越好，普通的人更有必要去描述。」

因此，蔡明亮9部電影都御用李康生為指定男主角，李康生出鏡前是一個落第生，完全不曾受過表演訓練，夥拍蔡明亮已15年，成為蔡明亮電影不可分割的元素。

我問蔡明亮，如果李康生不在了，他的電影如何延續下去？他答得干脆俐落，「我就不拍了。拍電影不是人生的必要。我要做電影意義都實現了，我隨時都可以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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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情意結

對于大馬，蔡明亮坦言他對大馬沒有貢獻，但情牽于這故鄉，「這裡是我的母親。但我必須思考：這是我的母親，不是我。那是兩個有感情聯繫的身體。」

他很感謝生在古晉，活在那個年代，還有自小與祖父母成長的家庭狀態，使到其個性有被發展，也沒有壓抑。

「我的童年是被愛過、被放任過的，因為我是與外公外婆住的，他們從來不打罵我，我不寫功課他們會幫我寫功課，更常帶我去看電影…我是在遊戲裡長大的孩子。」

「如果我是台灣小孩的話，我是在一個比較壓迫，比較功利性的求學環境。年輕人在成長過程裡只有一個目標的話，那是很徬徨的，如果那個目標沒有達成的話呢？」


童年凝結在舊曲裡

蔡明亮的電影總會出現30年代等舊曲，《天邊一朵雲》此戲就是取自白光的歌名，還有李香蘭與葛蘭，幽幽款款的尖拔歌聲與音符流洩在畫面上。

蔡明亮說，舊曲是沒有時間性，而這些舊曲彷彿沒有離開過他，所以就信手拈來放在片子裡。「我從來不覺得那是老的，現在流行音樂很少會感動、撞擊我。」

在他懂事成人時，即使周璇、李香蘭是40年代的時代曲，然而他是與當時爆紅的姚蘇蓉的歌曲一起聽，這是彼時古晉電視台帶給他豐富的聽歌回憶。他現在每天都聽舊曲，出遊時也總帶著李香蘭與鄧麗君的唱片。

蔡明亮的電影重新注入這些曲子，給觀眾走進時光隧道，也緬懷自己消逝的年代，凝住歷史光影。

他說，「如果讓我重新選擇人生某一個階段，我愿意回到我的童年。我的童年時代比起現在，是比較有感情、溫暖的，所有的東西帶著熱情與期盼。」




放一些力氣回大馬


與馬來西亞「同年」成長的蔡明亮，已經50歲了。他說，他現在「有一點點力氣要放回大馬來。」

「我也許我會拍一樣東西是與這裡有關的，或許我會發行我以前的電影。我希望能讓戲院上映。」

台北是他紮根、闖出一片天的地方，大馬則是他出發的起點。「我這輩子情感最濃的一個是台北，一個是馬來西亞。但我像鮭魚，一出生就往外跑，這是生命的必然性。」

往外跑，也是持著對自由的想像。蔡明亮說，他是一個非常響往自由的人，家庭也困不住他，矛盾的是，他也依戀著家庭。

「但你在外面不見得是完全自由的。所以什麼地方有自由。用另一個角度來看，拍電影是很不自由的，但我嘗試讓它變成很自由。」





蒼老不是人生的NG

年紀來了，蔡明亮知道自己疲倦，一幅軀體彷似不是自己的，但這不是人生出現「NG」鏡頭。

他說，「自己看自己時就有更多的可能性。這是好的事情。」

他首次意識到自己年齡來時是拍《你那邊幾點》，其中一場戲是陳湘琪與葉童主演安排兩個寂寞的女人在巴黎相遇，之后還有一場非女同志的「床戲」。

「拍的時候她們很緊張，不知道怎樣拍，我沒有力氣把她們推上去，當到了接吻時我就喊停了，我意識到一個心情，我不再那麼衝動，對自己的看法更客觀、冷靜。」

「年齡來時可以主導我的創作，而我不是那種照本宣科拍片的人。」





創作來自生活的剪影
靈感源自他人的反射




蔡明亮說，他的電影創作靈感不是突然冒現，而是對生命的領悟慢慢地形成。「我那天坐飛機，旁邊坐了一對很蒼老的法國夫婦。我看著睡著的他們，你知道老外的臉蒼老是很明顯的，皮膚很多皺紋。我想到有一天我也可能會這樣老。」

「在這過程裡你意識到什麼東西引起沖動去拍，可能就是看到一對老人坐在那邊 ，念頭就來了，形成一個概念。」

同樣在飛機上，有一次蔡明亮觀察到身旁的李康生的睡相，當時李康生的爸爸剛過世了。「他本來就不是長得很快樂的。但當時那張臉很憂傷的。我就把他推醒說我要寫一個劇本是有關父親死亡。」

「我想起我父親很多年前過世時，並沒有特別沖動要拍一部電影，但我從不去思考，直至我看到另一個人，那是一種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