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亞銀行在挑選指定律師樓時強制規定要有至少3名土著股東,其中土著更需要持50%以上股權一事掀起了輿論,挑起人民對「固打制」的痛苦回憶。吵上了內閣后,內閣作了一個順水推舟人情,人民的抗議聲進不了國會,就在國家最高行政會議裡了斷,現在人人唱好。
國會下議院議長駁回這課題的緊急動議時說,這是一間金融公司的內部政策,即使這課題符合公眾利益;可是經內閣一提撤回,事態就轉變,馬來亞銀行也改口風了。
219個代議士組成的國會無法辯論這課題,但30餘人組成的內閣就可以代表人民聲音來議論、議決,甚至為一個大企業拍板敲定,這是吊詭之處──行政權可以凌駕一切之上、固打制比商業邏輯更合理、官腔比議會的民主聲音更響亮。
然而,馬來亞銀行是否有真正地說撤銷這項規定,表態文告的立場並沒有提及,只是聲稱會「檢討」,是委婉用詞,還是淡化焦點,甚或最終言行不一,只有律師樓等各造心里有數,我們還有更多心照不宣的共識,即是政府在私人界設定土著股權是無可厚非的。
我撥電話去聯絡某一間銀行詢問指定律師樓的條件時,那位高層負責人說,他不明白為何這議題需要吵嚷喧天?因為這是國家政策,銀行機構只是順應、服膺。
他說,如果這議題也要喧鬧的話,那麼其他課題如土著購屋時可享低價也可以置喙了,而馬來亞銀行議題吵起來的動機又是什麼?誰會從中得益?最后,這位官員說,只要商業課題摻雜政治,事情就變糟了。
或許對于某些人而言,扶持土著成長是一項國家任務、社會發展議程,這是必須折衷妥協的,即使將競爭力、績效犧牲也在所不惜,以致有「正面歧視」的不平等待遇也認為是理所當然,甚至是維持社會種族和諧的一種最佳措施。
但事實上,其他商家、外資對這種情況不是不吭聲,沒有政治化來解決問題,而是早都自尋出路,遠走高飛了;而受傷害的感受已深植人心,只是沒有公開言論。
馬來亞銀行事件只是目前我國政經棋盤與利害沖突下的縮影。大企業的商業運作應以績效為基礎,更應脫離政治的干預,而即使是關乎人民基本權益、面對不公平的問題時,我們應了解到訴諸政治只是一條出路,但不是最好與永久不變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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