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一臉青春痘


那天無意中翻讀到詩人兼文學家余光中這篇文章時,頓有醍醐灌頂之感,寫在36年的感歎時事,但迄今仍是不朽,堪稱經典傑作。但不朽的可悲就是現在這種中文式微的情況更形惡化。

讀余光中的散文與當時時評,即可領略到中文的超級魅力,不少古雅但幾近遺忘的字眼,在他手中像魔術師般變幻無窮,字字珠璣,近乎可屆詠嘆。我們何需屈從或趨附在英文那種冗長贅言的句式裡?

但可悲的是,到底我們做為文化體系之中的一員,是否察覺到這些現象,更遑論去防守吧。

你勞心勞力地去審閱那些四不像,妖里妖氣的譯稿,辭藻句法走位,不專精,也太淺顯,甚至語意牽強生硬,不知所云的門面語。你告訴相關人士如何翻譯如何抓意思,走運的是你會獲一個白眼就是一個藐視的嘴角,難過的是天天都需生吞這種快熟麵般的行貨。又或是堂而皇之使用谷歌翻譯來硬硼硼的字詞交出來,大言不慚。再追問下去,得到的辯解是「因為我不是你。」、「我不熟悉經濟/稅務/醫藥/法律(云云)…課題,所以我不明白」

受過高等教育,可通三種語言,每天讀聽寫文字,為何下筆不苦心鑽研,長期經營?自卑又自虐自家的語文,還虐待閱聽者的腦袋。

不過,面對半生不熟的文字與譯文,只是惹人生氣的青春痘。去搓揉它,只會惹得滿手糊汁;讓時間去蹉跎它吧,遲早成為烏黑的死細胞;爆發吧,到最後只是滿目瘡痍。半生不熟的後果最好是自生自滅吧。就看個人怎樣去處理自己。

新聞只是一天的壽命,沒用時就成了文字垃圾。但我始終覺得,新聞時態怎樣嬗變,掌握表達的工具最重要,即使是平平無奇的一篇外語新聞,撥開表面去探攫內在意義,反思之餘精工文字,還是可以一沙一世界俯瞰人間事。



哀中文之式微

余光中

「關於李商隱的錦瑟這一首詩,不同的學者們是具有著很不相同的理解方式。」「陸游的作品裡存在著極高度的愛國主義的精神。」類此的贅文冗句,在今日大學生的筆下,早已見慣。簡單明瞭的中文,似乎已經失傳。上文的兩句話,原可分別寫做:「李商隱錦瑟一詩,眾說紛壇。」「陸游的作品富於愛國精神。」中文式微的結果,是捨簡就繁,捨平易而就艱拗。例如上引兩句,便是一面濫用大而無當的名詞(理解方式、高度、愛國主義),一面亂使浮而不實的動詞(是具有著、存在著)。毛病當然不止這些,此地不擬贅述。

日常我所接觸的大學生,以中文、外文兩系最多。照說文學系的學生,語文表達的能力應無問題,而筆下的中文竟然如此,實在令人擔憂。我教翻譯多年,往往,面對英文中譯的練習,表面上是在批改翻譯,實際上主要是在批改作文。把「我的手已經喪失了它們的靈活性」改成「我的兩手都不靈了」,不是在改翻譯,而是在改中文,翻譯如此,他如報告、習作、論文等等,也好不了許多。香港的大學生如此,台灣的大學生也好得有限。

此地所謂的中文程度,卑之無甚高論,不是指國學的認識或是文學的鑒賞,而是泛指用現代的白話文來表情達意的能力。然則,中文何以日漸低落呢?

現代的教育制度當然是一大原因。古人讀書,經史子集,固亦浩如煙海,但究其範圍,要亦不出人文學科,無論如何,總和語文息息相關。現代的中學生,除了文史之外,英文、數學、理化、生物等等,樣樣要讀,「於學無所不窺」,儼然像個小小博士。要我現在回頭去考大學,我是無論如何也考不取的。中學課程之繁,壓力之大,逼得學生日與英文、數學周旋,不得不將國文貶於次要地位。所謂國文也者,人人都幻覺自己「本來就會」,有恃無恐,就算臨考要抱佛腳,也是「自給自足」,無須擔心。

文言和白話對立,更增加中文的困難。古之學者,讀的是文言,寫的也是文言,儘管口頭所說與筆下所書大不相同,形成了一種病態,可是讀書作文只要對付一種文體,畢竟單純。今之學者,國文課本,讀的大半是文言,日常寫的卻是白話,學用無法一致,結果是文言沒有讀通,白話也沒能寫好。兩短相加,往往形成一種文白夾雜的拗體。文白夾雜,也是一種不通,至少是不純。同時,國文課本所用的白話文作品,往往選自五四或30年代的名家,那種白話文體大半未脫早期的生澀和稚拙,尤其淺白直露者,只是一種濫用虛字的「兒化語」罷了。中學生讀的國文,一面是古色斑斕的文言,另一面卻是「我是多麼地愛好著那春季裡的花兒」一類的嫩俚腔,筆下如何純得起來?

不純的中文,在文白夾雜的大難之外,更面臨西化的浩劫。西化的原因有二,一為直接,一為間接,其間的界限已難於劃分。直接的原因,是讀英文。英文愈讀愈多,中文愈讀愈少,表現的方式甚至思考的方式,都不兔漸受英文意識的侵略。這一點,在高級知識分子之間,最為顯著。「給一個演講」,「謝謝你們的來」,是現成的例子,至於間接的影響,則早已瀰漫學府、文壇與大眾傳播的媒介,成為一種文化空氣了。生硬的翻譯,新文藝腔的創作,買辦的公文體,高等華人的談吐,西化的學術論著,這一切,全是間接西化的功臣。流風所及,純正簡潔的中文語法眼看就要慢慢失傳了。三五年之後,諸如「他是一位長期的素食主義的奉行者」的語法必成為定格,恐怕沒有人再說「他吃長素」了。而「當被詢及其是否競逐下屆總統,福特微笑和不作答」也必然取代「記者問福持是否競選下屆總統,他笑而不答」。

教育制度是有形的,大眾傳播對社會教育或「反教育」的作用,卻是無形的。中文程度低落,跟大眾傳播的方式有密切的關係。古人可以三年目不窺園,今人卻不能三天不讀報紙不看電視。先說報紙。報紙逐日出版,分秒必爭的新聞,尤其是必須從速處理的外電譯稿,在文字上自然無暇仔細推敲。社論和專欄,要配合時事近聞,往往也是急就之章。任公辦報,是為了書生論政,志士匡時,文字是不會差的。今人辦報,很少有那樣的抱負。進入工業社會之後,更見廣告掛帥,把新聞擠向一隅,至於文化,則已淪為遊藝雜耍。報上常見的「翻譯體」,往往是文言詞彙西化語法組成的一種混血文體,不但行之於譯文,而且傳染了社論及一般文章。「來自四十五個國家的一百多位代表們以及觀察員們,參加了此一為期一周的國際性會議,就有關於成人教育的若干重要問題,從事一連串的討論。」一般讀者天天看這樣的中文,習以為常,怎能不受感染呢?

自從電視流行以來,大眾和外面的接觸,不再限於報紙。讀者變成了觀眾或者「觀聽眾」,和文字的接觸,更疏遠了一層。以前是「讀新聞」,現在只要「聽」新聞甚至「看」新聞,就夠了。古人要面對文字,才能享受小說或傳奇之趣,今人只須面對電視,故事自然會展現眼底,文字不再為功。熒光幕上的文字本不高明,何況轉瞬已逝,也不暇細究了。「消息端從媒介來」,麥克魯恆說得一點也不錯。我曾和自己的女兒說笑:「男朋友不准打電話來,只准寫情書。至少,爸爸可以看看他的中文通不通。」

戲言自歸戲言。如果教育制度和大眾傳播的方式任其發展,中文的式微是永無止境,萬劫難復的。

一九七六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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