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乾煥專訪：從心所欲不逾矩

杜乾煥承認，曾在政治體驗過被打敗的感覺，但這是常事，並分析原因有二：第一，未必獲得黨相同的想法，第二：要獲得資源來辦事不容易，也不簡單。

報導：陳富雄
一號人物：杜乾煥
刊于2011年7月1日，東方日報

杜乾煥比我想像中較為瘦小，然而有一種溫潤的氣質，說話溫文，條理清晰，最動聽的是其一口純正、沒尾音的廣東話。

他的言談間總有一股俠士般的豪邁氣慨，但實則上在處事時是君子氣度，在現在政界標準而言，其實懸格甚高了。問他是否回味政界、他莞爾搖頭；再問他會否重返 政治，他卻說：人不能失信。

一席訪談中，也讓我領悟到「君子不器」的涵義，而杜乾煥就是這句話的最佳演繹了。

杜乾煥曾被喻為「國陣良心」，似乎帶有暗示，揣著良心在政界生存是多麼地可貴。

他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是「最低限度」，意即他非常清楚知道，最起碼的標準是什麼。 過去他總有一種「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決絕精神。

為什麼他不平則鳴？他說，「如果你不說，怎麼對得起他人，對得起自己？」

經濟學家、前政治人物，如今是社會運動者，杜乾煥的名堂多變。但杜乾煥都延續著倡導推廣的工作，儼然對大環境並沒有講和。

杜乾煥接受《東方日報》專訪時說，「一個人，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們應該做。不是說要退休了，要享受了。其實做這種（倡導）工作是享受。」

他認為公民社會是他最後的依歸。「特別是當今政局，若通過倡導、公民社會的壓力，改革的可能性比較高。」

「雖說風險比較大，但能與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凝聚力量，爭取權益，公民社會運動在長期而言，是比較有效。」

「『最低限度』，你認為你所做的比較有意思。」

至于這些斗爭不會立竿見影，他很達觀，也深信功不唐捐，「這是長期的工作，不可能馬上有效果。」

現在的杜乾煥有一種「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況味。提及他之前放棄政治，「因為應該做的我應該做了，不能夠做的再多做一、兩屆也沒有太大的作用。我通過這管道所能貢獻的只到這裡為止。」

當年他針砭不少時弊，包括白小關閉、援用內安法令等，原來他過去接觸不少左翼份子，「我當州議員與行政議員時，都是與前勞工黨、馬共的左派一起，喝茶、搞活動。」

「我看到他們：怎麼為了自己的理想而犧牲自由等，我覺得他們很了不起，很值得我敬佩。」

「我覺得這種惡法，我們沒有表達出來，是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他們，我覺得一定要說出來。」

提到他「不平則鳴」的特質時，杜乾煥只是莞爾，「我也是很普通罷了。」

杜乾煥自稱是平凡人。他自小出身貧寒，但家教特別嚴，包括母親常訓話：別勢利眼。「我的母親很嚴格，家庭灌輸我非常不錯的價值觀──交朋友不要只看其社會地位，最重要是人好。」

後半生的精彩，讀書原為稻粱謀

有人說，評價一個男人，他的後半生要比他的前半生重要得多。

杜乾煥可說是「大器晚成」。他49歲快退休時，才真正投身政界，他認為其人生是後半生才漸漸精彩起來。「我50歲開始更加活躍，時間安排到滿滿、宴會、應酬、每天開大大小小的會議、服務中心等。」

27歲時才從馬來亞大學經濟系畢業，杜乾煥在二十出頭時為著前景煩惱，原來在中六畢業後，其父親去世了。

杜乾煥唯有唸師訓，畢業後被調往吉蘭丹執教兩三年，一邊儲蓄，為升學鋪路，畢竟讀書是為稻粱謀，他需另謀出路。「當時我認為，這不是屬于我的地方。」

本來杜乾煥唸完中六時，可到馬來亞大學讀醫，但當老師後想轉唸生物系，「可是當時有人說，出路不大，可能也到回頭做教員。」

所以，他在1968年24歲時轉修馬大經濟學，「後來也覺得自己適合唸文科，因為我對歷史地理、語文是比較強，我的手作不大好。」

杜乾煥：我在赴英前：思想很普通

後來杜乾煥赴英國里茲大學唸碩士，讓他大開眼界，猶如春風拂臉。「從小學到大學，我們的思想很普通，都是受到主流思想的影響。」

他在英國的求學生涯，猶如一場精神洗禮。除了上正課，他接觸不少思想進步的學生，也在課餘時間去研習其他課程，包括英國共產黨安排的課程。

「我看了不少左翼的書，英國的學術環境比較自由，接觸到不同意見，對自己的看法會有很大的影響。」

他說，英國有開放的氛圍，百家爭鳴時，有時不只看主流，也可以看馬克思、毛澤東對社會發展過程的看法。

「這些學識在當我們做決定時，會成為判斷的基礎。這留學過程所接觸的一直都留在腦海，消化後就屬于自己的一部份。」

杜乾煥：中文曾經讓我尷尬

杜乾煥是林連玉基金主席，捍衛華教發展，然而早年正軌教育背景是全英文。從政前他一句華語也不會說，他在1982年為郭洙鎮助選時，只被派往冼都助陣，因為友族同胞較多。

這是一個尷尬的開始，「我覺得那是很大的缺點、遺憾，怎樣講也講得不好。」

後來，他去馬大的合作社書局買了一系列的學中文叢書，視為外語般學習，從初級開始分階自修，過程蠻幸苦。「其實最重要是謹記那4個發音。還有多得朋友指教發音。」

但杜乾煥並非是全然的「香蕉人」。其實他自小就有中文底蘊的優勢，即使是在福建人為主的檳城出生，但家中說粵語。

「我們常常聽（麗的呼聲著名廣播員）李大傻講古。他用的語文很好。我也很喜歡看廣東粵劇，他們用的成語很不錯。」

再加上原來他自小就背讀「三字經」，所以當後來他識讀繁體字時，才知悉「三字經」的幫助太大。

但現在，杜乾煥說他的廣東話不行了，接著他用粵語來暢談。「『而家』（現在）你同年輕人講講廣東話，即使他是廣東人，他們也說得不大好，講華語就講得一流啦。」

學習中文近卅年後，他出示著一張全中文的講稿，「這是我今晚的講稿」。一看之下，乾淨得沒有拼音批注，四方字已在掌握之中。

以林連玉基金為首，並號召至少全馬13個華團參與的「平反林連玉運動」，在今年5月9日宣佈要發動10萬人簽名要求政府平反林連玉，杜乾煥（左3）受訪時說，該基金其實還有更多跨族群的工作需展開，以爭取權益。

大馬是「一個國家下的三個小國」

杜乾煥說，大部份馬來社會人士，都認為馬來語應用為統一團結各族的語言，但這妄顧了大馬的建國國情、歷史背景。

他說，不論是精英階級、或是一般馬來人，絕大部份馬來人皆認為大馬可像印尼或泰國般，全民以統一語言來凝聚族群。「但他們不是惡意，也不是種族主義。」

「但這牽涉到建國方向，我們的歷史背景不一樣，我們在建國初期，我們的種族比例與泰國不一樣。」

他認為，從建國開始迄今，大馬形同「一個國家下有三個小國」，各族保持自己語言文化，未見得是障礙。

「雖說我是華人，我要捍衛受母語教育、說中文、實踐習俗的權利，但我還是一個馬來西亞人，我很效忠這國家。」

他認為，歐洲國家如瑞士、比利時等亦是多元族群，但社區間也多語並存。

杜乾煥清楚自己在擔任林連玉基金的其中原因是：要展開跨族群的工作──接觸其他族群，大家殊途同歸，然而這也深具挑戰。

該基金已將林連玉的生平譯成英文，感動印裔社會的不少領袖。「他們認為林連玉不只是華裔的族魂，也是馬來西亞的族魂，而自愿翻成泰米爾文。」

續是另一個序：教學沒滿足感

「續」與「序」同音，在49歲杜乾煥身上，其實是換了一個字而已。當時他在國民大學已執教近廿載，獲推舉當上議員斟酌良久，當時他感到「教學已沒甚滿足感。」

雖然桃李滿天下，但他那時認為，「那時在學術領域感到教書有些悶，我覺得學生不會太過挑戰你的教導，這對你的知識發展沒有幫助。」

「但真正的滿足感，是來自己的研究、寫作和參與國際性的學術研究。」

但杜乾煥強調，這是整個教育制度的問題，不僅是國民大學的現象。「這種（乖學生）現在該是在1980年代中開始，馬來西亞教育制度太過『教師集權』，學生發言的空間不多，所以我們沒有那種風氣。」

寧與弱勢群為伍

杜乾煥承認，他不是一個好黨員，在民政黨時並沒有積極地扮演角色，因為他選擇民胞物與的斗爭。

然而他有另一番的成就感：「我是運用我的空間，來為我們應幫的對象來做事。」

言談間，他仍回味著當年在檳州當州行政議員時，與職工會打成一片，「每次聽到有工人糾察時，我就去，我一開始是站在工人，但碰到一些阻礙。」

「這些阻礙包括資方、政府，政府認為至少我需要站在他們那一方。我不同意，我們應站在弱勢的一群裡。」

「我不敢說我爭取到什麼。但糾察時與他們在一起，我覺得我有一種很滿足。」

在學術界時或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但之後杜乾煥與民同在。

他在檳州著手推動華教發展工委會、泰米爾語教育發展工委會等，來推動母語教育。當檳城的屋租統制法令廢除時，他走透整個喬治市來巡視環境。

當時他才發覺喬治市是榮枯咫尺異。「我發現整個喬治亞還有很多窮人，住的地方很糟糕，可是才發現執政者，權限與資源也有限。

即使當時他擔任州行政議員，杜乾煥坦承，他們的決策權不大，「大部份政策來自公務員，特別是中央各部門的公務員拍板，但未必符合人民的要求。」


人物誌：
●身份：林連玉基金主席
●年齡：67歲
●家庭：已婚，育有3名孩子
●祖籍：中國廣東南海
●學歷：馬來亞大學經濟榮譽學士學位（1971年）、英國里茲大學經濟發展碩士（1973年）、馬來亞大學經濟學博士（1982年）
●教學經驗：國民大學（1973年至1993年）、HELP大學學院（1993年至1995年）
●學術著作：近50份學術研究，範疇包括州政府角色、滅窮、工業發展、私營化等
●國際諮詢經驗：
─曾參與多個國際機構的諮詢工作，包括聯合國糧農組織、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等
●政治資歷：
1982年：加入民政黨
1993年：國會上議員
1995年：檳城馬章武莫州議員（3屆）
曾任：
─檳州教育、人力資源發展、科學、工藝與創新事務委員會主席
─教育咨詢委員會主席
●黨職：民政黨中委（1999年、2002年、2005年）
●獎項： 2005年國際培訓總會人力資源發展卓越獎
2007年林連玉精神獎
2008/2009年日本財團頒發的亞洲公共智者獎學金（赴菲律賓與日本進行研究）

注：此專訪為加長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