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這位拉菲達

拿督斯里拉菲達的光輝始終是掩不住的,即使現在已是「兩袖清風」無官一身輕。她週二出現在國會第一季會議開幕典禮時,在國會走廊上就引起眾傳媒的「圍堵」,原來她正與雪州高級行政議員郭素沁談著話。

話題是繞著拉菲達身上的衣著打轉,因為身穿一件啡色的套裝,頸上配上一串矚目的圓渾珠鏈的拉菲達被大讚「很好看」。拉菲達看來是心花怒放,更神采飛揚地與郭素沁聊著這套衣服,大家才知道這是一套「舶來品」,就在泰國購獲,整身打扮只需百來令吉,帶有一絲民族風,但不失雍容華貴。

圍觀的記者群越來越多,拉菲達忘我的健談與渾然天成社交手腕是發揮到淋漓盡致,她成了圈子裡的中心點,她像是發表著演講,但在談笑風聲的另一面,細聽時卻像與老朋友一起閒聊,就像平時在菜市場見到三三兩兩的家庭主婦挽著菜籃時談天的樣子。

當然,她是傳媒與報章上的「老朋友」,因為她就是鐵娘子,是全球任最久的國際貿工部長,你怎能不懷念她在台上鐵牙銅齒的模樣?不過,在今日接觸到拉菲達時,已感覺到她的身段放軟了,親和力也大增。

後來她又聊到了手機。她說她擁有一台高科技手機已遺失了,所以現在她用著一台較低「層次」的手機,而她對這台手機的操作不在行,而之前許多聯絡電話都不見了。

原來她所謂的低層次手機是一台曾經售價逾千令吉的摩哆羅拉折疊手機,她揚著這套粉紅色的可愛型手機時,向記者唸讀著她收到的短訊,因為她猜不著發短訊者是何人。「我過後回問這人,你到底是誰?原來才知道是(丹斯里許)子根。」

「現在可好了,我要重新找回我需要的電話號碼,我連班台醫院的電話也沒有,我現在可向我的老公等人取回這些電話…」

拉菲達說著時,我們也在想著要找回拉菲達昔日威儀的形象。

郭素沁過後還與拉菲達合照,聲稱要將相片放在她的部落格上,拉菲達即時回應,郭素沁的文章可以用「我的新朋友」為名。拉菲達現在真的以「朋友」的姿勢現身在民眾面前了。

今時今日看著64歲的拉菲達時,覺得她有些不同,是因為她一身「過于樸素」的高雅裝扮?還是因為她不再當官而甘為一名後座議員

儘管在今日重大的日子裡她不似過往般「穿金戴銀」,不過傳媒都發覺到她的戒指與手錶還是閃爍著鑽石般的亮光。拉菲達還是擁有掩不住的貴氣。


刊于東方日報「拉闊國會」版、「當天人物」專欄

我們的首相

~別人的首相

泰國首相沙瑪來到馬來西亞時,第二天早上就到了首都燕美巴剎去逛一圈,還去吃了肉骨茶。

你看到一個首相如此親民地閒遊巴剎時,才知道這是沙瑪一向以來的習慣,我讀到他是到菜市檢視物價,並要以此來作物價制定的功課時,我真的有些感動──一個首相能如此草根性,和親民,貼近民眾。

他還能告訴記者:馬來西亞的肉雞比泰國的便宜。

我們的首相阿都拉,是否知道現在的肉雞價是多少?他是否有真正地去過巴剎巡視?甚至是華人的菜市去巡視?阿都拉政府的物價制定,是否有下場到巴剎搜查資料?或只是在冷氣房裡閉門造車?

我想燕美巴剎的小販用「受寵若驚」來形容是不為過的,因為可能他們一世人,都沒有迎接過首相,特別是自己國家的首相。

讀著沙瑪吃肉骨茶的新聞,你會感慨:這是別人的首相,我們的首相呢?



~現在的首相

很意外的,我今天週四下午我是讀到《亞洲華爾街時報》的一篇有關馬來西亞的時評「重振馬來西亞」,讀到了我們的首相。

當時非常想取下拿來譯整理成新聞與讀者分享。可是時間與人手不允許,就作罷了。

事實上,阿都拉在政治海嘯後,飽受馬哈迪逼宮下台聲後,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到該國際性的報章,《星報》原文照登,而《新海峽時報》則摘譯,我不知道那文是否是首相署的四樓菁英的「抬轎子」之作,不過字裡行間可看得出是非常淺顯的字眼,空泛的內容、論點平淡──都是講述阿都拉自己要如何讓大馬迎對挑戰等之類的談話。

那是一種「競爭力」、「全球化」、「挑戰」等慣用字眼拼湊起來的自我陶醉文章。

不過,今日亞洲華爾街時報的文章,則非常刻薄地批評阿都拉的失敗與了無新意,我摘錄了其中幾段:

「阿都拉在過去兩週的宣佈並非不值得一提。上週四,他體認到國家司法中有『貪腐』而宣佈成立獨立委員會來遴選法官。星期一時他承諾強化大馬反貪局、立法保護吹哨者、改進政府採購措施…但這些點子一點也不新。事實上,阿都拉在2004年上任時已答應要做得更好。

「大馬選民給他四年來履行承諾。上個月,選民就發出了他們的諭令:他們將13州裡的5州政權交給了反對黨。」

「隨著這項訓誡,阿都拉現在才看來察覺到大馬的民主多重要。而他重振大馬的點子完全抄自反對黨的功課。安華主導的人民公正黨長久以來都倡行司法改革及保護吹哨者。」


「…如果首相可將他重新定位成一個享有民眾愛戴的『改革者』,巫統內部在12月黨選時欲推翻他的行動將更為艱難。要展現出重振巫統的意志,也是阿都拉緩沖反對黨力勢的一個機會。

首相也可能需念及他的政治遺產,在馬哈迪掌權逾20年後,阿都拉被視為是過渡性人物,而能為他的國家帶來更自由。起初他真的做到了,鬆綁媒體監管,緝拿幾個貪污官員,但一如上個月的投票結果來看,迄今他還是失敗了。

安華說:「阿都拉的去留都是好事,他被驅逐,會分裂巫統,他若是在位也讓反對黨得利,因為他很弱勢。」

老實說,我們也真的應該感謝馬哈迪能揀中了阿都拉,才能締造出馬來西亞的新歷史一頁,我們也要感謝阿都拉,因為阿都拉現在的功能,就是繼續壯大反對黨與弱化一黨獨大的局面。

馬哈迪在大馬怒吼後,又跑到英國向阿都拉咆哮。國際媒體給予馬哈迪高度與顯著的報導與採訪,與阿都拉遭冷落,甚至被狠批的情況對照之下,是冰火兩重天。你會覺得幸運,因為馬來西亞不能讓人遺忘的,是馬哈迪,但你會覺得悲哀,馬來西亞教人記不起的,卻是阿都拉。

可是,馬哈迪是過去的首相,但現在的首相呢?



反貪改革的空白處

反貪局總監阿末賽益曾說過,大馬的反貪局比香港的廉政公署(ICAC)還要優秀,豈料現在反貪局要大改革成為「大馬反貪委員會」,玩味的取經對象就是廉政公署。

在英文全名來檢視,MCAC與ICAC只是一個字母的差別,但是香港的廉公政公署的字首有一個「I」字,是「獨立」(Independence)的簡稱,大馬即使在名義上的變動,還是欠了一個「I」,在字面上來推敲,大馬反貪局的改革「沒有獨立」。

當然,反貪局年杪時的大變身,是將一個「局」字改為「委員會」,只是類型不同,但祛除了一股「寄人籬下」、重重牽制的官僚意味,「委員會」則附含放權鬆綁的潛台詞,也剔除了「隻手遮天」的觀感。

怎麼樣花巧的辭令或是字面上的修辭,這項重大宣佈的背後是語言符號的改變。無論是一個局,還是一個委員會,目的就是反腐敗,查賄肅貪倡廉政。這應該是無可置疑的。只是大馬多了一個反貪委員會時,繼大馬人權委員會、獨立警察皇家調查委員會、林甘短片皇家委員會、抗通膨委員會等,我們即使屈指細數這是大馬第幾個堂而皇之的委員會,也沒有頭緒。

所以,沒有獨立、第N個的委員會後,我們應該檢視變身後的大馬反貪委員會最值得注意的是什麼事項。

大馬反貪委員會將受到兩大新增單位的制衡與牽制,即是「國會防貪委員會」和「防貪諮詢局」,而反貪委員會更需每年提呈報告給國會防貪委員會。

但是制衡點也需要反制衡,如果反貪委員會及這兩個新增的單位,內部出現弊端,那麼審計的又會是誰呢?制衡單位的人選背景是一道嚴峻的關鍵題,畢竟我們找不到真正完美的聖人賢士。

香港的廉政公署擁有內部監察與調查的稽查機制,而簡稱為「L組」以防止官員做賊喊賊,就是一種自行清污血的作法。我們不清楚反貪局是否有類似這種機制,但是上任反貪局總監祖基菲里因受貪污醜聞纏身而黯然下台,反貪局內部審計的存在是一個疑問。

如果說改組是一個大變身,那將是大馬反貪進程的分水岭,但是改革前的昔日的腐敗舊賬是否會翻案,或是繼續塵封?

而政府要制訂一套保護告密者與證人的法令是好事,然而如果告密者也是行賄貪腐的一份子,政府是否會赦罪?可是,阿都拉已聲明,在改革重組反貪局時「不明白為什麼需要寬赦」,這是否會導致吹哨者、知情者即使有意舉報揭發,也擔心惹禍上身而最終退縮不前?

別忘記,香港在1977年時是實行赦罪後,才達到全港肅貪的局面。

目前,反貪局的改革只有輪廓的改變,而未見詳細內容出台,反貪機制的體質是否可以改進還是問號,至少在執法、檢控、搜證的法規品質、操作性更需要細緻的研擬,才能收到真正肅貪的效益。

然而如何防貪,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症結。

反貪局在大改革時將從原有的2000名官員,在5年內三倍增加至7000人時,事實上如何防貪、讓社會人士貫徹「我不貪」的信念,遠勝于事後查辦治罪的效果。

大馬與香港社會雖同是英殖民地,但是大馬多元種族與語言而趨向區隔化的社會,防貪的功夫會更為複雜與艱辛,畢竟在宣導防貪意識灌輸信念時,需要一套切中人心的語言與貼合各族文化與思維的招數,

但是更重要的是,反貪局現在有多少名非巫裔官員?當中又有多少人深諳中文或淡米爾文?反貪局成立41年以來,我們是否在街上看過以馬來文以外的防貪廣告或口號?在年杪改革後,你認為這種情況會改變嗎?

如果只是用馬來文或英文宣導倡行防貪時,中文圈人士是否了解有共鳴?犯貪、行賄不分種族,索求便利與利益就是「共同的語言」,然而要杜絕遏止貪污時,就應用最貼近各族群心靈的語言來與他們對話,讓他們的腦子裡在應對貪污時會說「不」。

就如一件商品要搶佔市場時,要以怎樣的噱頭與包裝,才能推銷商品打動消費者的心?我們只需看國營電視台、有線電視台的不同語文源流媒體出現不同的廣告,就有一個概念。因此,反貪局如何成功地包裝反貪意識,深嵌入各種族人民的腦袋中?

所以,如果真正要防貪、打貪,已賦權可自行招聘人事的反貪局應多招聘非馬來人以外的官員來辦事,而非清一色的族群。

這種情況不是種族化,而是應對大馬這個種族社會的務實需求。

這是加長版的《太陽底下》專欄文章

改變不是轉型


上週我剛與一名馬來社會中有名望的精英人士聊天時,又談到政府關連公司、新經濟政策的種種。他說,當有人質疑政府關聯公司是否理所當然地保留名額給馬來同胞時,他也希望華人大企業能公平些開放招聘馬來人,而不會對馬來人拒于門外。

我想任何一間大企業都是重績效甚于膚色之上,只要有業績與能力,真正的大老闆是看業績與效率。但我聽到這位平日甚為敬重的知名人士說出這番話時,我是相當地驚訝,也知道無法再爭論下去,因為這是剪不斷理還亂的話題,同時我不禁失望地能對這位精英作出了總結:原來還是逃不過種族主義的心態。

一個馬來人與華人在聊天時若是話題繞到種族與膚色,總會打上死結。但我很好奇為何民族主義還會歷久不衰,而且已根深柢固。

那麼自稱代表馬來族群、捍衛馬來人主權的巫統,更值得關注這政黨對馬來人的思想心態所造成的影響力。只是巫統近日來風波不斷,現在最大的問號是阿都拉的去留。

從「辭職下台」的直接呼籲,被抨為這種失禮的作風「很不馬來人」(巫統宣傳局主任莫哈末泰益所說),到最後各造委婉地砌出了「交棒安排」詞匯時,就知道當各造都力求粉飾字眼,小心奕奕地運用修辭,皆心神意會指著同一件事情──阿都拉你到底幾時下台,但經過美化漂白後的字眼呈獻後,你可以發覺這也是大馬政治化後,語言被操弄至顛峰的最佳例子。

巫統近日來的沖突也造成不少大事癱瘓,包括被貶為「櫥窗裝飾」的人權委員會委員是否續約成軍而沒有下文。納吉也因為黨務困身,又再度擱下是否為快屆滿的委員會續約。

同時,我們還看到不少馬來種族主義的言論陸續抬頭,先從新經濟政策、到養豬場,到最後還有吉蘭丹王儲竟然發出舊論調聲稱非土著得到公民權後就不應再諸多要求時,我們可預料這些過火言論會陸續有來,特別是今年下半年巫統黨選前來之際。而我們不能忘記2006年巫統代表大會時,除了希山慕丁囂張地舞馬來劍以外,不少代表上台時口吐令人憤慨的煽動語言,在今年應少不了這種戲碼。

當然,許多人可說這是巫統的家事外人不宜插手或置喙。然而只要巫統黨務繼續惡纏下去、政治雜音凌駕文官專業決策以上;更甚的是,為了修補黨分裂而製造假想敵、用種族牌打造同仇敵愾的手段,也會折損社會的凝聚力。

更甚的是,在巫統勢亂的時候,掌握政府最多資源的巫統領袖,是否為了發配利益換取受惠者的支持與效忠而犧牲專業估量?

工程部長莫哈末再因週三就宣佈讓國內以馬來人為主的F級承包商參與高達價值1000萬令吉的承包項目,與原本A級的承包商競爭,但在1年前這位還當著副部長的他說過,全國高達70%的F級承包商是冬眠者,只有30%才是真正投標工作的承包商,為什麼F級一夕間可直躍A級水平?他們是否有專業能力來應付鉅資高額的工程項目?

事實上,阿都拉昨日對財政部官員致月常集會的演詞時已指說:「讓政治人物去做政治事情」,暗示著文官專業就應安守本份,然而工程部這種舉動,無疑又是政治決定高于政策考量的另一種敗壞例子,更反映出政治力量滲透官僚體制。

每個人都在互指矛頭後,高呼巫統現在不斷地喊著改變,而巫統副主席之一的慕尤丁上週日接受《馬來西亞前鋒報》專訪時,也強調要改變,被推演解讀成領導層也應該更迭,成為本週人人互相呼應的話題。但是焦點又再度轉移了,因為具體方案欠奉。

其實大方向應是巫統體質上的轉型,而非嘴皮上的「改變」,更不是繞著種族、自喊邊緣化的旋律轉圈圈。怎樣是體質上的轉型,就是那種說得要多動聽、有多動聽的「自力更生」等的信心喊話,要真正地落實,而不是一有政治亂象時就犧牲了之前言之鑿鑿的自強承諾。

我只是很奇怪,去年納吉將大馬首位太空人賽慕斯查化送上太空時,馬上就地取材用作「馬來人自強」的象徵性圖騰,而硬砌出「比天高民族」(bangsa Mengangkasa)的字眼,現在這位萬人迷已到處演講了,是否這種膚淺的偶像化伎倆還是挽不回馬來人的信心?

當然,巫統在轉型之餘,最重要是徹底地讓政商脫鉤,切割利害分配的輸送網絡。巫統現在欠缺的是一種實體概念來聚合新一代的馬來人,更失去了一種新的精神內涵和格調,因為沒有新的政治論述,無法真正打造出馬來人的新文化價值──

僅靠一個升空賽慕斯查化就可以重召馬來人?

僅僅是後知後覺地規定所有領袖設立部落格,就可以惹起新生代馬來人的共鳴?

僅是在大馬各處發狂似地起圍起走廊計劃,就能收編鄉區馬來人民的信心?

其實巫統在這場大選後,之前人人秘而不宣的隱憂如脫離時節、閉塞倒退、道德價值觀崩壞等的毛病,統統都浮上了台面。一個無法與時局貼近、無法與新生代共鳴的政黨,除了是阿都拉作為黨魁的失勢,也是政黨功能式微。

如今逼宮動作頻頻出招,納吉是指日可待上位,阿都拉則是掌權進入倒數期,可是你不能保證納吉在上台接棒後也會如出一轍,大打收買人心的皇牌,那也是馬來人最動聽的音樂。

巫統即使在短期內有遽變的權力移交發生,在已結構化的派系與利益分配網絡,加上如此積疴難返的格局,恐怕結局還是同樣收場,而大局仍是處于震盪期中。







這是加長版的《太陽底下》專欄文章

紀念4月14

每個人都有第一次,第一次總要有一個名堂來紀念,譬如第一次上床叫初夜。當然第一次都不是每次都是那麼精彩,只是很多時候會難忘。

如果倒數一下,4月14日就是我入行恰恰好8年的一個刻印了。原來自己當記者當了八年。

我還記得有一位舊同行說過,如果當記者當上3年以後,此後就很難逃得出記者這一行了。

所以,我現在還在這裡。(是走不掉了嗎?)



當然,4月14日是值得紀念的日子。因為這是大馬史上的黑色14日。

在2000年4月14日之前,我還未正式成為報館記者,只是當過實習生。我第一天出來採訪時,就是碰著黑色14。當天主任看到我第一天上班,就叫我:「你就隨著XXX一起去採訪吧!」

地點:獨立廣場。我上到那位女同事的車子,才知道原來擔心有什麼示威或遊行,因為恰好是前副首相安華被囚的兩週年紀念日。

那位女同事知道我是新人,當然就問起我一些基本的介紹開場白來──畢業自哪間大學?哪裡人云云。

她問我:你有沒有看《小辣椒》?

我說:我沒有看。事實上,當時的我是看不明白《小辣椒》這本刊物,我的層次還未到有能力去了解國家大事,或是政黨體制。什麼政黨、什麼風雲人物,對我來說,簡直就是晦澀難明的「學問」。所以,我就直話直說:我看不明白。所以沒有看。

沒有基本的國家大事常識,卻跑去當普通新聞組的記者,這簡直是一個笑話。現在想起也讓我感到汗顏。只是我那個時代,大學身邊的同學與朋友,沒有談政治,沒有談國家大事。

我還記得那位女同事在車上對我怪叫:你們在大學裡沒有注意政治的?你們算是什麼大學生?

我啞口無言。是啊,我算是什麼大學生?



後來,我們就一起去採訪了。

所謂的「採訪」,就只是這裡逛逛,那裡走走。看看十合購物中心、東姑阿都拉曼路、獨立廣場等毗連一帶有什麼不尋常。我只看到熙來攘往的人群,沒有異樣。

我發著呆地茫然。那位女同事在一段開場白後知道我不是一個可以與她搭話的人,或許她已知道我不是那種滿腔政治熱血的青年,所以也沒有多說話了。

她讓我看到一個現實的一面:當你是一個連說話也不得體、出來社會沒有一張嘴巴的話,你就沒有價值。

然後,我們還去到東姑阿都拉曼路的一間肯德基快餐店吃炸雞。我只記得那位女同事與其他同行記者或攝影記者又說又笑地,談著一些我聽不懂的課題,我無法搭腔。間中他們都拿著手機來按鍵盤,然後拿著手機就高談闊論起來了。

當時,我沒有手機。手機對于我來說,特別是在2000年時,還是一項昂貴無比的奢侈品。

所以基本上,我在4月14日時,完全是一個全新的靈魂,像是一個赤裸的嬰兒降臨在這大千世界上,沒有手機、沒有汽車、沒有識見、沒有採訪技能、沒有世故的社交經驗、沒有真正地與這個社會互動過。

我們在下午時就在十合購物中心外的偌大的台階級站著、信步閒逛。攝影記者們也分別蹲著、站著,每個人都沉溺在自己的世界裡打發著時間,等待著一些突發的事情發生。

可是我當時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也沒有想像的沖動。

那位女同事也不知跑到哪裡去。我只覺得百.般.無.聊。

我數著地上的磚塊、我仰首看著那些樹蔭的形狀、我看著各式各樣的行人臉孔走過我眼前,我看著那個十字路口的紅綠燈更換的次數。

我還記得那時,我已萌生辭職不要做記者的念頭了,因為這樣等、等、等實在太虛渡光陰了。我找不到這項工作的意義。我覺得自己不屬于這個行業。

後來在下午六時時,我們已枯等了5、6個小時,那位女同事撥電話給總社的主任報備後,將手機遞給我聽。我只記得我在電話中投訴著很無聊,然後要求可否下班。

電話中的主任看起來不大愿意讓我下班。但最終他還是答應我,OK,你就回家吧!

所以,我就興奮地在十合購物中心前的車站,搭巴士回家了。回家後我還對我母親說:我不要做記者了,做記者這樣無聊的。

第二天時,那位女同事對我說:你走得太早了,你離去沒多久,水炮車就出現了。



可是8年後,我還在報館做。

現在,我還記得那一次處女下海的經歷。有時一想起,還會有一種middle in nowhere的感覺──十合購物中心還在,我還是8年前的青嫩菜鳥嗎?當年的政局與現在的政局又是怎樣的對照?8年來我怎樣走過來?儘管這只是一個不算太長的歲月,卻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段路途。

當時與我在一起的女同事、主任等當然不再與我一起共事了,但已算同行了。大家還在新聞的崗位上打拚。當然還有另一名攝影記者,當時我們一起枯等時我有與他聊天,現在反而成為合作密切的公司同事。

我不知道我那位前女同事會不會讀到我這篇文章。只是想與她回味一下,當時她是怎樣一個senior,當時我是怎樣的一個junior。

黑色14日,在今日終結時,安華已號召到2萬人光明正大地慶祝正式重新踏上政途。8年前的今天,我在鬧市的一個廣場外,等候著不可知的事情發生,而安華還繫獄。

每個人都有第一次,而現在的我,也是第一次用文字還原第一次的採訪經驗。

還是老樣子



政治海嘯一個月過后,如果是貼近時事來跟進,就發覺僅是30天的變化是「漫長又迅速」的矛盾形態,因為時局發生得太快,在眨眼間起落升沉的人事太多,就覺得眼花繚亂,然而另一方面則因許多浮出台面的事情仍未落幕,又覺得等待是曠日廢時。

月前的全國大選其實只是一場序幕,如果回顧過去31天只是政治上的遽變、人事的滄海桑田為主,但事實上整個體制與舊秩序仍然存在。中央還是以國陣政府為主,而人民聯盟政府除了推出幾項耳目一新的利民政策以外,暫時還未有新點子。

如果說選票箱還原了人民的力量,但人力真正權益與公民社會的權利,更需歸還予民。可是從多宗事件看來,既定的體制與舊思維,並沒有隨著政治海嘯而起催起新氣象,很多只是落得純為議論,或是製造輿論的效果,同時有關當局與社會應對模式,與全國大選前沒有分別。

例如新聞部長阿末沙比里聲稱要會見部落客,國陣政府也承認大選時忽略網絡力量而吃敗仗,但是阿末沙比里到最後要會見部落客事宜至今仍是神秘兮兮,反之新加坡已著手邀請大馬的部落客到該國演講。這也是之前典型的嘴皮遊戲。

首相署部長再益提出政府針對1988年司法危機事件作道歉,各造喝采聲一輪後又節外生枝引起應否由前首相敦馬哈迪道歉等,紛攘一段日子后再益又遭同僚潑冷水,顯得再益有勇無謀。

但是如何重拾人民對司法信心的方案,目前依然石沉大海,至少連最關鍵的林甘短片皇家調查委員會報告仍遙遙在望。所以,大家又是枯等。

上週馬來西亞回教學院主辦的一場講座會中,一名回教上訴庭法官聲稱將上書總檢察長,以修法對與回教徒通奸的非回教徒進行法律制裁,這種對非回教徒訴諸回教法的手段,更是違反憲法精神,其實也反映出「回教化思維」陰魂不散。

諷刺的是,回教黨已避談回教國課題了。

當然還有所謂的「遊行示威」,當大家為了司法正義、選舉改革或是邊緣化社會走上街頭訴求時,當局就說應通過投票訴不滿,另一邊廂也現場「逐客」。

然後用選票說話後,我們又看到種種更加無厘頭的街頭遊行如抗議取消新經濟政策、抗議養豬場獲得1億撥款。但又看到有關當局選擇性地對待時,這又是典型的雙重標準了。

所以,政治海嘯過後日子怎樣過?只能說:「還是老樣子」。




大鐘樓的仰息長嘆

全國大選成績教人驚魂未甫,但也快要一個月了。政治局勢高潮迭起的背後,也製造種種議論。然而,這只是茶餘飯後的話題,而不是柴米油鹽的生活主題,如今塵埃未落定,到底我們幾時能找回生活者的主軸?

我每天上班時經過吉隆坡蘇丹阿都沙末大樓(俗稱的大鐘樓)時,就會有很多感觸。畢竟要經過這幢歷史悠久的建築物,是看運氣,市民永遠都不知道橫貫在大鐘樓的拉惹拉勿路何時會封路,或是為什麼無端端會封路。

如果再望向這幢橫垮一世紀的鐘樓時,更覺得其命運更重要:到底現在這幢前身是法院的鐘樓,命運如何?

前文物部長萊斯雅丁早前聲稱要將大鐘樓改為小食中心,但這肯定是歷史古物的大災難,後來又聽說要改為文物部辦公樓。

現在部長又換人了,整幢樓的下文不了了之,照常淪為遊客的佈景板,又或是大財閥的租用成為「私家洋房」搞活動。

然而,可能對一般人而言,一幢歷史古物不值一文,文物管理政策也不哂一提,因為大馬人已遭政治局勢「騎劫」。

我們寧愿關心政治,多于注重政策。但難道我們的生活只淪為談論誰倒台誰上位,在黨選改選時怎樣「祭鬼酬神」?

而政治化後的信念與思考習慣像一個黑洞般,將所有的注意力急速地拉墜吸納進去,我們已喪失了品位與智能,對文化歷史的認知萎縮,對爭取權益的行動往往是咆哮一輪後,就一潭死水。

當然,回到我們的首都吉隆坡,我們在這片土地起居、作息,即使選民用選票的力量前所未有地選擇了自己要的代議士,不過我們的市政廳與市長,卻與人民與納稅人不相關──主要是非民選,非票選的市長在過時脫節的法令下,只是以政治委任來立足管治人民。

連吉隆坡市政廳諮詢理事會都因法令受限而不能委任反對黨議員入席,這是對民主社會的一種侮辱,更削薄了吉隆坡選民的選票意義。

首相署部長再益在上任後聲稱要修改過時法令,我只衷心希望他能提一提箝制吉隆坡市民多年以致出現「聯邦直轄區部長」這類虛位的1960年聯邦首都法令、1971年吉隆坡法令及1976年聯邦政府法令;公民社會更要極力爭取恢復地方選舉。

否則即使市長高喊口號一萬次要改造吉隆坡,永遠只是冷氣房裡的閉門之作,完全沒有反映民意。更重要的是,民意決定政策,政策決定生活品質,民眾的權益不能像大鐘樓一樣,閒置成為一座廢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