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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舊夢:Scala

在曼谷,你要多華麗就有多華麗的電影院,例如Siam Paragon,又或者是多炫目與時尚的電影院,例如MBK裡的戲院,這些戲院的裝潢的華美,是在馬來西亞無法找得到的獨樹一幟。即使是吉隆坡谷中城或是Pavillion的戲院,也及不上曼谷電影院的設計與當中包含的人文因素。

然而,在曼谷市中心Siam Paragon對面較低矮,櫛比鱗次的店舖所組成的Siam Square中,卻有一間電影院矗立了近半世紀──銀都(SCALA)戲院。



在曼谷要找銀都戲院,其實讓我歷經了一股邂逅的驚艷。那時我知道只有該戲院在播映《New York I Love You》此戲, 但就是不知道銀都在哪兒,我也沒有去特意上網查詢,連其外觀等我都不知悉,我出發前猜想,這戲院應坐落在商場裡,該是不難找。

然而,在曼谷市中心的各首要商場中皆遍尋不獲,我快要放棄時,在一個炎熱的傍晚時,我搭著BTS時有些茫無目的地,在車廂快抵達到國家體育館站時,竟然給我盯到了這間戲院。

原來,銀都就躲在一堆建築物當中,其中最顯眼的是,戲院外的告示牌是以白底磚塊、紅字拼貼的寫著上映電影方式來告示我:銀都就在這裡。

就是這一瞥,我下站後馬上奔去尋找芳蹤。



見到銀都時真的有一種踏破鐵鞋無覓處之感,原來近在眼前,卻天天擦身而過。而眼前這幢建築物僅從外表看來,竟然意外地是如此地懷舊,時光像驀然凝結在眼前,我有些不可置信地看著這外表設計裝潢──這彷如只是在畫報或電影畫面中才見到的建築物,如此地真實地存在著。

當然,當你想想電影工業從舊時,走過錄影帶、MTV、無線電視,又遇上盜版猖獗、網路萬能、電影不景氣,以及標榜豪華的大型影城紛紛成立等內憂外患,你就覺得有這樣的一幢電影院豎立著時,就覺得感動了,因為這像時光的標本。



這電影院是1967年設立,一進門口時可看見偌大的大廳。要拾級而上,才能進入電影院的核心,大銀幕的聲光幻影,就在二樓編織上映著。

小時看戲時,我記得那些電影院仍有這樣寬敞的大廳,電影捧場者買了票後就會聚集著,但當天黃昏來到銀都時,是一片冷清。有些像電影院邁入黃昏的況味。

可是抬頭望時,那天花板上的牆飾與雕塑,就讓人有富麗堂皇之感,而兩根圓拱形狀柱頭撐開整個大堂,甚具氣派。

大堂中央垂吊著一盞塔狀的水晶燈,晶瑩剔透的燈泡,是夢幻的投影。站在二樓時,而你會覺得像在蒼穹下俯視蒼生。


上了二樓,就是售票處了,我急急地移步前去,當時只有我一個觀眾。

更意外的是,售賣處不是電腦作業的!兩位售票員只是用一張A3型,編印著戲院席位的紙,就劃了座位、在一疊沉甸甸的票簿上,撕了一張票給我。

太久沒有見過如此的售票作業方式,應該說,現今不再有如此的售票形式──人手、劃位子,只差不像舊時是用蠟筆來劃位。

戲票是100泰銖(10令吉),連戲票的設計都是保留著舊設計──你可以看到票根的花邊框紋。

我興奮地拿著票,就像參觀博物館般四處遊覽了,因為距離開映時間還有約兩小時。我抬頭望一望二樓浮雕壁畫,該是有關佛教故事的吧,在一座電影院可以瀰漫著這樣的宗教、文化藝術氣息,真叫人驚歎。


後來上映時間到了,整座戲院只有一間播映廳,未進去前,得在另一個大廳等候。抬頭也是一圈又一圈的設計,只是昏黃下顯得有些迷離。

接著,我就看到一個身穿黃色西裝的電影院中年員工,站在門口撕票根,而進到戲院裡頭,另有一人是負責拿電筒照明引路,帶往去位席上。

跟著那人一步一步地往下沉,走在往下陡的梯階時,我真的像墜入時光墜道般,突然回想起以前在巴生與母親一起看戲時,就這樣跟著這些手電筒的一線光走著走著,投入電影世界。然而,很久很久沒有與母親一起看戲了,現在都是伶仃一人…

整座播映廳該有900個以體育館設計席位,由高至低,非常寬大,而且是紅絨皮的軟椅墊,全場的氛圍是非常地高貴華美,而坐在席上時,椅背還可以調節拉低,非常貼心的設計──這是10令吉的戲票而已啊,這是何等的值得?

你沒有想過一間復古戲院,內在是如此地時尚與先進,全場戲院的聲播技術是Dolby環繞設計,這是傳統與時髦兼備。如果看大製作該是不錯。不過,我看的是《New York I love You》,則是溫婉的小品(當然多個小故事都是大師級導演執導),沒有什麼大場面。

只是太久沒有看到如此寬大的銀幕,我一邊看電影,內心是澎湃地激動著,導致我也分心了。

這戲是一部不錯的電影,但那時全場只有我在內的5名觀眾吧我想。前端有一個洋人,該是與我一樣,是一個旅客。我們都是這樣,在逾一小時的時光內,一起讓心情隨著劇情起伏。




散場後,我步去廁所,發覺連廁所的裝潢也是以昏黃為主。

從二樓走下一樓,我看見2012的海報。只是無緣在這間電影院觀賞了。因為我即將離去。



在暮色中回望,我覺得來這間電影院看戲,是對一套好電影的敬禮。看戲的意義不只是一種悠閒活動而已,而是真正地體會與感悟,尊重電影。而我,重拾了許多快要遺忘的舊情懷,才發覺已消逝的如此可貴。

青青子矜

近來回想起許多中學時發生的事情,反照著我現在的處事態度,三歲定八十,這句話是沒有錯的,或許更小的時候已決定了我如今的個性,但那也是太遙遠的事情了。

前陣子家人撿到我一本不知何時何日寥寥寫過幾頁而丟棄了的日記本,還好里面沒有寫些什麼頑皮的東西,不過家人卻複述那些內容給我聽,因為我在日記本裡寫著因為我的成績考到不好,所以很不開心,並要勉勵自己以後要更努力等云云。

聽起來真是肉麻與讓人發笑。我呵呵地笑著,想著當年的自己寫這樣的日記可真是白痴。我想那是小學生的日記習題吧。

但我的姐姐說,她沒有想過我在那麼小的時候就有那種心態。她說,「我完全沒有,功課對我來說不是什麼。」

到底要找怎樣的心態──求好心?攀比心?得失心?競爭態度?上進心?或許都是,詞義的褒貶或中立性都是一個字來形容而已,但我確實有那種一不做二不做的勁,然而這不完全是正面,有時則會讓自己內耗。

預備班的幾件事情讓我烙印很深,就像農場裡的牛隻被打了一個火印,現在回想其實不算是痛苦,但有了疤痕。

小學六年級時只欠一科才考到全科A,所以我無法升級中一而唸預備班,心底裡有一絲絲的失望。不過我想還好我沒有直升中一,因為預備班的中學生涯對我而言簡直是災難。

由華文教育轉入馬來文媒介的教育,我的過渡期花了很久,那時我還記得有一個科目叫做ABM,若無記錯全名該是Amalan Bahasa Melayu,我還記得這科目的內容雜得讓我昏頭轉向,學算術,又學染布,那些新名詞讓我無適所從,我還記得每次讀課本時都翻查字典,不知怎地我還記得當時學染布時有一個字眼叫「Mencelup」,我對這詞有說不上來的感覺,因為我覺得那發音醜怪極了。

我的馬來文與英文是奇差無比,媒介語遽然的轉變是拖垮了學習進程,或許在小學時我真的鮮少閱讀馬來文或英文的圖書,導致完全跟不上步伐。

因此,我的成績直挫,而在上中一時,以成績排名來分班制的學校,讓我安排到中一C班,而原本我是就讀預備班第二班。

那時在預備班年終假期時,我念茲在茲地想著為什麼我會跌班,傷心的我還寫了一篇科幻小說來為自己解困,那時我希望有小叮噹的時間門讓我考好成績,那麼我就不用跌班,不用在一個陌生的環境重新適應。

因為在預備班的同學大多數都保持在B班,更多學生是升上A班。而那時我在預備班已結交了幾個好友,加上1A與1B班的課室是在校園另一端的新校舍,而C班以下的課室則安置在舊校舍,換言之,我覺得自己像是被遺棄的孤島,而要重新生活。

現在回想起那種傷心,其實全為階級觀念下的羞恥心作怪,因為A班與B班另置教室,那種區隔化就像是另一個priviledge club,而唸C班以下的班級(我的學校每個年級有12班,當時而言是首都的大型國中)全分隔在另一塊。

所以,悔不當初自己不夠努力,自己沒有用心唸好書而被「丟棄」在C班,讓我憤憤不平。



我的二姐說,她對中學歲月完全都不記得了。或許她是選擇性遺忘,但我卻記得一些小細節,包括哪個同學是同坐等。

唸到1C班當然讓我認識到更多的同學了,那時班上來了幾個插班生,包括1個小六直升中一的女生、另兩個從其他學校轉校而來的男生與女生。

中一時還是很快樂地渡過,然而我卻暗中進行著一個小小的秘密,當時我知道功課上的對手是誰,即是兩位插班生,我在每次派發成績單時,總會注意著她們的各科目考卷分數,然後記下來,我還制成一個圖表,將我們的成績一一列出來作對比。這是知己知彼,但也讓我知道自己在體育、繪畫或音樂這些科目是完全被扳倒。

其實是很感謝這兩名女生,她們的出現雖然成為我的假想敵,可是至少她們成為鞭策我自己的對象。但我愚昧地有意無意將她們視為我的「絆腳石」而起了一些仇視心,因為我的目的是要在班上拿到第一名。而若不是她們插班來唸的話,我就是1C班的第一名了。

可是,唸完中一後,我只是拿第三名,而那兩個女生則分別獲第一與第二名。但那時我也認命了,因為我的各科成績總分數遠遠地被拋離,我那時羨慕著她們,終于認命天資是那麼地關鍵,儘管那時我已盡了努力去考好成績。

不過,升上中二時,我們三人分配到升級到A班了。我覺得一切畸形的競爭都值得了。因為,我終于擠進了A班,我覺得我回流到「精英階級」。其實現在回想,若沒有競爭對手,即使我考獲全班第一名,積分也無法考入A班。



升上A班,又是另一種優勢。那時中二A班與B班是唸早上班,2C班以下是唸下午班。所以中二又似中一般被切割了,我不知道同年級的學生是否感受到這種被區隔、分化階級的意識,但那時我一直有一種錯覺,唸早上班可由較資深、教學經驗較豐富的教師來教學,因為我們的學校中三以上的學生都是早上班,教師會「兼職」教導低年級如中二的學生,那麼教學素質會比較好。

當然,現在回想起來,這是迷思也是誤區。我現在才發覺我的中學是如此地鼓吹分裂與成績歧視

不過那時我喜歡唸早上班,因為我一直覺得唸早上班下課後有更多的時間,而不是如同唸下午班似的回到家已天黑。

可是不見高山不顯平地,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因為在這三年的A班生涯,讓我覺得自己更不如人,我的成績除了中文以外,整體成績排名是墊底,幾乎是敬陪末座。

在A班裡只有競爭沒有人情,還有許多趨炎附勢之徒。或許那時我是那麼地anti social,我有許多想法,但不知道如何表達出來,脾氣不是很好,在班上沒有多少個好朋友,我只知道不少人只會這邊廂向我借作文簿來看,轉頭我跑去討教數學時,他們嗤之以鼻。因為每個人都是競爭者,這是物競天擇的江湖。

那年我們的數學老師是一個剛畢業師訓的男教師。他知道我的數學成績特別弱,有一次督學來到班上來評核其教學表現時,督學就坐在課室後座,靜靜地看著他怎樣教課。而我察覺到數學老師教起課來時有些不同,特別地細緻,反襯出更加不自然。

那時我就有不祥預告。果然,當數學老師將一題kordinat(coordination)的習題畫在黑板上時,我看著習題發愣了,因為我不明白。

然後,老師就點出我的名字來,叫我上前在黑板上解答習題。我當時就窘急了,因為我知道我一定給錯答案。我不會得到嘉許,我只是會自取其辱。

但老師命令就是權威。我在「淫威」之下,就寫下了一個答案,當然,我答錯了。

數學老師讓我站在全班同學面前,然後曉以大義式地,非常有耐心地「教導」我怎樣找出正確的答案。我無法回到座位上,然後我瞄向後座的督學,發覺他很專注地看著數學老師如何講解。

換言之,數學老師在我面前「演戲」,我成為一個道具。

道具是沒有生命與沒有思想的工具,我就這樣被物化,但這老師沒有顧及我的感受──在全班同學面前「罰站」式地揚出你的弱點,這是歧視,這也形同羞辱。在A班裡。連老師也會利用學生來做戲,這是什麼世界?

這件事讓我歷歷在目,以致我至今對該些虛偽與演戲者特別痛恨,特別是我也要成為演戲道具之一。每個人都有一個利用價值時,那與貨沒有分別。

而這位數學老師,現在我還記得他的名字。而我的數學成績依然考到很差。



但這是精英班,我沒甚本錢與他人拚斗。或許是除了作文與寫大楷以外。但接下來幾年,我在敬陪末座的情況下,還是一直讀A班到中四,包括中三時出乎意料地也是欠一科就考獲全A。

中四時我當校刊主編與幾個學會的要職,那時搞學會是多麼地興奮,至少不必一直坐在課室上課,而可以趁機開溜。

可是那時還是選錯了理科班,在考畢中三時我連物理、化學與生物是什麼也搞不清。可是有人說,成績好的學生要讀理科,而且中四起要轉文科,意味著我需要與低班同學一起唸書,心底裡那種精英主義又在我腦袋裡作祟,我又唸起了4A班。

當然,4A班又有另一種待遇。每年的4A班學校指定是校刊編委,這是多年另一項怪異的學校傳統;因為中三與中五生都要考政府考試,中四就是蜜月年。而校方皆認為,A班學生是最行,所以編校刊就交由A班學生去處理。

我對校刊持有一種熱愛,我覺得能編一本學校的年度校刊是一件非常榮譽的事情,所以,那時即使我對理科班有所忌憚,但為了校刊,我卻是如此地不顧一切。

後來更意外的是,我獲選為校刊主編,我還需要安排編委去處理不同的編務,儘管那時覺得何德何能,特別是我並非班上的特優生,但換了另一個主編身份,就有了指揮官的感覺。

我們的學校也指定每年的4A學生,需要參加校際的英語集體詩歌朗誦比賽,全班同學需進行密集訓練,以說故事的方式將一首詩七情上臉地演繹出來,我覺得那也是另一個很錯誤的學校傳統,因為他們認為A班學生英文最好,但事實上要挑學生來演繹詩歌,應該找些發音準確,音質不錯、儀表堂堂的學生。

可是我那時連那首詩說些什麼,全都不明白。我的發音更是破爛

當然,那一次的朗誦比賽我們全班都沒入圍,在英校生面前,都輸了一個馬鼻。

中四年終時,我的成績更差了,連普通數學考到紅字,高級數學更別提了。那時我才發覺身邊的同學,特別是男同學,個個脫胎換骨似地都變成了計算機器,我不明白為什麼要計算一粒球撞擊另一粒球的速度與沖力的用意,也不明白身邊的人為何連化學元素表也背得滾瓜爛熟。

我知道我選理科是一入豪門深似海,因為那是無法回頭了。即使我還是去補習學院補習,但是仍然無法開竅。

到了中五時學校另有一套編班制,不再以成績分配,反之是以大混雜的方式將所有的學生都融入一班教學。打破了這樣的傳統,有利也有弊,但那時我們全都集中火力在應考決定前程的大馬教育文憑了。

我在那時遇到一批肯于助教的同學,我每天做高數習題不明白時,大家就一起研究,而其中一人的高級數學竟然可以考獲滿分,的確是神奇。在那時我的高數掌握能力才真正地躍升,而我後來細查之下,才發覺過往我的高數考試成績大扣分,全因在推衍方程式時,竟會將數字寫錯。

這種粗心與疏忽讓我心痛不已,因為就是我沒有細細地在作完習題後重新檢查、核對就就交卷,所以才有一大堆失分。但事實上不是我不明白習題,只是作答時不專心、完事不細心。

(所以現在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記者寫稿會錯字連篇?那些錯別字離譜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全因交稿前沒細心校對)



現在回想起來,讀中學時的苦與樂點滴在心頭,而中學時期碰撞到青春期,還是讓人回味。除了知識是填鴨式地倒灌與強餵給我們以外,只是讀書時的際遇,全都塑造與磨鍊著我們的個性、思想與人格。當初上學的動機很簡單,只是要交功課,考好成績,贏得嘉許,那是非常直線的思維,但也是包含著一種純粹、單純的動機,因為目標就只是考到好成績。

但人生的目標實在是太多了,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目標。

但最可惜的是,我錯過了真正享受學習的樂趣,因為上學的目的不只是考試,而是學習。考試只是一種參考,分數只是一個標籤。或許那時如果我更加放寬自己,不執著于分數的高低與個人成績的比較,我或許會更快活,至少會到現在也會有不偏執的快活。

在A班上學,其實就像推入了火爐裡燒鋼,然後還得忍受打錘要打出一口薄刃,但成了利劍又怎樣?是傷人還是自保?後來我聽一些朋友提起獨中的求學生涯,一些比起國中生更為扭曲與顛覆,這種對學生的破壞性,要到了一個世代在成長後才能領悟到,那麼我們只能怪整個大環境與教育制度了。

然而現在不再上考場,沒有競爭的同學,沒有人為你打分數了,成績單就是每年有人問你「換車了嗎?」等之類的物質評估,現在的職場生活確是讓人易于怠懶,是否有假想敵,也沒有人管你了。而人生的目標又更多,更複雜了,不再是當時在學校的那種純粹考獲好成績高分數就足夠了。

而在學校裡可以有精英,可以有個人主義,但現在在職場裡是一個團隊在工作,即使有人鶴立雞群,你也不過是隻雞,而不是鳳凰。所以別人的事情管不著了,只能管好自己不再受到他人影響與侵蝕。

現在有時在檢視自己時,會問「你到底做了什麼?」,才發覺原來最大的敵人是自己,悚然心驚。年齡與健康已在為你打折扣分,而你再也沒有享有青春的折扣了。



PS:

我剛對一個人講了一句比較重語氣的話:「你要自暴自棄,也不要給別人看到。」若有冒犯之處,就別見怪。

只是同檯吃飯,各自修行。

另外將文章獻起閱讀此文的中學朋友,才發覺現在好懷念大家。

學中文.學英文

每天面對的除了含混其詞的新聞報導,最煩憂的還有破爛的英文翻譯。更甚的是,甭說有同事使懶動用谷歌翻譯器翻譯英文而一塌糊塗,有時連讀一些中文稿件讀得一頭霧水──到底是怎樣造句的呢?怎麼造成如此不通順、用詞不準的中文出來?到底這些稿件的下筆人要表達什麼?又或者為什麼有些人會一直會打出錯別字?

中文報的記者中文也不好,我們可以埋怨什麼?這情況等于我們看到一個健身教練在教你何健身時,自己卻是一個挺著大肚腩的胖子。這就是所謂的「專業」,只是沒有做到本份。

所以只能埋怨自己。

如果對中文報的記者的中文要求不高,那麼我們還需要怎麼樣的標準才讓人覺得滿意?或許你可以說,當今的教育水平每況愈下來做籍口解釋一個人的寫作能力低下,但一個人在下筆是否運轉自如,行文是否如流水,用詞是否信手拈來,這些基本功夫其實就是一個人平日時閱讀水平的反照。

我不知道,或許現在太多人喜愛facebook的遊戲、在facebook的留言堂裡盡寫些支離破碎的詞句後,閱讀已變成一項苦差。

所以,在沒有閱讀習慣下要一個記者行文流水、舞文弄墨,這是奢侈的要求。

多麼地諷刺。



我常會想起幾年前那段教私人補習的歲月。我在一連兩年裡分別調教了2名中三學生,主要是讓她們修中文來應付初中評估考試。這兩個女生是學姐學妹的關係,在那兩年裡讓我驀然沉浸在中學時那種扭曲的學堂歲月,因為上課只為了應考,上學只為了學分。

而我的身份是一個補習老師。我的功能就是要確保她們在PMR考試中華文科拿A。我也是促成這功利主義教育政策的一份子。然而,那時我才領略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的道理。

這兩個女生的家庭背景雷同,從小是華小畢業,中學時上了全英文背景的教會學校,在家裡是說英文。A女生的父母都是華校生,而且還是我中學的校友,但家長沒對女兒說中文。

A女生的功課相當不錯,我想現在她已經準備考大學了。當年她的全部科目都是A優等,偏偏中文在小學六年級後似是遺忘了,而其話事權極大的母親則堅持女兒要考中文,理由是「中國崛起,日後中文吃香」之類的理據。

我在接觸A女生時對她的中文口音好奇得不得了,幾乎是需要「鑑賞」她如何說中文,因為她的華語就像那種初學中文的外國人,歪音走調,荒唐得像一個笑話。她將許多中文發音都遺忘了,而且說起華語來是帶著英文腔的,到最後整個句子只有5%是中文,就是零零碎碎地夾帶著幾個淺白的中文字。

還好她還懂得書寫漢字,但如同鬼畫符一樣。我拿她的確沒有辦法,在教導語法時說到什麼是語素時,需要全盤用英文來解釋。寫書法時又得準備一些紅描本給她,就看著她畫圖畫一樣地上色,寫作文時我更是像讀英文一樣看她狗屁不通地寫出來。

我想到當年預備班的我很喜歡朱自清,13歲的我讀著朱自清作品時讀得津津有味,為了讓A女生有一些文學的洗禮,我拿出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給她唸,讓她理解。讀了幾遍她才幾近辛苦唸完出來,然後她反問我:「Why does this fellow uses whole paragraph to describe a leaf?」

朱自清在該文章開頭的幾段是形容那些荷葉亭亭嬝娜地立在荷塘,那是文章的精華啊!可是她這樣反問我時,我啼笑皆非。心裡面想說,文學就是用一些簡單的東西複雜化與抽象化。奇怪的是她有唸英文文學,還寫文章來分析莎士比亞作品,為什麼「荷塘月色」卻消化不了?

後來A女生非常死硬派,我吩咐的功課都紋風不動。我幾乎放棄了──為什麼還要考華文科呢?你不尊重華文,也不必浪費我的間與精力!

但經不起A女生的母親對我再三說項,我才繼續為她上課,然後聽著她對我述說著她班上的趣事,又或是她拿起她父親新買的SAMSUNG手機對我詳解著那些功能。

那時我看著當時還未算流行的滑推式的手機。她是屬于幸福的一代吧──擁有合理的物質生活,這些都是她父母給予她的禮遇,然而我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父母能給予孩子最好的一切,又不與孩子分享自己的中文背景與學識呢?難道這兩人以自己的中文學術背景為恥?

但他們又不覺得中文是垃圾,反而要女兒去應考中文科目,就是為了日後可以用中文去認識另一個世界或與人溝通,又或是更美妙地想用中文來行商。

中文的實用價值只是文憑上的一個A,還是一套精深文化的窗口?

但後來A女生還是順利拿到中文A等,然後她就介紹了其學妹給我當學生,就是B女生。那也是第二年的事情了。



B女生家庭的英文背景更是濃厚,全家都是說英文,家長也不諳一句中文,即使是廣東話等,就是名符其實的香蕉人。我很奇怪怎麼會有一個如此獨立的世界,除非你不去華人小食中心點菜,不去華人檔口購物,你好像不是在馬來西亞社會生活的外星人。

我一直都是與B女生的母親洽談,是一個厲害角色,當然也是一個非常會計算的母親。讓女兒考中文不是為了不忘本,而是為日後籌謀,以免學會英文丟了中文。

B女生在中學的全英環境,讓她的舌頭都磨去了華文腔,我想這與整體環境有關,她們在如此的一個環境之下不能顯露出絲毫華文腔調,否則就無法與同儕同邊站,無法產生精英感。那種同儕壓力讓她們很快速地剿滅殺絕6年的中文根基了。

然而相對之下B女生的中文發音會比A女生好得多,至少還像模像樣。

只是她們母女倆一對談時,就是那種洋人樣。

有一次其母親在我的面前詢問起B女生的華文科目考試成績時,B女生直言考得不好。其母親不直言「WHY」,反之是如此問:「Did you do the post-mortem?」

我有些訝異她會用上post-mortem這字眼,這是一個非常嚴肅與正規的字眼。那時母女倆的對話形同公事交流般說著語體文,特別是一聽到post mortem這字時,我覺得非常冷峻、工技化──要的只是成效、與檢討結果,像是解決一項技術性難題一樣,這種套式問話是扁平、機械化的,沒有人情味。

至少我的母親不會如此詢問我的功課,即使我考得差,她應該會問「為什麼會考到這成績?」那是親切的口語,何必如此正統莊重?

B女生對其母的問題有些不知所措,她畢竟是個孩子,也搞不清post mortem的意思,再反問其母親到底她在說什麼?到後來我臨時解釋她才恍然大悟。

然而從一個如此深奧的字眼運用,可以反映出這位母親的parenting skill並不是如此高深,運用如此精深的字眼,形同對孩子苛刻地責問。而你即使是動用英文與孩子溝通,不意味著孩子的語文能力就會如同你一樣地優秀,這只會適得其反打擊孩子的自信心。

想深一層,我不知道這母親是否都是以這樣的有教化的語言來與子女溝通,英文容易塑造出階級分差,而香蕉人往往有一種焦慮──因為無法掌握中文,而英文又不是其族裔語言時,就會以故作複雜、充大頭的矯揉造作英文,裝腔作態地撐出優越感,遮掩自己內心因無法兼擅中文的空虛與自卑感(新加坡人就有這種通病)。

而語文最基本的功能是溝通,淺白易懂就行了,中文也是如此。難道我們要人人都像翁詩傑一樣咬文嚼字般地說中文或操英文?

但是那時我聽著這對母女的對話時,我就看到那種階級之分。母與女也可以如此嚴肅的對話,日後的距離還得了?



B女生的中文成績也是普普通通。經過了「荷塘月色」的教訓後,此次我詢問B女生,到底她喜歡什麼樣的中文讀物,那麼我可以偏其好來激發她學好中文。

怎料她拿出一本本已英化的日本漫畫給我看,她熟練地翻開特定的頁數,然後問我裡面的一些漢字:「到底這些字是什麼意思?」

我問她:「這就是你學華文的興趣?」

她點點頭。

原來她有興趣學好中文的推動力,就是為了閱讀日本漫畫的漢字,我不懂日文,可是那些出現在漫畫格子的漢字,其實是書中漫畫人物的動作語助詞,因寫在對話框內而沒有翻譯成英文。我對她說,那些漢字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是虛詞,也是象聲詞。

那時她是多麼地失落。因為她以為這些日本漫畫人物的漢字是有意思,別有意義的。

我與她一樣失落──一個學生要考華文不是為了學習華文,對華文字有興趣也不是因為漢字,而是日本漢字。

我看到的她,即使是學習中文是沒有意義的。

後來,B女生的華文科目也考到A。

我那時就很懷疑大馬PMR的華文科水平有多高。不是我吹得自己很神可以調教出華文科A的學生,而是以她們的水平,根本是不值得拿A。

至少與當年的我的中文水平相比起來,我覺得這種A變得無價值了。



現在我常讀著這些不少英譯中、巫譯中的新聞稿,又或是以中文寫的稿件時,就會想起我這A、B女生。我回到過去那兩年的歲月一樣,每天都有新的挫折感自體內爆炸攻頂。

連中文報的記者也不做好本份去搞好本份、學好語文,其實我當年又何必如此堅持我那兩個學生考好華文科目呢?我的功能也不過是讓她們如愿所償地考到A,不必讓華文科拉低整體考試成績。而這些記者每天寫稿也不過是為了交差,以為向主任交差而不是向真相交差。

我也在想,如果當年我沒有機會學習中文,我會是怎樣的一種個性?我是否又會像現在的我那時,偶然間會覺得自己的英文技不如人而自卑片刻?然而若我是華人又不諳中文,我是否又有一種遺憾?

但另一個更長遠性的問題是,到底我們要用怎麼樣的語言來與自己的孩子溝通?到底家長以怎樣的心態來培育孩子的語文學習?──為了功利、實用,還是為了學習不同的語文背後所承載的文化與學識?

家長對孩子的語文學習選擇,就造就了我這種「兼職」的非專業補習老師,或是目前當紅的速學外語語言班。而這是一種惡性循環。

剛讀完陳雲的《中文解讀》,裡頭有一篇文的一句話說,「學外語,是開耳目,廣見聞而已,不要把英文吹得那麼神,以為識英文就發達。」

英文確不是那麼神,但我想回到最核心,還是搞好多項有優勢的語文,那也足夠了。(當然我不奢望會當另一個翁詩傑)

「為什麼你來馬來西亞?」…

那是一間狹窄的法庭,是大鐘樓前推事庭中,空間最小、讓人有最強烈的窒息感的一間法庭,人人往裡面擠了後,就是只能急促地呼吸,無法轉身。

那就是刑事推事庭一,面向敦霹靂路,坐落在一列推事庭中最旁側的一間法庭。當這幢古老的建築物還未改建成新聞、文化、藝術與文物部時,那是一座人流聚散之地──囚犯一車車地截進來,也有人恢復自由身輕鬆地走出去。

當然,這應該是一座彰顯正義的神聖之地。每個人來到法庭,都希望能得到公平的審判,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應平等。

我在刑事推事庭一呆過很多時候,主要在當年艾琳費南德斯被控抵觸印刷法令的案件就在該庭研審,在那兒我第一次聽見如此驚心動魄的案情審訊,包括首次聽見律師與證人在盤詰過程中,冒出「陰莖」、「手淫」等的英文字眼,初聽時回不過神來,這些字眼平時不是掛在口中啊!然而聽著曾經被扣留過而聲稱遭虐待的外勞,回馬再成為辯方證人供證時,他們述說著的內容會讓人覺得莫不搖頭嘆息是真的如此慘無人道嗎?

當然為了採訪,這些公開庭中所講述的供詞,也一一記錄在採訪簿中。化成了新聞,而昨日的新聞今日就成了歷史了。

只是法庭上有些事情,不是新聞,更不是值得記載的歷史,卻在我腦海中時時迴盪著。



那時我去到該法庭內,該是等待著艾琳的案件續審,未晉入該庭前先會研判其他較為小型罪行的案件,包括偷竊罪等。

開庭前該些被告會被帶進犯人欄,或是坐在犯人欄後等待入欄受判受審。而每天早上總有該些實習律師會進法庭內,做功課似地要找客戶(即被告)來實習,包括為這些被告求情、累積與法官或推事對答等的上庭經驗。這些求情工作應該義務性質的,只是志在學習。

那時我就坐在前端的記者席中等待開庭,一名年輕的印裔實習律師喚了過我去,他要求我充當他的翻譯員,為一行坐在犯人欄裡的華裔少女做翻譯,因為他打算為她們抗辯求情。

于是我就為其中一個少女做翻譯,我忘了那少女的模樣,只覺得她很年輕青嫩,沒甚姿色,長相一如鄰家女孩。不過她顯得有些瑟縮,說起話來是顫抖抖的,聲音很細。

我依著實習律師的探問,逐一逐一翻譯給她聽,包括「你幾歲?」、「來自哪裡?」

她是用華語說,「越南。」

「越南?你怎麼會講華語?」

「我在越南北部有上學,我們是去中國邊境上學。」

難怪我聽見她的口音有那種熟悉感覺。

「Ask her why she is here in Malaysia?」律師問。我照翻。「你為什麼會來馬來西亞?」

「做『雞』。」她答了,就兩個字。有一種干脆的本性,而且是沒有猶豫的,即使她的聲音仍是非常地輕。

她不是用「妓女」這兩個字,反之是本地人慣用的「雞」。這是認清了自己的本命嗎?

我之前沒有去猜想這少女犯的是什麼罪。聽她如此俐落地回答,我猜想她身在此處必是與傷風化罪等有關。

「to be a prostitute。」我轉頭對那律師說。律師再問,「問她為什麼她要做妓女?」

我問了,她答:「因為我家裡窮。」

「我的父親只是耕種、家裡有弟妹,我是最大的女兒…」她繼續說著她的故事,而這些重點就成為待會兒那實習律師為她求情要點。

那實習律師一邊在記錄著,他的動作像一個抄寫機器,不帶情感的,的確,如果每天要為相同的罪行的被告求情,重覆著同樣的說詞時,複制著「為什麼」的問題時,你的情緒也會消殆。

後來我得知那幾位少女也是因同樣罪行被扣而面控,該是被控賣淫罪等;我忘了,那時我只來得及為這名少女做翻譯,法庭就開始了。



然而我還記得看著她們一臉無辜、青春洋溢的模樣,無法想像到她們沉淪在燈紅酒緣、聲色犬馬的經歷。

而她們卻坐在狹小的犯人欄中等待認罪、求情,然後怎樣?若直接認罪就快捷許多,因為會去服刑,之後被遣送回國,然後呢?會否再回來馬來西亞──

做雞?

當然這是利益集團在背後操縱,然而在掃蕩時不幸中招地,就是這些如同貨品般變賣剝削的少女束手就擒。

法庭裡真的會有平等嗎?誰最應該接受審判?

後來我都有陸續碰上這些少女坐在犯人欄中等待認罪被判。每天我們到各推事庭時會去詢問庭警有些什麼案件,大家看到這些女生時只是淡然地說,就是犯了賣淫罪。

做記者的不會採訪這些案件──太多、太瑣碎了,而淫業是自古以來最悠久的罪行,你如何監管?然而來馬來西亞只是賣身,這裡頭包含太多太多幽微迂迴的利益輸送與人性陰暗面。

只是迄今我仍然很清楚地記得那個已經沒有名字的少女對著我如此坦然,沒有絲毫畏怯,甚至不覺得這是什麼恥辱,但是含著一種逆來順受的委屈。她們有選擇嗎?

還是因為我戴著有色眼鏡?

我不知道這種惻隱之心是否人人都有?當一個嫖客在暗房裡看到這樣的少女時,在解下褲頭前應該不會問她「你來這裡做什麼?」吧!

但是那兩個字「做雞」一直刻劃在我腦海裡。 而刑事推事庭一給我的窒息感仍歷歷在目。當然,現在那推事庭不復存在,只是,不同的戲碼仍然在輪迴著。


(突然想起這段經歷是因為昨天開會時,同事報上一則掃蕩賣淫中心的新聞時,提及那些賣淫女性時說「全是老老的。」我莫名地笑了起來──賣淫與嗜色不分老嫩。只是為什麼「老老的」也要賣淫?然後我又想起身邊一些朋友偶當嫖客時對我說著的離奇故事。有些說得活色生香,但我只是一個聽眾,不敢批判。這真是複雜的人生。)

胖的懺悔錄

「Toh....Pooi....Kia!」

這是我第一句認識的福建話,這也讓我決定不學福建話。全因這句話是我在巴生唸小學時給那些頑皮的同學,如李禮強等人起的花名。「死肥仔」這三個字我可以用字正腔圓的福建音來唸出來,咒罵語言特別容易讓人難忘。但僅止限于這三個字,其他福建話我完全不會聽。

「死肥仔」這三個字陰魂不散地縈繞著我,就是因為這樣醜惡的花名,讓我覺得福建話可憎,因為這是辱罵我的語言,當然我這樣的說法不客觀,但那時只有小學生的我,被冠上這樣的花名,也可是一種不客觀的標籤與批判。

我小學至中學時很胖,胖到什麼程度?中二那年我去kasturi補習,上著科學課時我記得那位補習老師在教導著我們jisim與berat的分別,他隨手就點起當時坐在前端專心上課的我要示範如何辯別,他就問我「你有多少公斤?」

我當時很窘地答稱,「60公斤吧!」

但那時我不確定我確切的體重,為什麼要詢問我這樣難堪的問題呢?但更難堪的是那位老師當眾說,「你撒謊啦!我看你至少有超過65公斤!」

我恨不得有一個地洞讓我鑽下去,因為事實上我還是撒了謊。那時我仗著我是坐在前頭而不敢回望後面我全都不認識的學生,沒有人認識我,所以我可以駝鳥一樣地躲在自己的世界裡。

但是我一點也無法理直氣壯──是啊,我的體重超過65公斤,那又怎樣?

然而現在我的體重,與17年前一樣。所以你可想像一個14歲的少年是多麼地肥胖,因為他有著的是成人的體重。

以前我會覺得肥胖是一種罪,甚至是罪惡到一種不赦的程度。我接受我自己的外型與體重,可是我迎合不了週遭人士對「標準」的定義。我相信這種罪惡感每年都在侵蝕著我的自尊心,以及自我認同的接受度。

或許你不曾肥胖過,你不會體悟到那種被流放于主流的失落與落寞感。看到別人的目光,與看見鏡子裡的自己時,那是一種分裂的過程。我覺得ok啊,我對著鏡子說;可是外面的世界將我打成是異類,因為我趔趄的腳步?因為我動作沉滯阻礙了地球旋轉?

我那時不明白為何體質的基因組合會讓我的身體膨脹,然而我在成長中的心靈卻逐漸地萎縮。

中學時是塑造一個人人格與智育發展的重要階段。但是我的世界在那時候是被體型與體重而摧毀。每個星期兩堂的體育節時讓我愛恨交錯,你永遠都不知道一個胖子要上體育課前,他默默的祈雨沒有靈驗時那種失望。因為如果下雨了,那麼大家就可以躲在課室裡,我就可以免去上草場體育出醜的尷尬。

上體育課的確是苦差。我足以使用「憎惡」這字眼來形容我對體育課的那種感受,其實一切源自于那種失敗的自我期許,那種困頓感讓你覺得全世界都遺棄了你。在年初與年中時總會有幾項連環式的體能測驗,包括在特定時間內要完成多少下的掌上壓、仰臥起坐,最要命的是要在10分鐘(或20分鐘?我也忘了)完成1公里的賽跑。

那時候,賽跑項目就是繞著我們中學時的足球場跑十圈,大概就等于1公里路程。每一年,每一回,我都無法在限時內完成十圈的賽跑,我會看著我身邊的同學逐一逐一地離開足球場,因為他們已完成了歷程,而我在氣喘如牛地在舉著沉重的步伐,每一次的抬腿都在對抗著地心吸力的萬能拉力,我的腳步是拖著鉛塊的。

最讓我難受的是,那時候往往在第三圈時,我的心就會蹦跳得像一顆欲沖出口腔的彈球,而我的呼吸急促得像被掐著了咽喉一樣,我快窒息了。而且,胸腔與腹部會產生一種錐痛,一抽一搐地削著削著。

我永遠記得那種似快要遇溺的感覺,你是那麼地無助,喪失了體能,也喪失了一切的尊嚴。

到後來中四或中五時,我在賽跑中途時就宣告放棄了,不再讓自己堅持跑下去。那是我必須逼自己接受的一個事實──我是胖子,所以我跑不完。連體育老師沒有再強逼我們這些高中生去完成一公里的跑程了。

這當然也包括仰臥起坐,弓著身,再仰臥下去,我的肚腩的重量讓我完全無法運力起身。每一次的仰臥,都是一沉不起的沉淪。

那時我對肥胖的概念,還不至于扯上健康的風險。那時的肥胖,一切是與形象有關。而體育課是一種行刑,那是讓我的四肢百骸打散的一種刑罰。

胖子就是需要接受這種行刑吧?

其他體育課的活動包括打籃球、踢足球。那也是我覺得最恐怖的一種體力活動。打籃球至少你還可以使用雙手去捉,可是踢足球卻需要用雙足去掌控運球。那時候我一上足球場就會打冷顫,因嘗試過被足球遠遠地踢過來擊中頭部,肥人不靈活,那時我就像一墩柱子一樣,飽受飛球的巨磅撞擊,當然那時不覺得痛,只是佯裝無事一樣躲過別人的嘲笑。

但是我還記得要踢足球時,體育老師將我們這些胖子分到各別組別來對壘時,那些同學就會用一種無可奈可的眼神對望彼此,因為他們得到的是一個毫無價值而累事的垃圾。

我不知道為何體育課會變成如此折磨人的一堂課,那本來是一種活筋鬆骨,讓身體鬆綁的課外活動,然而為了符合標準,為了紙面上的體能測試,我們這些不靈活的胖子,在競技場上成為獻醜的馬戲團。

而體育的概念與原意就是要這樣羞辱他人嗎?我不知道。我也想好好地在球場上揮汗如雨一番,自由自在地,然而校方規定男生是打籃球或踢足球,排球是偶爾,打羽球更休想了──因為這些斯文的活動,都留給了女生。

到了後來,很多年以後,我才了解到體育真正的定義是什麼,而我找到了讓我奔放的體育形式。

我的肥胖,一直跟隨著我到大學時期。那時候我開始騎腳車,只為了川梭在宿舍與校園之間,每天如此,那時我的贅肉才漸漸地消失。當然那時也全因青春期過後的嬰兒肥漸萎縮,所以不再是鼓漲漲、胖嘟嘟的那個胖子了。

在大學時我極少碰到中學同學,許多人都沒有見到我如此巨大的轉變。那時我開始覺得青春期終于給了我一種珍貴的犒賞。那年我記得在茨廠街的書店遇到一名中學同學,他看著我說「啊富雄,你變得很瘦了。」

那時我心裡竊喜一番,那是一種成就嘛,畢竟。可是他補充一句,「但你還是不夠fit。你沒有肌肉。」

肥胖時別人要求你清瘦,但減磅後別人又要求你要健壯起來。到底我們要符合多少重,多少層的社會要求呢?我們又得飽受多少次的歧視呢?

當然我現在已瘦了下來,不至于到達那種健美體型,但心底裡仍迴盪著那時在校園裡那種被咒罵的呼叫聲──toh pooi kia!死肥仔…那是一個到我成年後仍無法開脫的緊箍咒。

我現在有定時去健身中心了,在那兒一個人揮汗如雨,是一個人默默地耕耘,沒有人像當年的體育老師吹著哨子吆喝著你「快點跑!」,沒有人會在旁邊按著計時器來數你仰臥起坐了多少下。我找到了自己要上的體育課。我覺得這種運動形式是非常自我的,不是那種集體規範、群體要求的強逼行為。但事實上我們是群體活動, 因為週遭人士都會像你一樣拚博地在跑步機上跑著步。

我有我自己一套的運動安排與配套,那全是一種紀律與自我期許的驅策力,我在舉重時追求的是一種自我超越。最重要的是,我不想讓兒時那種肥胖陰影伴隨著我,當然還有那種健康風險。

然而當你告訴別人你有上健身中心時,人人卻會用奇異又含著責備的目光盯著你身體,怎麼你還未變成大隻佬?

我再一次地讓自己失望──到現在許多人對健身與健美的概念仍然分不清。我只要求健身,而不是參賽的健美啊!要對那麼多張的嘴巴,我不知道要如何解釋了。因為我覺得已倦怠于向眾人交代、或討好于他們的標準尺了。

事過境遷後,我再次回望我身邊的人士,我又感覺到自己的異樣了── 因為每個人都當運動並非是一種理所當然的事,而上健身中心卻是稀奇罕見的一件事時,我再次感覺到被離棄。或許當我看見同齡人士都挺著一個肚腩時,我不知道他們望向我的目光是否是隱含著這樣的提問:「為何你不像我們一樣有肚腩?」

我希望他們會遇見當年的我,然後自己明白「嘿,原來我們都一樣肥胖的」,只是我是曾經,你們是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