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司：你跟進著的A項目有什麼內容？
Best小姐：不知道，手足還未回來報告。
上司：那麼B項目呢？
Best小姐：也不清楚。手足沒有報告。
上司：那C項目？
Best小姐：放心，那已做好了。很齊全的。都辦妥了。
上司：那麼重點是什麼？
Best小姐：哦…不知道，還未去看清楚。
上司：D項目則是有提到…
Best小姐：（打斷話頭）我已叫手下做了，那個是有關于P的。
上司：那麼D項目裡邊是說到X-Y=Z，然後Z加Q又等于P的。
Best小姐：哦是咯，就是等于P。因為就是這樣而得到P的。
●
上司：B項目有些疑點…怎麼會X+Y=Z的呢？
Best小姐：唔…因為Y+X=Z咯。因為那是Y，然後那是X，所以加起來不就是Z咯。
上司：不是，我是問為什麼會有Z這樣的結果？而不是Ｗ？
Best小姐：因為…因為…因為本來有Q與R的，但Q-R後就等于零，所以只剩下X+Y咯。
上司：那為什麼還是Z？
Best小姐：因為Z是Y加了X之後，就產生的結果啊。
●
上司：C項目遲到了，趕不到Deadline，為什麼會這樣的？這項目不是同事E去做的嗎？
同事E：是，是我跟進的，其實我是受到Best小姐委託而去代工的，但那天我本身還有一些任務要做。
（上司望著Best小姐）
Best小姐：其實我一早就吩咐好同事E去做的。早在幾天前就說好的了。但是同事E沒有做得及。對，我早就交代清楚的，E當時說代我做沒有問題的。
（上司再望著同事E）
同事E：（無言）
●
上司：為什麼A項目會出現那樣的錯誤？
Best小姐：其實是……然後我有跟負責的E去交代要做，但E沒有做，我臨走前都叫E要改進這錯誤的。
上司：E現在不在，我過後會詢問他一下。
（之後）
上司：E對我說，是你沒有告訴他要怎樣做，因為你根本沒有交代到什麼。
Best小姐：唔…唔…是咩？
●
同事E：為什麼這A項目沒有加到這樣的內容呢？這個內容很重要呢，為什麼會丟到那角落去？
（上司望著Best小姐）
Best小姐：唔……我知道，這是我的判斷錯誤。不過，E你自己也是有看過A項目，為什麼他沒有提醒我一下？
●
上司：A項目非常重要，請跟緊一點。
Best小姐：可以。
（過後）
上司：為什麼A項目會這樣…這樣的？
Best小姐：咭咭咭（扮楚楚可憐狀），是咯，因為醬醬醬，咭咭…所以就這樣咯。
●
上司：A項目非常重要，而且非常趕，你要跟緊一點。
Best小姐：（拍著心口）沒有問題。
（會議後，就自言自語）
Best小姐：哎，這樣鬼多東西做，做都做不及…你上司啊那人啊…
（然後拿起電話）
Best小姐：喂你啊，你幫我跟緊一點A項目，很重要的，非常趕。
（關下電話後，又拿起電話）
Best小姐：喂，你們去吃飯啊？幫我打包發財漢堡包…Yer…點解不叫埋我的？也沒有幫我買那個特別推出的洋娃娃。你們不夠義氣咯…Yeeeah....
●
同事：Best小姐，請問下那A項目裡的東西好了嗎？
Best小姐：哦好了，咭咭咭咭（扮可愛狀），不好意思，我做好了忘了給你。
同事：（發覺貨不對辦）咦，為什麼A項目做到這樣的？
Best小姐：哦是咩？我剛才忘了告訴你，我的手下做了一些更改，所以就這樣咯。（再扮可愛狀）不好意思呵，忘了告訴你。
同事：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更改？
Best小姐：不知道哦，手下就是這樣做更改的。我不就照做咯。
●
Best小姐：唔，我發覺A項目有了一些補充，你說我要不要再補充呢？
同事：那是補充什麼？
Best小姐：其實不重要啦，很瑣碎的啦。
同事：那瑣碎就不用啦。
Best小姐：那我就收工啦，拜拜。
●
同事：我發覺A項目這樣處理不是那麼好，你剛才處理過A項目的是嗎？不如我們改成另一種處理方法好嗎？
Best小姐：是咯，我也覺得不好。本來都想改的了。好啦，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啦。
同事：哦…那樣。
Best小姐：那麼你就替我做吧！幫幫手。
●
（在一片寂靜中，各同事都在趕著手頭上的東西，Best小姐施施然離開工作崗位）
（在5分鐘後，Best小姐又氣急敗壞地趕回來）
（在15分鐘後，再見到Best小姐折返回頭，但大家都在忙著。）
Best小姐：（一慣的自言自語）哎，真是命苦，要去拿車又忘了鎖匙，拿了車匙又忘了拿戲票，害我走這樣多趟，快些遲到看戲了。
（但同事上的功夫還是在堆積著，Best小姐又施施然離去了）
●
同事Q：剛才我看見A項目裡有一些環節值得注意的。
Best小姐：是咩？我沒有注意到。
同事Q：其實我覺得A項目裡，其中一個環節提到C+D-E=Z，Z是相當重要的一個結果。因為Z接下來會影響到E、F、G的。
上司：哦？是啊？A項目是Best小姐處理的。咦，她的人呢？（原來Best小姐已溜掉了）
（片刻，Best小姐再現身）
上司：你去跟進一些A項目。A項目很重要的。我們要擴大來搞這項目。
Best小姐：是是是。我去做。
（片刻，Best小姐又再現身，上司已不在場。）
Best小姐：同事Q，我很忙，我的手下又在忙著東西…無法處理A項目。你幫我完成它吧！
●
同事C：咦，Best小姐，為什麼A項目裡你沒有改到那個錯誤的？
Best小姐：（怒氣沖沖，惱羞成怒）你要我解釋多少次喎？剛才你不是在會議室裡嗎？
●
手下A：我發覺A項目裡有些東西還未做完，我需要去完成它嗎？
同事Q：A項目是Best小姐負責的，等等，讓我問問Best小姐怎樣處理。
Best小姐：哦，是咩？（對著手下A）那麼你去做完它吧！
同事Q：且慢，你剛才做到一半的是什麼？
Best小姐：不知道哦。
同事Q：怎麼你自己也不知道呢？
Best小姐：因為我交給了同事G負責。
同事Q：如果你做的東西，手下A又去做，那不是做重覆的東西？這樣不是浪費人力？
Best小姐：那等一下，讓我去查查。
（片刻）
Best小姐：哦，同事G告訴我了，原來是這樣。手下A，你自己去做完它吧！
●
同事F：Best小姐啊，你這樣的態度也不是辦法。其實你可以這樣…這樣來改進一下…
Best小姐：有啊，我有這樣做啊。
同事F：是嗎？但是別人都看不到啊。其實如果這樣…這樣，那麼情況會改善很多的…
Best小姐：嗯…嗯（一邊睨向另一邊，漫不經心）
●
PS：我很久沒有寫小說了，因為找不到靈感，不過以上這些對白，是否可以寫出一篇精彩絕倫的職場現形記呢？
無論如何，一切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重溫舊夢：Scala
在曼谷，你要多華麗就有多華麗的電影院，例如Siam Paragon，又或者是多炫目與時尚的電影院，例如MBK裡的戲院，這些戲院的裝潢的華美，是在馬來西亞無法找得到的獨樹一幟。即使是吉隆坡谷中城或是Pavillion的戲院，也及不上曼谷電影院的設計與當中包含的人文因素。
然而，在曼谷市中心Siam Paragon對面較低矮，櫛比鱗次的店舖所組成的Siam Square中，卻有一間電影院矗立了近半世紀──銀都（SCALA）戲院。
在曼谷要找銀都戲院，其實讓我歷經了一股邂逅的驚艷。那時我知道只有該戲院在播映《New York I Love You》此戲， 但就是不知道銀都在哪兒，我也沒有去特意上網查詢，連其外觀等我都不知悉，我出發前猜想，這戲院應坐落在商場裡，該是不難找。
然而，在曼谷市中心的各首要商場中皆遍尋不獲，我快要放棄時，在一個炎熱的傍晚時，我搭著BTS時有些茫無目的地，在車廂快抵達到國家體育館站時，竟然給我盯到了這間戲院。
原來，銀都就躲在一堆建築物當中，其中最顯眼的是，戲院外的告示牌是以白底磚塊、紅字拼貼的寫著上映電影方式來告示我：銀都就在這裡。
就是這一瞥，我下站後馬上奔去尋找芳蹤。
見到銀都時真的有一種踏破鐵鞋無覓處之感，原來近在眼前，卻天天擦身而過。而眼前這幢建築物僅從外表看來，竟然意外地是如此地懷舊，時光像驀然凝結在眼前，我有些不可置信地看著這外表設計裝潢──這彷如只是在畫報或電影畫面中才見到的建築物，如此地真實地存在著。
當然，當你想想電影工業從舊時，走過錄影帶、MTV、無線電視，又遇上盜版猖獗、網路萬能、電影不景氣，以及標榜豪華的大型影城紛紛成立等內憂外患，你就覺得有這樣的一幢電影院豎立著時，就覺得感動了，因為這像時光的標本。
這電影院是1967年設立，一進門口時可看見偌大的大廳。要拾級而上，才能進入電影院的核心，大銀幕的聲光幻影，就在二樓編織上映著。
小時看戲時，我記得那些電影院仍有這樣寬敞的大廳，電影捧場者買了票後就會聚集著，但當天黃昏來到銀都時，是一片冷清。有些像電影院邁入黃昏的況味。
可是抬頭望時，那天花板上的牆飾與雕塑，就讓人有富麗堂皇之感，而兩根圓拱形狀柱頭撐開整個大堂，甚具氣派。
大堂中央垂吊著一盞塔狀的水晶燈，晶瑩剔透的燈泡，是夢幻的投影。站在二樓時，而你會覺得像在蒼穹下俯視蒼生。
上了二樓，就是售票處了，我急急地移步前去，當時只有我一個觀眾。
更意外的是，售賣處不是電腦作業的！兩位售票員只是用一張A3型，編印著戲院席位的紙，就劃了座位、在一疊沉甸甸的票簿上，撕了一張票給我。
太久沒有見過如此的售票作業方式，應該說，現今不再有如此的售票形式──人手、劃位子，只差不像舊時是用蠟筆來劃位。
戲票是100泰銖（10令吉），連戲票的設計都是保留著舊設計──你可以看到票根的花邊框紋。
我興奮地拿著票，就像參觀博物館般四處遊覽了，因為距離開映時間還有約兩小時。我抬頭望一望二樓浮雕壁畫，該是有關佛教故事的吧，在一座電影院可以瀰漫著這樣的宗教、文化藝術氣息，真叫人驚歎。
後來上映時間到了，整座戲院只有一間播映廳，未進去前，得在另一個大廳等候。抬頭也是一圈又一圈的設計，只是昏黃下顯得有些迷離。
接著，我就看到一個身穿黃色西裝的電影院中年員工，站在門口撕票根，而進到戲院裡頭，另有一人是負責拿電筒照明引路，帶往去位席上。
跟著那人一步一步地往下沉，走在往下陡的梯階時，我真的像墜入時光墜道般，突然回想起以前在巴生與母親一起看戲時，就這樣跟著這些手電筒的一線光走著走著，投入電影世界。然而，很久很久沒有與母親一起看戲了，現在都是伶仃一人…
整座播映廳該有900個以體育館設計席位，由高至低，非常寬大，而且是紅絨皮的軟椅墊，全場的氛圍是非常地高貴華美，而坐在席上時，椅背還可以調節拉低，非常貼心的設計──這是10令吉的戲票而已啊，這是何等的值得？
你沒有想過一間復古戲院，內在是如此地時尚與先進，全場戲院的聲播技術是Dolby環繞設計，這是傳統與時髦兼備。如果看大製作該是不錯。不過，我看的是《New York I love You》，則是溫婉的小品（當然多個小故事都是大師級導演執導），沒有什麼大場面。
只是太久沒有看到如此寬大的銀幕，我一邊看電影，內心是澎湃地激動著，導致我也分心了。
這戲是一部不錯的電影，但那時全場只有我在內的5名觀眾吧我想。前端有一個洋人，該是與我一樣，是一個旅客。我們都是這樣，在逾一小時的時光內，一起讓心情隨著劇情起伏。
散場後，我步去廁所，發覺連廁所的裝潢也是以昏黃為主。
從二樓走下一樓，我看見2012的海報。只是無緣在這間電影院觀賞了。因為我即將離去。
在暮色中回望，我覺得來這間電影院看戲，是對一套好電影的敬禮。看戲的意義不只是一種悠閒活動而已，而是真正地體會與感悟，尊重電影。而我，重拾了許多快要遺忘的舊情懷，才發覺已消逝的如此可貴。
然而，在曼谷市中心Siam Paragon對面較低矮，櫛比鱗次的店舖所組成的Siam Square中，卻有一間電影院矗立了近半世紀──銀都（SCALA）戲院。
在曼谷要找銀都戲院，其實讓我歷經了一股邂逅的驚艷。那時我知道只有該戲院在播映《New York I Love You》此戲， 但就是不知道銀都在哪兒，我也沒有去特意上網查詢，連其外觀等我都不知悉，我出發前猜想，這戲院應坐落在商場裡，該是不難找。
然而，在曼谷市中心的各首要商場中皆遍尋不獲，我快要放棄時，在一個炎熱的傍晚時，我搭著BTS時有些茫無目的地，在車廂快抵達到國家體育館站時，竟然給我盯到了這間戲院。
原來，銀都就躲在一堆建築物當中，其中最顯眼的是，戲院外的告示牌是以白底磚塊、紅字拼貼的寫著上映電影方式來告示我：銀都就在這裡。
就是這一瞥，我下站後馬上奔去尋找芳蹤。
見到銀都時真的有一種踏破鐵鞋無覓處之感，原來近在眼前，卻天天擦身而過。而眼前這幢建築物僅從外表看來，竟然意外地是如此地懷舊，時光像驀然凝結在眼前，我有些不可置信地看著這外表設計裝潢──這彷如只是在畫報或電影畫面中才見到的建築物，如此地真實地存在著。
當然，當你想想電影工業從舊時，走過錄影帶、MTV、無線電視，又遇上盜版猖獗、網路萬能、電影不景氣，以及標榜豪華的大型影城紛紛成立等內憂外患，你就覺得有這樣的一幢電影院豎立著時，就覺得感動了，因為這像時光的標本。
這電影院是1967年設立，一進門口時可看見偌大的大廳。要拾級而上，才能進入電影院的核心，大銀幕的聲光幻影，就在二樓編織上映著。
小時看戲時，我記得那些電影院仍有這樣寬敞的大廳，電影捧場者買了票後就會聚集著，但當天黃昏來到銀都時，是一片冷清。有些像電影院邁入黃昏的況味。
可是抬頭望時，那天花板上的牆飾與雕塑，就讓人有富麗堂皇之感，而兩根圓拱形狀柱頭撐開整個大堂，甚具氣派。
大堂中央垂吊著一盞塔狀的水晶燈，晶瑩剔透的燈泡，是夢幻的投影。站在二樓時，而你會覺得像在蒼穹下俯視蒼生。
上了二樓，就是售票處了，我急急地移步前去，當時只有我一個觀眾。
更意外的是，售賣處不是電腦作業的！兩位售票員只是用一張A3型，編印著戲院席位的紙，就劃了座位、在一疊沉甸甸的票簿上，撕了一張票給我。太久沒有見過如此的售票作業方式，應該說，現今不再有如此的售票形式──人手、劃位子，只差不像舊時是用蠟筆來劃位。
戲票是100泰銖（10令吉），連戲票的設計都是保留著舊設計──你可以看到票根的花邊框紋。
我興奮地拿著票，就像參觀博物館般四處遊覽了，因為距離開映時間還有約兩小時。我抬頭望一望二樓浮雕壁畫，該是有關佛教故事的吧，在一座電影院可以瀰漫著這樣的宗教、文化藝術氣息，真叫人驚歎。
後來上映時間到了，整座戲院只有一間播映廳，未進去前，得在另一個大廳等候。抬頭也是一圈又一圈的設計，只是昏黃下顯得有些迷離。
接著，我就看到一個身穿黃色西裝的電影院中年員工，站在門口撕票根，而進到戲院裡頭，另有一人是負責拿電筒照明引路，帶往去位席上。
跟著那人一步一步地往下沉，走在往下陡的梯階時，我真的像墜入時光墜道般，突然回想起以前在巴生與母親一起看戲時，就這樣跟著這些手電筒的一線光走著走著，投入電影世界。然而，很久很久沒有與母親一起看戲了，現在都是伶仃一人…
整座播映廳該有900個以體育館設計席位，由高至低，非常寬大，而且是紅絨皮的軟椅墊，全場的氛圍是非常地高貴華美，而坐在席上時，椅背還可以調節拉低，非常貼心的設計──這是10令吉的戲票而已啊，這是何等的值得？
你沒有想過一間復古戲院，內在是如此地時尚與先進，全場戲院的聲播技術是Dolby環繞設計，這是傳統與時髦兼備。如果看大製作該是不錯。不過，我看的是《New York I love You》，則是溫婉的小品（當然多個小故事都是大師級導演執導），沒有什麼大場面。
只是太久沒有看到如此寬大的銀幕，我一邊看電影，內心是澎湃地激動著，導致我也分心了。
這戲是一部不錯的電影，但那時全場只有我在內的5名觀眾吧我想。前端有一個洋人，該是與我一樣，是一個旅客。我們都是這樣，在逾一小時的時光內，一起讓心情隨著劇情起伏。
散場後，我步去廁所，發覺連廁所的裝潢也是以昏黃為主。
從二樓走下一樓，我看見2012的海報。只是無緣在這間電影院觀賞了。因為我即將離去。
在暮色中回望，我覺得來這間電影院看戲，是對一套好電影的敬禮。看戲的意義不只是一種悠閒活動而已，而是真正地體會與感悟，尊重電影。而我，重拾了許多快要遺忘的舊情懷，才發覺已消逝的如此可貴。
10點11點10點
10.00pm
踏出報館的那一刻，才恍然下了一場雨，雨已歇了，夜涼如水。
幾時下的一場雨？我沒察覺。我不喜歡下雨天那種寒冷，因為報館的冷氣冷得刺骨，會讓人轉瞬間就饑餓，但在電腦前狂咽食物後卻發覺肚赫然漲起來，消化不及的狼吞虎咽，像眼前的稿件。
在報館只能很植物性地存活著。植物性是那種見不到的動態，幽幽寧靜的背後，其實心頭裡是驚濤駭浪，當然也是一點一滴地在成長著，只是不為人所見；所以每天只是靜靜地進行著光合作用，很可笑的是我們是見不到陽光的。
所以我才會選擇在下午時寧愿走遠一些的路去吃午餐，至少那是我午間可接觸到陽光的機會，不然在踏出報館時，已是晚上、甚至距深夜很近了。
11.00pm
剛吃完晚餐，這是第幾頓在近深夜的晚餐？而這是否可說是一頓晚餐？抑或是一頓宵夜？
晚餐或宵夜，都是一個名詞，但也是我現有的生活的代名詞──不健康。母親剛剛開門見到我下班回來後就怪叫：「你在做什麼鬼工哦？」
都是一份工（只是不知道是否是鬼工）
我不知道當一個人遲下班時會否被視為盡責，因為我曾被一名上司在手機短訊中斥責，指我在正式的下班時間後，人卻不在報館審稿，是不負責任。人在現場才能說負責任嗎？但許多人在崗位上沒做事情（比如上facebook、吃零食、談手機、上聊天室、發白日夢等「秘撈私事」），這也是叫負責？
（所以不是有那句老話，人在其位不在其事嗎？）
問責不是叫你當法官又當檢控官般去審問，問責應是自己心裡捫心自問，你是否盡了本份去做你的份內事？
那什麼是份內事與本份？不知道許多人是否記得，還是懵懂不知，或是後知後覺，更壞的是故作不知。
當一個長輩忘了自己的本份，而故作天真來推諉責任時，那更是一種不負責任。別告訴我你當了多少年的老行家，如果你有這番上下的資歷，那麼請出手俐落伶俐些，因為你的資歷為你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為後輩指點江山，
因為仰望的角度，不是永恆不墜的。
10.00am
又駕著汽車去上班了，循環的生活型態與節奏，駕著近十年的小型車子在馬路上奔馳。
回到外婆家時許多親戚問我，為什麼你還不換車？（沒錢，我答）為什麼你沒錢？（因為我要省錢，我答。）
然後我的親戚說，你要換車就找我。
我問為什麼時，才想起他是做二手車生意，所以他順理成章地說，「因為我要收購你的舊車。」
所以我知道為什麼有人會關心你的車，人總是很現實地想到方便自己的好處，當然更多人會粗淺地會藉著一輛車來關心你的身份與地位是否相符。
我不相信一個人駕什麼車子能反映出他是怎樣一個的人。這是物質表現，也是一種錢財、生活價值觀表達的價值觀，但不是一個人的品德價值觀的表現。
因為駕著一輛馬賽地的人士，可能只是一個受聘的司機。即使你真的是一輛名車的車主，你只是在操練著一幅精緻機械的操作員，同時不是只有你才會操作這幅機械。
所以，駕著一輛幾百萬的名貴房車，不能等同于你就是一個名貴的人。
其實汽車就像一個人的名銜與地位，你是被車子包裝著，而你是去操弄著這名銜，你有這名銜就應該做更好的事情，就如你有一輛好車就應該在不危脅他人的時候風馳電騁。
但擁有一輛名車，不代表著你就是名符其實的華貴與高尚。
因為，你充其量只是一個operator。但你是否真正地在崗位上operate？
我駕著的還是小車，當然我的汽車能力跑得不快。然而一年前我試過從布城駕車回到首都市中心報館，只花了半小時。我訝于當時的速度與好運，但我並不是橫沖直撞在飛馳，我只是專心地想著用最有效率的方法來到達目的地。
或許比起幾年前，我已少了那一份靈銳了，但是即使到現在，我還是可以接受被人超車，反正人人都欺負小車子就霎那移過來卡位佔位。
只是我的理念是，你要超車我ok，但請你駕得比我快，讓我跟不上，讓我追逐你，你別在超車後卻擋在我前面慢條斯理，面對這樣的烏龜車，能做的只能超越與趕前。
當然還有一些與你平行的烏龜車，不只慢，還會醉醺醺地左晃右擺迷失方向，當你不知道自己的方向要做什麼時，當你聽到別人的車鳴時，就別惱羞成怒而盲目反吼，這種車鳴只是讓你驚醒一番，而不是要趕你到絕路，因為你不知道自己的不負責任已干預到別人的生命，畢竟你應該對你的生命與人生負責任──大家都是走在同一條路上，或許日後不是朝向同一個目的地，但當大家在軌道上運行著時，你別希冀別人與你一樣慢騰騰。
沒勁
前幾天看了2002年一齣非常低俗的chick flick，由Cameron Diaz主演《The Sweetest Thing》，電影裡有一幕對白是Cameron看到新娘子就說："You look beautiful", 新娘就答"yeah, I do,thank you."，然後對白又重覆。兩人還是作回同樣的表情，很無厘頭的場景，然後就要靠這樣沒有韌勁的情節來博取觀眾一笑。
或許這是美國人講話詞窮的一種表現，當然這只是這齣戲白痴風格的表現，不是美國人都是詞窮的。
然而這種情況也會發生在我身上，然而我是被牽著走。
例如我剛被問：「你怎麼不知道這件事？」
我說：「我不知道啊！」
「你怎麼不知道這件事？」
「我就是不知道啊。」我覺得很不對勁，為何對方問兩次同樣的問題，浪費口水， 所以我加多一句答案：「為什麼我會知道？」
但是我又得到對方相同的反應，「咦，怎麼你不知道？」
這時我懷疑對方不知是否是在質疑著我假裝不知道，（因為有些人質疑主義者），又或者是對方是慣性地這樣以提問來作為自己的反應，而且是重覆兩三遍。這就是呢喃了，呢喃是不需要回應的
以提問作答案，這是自然反應，還是不經思辯的表現？
這種對白確實是很無趣。我後來說，「因為我沒上班，所以我不知道這件事吧！」
我終于講出了這個答案，未知是否對方是否就是要聽這個答案。
我突然想起我應該這樣回答：「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不知道。你明白嗎？？」（後半句是對方的口頭禪）
青青子矜
近來回想起許多中學時發生的事情，反照著我現在的處事態度，三歲定八十，這句話是沒有錯的，或許更小的時候已決定了我如今的個性，但那也是太遙遠的事情了。
前陣子家人撿到我一本不知何時何日寥寥寫過幾頁而丟棄了的日記本，還好里面沒有寫些什麼頑皮的東西，不過家人卻複述那些內容給我聽，因為我在日記本裡寫著因為我的成績考到不好，所以很不開心，並要勉勵自己以後要更努力等云云。
聽起來真是肉麻與讓人發笑。我呵呵地笑著，想著當年的自己寫這樣的日記可真是白痴。我想那是小學生的日記習題吧。
但我的姐姐說，她沒有想過我在那麼小的時候就有那種心態。她說，「我完全沒有，功課對我來說不是什麼。」
到底要找怎樣的心態──求好心？攀比心？得失心？競爭態度？上進心？或許都是，詞義的褒貶或中立性都是一個字來形容而已，但我確實有那種一不做二不做的勁，然而這不完全是正面，有時則會讓自己內耗。
預備班的幾件事情讓我烙印很深，就像農場裡的牛隻被打了一個火印，現在回想其實不算是痛苦，但有了疤痕。
小學六年級時只欠一科才考到全科A，所以我無法升級中一而唸預備班，心底裡有一絲絲的失望。不過我想還好我沒有直升中一，因為預備班的中學生涯對我而言簡直是災難。
由華文教育轉入馬來文媒介的教育，我的過渡期花了很久，那時我還記得有一個科目叫做ABM，若無記錯全名該是Amalan Bahasa Melayu，我還記得這科目的內容雜得讓我昏頭轉向，學算術，又學染布，那些新名詞讓我無適所從，我還記得每次讀課本時都翻查字典，不知怎地我還記得當時學染布時有一個字眼叫「Mencelup」，我對這詞有說不上來的感覺，因為我覺得那發音醜怪極了。
我的馬來文與英文是奇差無比，媒介語遽然的轉變是拖垮了學習進程，或許在小學時我真的鮮少閱讀馬來文或英文的圖書，導致完全跟不上步伐。
因此，我的成績直挫，而在上中一時，以成績排名來分班制的學校，讓我安排到中一C班，而原本我是就讀預備班第二班。
那時在預備班年終假期時，我念茲在茲地想著為什麼我會跌班，傷心的我還寫了一篇科幻小說來為自己解困，那時我希望有小叮噹的時間門讓我考好成績，那麼我就不用跌班，不用在一個陌生的環境重新適應。
因為在預備班的同學大多數都保持在B班，更多學生是升上A班。而那時我在預備班已結交了幾個好友，加上1A與1B班的課室是在校園另一端的新校舍，而C班以下的課室則安置在舊校舍，換言之，我覺得自己像是被遺棄的孤島，而要重新生活。
現在回想起那種傷心，其實全為階級觀念下的羞恥心作怪，因為A班與B班另置教室，那種區隔化就像是另一個priviledge club，而唸C班以下的班級（我的學校每個年級有12班，當時而言是首都的大型國中）全分隔在另一塊。
所以，悔不當初自己不夠努力，自己沒有用心唸好書而被「丟棄」在C班，讓我憤憤不平。
●
我的二姐說，她對中學歲月完全都不記得了。或許她是選擇性遺忘，但我卻記得一些小細節，包括哪個同學是同坐等。
唸到1C班當然讓我認識到更多的同學了，那時班上來了幾個插班生，包括1個小六直升中一的女生、另兩個從其他學校轉校而來的男生與女生。
中一時還是很快樂地渡過，然而我卻暗中進行著一個小小的秘密，當時我知道功課上的對手是誰，即是兩位插班生，我在每次派發成績單時，總會注意著她們的各科目考卷分數，然後記下來，我還制成一個圖表，將我們的成績一一列出來作對比。這是知己知彼，但也讓我知道自己在體育、繪畫或音樂這些科目是完全被扳倒。
其實是很感謝這兩名女生，她們的出現雖然成為我的假想敵，可是至少她們成為鞭策我自己的對象。但我愚昧地有意無意將她們視為我的「絆腳石」而起了一些仇視心，因為我的目的是要在班上拿到第一名。而若不是她們插班來唸的話，我就是1C班的第一名了。
可是，唸完中一後，我只是拿第三名，而那兩個女生則分別獲第一與第二名。但那時我也認命了，因為我的各科成績總分數遠遠地被拋離，我那時羨慕著她們，終于認命天資是那麼地關鍵，儘管那時我已盡了努力去考好成績。
不過，升上中二時，我們三人分配到升級到A班了。我覺得一切畸形的競爭都值得了。因為，我終于擠進了A班，我覺得我回流到「精英階級」。其實現在回想，若沒有競爭對手，即使我考獲全班第一名，積分也無法考入A班。
●
升上A班，又是另一種優勢。那時中二A班與B班是唸早上班，2C班以下是唸下午班。所以中二又似中一般被切割了，我不知道同年級的學生是否感受到這種被區隔、分化階級的意識，但那時我一直有一種錯覺，唸早上班可由較資深、教學經驗較豐富的教師來教學，因為我們的學校中三以上的學生都是早上班，教師會「兼職」教導低年級如中二的學生，那麼教學素質會比較好。
當然，現在回想起來，這是迷思也是誤區。我現在才發覺我的中學是如此地鼓吹分裂與成績歧視。
不過那時我喜歡唸早上班，因為我一直覺得唸早上班下課後有更多的時間，而不是如同唸下午班似的回到家已天黑。
可是不見高山不顯平地，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因為在這三年的A班生涯，讓我覺得自己更不如人，我的成績除了中文以外，整體成績排名是墊底，幾乎是敬陪末座。
在A班裡只有競爭沒有人情，還有許多趨炎附勢之徒。或許那時我是那麼地anti social，我有許多想法，但不知道如何表達出來，脾氣不是很好，在班上沒有多少個好朋友，我只知道不少人只會這邊廂向我借作文簿來看，轉頭我跑去討教數學時，他們嗤之以鼻。因為每個人都是競爭者，這是物競天擇的江湖。
那年我們的數學老師是一個剛畢業師訓的男教師。他知道我的數學成績特別弱，有一次督學來到班上來評核其教學表現時，督學就坐在課室後座，靜靜地看著他怎樣教課。而我察覺到數學老師教起課來時有些不同，特別地細緻，反襯出更加不自然。
那時我就有不祥預告。果然，當數學老師將一題kordinat（coordination）的習題畫在黑板上時，我看著習題發愣了，因為我不明白。
然後，老師就點出我的名字來，叫我上前在黑板上解答習題。我當時就窘急了，因為我知道我一定給錯答案。我不會得到嘉許，我只是會自取其辱。
但老師命令就是權威。我在「淫威」之下，就寫下了一個答案，當然，我答錯了。
數學老師讓我站在全班同學面前，然後曉以大義式地，非常有耐心地「教導」我怎樣找出正確的答案。我無法回到座位上，然後我瞄向後座的督學，發覺他很專注地看著數學老師如何講解。
換言之，數學老師在我面前「演戲」，我成為一個道具。
道具是沒有生命與沒有思想的工具，我就這樣被物化，但這老師沒有顧及我的感受──在全班同學面前「罰站」式地揚出你的弱點，這是歧視，這也形同羞辱。在A班裡。連老師也會利用學生來做戲，這是什麼世界？
這件事讓我歷歷在目，以致我至今對該些虛偽與演戲者特別痛恨，特別是我也要成為演戲道具之一。每個人都有一個利用價值時，那與貨沒有分別。
而這位數學老師，現在我還記得他的名字。而我的數學成績依然考到很差。
●
但這是精英班，我沒甚本錢與他人拚斗。或許是除了作文與寫大楷以外。但接下來幾年，我在敬陪末座的情況下，還是一直讀A班到中四，包括中三時出乎意料地也是欠一科就考獲全A。
中四時我當校刊主編與幾個學會的要職，那時搞學會是多麼地興奮，至少不必一直坐在課室上課，而可以趁機開溜。
可是那時還是選錯了理科班，在考畢中三時我連物理、化學與生物是什麼也搞不清。可是有人說，成績好的學生要讀理科，而且中四起要轉文科，意味著我需要與低班同學一起唸書，心底裡那種精英主義又在我腦袋裡作祟，我又唸起了4A班。
當然，4A班又有另一種待遇。每年的4A班學校指定是校刊編委，這是多年另一項怪異的學校傳統；因為中三與中五生都要考政府考試，中四就是蜜月年。而校方皆認為，A班學生是最行，所以編校刊就交由A班學生去處理。
我對校刊持有一種熱愛，我覺得能編一本學校的年度校刊是一件非常榮譽的事情，所以，那時即使我對理科班有所忌憚，但為了校刊，我卻是如此地不顧一切。
後來更意外的是，我獲選為校刊主編，我還需要安排編委去處理不同的編務，儘管那時覺得何德何能，特別是我並非班上的特優生，但換了另一個主編身份，就有了指揮官的感覺。
我們的學校也指定每年的4A學生，需要參加校際的英語集體詩歌朗誦比賽，全班同學需進行密集訓練，以說故事的方式將一首詩七情上臉地演繹出來，我覺得那也是另一個很錯誤的學校傳統，因為他們認為A班學生英文最好，但事實上要挑學生來演繹詩歌，應該找些發音準確，音質不錯、儀表堂堂的學生。
可是我那時連那首詩說些什麼，全都不明白。我的發音更是破爛。
當然，那一次的朗誦比賽我們全班都沒入圍，在英校生面前，都輸了一個馬鼻。
中四年終時，我的成績更差了，連普通數學考到紅字，高級數學更別提了。那時我才發覺身邊的同學，特別是男同學，個個脫胎換骨似地都變成了計算機器，我不明白為什麼要計算一粒球撞擊另一粒球的速度與沖力的用意，也不明白身邊的人為何連化學元素表也背得滾瓜爛熟。
我知道我選理科是一入豪門深似海，因為那是無法回頭了。即使我還是去補習學院補習，但是仍然無法開竅。
到了中五時學校另有一套編班制，不再以成績分配，反之是以大混雜的方式將所有的學生都融入一班教學。打破了這樣的傳統，有利也有弊，但那時我們全都集中火力在應考決定前程的大馬教育文憑了。
我在那時遇到一批肯于助教的同學，我每天做高數習題不明白時，大家就一起研究，而其中一人的高級數學竟然可以考獲滿分，的確是神奇。在那時我的高數掌握能力才真正地躍升，而我後來細查之下，才發覺過往我的高數考試成績大扣分，全因在推衍方程式時，竟會將數字寫錯。
這種粗心與疏忽讓我心痛不已，因為就是我沒有細細地在作完習題後重新檢查、核對就就交卷，所以才有一大堆失分。但事實上不是我不明白習題，只是作答時不專心、完事不細心。
（所以現在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記者寫稿會錯字連篇？那些錯別字離譜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全因交稿前沒細心校對）
●
現在回想起來，讀中學時的苦與樂點滴在心頭，而中學時期碰撞到青春期，還是讓人回味。除了知識是填鴨式地倒灌與強餵給我們以外，只是讀書時的際遇，全都塑造與磨鍊著我們的個性、思想與人格。當初上學的動機很簡單，只是要交功課，考好成績，贏得嘉許，那是非常直線的思維，但也是包含著一種純粹、單純的動機，因為目標就只是考到好成績。
但人生的目標實在是太多了，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目標。
但最可惜的是，我錯過了真正享受學習的樂趣，因為上學的目的不只是考試，而是學習。考試只是一種參考，分數只是一個標籤。或許那時如果我更加放寬自己，不執著于分數的高低與個人成績的比較，我或許會更快活，至少會到現在也會有不偏執的快活。
在A班上學，其實就像推入了火爐裡燒鋼，然後還得忍受打錘要打出一口薄刃，但成了利劍又怎樣？是傷人還是自保？後來我聽一些朋友提起獨中的求學生涯，一些比起國中生更為扭曲與顛覆，這種對學生的破壞性，要到了一個世代在成長後才能領悟到，那麼我們只能怪整個大環境與教育制度了。
然而現在不再上考場，沒有競爭的同學，沒有人為你打分數了，成績單就是每年有人問你「換車了嗎？」等之類的物質評估，現在的職場生活確是讓人易于怠懶，是否有假想敵，也沒有人管你了。而人生的目標又更多，更複雜了，不再是當時在學校的那種純粹考獲好成績高分數就足夠了。
而在學校裡可以有精英，可以有個人主義，但現在在職場裡是一個團隊在工作，即使有人鶴立雞群，你也不過是隻雞，而不是鳳凰。所以別人的事情管不著了，只能管好自己不再受到他人影響與侵蝕。
現在有時在檢視自己時，會問「你到底做了什麼？」，才發覺原來最大的敵人是自己，悚然心驚。年齡與健康已在為你打折扣分，而你再也沒有享有青春的折扣了。
PS：
我剛對一個人講了一句比較重語氣的話：「你要自暴自棄，也不要給別人看到。」若有冒犯之處，就別見怪。
只是同檯吃飯，各自修行。
另外將文章獻起閱讀此文的中學朋友，才發覺現在好懷念大家。
前陣子家人撿到我一本不知何時何日寥寥寫過幾頁而丟棄了的日記本，還好里面沒有寫些什麼頑皮的東西，不過家人卻複述那些內容給我聽，因為我在日記本裡寫著因為我的成績考到不好，所以很不開心，並要勉勵自己以後要更努力等云云。
聽起來真是肉麻與讓人發笑。我呵呵地笑著，想著當年的自己寫這樣的日記可真是白痴。我想那是小學生的日記習題吧。
但我的姐姐說，她沒有想過我在那麼小的時候就有那種心態。她說，「我完全沒有，功課對我來說不是什麼。」
到底要找怎樣的心態──求好心？攀比心？得失心？競爭態度？上進心？或許都是，詞義的褒貶或中立性都是一個字來形容而已，但我確實有那種一不做二不做的勁，然而這不完全是正面，有時則會讓自己內耗。
預備班的幾件事情讓我烙印很深，就像農場裡的牛隻被打了一個火印，現在回想其實不算是痛苦，但有了疤痕。
小學六年級時只欠一科才考到全科A，所以我無法升級中一而唸預備班，心底裡有一絲絲的失望。不過我想還好我沒有直升中一，因為預備班的中學生涯對我而言簡直是災難。
由華文教育轉入馬來文媒介的教育，我的過渡期花了很久，那時我還記得有一個科目叫做ABM，若無記錯全名該是Amalan Bahasa Melayu，我還記得這科目的內容雜得讓我昏頭轉向，學算術，又學染布，那些新名詞讓我無適所從，我還記得每次讀課本時都翻查字典，不知怎地我還記得當時學染布時有一個字眼叫「Mencelup」，我對這詞有說不上來的感覺，因為我覺得那發音醜怪極了。
我的馬來文與英文是奇差無比，媒介語遽然的轉變是拖垮了學習進程，或許在小學時我真的鮮少閱讀馬來文或英文的圖書，導致完全跟不上步伐。
因此，我的成績直挫，而在上中一時，以成績排名來分班制的學校，讓我安排到中一C班，而原本我是就讀預備班第二班。
那時在預備班年終假期時，我念茲在茲地想著為什麼我會跌班，傷心的我還寫了一篇科幻小說來為自己解困，那時我希望有小叮噹的時間門讓我考好成績，那麼我就不用跌班，不用在一個陌生的環境重新適應。
因為在預備班的同學大多數都保持在B班，更多學生是升上A班。而那時我在預備班已結交了幾個好友，加上1A與1B班的課室是在校園另一端的新校舍，而C班以下的課室則安置在舊校舍，換言之，我覺得自己像是被遺棄的孤島，而要重新生活。
現在回想起那種傷心，其實全為階級觀念下的羞恥心作怪，因為A班與B班另置教室，那種區隔化就像是另一個priviledge club，而唸C班以下的班級（我的學校每個年級有12班，當時而言是首都的大型國中）全分隔在另一塊。
所以，悔不當初自己不夠努力，自己沒有用心唸好書而被「丟棄」在C班，讓我憤憤不平。
●
我的二姐說，她對中學歲月完全都不記得了。或許她是選擇性遺忘，但我卻記得一些小細節，包括哪個同學是同坐等。
唸到1C班當然讓我認識到更多的同學了，那時班上來了幾個插班生，包括1個小六直升中一的女生、另兩個從其他學校轉校而來的男生與女生。
中一時還是很快樂地渡過，然而我卻暗中進行著一個小小的秘密，當時我知道功課上的對手是誰，即是兩位插班生，我在每次派發成績單時，總會注意著她們的各科目考卷分數，然後記下來，我還制成一個圖表，將我們的成績一一列出來作對比。這是知己知彼，但也讓我知道自己在體育、繪畫或音樂這些科目是完全被扳倒。
其實是很感謝這兩名女生，她們的出現雖然成為我的假想敵，可是至少她們成為鞭策我自己的對象。但我愚昧地有意無意將她們視為我的「絆腳石」而起了一些仇視心，因為我的目的是要在班上拿到第一名。而若不是她們插班來唸的話，我就是1C班的第一名了。
可是，唸完中一後，我只是拿第三名，而那兩個女生則分別獲第一與第二名。但那時我也認命了，因為我的各科成績總分數遠遠地被拋離，我那時羨慕著她們，終于認命天資是那麼地關鍵，儘管那時我已盡了努力去考好成績。
不過，升上中二時，我們三人分配到升級到A班了。我覺得一切畸形的競爭都值得了。因為，我終于擠進了A班，我覺得我回流到「精英階級」。其實現在回想，若沒有競爭對手，即使我考獲全班第一名，積分也無法考入A班。
●
升上A班，又是另一種優勢。那時中二A班與B班是唸早上班，2C班以下是唸下午班。所以中二又似中一般被切割了，我不知道同年級的學生是否感受到這種被區隔、分化階級的意識，但那時我一直有一種錯覺，唸早上班可由較資深、教學經驗較豐富的教師來教學，因為我們的學校中三以上的學生都是早上班，教師會「兼職」教導低年級如中二的學生，那麼教學素質會比較好。
當然，現在回想起來，這是迷思也是誤區。我現在才發覺我的中學是如此地鼓吹分裂與成績歧視。
不過那時我喜歡唸早上班，因為我一直覺得唸早上班下課後有更多的時間，而不是如同唸下午班似的回到家已天黑。
可是不見高山不顯平地，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因為在這三年的A班生涯，讓我覺得自己更不如人，我的成績除了中文以外，整體成績排名是墊底，幾乎是敬陪末座。
在A班裡只有競爭沒有人情，還有許多趨炎附勢之徒。或許那時我是那麼地anti social，我有許多想法，但不知道如何表達出來，脾氣不是很好，在班上沒有多少個好朋友，我只知道不少人只會這邊廂向我借作文簿來看，轉頭我跑去討教數學時，他們嗤之以鼻。因為每個人都是競爭者，這是物競天擇的江湖。
那年我們的數學老師是一個剛畢業師訓的男教師。他知道我的數學成績特別弱，有一次督學來到班上來評核其教學表現時，督學就坐在課室後座，靜靜地看著他怎樣教課。而我察覺到數學老師教起課來時有些不同，特別地細緻，反襯出更加不自然。
那時我就有不祥預告。果然，當數學老師將一題kordinat（coordination）的習題畫在黑板上時，我看著習題發愣了，因為我不明白。
然後，老師就點出我的名字來，叫我上前在黑板上解答習題。我當時就窘急了，因為我知道我一定給錯答案。我不會得到嘉許，我只是會自取其辱。
但老師命令就是權威。我在「淫威」之下，就寫下了一個答案，當然，我答錯了。
數學老師讓我站在全班同學面前，然後曉以大義式地，非常有耐心地「教導」我怎樣找出正確的答案。我無法回到座位上，然後我瞄向後座的督學，發覺他很專注地看著數學老師如何講解。
換言之，數學老師在我面前「演戲」，我成為一個道具。
道具是沒有生命與沒有思想的工具，我就這樣被物化，但這老師沒有顧及我的感受──在全班同學面前「罰站」式地揚出你的弱點，這是歧視，這也形同羞辱。在A班裡。連老師也會利用學生來做戲，這是什麼世界？
這件事讓我歷歷在目，以致我至今對該些虛偽與演戲者特別痛恨，特別是我也要成為演戲道具之一。每個人都有一個利用價值時，那與貨沒有分別。
而這位數學老師，現在我還記得他的名字。而我的數學成績依然考到很差。
●
但這是精英班，我沒甚本錢與他人拚斗。或許是除了作文與寫大楷以外。但接下來幾年，我在敬陪末座的情況下，還是一直讀A班到中四，包括中三時出乎意料地也是欠一科就考獲全A。
中四時我當校刊主編與幾個學會的要職，那時搞學會是多麼地興奮，至少不必一直坐在課室上課，而可以趁機開溜。
可是那時還是選錯了理科班，在考畢中三時我連物理、化學與生物是什麼也搞不清。可是有人說，成績好的學生要讀理科，而且中四起要轉文科，意味著我需要與低班同學一起唸書，心底裡那種精英主義又在我腦袋裡作祟，我又唸起了4A班。
當然，4A班又有另一種待遇。每年的4A班學校指定是校刊編委，這是多年另一項怪異的學校傳統；因為中三與中五生都要考政府考試，中四就是蜜月年。而校方皆認為，A班學生是最行，所以編校刊就交由A班學生去處理。
我對校刊持有一種熱愛，我覺得能編一本學校的年度校刊是一件非常榮譽的事情，所以，那時即使我對理科班有所忌憚，但為了校刊，我卻是如此地不顧一切。
後來更意外的是，我獲選為校刊主編，我還需要安排編委去處理不同的編務，儘管那時覺得何德何能，特別是我並非班上的特優生，但換了另一個主編身份，就有了指揮官的感覺。
我們的學校也指定每年的4A學生，需要參加校際的英語集體詩歌朗誦比賽，全班同學需進行密集訓練，以說故事的方式將一首詩七情上臉地演繹出來，我覺得那也是另一個很錯誤的學校傳統，因為他們認為A班學生英文最好，但事實上要挑學生來演繹詩歌，應該找些發音準確，音質不錯、儀表堂堂的學生。
可是我那時連那首詩說些什麼，全都不明白。我的發音更是破爛。
當然，那一次的朗誦比賽我們全班都沒入圍，在英校生面前，都輸了一個馬鼻。
中四年終時，我的成績更差了，連普通數學考到紅字，高級數學更別提了。那時我才發覺身邊的同學，特別是男同學，個個脫胎換骨似地都變成了計算機器，我不明白為什麼要計算一粒球撞擊另一粒球的速度與沖力的用意，也不明白身邊的人為何連化學元素表也背得滾瓜爛熟。
我知道我選理科是一入豪門深似海，因為那是無法回頭了。即使我還是去補習學院補習，但是仍然無法開竅。
到了中五時學校另有一套編班制，不再以成績分配，反之是以大混雜的方式將所有的學生都融入一班教學。打破了這樣的傳統，有利也有弊，但那時我們全都集中火力在應考決定前程的大馬教育文憑了。
我在那時遇到一批肯于助教的同學，我每天做高數習題不明白時，大家就一起研究，而其中一人的高級數學竟然可以考獲滿分，的確是神奇。在那時我的高數掌握能力才真正地躍升，而我後來細查之下，才發覺過往我的高數考試成績大扣分，全因在推衍方程式時，竟會將數字寫錯。
這種粗心與疏忽讓我心痛不已，因為就是我沒有細細地在作完習題後重新檢查、核對就就交卷，所以才有一大堆失分。但事實上不是我不明白習題，只是作答時不專心、完事不細心。
（所以現在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記者寫稿會錯字連篇？那些錯別字離譜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全因交稿前沒細心校對）
●
現在回想起來，讀中學時的苦與樂點滴在心頭，而中學時期碰撞到青春期，還是讓人回味。除了知識是填鴨式地倒灌與強餵給我們以外，只是讀書時的際遇，全都塑造與磨鍊著我們的個性、思想與人格。當初上學的動機很簡單，只是要交功課，考好成績，贏得嘉許，那是非常直線的思維，但也是包含著一種純粹、單純的動機，因為目標就只是考到好成績。
但人生的目標實在是太多了，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目標。
但最可惜的是，我錯過了真正享受學習的樂趣，因為上學的目的不只是考試，而是學習。考試只是一種參考，分數只是一個標籤。或許那時如果我更加放寬自己，不執著于分數的高低與個人成績的比較，我或許會更快活，至少會到現在也會有不偏執的快活。
在A班上學，其實就像推入了火爐裡燒鋼，然後還得忍受打錘要打出一口薄刃，但成了利劍又怎樣？是傷人還是自保？後來我聽一些朋友提起獨中的求學生涯，一些比起國中生更為扭曲與顛覆，這種對學生的破壞性，要到了一個世代在成長後才能領悟到，那麼我們只能怪整個大環境與教育制度了。
然而現在不再上考場，沒有競爭的同學，沒有人為你打分數了，成績單就是每年有人問你「換車了嗎？」等之類的物質評估，現在的職場生活確是讓人易于怠懶，是否有假想敵，也沒有人管你了。而人生的目標又更多，更複雜了，不再是當時在學校的那種純粹考獲好成績高分數就足夠了。
而在學校裡可以有精英，可以有個人主義，但現在在職場裡是一個團隊在工作，即使有人鶴立雞群，你也不過是隻雞，而不是鳳凰。所以別人的事情管不著了，只能管好自己不再受到他人影響與侵蝕。
現在有時在檢視自己時，會問「你到底做了什麼？」，才發覺原來最大的敵人是自己，悚然心驚。年齡與健康已在為你打折扣分，而你再也沒有享有青春的折扣了。
PS：
我剛對一個人講了一句比較重語氣的話：「你要自暴自棄，也不要給別人看到。」若有冒犯之處，就別見怪。
只是同檯吃飯，各自修行。
另外將文章獻起閱讀此文的中學朋友，才發覺現在好懷念大家。
永遠在後悔的工作
剛讀到張孝全的訪談，他說，「張复健大哥跟我說過，拍戲的人，不管是演員、導演、燈光師，都是一個永遠在後悔的工作。」
「當你完成一部戲回頭看，總覺得可以再更好，可是那是不可能，只要當下盡了你的全力就好了。」
「永遠在後悔的工作」這句話讓我感到很震撼。
因為這就是我每晚放工回來後的感受，悵然若失的心情，一下子找到詞句包裹起來了。
每晚回到家都是患得患失，在驅車回家時想著，其實新聞可以怎樣怎樣組稿、如何拈詞行文會更佳，那個英文詞其實可以這樣翻譯…可是，都錯過了當下。又或許突然想起沒有譯到某一篇新聞…
而新聞，都是明日的歷史。
連自己也忘了一個月前的頭條是什麼，現在的新聞的壽命比一夕露水更短命。當下做得不夠好，就錯過了那個時機，過時的代價不是分文不值，最淒慘的是被遺忘。
新聞都被遺忘，怎樣做好新聞，這種心血其實也不會有人體恤吧。
這陣子我一直在想怎樣抽身新聞，特別是政治新聞。在回家後讓腦袋放空，但發覺像被吐出來的口香糖一樣怎樣撇也扔不開。那天馬華的1015中委會議後，我的心情沉重，很多話要說，但又不想再去想，但千絲萬縷的思緒已糾結在一起。
所以我開了youtube來看一些來自全球的爆笑商業廣告，讓自己放鬆下來。原來youtube有這樣的調劑作用。
但今天馬華的新事態發展又讓人覺得，這也是一場鬧劇，發噱效果不亞于那些商業廣告。
在facebook看到很多非報界朋友都很快活地過活著，我知道他們平時鮮少看報紙，即使我的家人也是如此，大家看到我時總會問新聞──「到底是怎樣怎樣的？」類似的話。
其實這情況真的很怪異，照理做報紙的就像一個郵差一樣，你只負責傳達資訊，等于送信出去就是完成了工作。現在身邊的人問起我新聞時，就等于叫一個郵差替他們將送來的信件順便拆開來唸給他們聽，而且還有富有感情地宣讀。
看來我這些朋友等也很無憂，少看一些政府與政治新聞，是否真的開心些？
為什麼當年我會擠入普通組做這些污染腦袋的新聞？陰差陽錯還是冥冥注定，也摸不清了。但這種念頭時時會讓我後悔著。以前知道的東西不多，就是那樣的單純而什麼都無所謂，現在知道的東西越多似乎擔心與畏懼的事情也更多。
我以前也是一個寫小說與寫散文的，當時拿起筆來是風花雪月虛擬場景，當然也是為賦新詞強說愁，但至少像是用一張畫紙繪描景畫圖起來，那是一種創造。可是現在的工作像是像死人化妝，粉飾醜象與掩飾傷口，每天歷經審稿的過程後，不是為了紀念，而是為了遺忘，但埋葬的是真相。
所以這是永遠都在後悔的工作。
（但希望不會是永遠）
「當你完成一部戲回頭看，總覺得可以再更好，可是那是不可能，只要當下盡了你的全力就好了。」
「永遠在後悔的工作」這句話讓我感到很震撼。
因為這就是我每晚放工回來後的感受，悵然若失的心情，一下子找到詞句包裹起來了。
每晚回到家都是患得患失，在驅車回家時想著，其實新聞可以怎樣怎樣組稿、如何拈詞行文會更佳，那個英文詞其實可以這樣翻譯…可是，都錯過了當下。又或許突然想起沒有譯到某一篇新聞…
而新聞，都是明日的歷史。
連自己也忘了一個月前的頭條是什麼，現在的新聞的壽命比一夕露水更短命。當下做得不夠好，就錯過了那個時機，過時的代價不是分文不值，最淒慘的是被遺忘。
新聞都被遺忘，怎樣做好新聞，這種心血其實也不會有人體恤吧。
這陣子我一直在想怎樣抽身新聞，特別是政治新聞。在回家後讓腦袋放空，但發覺像被吐出來的口香糖一樣怎樣撇也扔不開。那天馬華的1015中委會議後，我的心情沉重，很多話要說，但又不想再去想，但千絲萬縷的思緒已糾結在一起。
所以我開了youtube來看一些來自全球的爆笑商業廣告，讓自己放鬆下來。原來youtube有這樣的調劑作用。
但今天馬華的新事態發展又讓人覺得，這也是一場鬧劇，發噱效果不亞于那些商業廣告。
在facebook看到很多非報界朋友都很快活地過活著，我知道他們平時鮮少看報紙，即使我的家人也是如此，大家看到我時總會問新聞──「到底是怎樣怎樣的？」類似的話。
其實這情況真的很怪異，照理做報紙的就像一個郵差一樣，你只負責傳達資訊，等于送信出去就是完成了工作。現在身邊的人問起我新聞時，就等于叫一個郵差替他們將送來的信件順便拆開來唸給他們聽，而且還有富有感情地宣讀。
看來我這些朋友等也很無憂，少看一些政府與政治新聞，是否真的開心些？
為什麼當年我會擠入普通組做這些污染腦袋的新聞？陰差陽錯還是冥冥注定，也摸不清了。但這種念頭時時會讓我後悔著。以前知道的東西不多，就是那樣的單純而什麼都無所謂，現在知道的東西越多似乎擔心與畏懼的事情也更多。
我以前也是一個寫小說與寫散文的，當時拿起筆來是風花雪月虛擬場景，當然也是為賦新詞強說愁，但至少像是用一張畫紙繪描景畫圖起來，那是一種創造。可是現在的工作像是像死人化妝，粉飾醜象與掩飾傷口，每天歷經審稿的過程後，不是為了紀念，而是為了遺忘，但埋葬的是真相。
所以這是永遠都在後悔的工作。
（但希望不會是永遠）
學中文．學英文
每天面對的除了含混其詞的新聞報導，最煩憂的還有破爛的英文翻譯。更甚的是，甭說有同事使懶動用谷歌翻譯器翻譯英文而一塌糊塗，有時連讀一些中文稿件讀得一頭霧水──到底是怎樣造句的呢？怎麼造成如此不通順、用詞不準的中文出來？到底這些稿件的下筆人要表達什麼？又或者為什麼有些人會一直會打出錯別字？
中文報的記者中文也不好，我們可以埋怨什麼？這情況等于我們看到一個健身教練在教你何健身時，自己卻是一個挺著大肚腩的胖子。這就是所謂的「專業」，只是沒有做到本份。
所以只能埋怨自己。
如果對中文報的記者的中文要求不高，那麼我們還需要怎麼樣的標準才讓人覺得滿意？或許你可以說，當今的教育水平每況愈下來做籍口解釋一個人的寫作能力低下，但一個人在下筆是否運轉自如，行文是否如流水，用詞是否信手拈來，這些基本功夫其實就是一個人平日時閱讀水平的反照。
我不知道，或許現在太多人喜愛facebook的遊戲、在facebook的留言堂裡盡寫些支離破碎的詞句後，閱讀已變成一項苦差。
所以，在沒有閱讀習慣下要一個記者行文流水、舞文弄墨，這是奢侈的要求。
多麼地諷刺。
■
我常會想起幾年前那段教私人補習的歲月。我在一連兩年裡分別調教了2名中三學生，主要是讓她們修中文來應付初中評估考試。這兩個女生是學姐學妹的關係，在那兩年裡讓我驀然沉浸在中學時那種扭曲的學堂歲月，因為上課只為了應考，上學只為了學分。
而我的身份是一個補習老師。我的功能就是要確保她們在PMR考試中華文科拿A。我也是促成這功利主義教育政策的一份子。然而，那時我才領略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的道理。
這兩個女生的家庭背景雷同，從小是華小畢業，中學時上了全英文背景的教會學校，在家裡是說英文。A女生的父母都是華校生，而且還是我中學的校友，但家長沒對女兒說中文。
A女生的功課相當不錯，我想現在她已經準備考大學了。當年她的全部科目都是A優等，偏偏中文在小學六年級後似是遺忘了，而其話事權極大的母親則堅持女兒要考中文，理由是「中國崛起，日後中文吃香」之類的理據。
我在接觸A女生時對她的中文口音好奇得不得了，幾乎是需要「鑑賞」她如何說中文，因為她的華語就像那種初學中文的外國人，歪音走調，荒唐得像一個笑話。她將許多中文發音都遺忘了，而且說起華語來是帶著英文腔的，到最後整個句子只有5%是中文，就是零零碎碎地夾帶著幾個淺白的中文字。
還好她還懂得書寫漢字，但如同鬼畫符一樣。我拿她的確沒有辦法，在教導語法時說到什麼是語素時，需要全盤用英文來解釋。寫書法時又得準備一些紅描本給她，就看著她畫圖畫一樣地上色，寫作文時我更是像讀英文一樣看她狗屁不通地寫出來。
我想到當年預備班的我很喜歡朱自清，13歲的我讀著朱自清作品時讀得津津有味，為了讓A女生有一些文學的洗禮，我拿出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給她唸，讓她理解。讀了幾遍她才幾近辛苦唸完出來，然後她反問我：「Why does this fellow uses whole paragraph to describe a leaf?」
朱自清在該文章開頭的幾段是形容那些荷葉亭亭嬝娜地立在荷塘，那是文章的精華啊！可是她這樣反問我時，我啼笑皆非。心裡面想說，文學就是用一些簡單的東西複雜化與抽象化。奇怪的是她有唸英文文學，還寫文章來分析莎士比亞作品，為什麼「荷塘月色」卻消化不了？
後來A女生非常死硬派，我吩咐的功課都紋風不動。我幾乎放棄了──為什麼還要考華文科呢？你不尊重華文，也不必浪費我的間與精力！
但經不起A女生的母親對我再三說項，我才繼續為她上課，然後聽著她對我述說著她班上的趣事，又或是她拿起她父親新買的SAMSUNG手機對我詳解著那些功能。
那時我看著當時還未算流行的滑推式的手機。她是屬于幸福的一代吧──擁有合理的物質生活，這些都是她父母給予她的禮遇，然而我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父母能給予孩子最好的一切，又不與孩子分享自己的中文背景與學識呢？難道這兩人以自己的中文學術背景為恥？
但他們又不覺得中文是垃圾，反而要女兒去應考中文科目，就是為了日後可以用中文去認識另一個世界或與人溝通，又或是更美妙地想用中文來行商。
中文的實用價值只是文憑上的一個A，還是一套精深文化的窗口？
但後來A女生還是順利拿到中文A等，然後她就介紹了其學妹給我當學生，就是B女生。那也是第二年的事情了。
■
B女生家庭的英文背景更是濃厚，全家都是說英文，家長也不諳一句中文，即使是廣東話等，就是名符其實的香蕉人。我很奇怪怎麼會有一個如此獨立的世界，除非你不去華人小食中心點菜，不去華人檔口購物，你好像不是在馬來西亞社會生活的外星人。
我一直都是與B女生的母親洽談，是一個厲害角色，當然也是一個非常會計算的母親。讓女兒考中文不是為了不忘本，而是為日後籌謀，以免學會英文丟了中文。
B女生在中學的全英環境，讓她的舌頭都磨去了華文腔，我想這與整體環境有關，她們在如此的一個環境之下不能顯露出絲毫華文腔調，否則就無法與同儕同邊站，無法產生精英感。那種同儕壓力讓她們很快速地剿滅殺絕6年的中文根基了。
然而相對之下B女生的中文發音會比A女生好得多，至少還像模像樣。
只是她們母女倆一對談時，就是那種洋人樣。
有一次其母親在我的面前詢問起B女生的華文科目考試成績時，B女生直言考得不好。其母親不直言「WHY」，反之是如此問：「Did you do the post-mortem?」
我有些訝異她會用上post-mortem這字眼，這是一個非常嚴肅與正規的字眼。那時母女倆的對話形同公事交流般說著語體文，特別是一聽到post mortem這字時，我覺得非常冷峻、工技化──要的只是成效、與檢討結果，像是解決一項技術性難題一樣，這種套式問話是扁平、機械化的，沒有人情味。
至少我的母親不會如此詢問我的功課，即使我考得差，她應該會問「為什麼會考到這成績？」那是親切的口語，何必如此正統莊重？
B女生對其母的問題有些不知所措，她畢竟是個孩子，也搞不清post mortem的意思，再反問其母親到底她在說什麼？到後來我臨時解釋她才恍然大悟。
然而從一個如此深奧的字眼運用，可以反映出這位母親的parenting skill並不是如此高深，運用如此精深的字眼，形同對孩子苛刻地責問。而你即使是動用英文與孩子溝通，不意味著孩子的語文能力就會如同你一樣地優秀，這只會適得其反打擊孩子的自信心。
想深一層，我不知道這母親是否都是以這樣的有教化的語言來與子女溝通，英文容易塑造出階級分差，而香蕉人往往有一種焦慮──因為無法掌握中文，而英文又不是其族裔語言時，就會以故作複雜、充大頭的矯揉造作英文，裝腔作態地撐出優越感，遮掩自己內心因無法兼擅中文的空虛與自卑感（新加坡人就有這種通病）。
而語文最基本的功能是溝通，淺白易懂就行了，中文也是如此。難道我們要人人都像翁詩傑一樣咬文嚼字般地說中文或操英文？
但是那時我聽著這對母女的對話時，我就看到那種階級之分。母與女也可以如此嚴肅的對話，日後的距離還得了？
■
B女生的中文成績也是普普通通。經過了「荷塘月色」的教訓後，此次我詢問B女生，到底她喜歡什麼樣的中文讀物，那麼我可以偏其好來激發她學好中文。
怎料她拿出一本本已英化的日本漫畫給我看，她熟練地翻開特定的頁數，然後問我裡面的一些漢字：「到底這些字是什麼意思？」
我問她：「這就是你學華文的興趣？」
她點點頭。
原來她有興趣學好中文的推動力，就是為了閱讀日本漫畫的漢字，我不懂日文，可是那些出現在漫畫格子的漢字，其實是書中漫畫人物的動作語助詞，因寫在對話框內而沒有翻譯成英文。我對她說，那些漢字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是虛詞，也是象聲詞。
那時她是多麼地失落。因為她以為這些日本漫畫人物的漢字是有意思，別有意義的。
我與她一樣失落──一個學生要考華文不是為了學習華文，對華文字有興趣也不是因為漢字，而是日本漢字。
我看到的她，即使是學習中文是沒有意義的。
後來，B女生的華文科目也考到A。
我那時就很懷疑大馬PMR的華文科水平有多高。不是我吹得自己很神可以調教出華文科A的學生，而是以她們的水平，根本是不值得拿A。
至少與當年的我的中文水平相比起來，我覺得這種A變得無價值了。
■
現在我常讀著這些不少英譯中、巫譯中的新聞稿，又或是以中文寫的稿件時，就會想起我這A、B女生。我回到過去那兩年的歲月一樣，每天都有新的挫折感自體內爆炸攻頂。
連中文報的記者也不做好本份去搞好本份、學好語文，其實我當年又何必如此堅持我那兩個學生考好華文科目呢？我的功能也不過是讓她們如愿所償地考到A，不必讓華文科拉低整體考試成績。而這些記者每天寫稿也不過是為了交差，以為向主任交差而不是向真相交差。
我也在想，如果當年我沒有機會學習中文，我會是怎樣的一種個性？我是否又會像現在的我那時，偶然間會覺得自己的英文技不如人而自卑片刻？然而若我是華人又不諳中文，我是否又有一種遺憾？
但另一個更長遠性的問題是，到底我們要用怎麼樣的語言來與自己的孩子溝通？到底家長以怎樣的心態來培育孩子的語文學習？──為了功利、實用，還是為了學習不同的語文背後所承載的文化與學識？
家長對孩子的語文學習選擇，就造就了我這種「兼職」的非專業補習老師，或是目前當紅的速學外語語言班。而這是一種惡性循環。
剛讀完陳雲的《中文解讀》，裡頭有一篇文的一句話說，「學外語，是開耳目，廣見聞而已，不要把英文吹得那麼神，以為識英文就發達。」
英文確不是那麼神，但我想回到最核心，還是搞好多項有優勢的語文，那也足夠了。（當然我不奢望會當另一個翁詩傑）
中文報的記者中文也不好，我們可以埋怨什麼？這情況等于我們看到一個健身教練在教你何健身時，自己卻是一個挺著大肚腩的胖子。這就是所謂的「專業」，只是沒有做到本份。
所以只能埋怨自己。
如果對中文報的記者的中文要求不高，那麼我們還需要怎麼樣的標準才讓人覺得滿意？或許你可以說，當今的教育水平每況愈下來做籍口解釋一個人的寫作能力低下，但一個人在下筆是否運轉自如，行文是否如流水，用詞是否信手拈來，這些基本功夫其實就是一個人平日時閱讀水平的反照。
我不知道，或許現在太多人喜愛facebook的遊戲、在facebook的留言堂裡盡寫些支離破碎的詞句後，閱讀已變成一項苦差。
所以，在沒有閱讀習慣下要一個記者行文流水、舞文弄墨，這是奢侈的要求。
多麼地諷刺。
■
我常會想起幾年前那段教私人補習的歲月。我在一連兩年裡分別調教了2名中三學生，主要是讓她們修中文來應付初中評估考試。這兩個女生是學姐學妹的關係，在那兩年裡讓我驀然沉浸在中學時那種扭曲的學堂歲月，因為上課只為了應考，上學只為了學分。
而我的身份是一個補習老師。我的功能就是要確保她們在PMR考試中華文科拿A。我也是促成這功利主義教育政策的一份子。然而，那時我才領略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的道理。
這兩個女生的家庭背景雷同，從小是華小畢業，中學時上了全英文背景的教會學校，在家裡是說英文。A女生的父母都是華校生，而且還是我中學的校友，但家長沒對女兒說中文。
A女生的功課相當不錯，我想現在她已經準備考大學了。當年她的全部科目都是A優等，偏偏中文在小學六年級後似是遺忘了，而其話事權極大的母親則堅持女兒要考中文，理由是「中國崛起，日後中文吃香」之類的理據。
我在接觸A女生時對她的中文口音好奇得不得了，幾乎是需要「鑑賞」她如何說中文，因為她的華語就像那種初學中文的外國人，歪音走調，荒唐得像一個笑話。她將許多中文發音都遺忘了，而且說起華語來是帶著英文腔的，到最後整個句子只有5%是中文，就是零零碎碎地夾帶著幾個淺白的中文字。
還好她還懂得書寫漢字，但如同鬼畫符一樣。我拿她的確沒有辦法，在教導語法時說到什麼是語素時，需要全盤用英文來解釋。寫書法時又得準備一些紅描本給她，就看著她畫圖畫一樣地上色，寫作文時我更是像讀英文一樣看她狗屁不通地寫出來。
我想到當年預備班的我很喜歡朱自清，13歲的我讀著朱自清作品時讀得津津有味，為了讓A女生有一些文學的洗禮，我拿出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給她唸，讓她理解。讀了幾遍她才幾近辛苦唸完出來，然後她反問我：「Why does this fellow uses whole paragraph to describe a leaf?」
朱自清在該文章開頭的幾段是形容那些荷葉亭亭嬝娜地立在荷塘，那是文章的精華啊！可是她這樣反問我時，我啼笑皆非。心裡面想說，文學就是用一些簡單的東西複雜化與抽象化。奇怪的是她有唸英文文學，還寫文章來分析莎士比亞作品，為什麼「荷塘月色」卻消化不了？
後來A女生非常死硬派，我吩咐的功課都紋風不動。我幾乎放棄了──為什麼還要考華文科呢？你不尊重華文，也不必浪費我的間與精力！
但經不起A女生的母親對我再三說項，我才繼續為她上課，然後聽著她對我述說著她班上的趣事，又或是她拿起她父親新買的SAMSUNG手機對我詳解著那些功能。
那時我看著當時還未算流行的滑推式的手機。她是屬于幸福的一代吧──擁有合理的物質生活，這些都是她父母給予她的禮遇，然而我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父母能給予孩子最好的一切，又不與孩子分享自己的中文背景與學識呢？難道這兩人以自己的中文學術背景為恥？
但他們又不覺得中文是垃圾，反而要女兒去應考中文科目，就是為了日後可以用中文去認識另一個世界或與人溝通，又或是更美妙地想用中文來行商。
中文的實用價值只是文憑上的一個A，還是一套精深文化的窗口？
但後來A女生還是順利拿到中文A等，然後她就介紹了其學妹給我當學生，就是B女生。那也是第二年的事情了。
■
B女生家庭的英文背景更是濃厚，全家都是說英文，家長也不諳一句中文，即使是廣東話等，就是名符其實的香蕉人。我很奇怪怎麼會有一個如此獨立的世界，除非你不去華人小食中心點菜，不去華人檔口購物，你好像不是在馬來西亞社會生活的外星人。
我一直都是與B女生的母親洽談，是一個厲害角色，當然也是一個非常會計算的母親。讓女兒考中文不是為了不忘本，而是為日後籌謀，以免學會英文丟了中文。
B女生在中學的全英環境，讓她的舌頭都磨去了華文腔，我想這與整體環境有關，她們在如此的一個環境之下不能顯露出絲毫華文腔調，否則就無法與同儕同邊站，無法產生精英感。那種同儕壓力讓她們很快速地剿滅殺絕6年的中文根基了。
然而相對之下B女生的中文發音會比A女生好得多，至少還像模像樣。
只是她們母女倆一對談時，就是那種洋人樣。
有一次其母親在我的面前詢問起B女生的華文科目考試成績時，B女生直言考得不好。其母親不直言「WHY」，反之是如此問：「Did you do the post-mortem?」
我有些訝異她會用上post-mortem這字眼，這是一個非常嚴肅與正規的字眼。那時母女倆的對話形同公事交流般說著語體文，特別是一聽到post mortem這字時，我覺得非常冷峻、工技化──要的只是成效、與檢討結果，像是解決一項技術性難題一樣，這種套式問話是扁平、機械化的，沒有人情味。
至少我的母親不會如此詢問我的功課，即使我考得差，她應該會問「為什麼會考到這成績？」那是親切的口語，何必如此正統莊重？
B女生對其母的問題有些不知所措，她畢竟是個孩子，也搞不清post mortem的意思，再反問其母親到底她在說什麼？到後來我臨時解釋她才恍然大悟。
然而從一個如此深奧的字眼運用，可以反映出這位母親的parenting skill並不是如此高深，運用如此精深的字眼，形同對孩子苛刻地責問。而你即使是動用英文與孩子溝通，不意味著孩子的語文能力就會如同你一樣地優秀，這只會適得其反打擊孩子的自信心。
想深一層，我不知道這母親是否都是以這樣的有教化的語言來與子女溝通，英文容易塑造出階級分差，而香蕉人往往有一種焦慮──因為無法掌握中文，而英文又不是其族裔語言時，就會以故作複雜、充大頭的矯揉造作英文，裝腔作態地撐出優越感，遮掩自己內心因無法兼擅中文的空虛與自卑感（新加坡人就有這種通病）。
而語文最基本的功能是溝通，淺白易懂就行了，中文也是如此。難道我們要人人都像翁詩傑一樣咬文嚼字般地說中文或操英文？
但是那時我聽著這對母女的對話時，我就看到那種階級之分。母與女也可以如此嚴肅的對話，日後的距離還得了？
■
B女生的中文成績也是普普通通。經過了「荷塘月色」的教訓後，此次我詢問B女生，到底她喜歡什麼樣的中文讀物，那麼我可以偏其好來激發她學好中文。
怎料她拿出一本本已英化的日本漫畫給我看，她熟練地翻開特定的頁數，然後問我裡面的一些漢字：「到底這些字是什麼意思？」
我問她：「這就是你學華文的興趣？」
她點點頭。
原來她有興趣學好中文的推動力，就是為了閱讀日本漫畫的漢字，我不懂日文，可是那些出現在漫畫格子的漢字，其實是書中漫畫人物的動作語助詞，因寫在對話框內而沒有翻譯成英文。我對她說，那些漢字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是虛詞，也是象聲詞。
那時她是多麼地失落。因為她以為這些日本漫畫人物的漢字是有意思，別有意義的。
我與她一樣失落──一個學生要考華文不是為了學習華文，對華文字有興趣也不是因為漢字，而是日本漢字。
我看到的她，即使是學習中文是沒有意義的。
後來，B女生的華文科目也考到A。
我那時就很懷疑大馬PMR的華文科水平有多高。不是我吹得自己很神可以調教出華文科A的學生，而是以她們的水平，根本是不值得拿A。
至少與當年的我的中文水平相比起來，我覺得這種A變得無價值了。
■
現在我常讀著這些不少英譯中、巫譯中的新聞稿，又或是以中文寫的稿件時，就會想起我這A、B女生。我回到過去那兩年的歲月一樣，每天都有新的挫折感自體內爆炸攻頂。
連中文報的記者也不做好本份去搞好本份、學好語文，其實我當年又何必如此堅持我那兩個學生考好華文科目呢？我的功能也不過是讓她們如愿所償地考到A，不必讓華文科拉低整體考試成績。而這些記者每天寫稿也不過是為了交差，以為向主任交差而不是向真相交差。
我也在想，如果當年我沒有機會學習中文，我會是怎樣的一種個性？我是否又會像現在的我那時，偶然間會覺得自己的英文技不如人而自卑片刻？然而若我是華人又不諳中文，我是否又有一種遺憾？
但另一個更長遠性的問題是，到底我們要用怎麼樣的語言來與自己的孩子溝通？到底家長以怎樣的心態來培育孩子的語文學習？──為了功利、實用，還是為了學習不同的語文背後所承載的文化與學識？
家長對孩子的語文學習選擇，就造就了我這種「兼職」的非專業補習老師，或是目前當紅的速學外語語言班。而這是一種惡性循環。
剛讀完陳雲的《中文解讀》，裡頭有一篇文的一句話說，「學外語，是開耳目，廣見聞而已，不要把英文吹得那麼神，以為識英文就發達。」
英文確不是那麼神，但我想回到最核心，還是搞好多項有優勢的語文，那也足夠了。（當然我不奢望會當另一個翁詩傑）
外來者
人人都說，現在柏威年是城中最有氣派，最有格調與貴氣的購物商場。這間商場開張多久了？該是去年才落成，新鮮感還未散去。
然而，在學校假期來臨時，你才會發覺原來柏威年成為另一個非常可觀的場面。人潮多，而且是學生哥人潮，其中大部份是馬來青少年。
起初我並不察覺異樣。那時是週末的傍晚五時許我拎著背包走著去樂天廣場，迎面而來的就是魚貫簇擁而來的馬來少年。他們身穿著黑衣（不怕會被人捉吧？因為沒有點著蠟燭），當然是時尚的T恤等，而且是不少人是奇裝異服的，女的並沒有戴上頭巾，男的則是蓄著當今仍流行著但我認為十分醜陋的雞冠長毛髮型。
其中一個還是釘著滿臉的環扣，我嚇了一跳，原來東京的COS-PLAY搬演到大馬來了。那時我就訝異著怎麼不見了其他族群人群？遊客呢？當然是有，只是視覺粗略觀察時，比例是明顯地少。
這些少年都是往著柏威年的方向走去。
在晚上時我重訪柏威年。週末晚上抵達柏威年時，我才訝于一批批的馬來少年佇足在大堂前，他們成群結隊地在圍成一個小圈圈，該是在該處「不約而同」地相約朋友，然後一起逛街。當時可沒有什麼大型活動啊。可是那個氣勢是相當澎湃的，因為柏威年的大堂寬大，但當視覺上都被填滿時，會覺得怎麼突然間人山人海，而且是清．一．色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可是乍看下那像是一場集會，非法與否是法律問題，但礙眼與否則是business sense的問題。如果是一堆外勞像如此的情勢聚集在SURIA KLCC，早就被驅逐了。
當然人人都有自由走動，在大馬這個美麗的國家，大家理應上都享有在憲法下所賦予的自由。但是當我被眼著的這一幕時，我才感受到這些社會脈搏的跳動。
據其他朋友觀察，連金河廣場等也出現越來越多打扮時髦的友族少年了，而不再是我們俗稱的「甲洞阿蓮」或「阿炳」哥的薈萃之地了。這是一個很好的muhibah現象，只是對于我們這些偶爾出來逛這些老牌商場時，會訝于當今眼前的改變，因為這些地方已不屬于當初我們所熟悉的地方了對不起，我想起了PENDATANG這字眼，到底誰是PENDATANG？
這些少年是否有足夠的消費能力？這很難斷定，基本上中產階級家庭已越來越多。而商場打開門戶當然是歡迎人流。但這些少年是否有能力在柏威年等地方來消費，則是很大的疑問。
至于為何他們會選擇柏威年，主要是交通方便（單軌火車），同時空間偌大，不愧是聚首會友的好選址。但是若我是商家，我會擔心，因為客流的消費特質也有分成幾個區塊──高檔、中檔與低檔，而當低檔客流充斥其間時，會起惡幣逐良幣之效。
然而，看著眼前的這一幕時，我真的很懷疑當今的領袖是否有察覺到這批少年社群中已出現的次文化現象，例如時髦、開放、滿口英語摻雜的馬來腔等，特別是，他們的思維與世界是怎樣的形貌？而我們的政治人物是否還樂此不疲地灌輸著那套自以為是的迂腐政治理念？
當然我在費解地穿越這些人群時，我在猜想著這當中是否有哪一位是權貴的子女。
●
這讓我想起十合購物中心。在十年多前初落成營業時，曾經是最風光的高檔購物商場。我還記得我的朋友在首次走訪後對我說，「有十多個足球場的面積那麼大呢！」
那時我是以嚮往的心情去「朝聖」。到後來，那兒連樓梯級也成為人群盤據的商場，到後來，也成為我首次採訪的地方。
現在呢？這間商場在公司的步行之遙，但我已沒勁兒去逛了。因為，失去了那熟悉感。最重要的是，享受不到那種高尚的格調。
其實在購物商場的客流與變化，你可以感受到馬來西亞社會的族群區隔化是非常地顯而易見的。那是一個社會生態演變縮影。
如果你還記得朝聖基金大廈對面的Ampang Park，那間是早在80年代最有名望的首都購物商場。而美達廣場呢，則是在1988年龍年時掛上了一條飛舞的舞龍而聲名大噪，如今整座廣場瑟縮在都門的一隅。
而我們不約而同地見到目前這兩座商場，最多的是什麼樣的客流。
我記得前首相敦馬曾在他的《馬來人的困境》裡提過，在美國當一個黑人住進一個社區時，那兒的白人就會陸續搬離，然後那社區就會變成黑人區了──這也是另一種歧視。
當然，現在大馬人視購物商場為他們的「生命線」，即使會出現這種歧視性的扭曲現象，對商家而言，他們只看手中要賺的金錢只有不同面鈔的顏色，而不理會其他類型的顏色。
接下來該是會有更多城郊區的購物商場冒起，即使馬來西亞的商場已到了飽和點，然而逃離城市，在居家附近的商場遊逛消費將是一種持續的型態。
但是城市的商場與商圈地帶會漸漸萎縮。例如茨廠街，對于真正的吉隆坡人而言，如同一口井裡的水，水面靜止不動，感覺上是不適飲用，你會趨前掏一口水來喝嗎？而我不知道，幾時走到金河黃金三角一帶，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外來者。
然而，在學校假期來臨時，你才會發覺原來柏威年成為另一個非常可觀的場面。人潮多，而且是學生哥人潮，其中大部份是馬來青少年。
起初我並不察覺異樣。那時是週末的傍晚五時許我拎著背包走著去樂天廣場，迎面而來的就是魚貫簇擁而來的馬來少年。他們身穿著黑衣（不怕會被人捉吧？因為沒有點著蠟燭），當然是時尚的T恤等，而且是不少人是奇裝異服的，女的並沒有戴上頭巾，男的則是蓄著當今仍流行著
其中一個還是釘著滿臉的環扣，我嚇了一跳，原來東京的COS-PLAY搬演到大馬來了。那時我就訝異著怎麼不見了其他族群人群？遊客呢？當然是有，只是視覺粗略觀察時，比例是明顯地少。
這些少年都是往著柏威年的方向走去。
在晚上時我重訪柏威年。週末晚上抵達柏威年時，我才訝于一批批的馬來少年佇足在大堂前，他們成群結隊地在圍成一個小圈圈，該是在該處「不約而同」地相約朋友，然後一起逛街。當時可沒有什麼大型活動啊。可是那個氣勢是相當澎湃的，因為柏威年的大堂寬大，但當視覺上都被填滿時，會覺得怎麼突然間人山人海，而且是清．一．色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可是乍看下那像是一場集會，非法與否是法律問題，但礙眼與否則是business sense的問題。如果是一堆外勞像如此的情勢聚集在SURIA KLCC，早就被驅逐了。
當然人人都有自由走動，在大馬這個美麗的國家，大家理應上都享有在憲法下所賦予的自由。但是當我被眼著的這一幕時，我才感受到這些社會脈搏的跳動。
據其他朋友觀察，連金河廣場等也出現越來越多打扮時髦的友族少年了，而不再是我們俗稱的「甲洞阿蓮」或「阿炳」哥的薈萃之地了。這是一個很好的muhibah現象，只是對于我們這些偶爾出來逛這些老牌商場時，會訝于當今眼前的改變，因為這些地方已不屬于當初我們所熟悉的地方了
這些少年是否有足夠的消費能力？這很難斷定，基本上中產階級家庭已越來越多。而商場打開門戶當然是歡迎人流。但這些少年是否有能力在柏威年等地方來消費，則是很大的疑問。
至于為何他們會選擇柏威年，主要是交通方便（單軌火車），同時空間偌大，不愧是聚首會友的好選址。但是若我是商家，我會擔心，因為客流的消費特質也有分成幾個區塊──高檔、中檔與低檔，而當低檔客流充斥其間時，會起惡幣逐良幣之效。
然而，看著眼前的這一幕時，我真的很懷疑當今的領袖是否有察覺到這批少年社群中已出現的次文化現象，例如時髦、開放、滿口英語摻雜的馬來腔等，特別是，他們的思維與世界是怎樣的形貌？而我們的政治人物是否還樂此不疲地灌輸著那套自以為是的迂腐政治理念？
當然我在費解地穿越這些人群時，我在猜想著這當中是否有哪一位是權貴的子女。
●
這讓我想起十合購物中心。在十年多前初落成營業時，曾經是最風光的高檔購物商場。我還記得我的朋友在首次走訪後對我說，「有十多個足球場的面積那麼大呢！」
那時我是以嚮往的心情去「朝聖」。到後來，那兒連樓梯級也成為人群盤據的商場，到後來，也成為我首次採訪的地方。
現在呢？這間商場在公司的步行之遙，但我已沒勁兒去逛了。因為，失去了那熟悉感。最重要的是，享受不到那種高尚的格調。
其實在購物商場的客流與變化，你可以感受到馬來西亞社會的族群區隔化是非常地顯而易見的。那是一個社會生態演變縮影。
如果你還記得朝聖基金大廈對面的Ampang Park，那間是早在80年代最有名望的首都購物商場。而美達廣場呢，則是在1988年龍年時掛上了一條飛舞的舞龍而聲名大噪，如今整座廣場瑟縮在都門的一隅。
而我們不約而同地見到目前這兩座商場，最多的是什麼樣的客流。
我記得前首相敦馬曾在他的《馬來人的困境》裡提過，在美國當一個黑人住進一個社區時，那兒的白人就會陸續搬離，然後那社區就會變成黑人區了──這也是另一種歧視。
當然，現在大馬人視購物商場為他們的「生命線」，即使會出現這種歧視性的扭曲現象，對商家而言，他們只看手中要賺的金錢只有不同面鈔的顏色，而不理會其他類型的顏色。
接下來該是會有更多城郊區的購物商場冒起，即使馬來西亞的商場已到了飽和點，然而逃離城市，在居家附近的商場遊逛消費將是一種持續的型態。
但是城市的商場與商圈地帶會漸漸萎縮。例如茨廠街，對于真正的吉隆坡人而言，如同一口井裡的水，水面靜止不動，感覺上是不適飲用，你會趨前掏一口水來喝嗎？而我不知道，幾時走到金河黃金三角一帶，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外來者。
「為什麼你來馬來西亞？」…
那是一間狹窄的法庭，是大鐘樓前推事庭中，空間最小、讓人有最強烈的窒息感的一間法庭，人人往裡面擠了後，就是只能急促地呼吸，無法轉身。
那就是刑事推事庭一，面向敦霹靂路，坐落在一列推事庭中最旁側的一間法庭。當這幢古老的建築物還未改建成新聞、文化、藝術與文物部時，那是一座人流聚散之地──囚犯一車車地截進來，也有人恢復自由身輕鬆地走出去。
當然，這應該是一座彰顯正義的神聖之地。每個人來到法庭，都希望能得到公平的審判，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應平等。
我在刑事推事庭一呆過很多時候，主要在當年艾琳費南德斯被控抵觸印刷法令的案件就在該庭研審，在那兒我第一次聽見如此驚心動魄的案情審訊，包括首次聽見律師與證人在盤詰過程中，冒出「陰莖」、「手淫」等的英文字眼，初聽時回不過神來，這些字眼平時不是掛在口中啊！然而聽著曾經被扣留過而聲稱遭虐待的外勞，回馬再成為辯方證人供證時，他們述說著的內容會讓人覺得莫不搖頭嘆息是真的如此慘無人道嗎？
當然為了採訪，這些公開庭中所講述的供詞，也一一記錄在採訪簿中。化成了新聞，而昨日的新聞今日就成了歷史了。
只是法庭上有些事情，不是新聞，更不是值得記載的歷史，卻在我腦海中時時迴盪著。
●
那時我去到該法庭內，該是等待著艾琳的案件續審，未晉入該庭前先會研判其他較為小型罪行的案件，包括偷竊罪等。
開庭前該些被告會被帶進犯人欄，或是坐在犯人欄後等待入欄受判受審。而每天早上總有該些實習律師會進法庭內，做功課似地要找客戶（即被告）來實習，包括為這些被告求情、累積與法官或推事對答等的上庭經驗。這些求情工作應該義務性質的，只是志在學習。
那時我就坐在前端的記者席中等待開庭，一名年輕的印裔實習律師喚了過我去，他要求我充當他的翻譯員，為一行坐在犯人欄裡的華裔少女做翻譯，因為他打算為她們抗辯求情。
于是我就為其中一個少女做翻譯，我忘了那少女的模樣，只覺得她很年輕青嫩，沒甚姿色，長相一如鄰家女孩。不過她顯得有些瑟縮，說起話來是顫抖抖的，聲音很細。
我依著實習律師的探問，逐一逐一翻譯給她聽，包括「你幾歲？」、「來自哪裡？」
她是用華語說，「越南。」
「越南？你怎麼會講華語？」
「我在越南北部有上學，我們是去中國邊境上學。」
難怪我聽見她的口音有那種熟悉感覺。
「Ask her why she is here in Malaysia？」律師問。我照翻。「你為什麼會來馬來西亞？」
「做『雞』。」她答了，就兩個字。有一種干脆的本性，而且是沒有猶豫的，即使她的聲音仍是非常地輕。
她不是用「妓女」這兩個字，反之是本地人慣用的「雞」。這是認清了自己的本命嗎？
我之前沒有去猜想這少女犯的是什麼罪。聽她如此俐落地回答，我猜想她身在此處必是與傷風化罪等有關。
「to be a prostitute。」我轉頭對那律師說。律師再問，「問她為什麼她要做妓女？」
我問了，她答：「因為我家裡窮。」
「我的父親只是耕種、家裡有弟妹，我是最大的女兒…」她繼續說著她的故事，而這些重點就成為待會兒那實習律師為她求情要點。
那實習律師一邊在記錄著，他的動作像一個抄寫機器，不帶情感的，的確，如果每天要為相同的罪行的被告求情，重覆著同樣的說詞時，複制著「為什麼」的問題時，你的情緒也會消殆。
後來我得知那幾位少女也是因同樣罪行被扣而面控，該是被控賣淫罪等；我忘了，那時我只來得及為這名少女做翻譯，法庭就開始了。
●
然而我還記得看著她們一臉無辜、青春洋溢的模樣，無法想像到她們沉淪在燈紅酒緣、聲色犬馬的經歷。
而她們卻坐在狹小的犯人欄中等待認罪、求情，然後怎樣？若直接認罪就快捷許多，因為會去服刑，之後被遣送回國，然後呢？會否再回來馬來西亞──
做雞？
當然這是利益集團在背後操縱，然而在掃蕩時不幸中招地，就是這些如同貨品般變賣剝削的少女束手就擒。
法庭裡真的會有平等嗎？誰最應該接受審判？
後來我都有陸續碰上這些少女坐在犯人欄中等待認罪被判。每天我們到各推事庭時會去詢問庭警有些什麼案件，大家看到這些女生時只是淡然地說，就是犯了賣淫罪。
做記者的不會採訪這些案件──太多、太瑣碎了，而淫業是自古以來最悠久的罪行，你如何監管？然而來馬來西亞只是賣身，這裡頭包含太多太多幽微迂迴的利益輸送與人性陰暗面。
只是迄今我仍然很清楚地記得那個已經沒有名字的少女對著我如此坦然，沒有絲毫畏怯，甚至不覺得這是什麼恥辱，但是含著一種逆來順受的委屈。她們有選擇嗎？
還是因為我戴著有色眼鏡？
我不知道這種惻隱之心是否人人都有？當一個嫖客在暗房裡看到這樣的少女時，在解下褲頭前應該不會問她「你來這裡做什麼？」吧！
但是那兩個字「做雞」一直刻劃在我腦海裡。 而刑事推事庭一給我的窒息感仍歷歷在目。當然，現在那推事庭不復存在，只是，不同的戲碼仍然在輪迴著。
那就是刑事推事庭一，面向敦霹靂路，坐落在一列推事庭中最旁側的一間法庭。當這幢古老的建築物還未改建成新聞、文化、藝術與文物部時，那是一座人流聚散之地──囚犯一車車地截進來，也有人恢復自由身輕鬆地走出去。
當然，這應該是一座彰顯正義的神聖之地。每個人來到法庭，都希望能得到公平的審判，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應平等。
我在刑事推事庭一呆過很多時候，主要在當年艾琳費南德斯被控抵觸印刷法令的案件就在該庭研審，在那兒我第一次聽見如此驚心動魄的案情審訊，包括首次聽見律師與證人在盤詰過程中，冒出「陰莖」、「手淫」等的英文字眼，初聽時回不過神來，這些字眼平時不是掛在口中啊！然而聽著曾經被扣留過而聲稱遭虐待的外勞，回馬再成為辯方證人供證時，他們述說著的內容會讓人覺得莫不搖頭嘆息
當然為了採訪，這些公開庭中所講述的供詞，也一一記錄在採訪簿中。化成了新聞，而昨日的新聞今日就成了歷史了。
只是法庭上有些事情，不是新聞，更不是值得記載的歷史，卻在我腦海中時時迴盪著。
●
那時我去到該法庭內，該是等待著艾琳的案件續審，未晉入該庭前先會研判其他較為小型罪行的案件，包括偷竊罪等。
開庭前該些被告會被帶進犯人欄，或是坐在犯人欄後等待入欄受判受審。而每天早上總有該些實習律師會進法庭內，做功課似地要找客戶（即被告）來實習，包括為這些被告求情、累積與法官或推事對答等的上庭經驗。這些求情工作應該義務性質的，只是志在學習。
那時我就坐在前端的記者席中等待開庭，一名年輕的印裔實習律師喚了過我去，他要求我充當他的翻譯員，為一行坐在犯人欄裡的華裔少女做翻譯，因為他打算為她們抗辯求情。
于是我就為其中一個少女做翻譯，我忘了那少女的模樣，只覺得她很年輕青嫩，沒甚姿色，長相一如鄰家女孩。不過她顯得有些瑟縮，說起話來是顫抖抖的，聲音很細。
我依著實習律師的探問，逐一逐一翻譯給她聽，包括「你幾歲？」、「來自哪裡？」
她是用華語說，「越南。」
「越南？你怎麼會講華語？」
「我在越南北部有上學，我們是去中國邊境上學。」
難怪我聽見她的口音有那種熟悉感覺。
「Ask her why she is here in Malaysia？」律師問。我照翻。「你為什麼會來馬來西亞？」
「做『雞』。」她答了，就兩個字。有一種干脆的本性，而且是沒有猶豫的，即使她的聲音仍是非常地輕。
她不是用「妓女」這兩個字，反之是本地人慣用的「雞」。這是認清了自己的本命嗎？
我之前沒有去猜想這少女犯的是什麼罪。聽她如此俐落地回答，我猜想她身在此處必是與傷風化罪等有關。
「to be a prostitute。」我轉頭對那律師說。律師再問，「問她為什麼她要做妓女？」
我問了，她答：「因為我家裡窮。」
「我的父親只是耕種、家裡有弟妹，我是最大的女兒…」她繼續說著她的故事，而這些重點就成為待會兒那實習律師為她求情要點。
那實習律師一邊在記錄著，他的動作像一個抄寫機器，不帶情感的，的確，如果每天要為相同的罪行的被告求情，重覆著同樣的說詞時，複制著「為什麼」的問題時，你的情緒也會消殆。
後來我得知那幾位少女也是因同樣罪行被扣而面控，該是被控賣淫罪等；我忘了，那時我只來得及為這名少女做翻譯，法庭就開始了。
●
然而我還記得看著她們一臉無辜、青春洋溢的模樣，無法想像到她們沉淪在燈紅酒緣、聲色犬馬的經歷。
而她們卻坐在狹小的犯人欄中等待認罪、求情，然後怎樣？若直接認罪就快捷許多，因為會去服刑，之後被遣送回國，然後呢？會否再回來馬來西亞──
做雞？
當然這是利益集團在背後操縱，然而在掃蕩時不幸中招地，就是這些如同貨品般變賣剝削的少女束手就擒。
法庭裡真的會有平等嗎？誰最應該接受審判？
後來我都有陸續碰上這些少女坐在犯人欄中等待認罪被判。每天我們到各推事庭時會去詢問庭警有些什麼案件，大家看到這些女生時只是淡然地說，就是犯了賣淫罪。
做記者的不會採訪這些案件──太多、太瑣碎了，而淫業是自古以來最悠久的罪行，你如何監管？然而來馬來西亞只是賣身，這裡頭包含太多太多幽微迂迴的利益輸送與人性陰暗面。
只是迄今我仍然很清楚地記得那個已經沒有名字的少女對著我如此坦然，沒有絲毫畏怯，甚至不覺得這是什麼恥辱，但是含著一種逆來順受的委屈。她們有選擇嗎？
我不知道這種惻隱之心是否人人都有？當一個嫖客在暗房裡看到這樣的少女時，在解下褲頭前應該不會問她「你來這裡做什麼？」吧！
但是那兩個字「做雞」一直刻劃在我腦海裡。 而刑事推事庭一給我的窒息感仍歷歷在目。當然，現在那推事庭不復存在，只是，不同的戲碼仍然在輪迴著。
（突然想起這段經歷是因為昨天開會時，同事報上一則掃蕩賣淫中心的新聞時，提及那些賣淫女性時說「全是老老的。」我莫名地笑了起來──賣淫與嗜色不分老嫩。只是為什麼「老老的」也要賣淫？然後我又想起身邊一些朋友偶當嫖客時對我說著的離奇故事。有些說得活色生香，但我只是一個聽眾，不敢批判。這真是複雜的人生。）
胖的懺悔錄
「Toh....Pooi....Kia！」
這是我第一句認識的福建話，這也讓我決定不學福建話。全因這句話是我在巴生唸小學時給那些頑皮的同學，如李禮強等人起的花名。「死肥仔」這三個字我可以用字正腔圓的福建音來唸出來，咒罵語言特別容易讓人難忘。但僅止限于這三個字，其他福建話我完全不會聽。
「死肥仔」這三個字陰魂不散地縈繞著我，就是因為這樣醜惡的花名，讓我覺得福建話可憎，因為這是辱罵我的語言，當然我這樣的說法不客觀，但那時只有小學生的我，被冠上這樣的花名，也可是一種不客觀的標籤與批判。
我小學至中學時很胖，胖到什麼程度？中二那年我去kasturi補習，上著科學課時我記得那位補習老師在教導著我們jisim與berat的分別，他隨手就點起當時坐在前端專心上課的我要示範如何辯別，他就問我「你有多少公斤？」
我當時很窘地答稱，「60公斤吧！」
但那時我不確定我確切的體重，為什麼要詢問我這樣難堪的問題呢？但更難堪的是那位老師當眾說，「你撒謊啦！我看你至少有超過65公斤！」
我恨不得有一個地洞讓我鑽下去，因為事實上我還是撒了謊。那時我仗著我是坐在前頭而不敢回望後面我全都不認識的學生，沒有人認識我，所以我可以駝鳥一樣地躲在自己的世界裡。
但是我一點也無法理直氣壯──是啊，我的體重超過65公斤，那又怎樣？
然而現在我的體重，與17年前一樣。所以你可想像一個14歲的少年是多麼地肥胖，因為他有著的是成人的體重。
以前我會覺得肥胖是一種罪，甚至是罪惡到一種不赦的程度。我接受我自己的外型與體重，可是我迎合不了週遭人士對「標準」的定義。我相信這種罪惡感每年都在侵蝕著我的自尊心，以及自我認同的接受度。
或許你不曾肥胖過，你不會體悟到那種被流放于主流的失落與落寞感。看到別人的目光，與看見鏡子裡的自己時，那是一種分裂的過程。我覺得ok啊，我對著鏡子說；可是外面的世界將我打成是異類，因為我趔趄的腳步？因為我動作沉滯阻礙了地球旋轉？
我那時不明白為何體質的基因組合會讓我的身體膨脹，然而我在成長中的心靈卻逐漸地萎縮。
中學時是塑造一個人人格與智育發展的重要階段。但是我的世界在那時候是被體型與體重而摧毀。每個星期兩堂的體育節時讓我愛恨交錯，你永遠都不知道一個胖子要上體育課前，他默默的祈雨沒有靈驗時那種失望。因為如果下雨了，那麼大家就可以躲在課室裡，我就可以免去上草場體育出醜的尷尬。
上體育課的確是苦差。我足以使用「憎惡」這字眼來形容我對體育課的那種感受，其實一切源自于那種失敗的自我期許，那種困頓感讓你覺得全世界都遺棄了你。在年初與年中時總會有幾項連環式的體能測驗，包括在特定時間內要完成多少下的掌上壓、仰臥起坐，最要命的是要在10分鐘（或20分鐘？我也忘了）完成1公里的賽跑。
那時候，賽跑項目就是繞著我們中學時的足球場跑十圈，大概就等于1公里路程。每一年，每一回，我都無法在限時內完成十圈的賽跑，我會看著我身邊的同學逐一逐一地離開足球場，因為他們已完成了歷程，而我在氣喘如牛地在舉著沉重的步伐，每一次的抬腿都在對抗著地心吸力的萬能拉力，我的腳步是拖著鉛塊的。
最讓我難受的是，那時候往往在第三圈時，我的心就會蹦跳得像一顆欲沖出口腔的彈球，而我的呼吸急促得像被掐著了咽喉一樣，我快窒息了。而且，胸腔與腹部會產生一種錐痛，一抽一搐地削著削著。
我永遠記得那種似快要遇溺的感覺，你是那麼地無助，喪失了體能，也喪失了一切的尊嚴。
到後來中四或中五時，我在賽跑中途時就宣告放棄了，不再讓自己堅持跑下去。那是我必須逼自己接受的一個事實──我是胖子，所以我跑不完。連體育老師沒有再強逼我們這些高中生去完成一公里的跑程了。
這當然也包括仰臥起坐，弓著身，再仰臥下去，我的肚腩的重量讓我完全無法運力起身。每一次的仰臥，都是一沉不起的沉淪。
那時我對肥胖的概念，還不至于扯上健康的風險。那時的肥胖，一切是與形象有關。而體育課是一種行刑，那是讓我的四肢百骸打散的一種刑罰。
胖子就是需要接受這種行刑吧？
其他體育課的活動包括打籃球、踢足球。那也是我覺得最恐怖的一種體力活動。打籃球至少你還可以使用雙手去捉，可是踢足球卻需要用雙足去掌控運球。那時候我一上足球場就會打冷顫，因嘗試過被足球遠遠地踢過來擊中頭部，肥人不靈活，那時我就像一墩柱子一樣，飽受飛球的巨磅撞擊，當然那時不覺得痛，只是佯裝無事一樣躲過別人的嘲笑。
但是我還記得要踢足球時，體育老師將我們這些胖子分到各別組別來對壘時，那些同學就會用一種無可奈可的眼神對望彼此，因為他們得到的是一個毫無價值而累事的垃圾。
我不知道為何體育課會變成如此折磨人的一堂課，那本來是一種活筋鬆骨，讓身體鬆綁的課外活動，然而為了符合標準，為了紙面上的體能測試，我們這些不靈活的胖子，在競技場上成為獻醜的馬戲團。
而體育的概念與原意就是要這樣羞辱他人嗎？我不知道。我也想好好地在球場上揮汗如雨一番，自由自在地，然而校方規定男生是打籃球或踢足球，排球是偶爾，打羽球更休想了──因為這些斯文的活動，都留給了女生。
到了後來，很多年以後，我才了解到體育真正的定義是什麼，而我找到了讓我奔放的體育形式。
我的肥胖，一直跟隨著我到大學時期。那時候我開始騎腳車，只為了川梭在宿舍與校園之間，每天如此，那時我的贅肉才漸漸地消失。當然那時也全因青春期過後的嬰兒肥漸萎縮，所以不再是鼓漲漲、胖嘟嘟的那個胖子了。
在大學時我極少碰到中學同學，許多人都沒有見到我如此巨大的轉變。那時我開始覺得青春期終于給了我一種珍貴的犒賞。那年我記得在茨廠街的書店遇到一名中學同學，他看著我說「啊富雄，你變得很瘦了。」
那時我心裡竊喜一番，那是一種成就嘛，畢竟。可是他補充一句，「但你還是不夠fit。你沒有肌肉。」
肥胖時別人要求你清瘦，但減磅後別人又要求你要健壯起來。到底我們要符合多少重，多少層的社會要求呢？我們又得飽受多少次的歧視呢？
當然我現在已瘦了下來，不至于到達那種健美體型，但心底裡仍迴盪著那時在校園裡那種被咒罵的呼叫聲──toh pooi kia！死肥仔…那是一個到我成年後仍無法開脫的緊箍咒。
我現在有定時去健身中心了，在那兒一個人揮汗如雨，是一個人默默地耕耘，沒有人像當年的體育老師吹著哨子吆喝著你「快點跑！」，沒有人會在旁邊按著計時器來數你仰臥起坐了多少下。我找到了自己要上的體育課。我覺得這種運動形式是非常自我的，不是那種集體規範、群體要求的強逼行為。但事實上我們是群體活動， 因為週遭人士都會像你一樣拚博地在跑步機上跑著步。
我有我自己一套的運動安排與配套，那全是一種紀律與自我期許的驅策力，我在舉重時追求的是一種自我超越。最重要的是，我不想讓兒時那種肥胖陰影伴隨著我，當然還有那種健康風險。
然而當你告訴別人你有上健身中心時，人人卻會用奇異又含著責備的目光盯著你身體，怎麼你還未變成大隻佬？
我再一次地讓自己失望──到現在許多人對健身與健美的概念仍然分不清。我只要求健身，而不是參賽的健美啊！要對那麼多張的嘴巴，我不知道要如何解釋了。因為我覺得已倦怠于向眾人交代、或討好于他們的標準尺了。
事過境遷後，我再次回望我身邊的人士，我又感覺到自己的異樣了── 因為每個人都當運動並非是一種理所當然的事，而上健身中心卻是稀奇罕見的一件事時，我再次感覺到被離棄。或許當我看見同齡人士都挺著一個肚腩時，我不知道他們望向我的目光是否是隱含著這樣的提問：「為何你不像我們一樣有肚腩？」
我希望他們會遇見當年的我，然後自己明白「嘿，原來我們都一樣肥胖的」，只是我是曾經，你們是現在。
這是我第一句認識的福建話，這也讓我決定不學福建話。全因這句話是我在巴生唸小學時給那些頑皮的同學，如李禮強等人起的花名。「死肥仔」這三個字我可以用字正腔圓的福建音來唸出來，咒罵語言特別容易讓人難忘。但僅止限于這三個字，其他福建話我完全不會聽。
「死肥仔」這三個字陰魂不散地縈繞著我，就是因為這樣醜惡的花名，讓我覺得福建話可憎，因為這是辱罵我的語言，當然我這樣的說法不客觀，但那時只有小學生的我，被冠上這樣的花名，也可是一種不客觀的標籤與批判。
我小學至中學時很胖，胖到什麼程度？中二那年我去kasturi補習，上著科學課時我記得那位補習老師在教導著我們jisim與berat的分別，他隨手就點起當時坐在前端專心上課的我要示範如何辯別，他就問我「你有多少公斤？」
我當時很窘地答稱，「60公斤吧！」
但那時我不確定我確切的體重，為什麼要詢問我這樣難堪的問題呢？但更難堪的是那位老師當眾說，「你撒謊啦！我看你至少有超過65公斤！」
我恨不得有一個地洞讓我鑽下去，因為事實上我還是撒了謊。那時我仗著我是坐在前頭而不敢回望後面我全都不認識的學生，沒有人認識我，所以我可以駝鳥一樣地躲在自己的世界裡。
但是我一點也無法理直氣壯──是啊，我的體重超過65公斤，那又怎樣？
然而現在我的體重，與17年前一樣。所以你可想像一個14歲的少年是多麼地肥胖，因為他有著的是成人的體重。
以前我會覺得肥胖是一種罪，甚至是罪惡到一種不赦的程度。我接受我自己的外型與體重，可是我迎合不了週遭人士對「標準」的定義。我相信這種罪惡感每年都在侵蝕著我的自尊心，以及自我認同的接受度。
或許你不曾肥胖過，你不會體悟到那種被流放于主流的失落與落寞感。看到別人的目光，與看見鏡子裡的自己時，那是一種分裂的過程。我覺得ok啊，我對著鏡子說；可是外面的世界將我打成是異類，因為我趔趄的腳步？因為我動作沉滯阻礙了地球旋轉？
我那時不明白為何體質的基因組合會讓我的身體膨脹，然而我在成長中的心靈卻逐漸地萎縮。
中學時是塑造一個人人格與智育發展的重要階段。但是我的世界在那時候是被體型與體重而摧毀。每個星期兩堂的體育節時讓我愛恨交錯，你永遠都不知道一個胖子要上體育課前，他默默的祈雨沒有靈驗時那種失望。因為如果下雨了，那麼大家就可以躲在課室裡，我就可以免去上草場體育出醜的尷尬。
上體育課的確是苦差。我足以使用「憎惡」這字眼來形容我對體育課的那種感受，其實一切源自于那種失敗的自我期許，那種困頓感讓你覺得全世界都遺棄了你。在年初與年中時總會有幾項連環式的體能測驗，包括在特定時間內要完成多少下的掌上壓、仰臥起坐，最要命的是要在10分鐘（或20分鐘？我也忘了）完成1公里的賽跑。
那時候，賽跑項目就是繞著我們中學時的足球場跑十圈，大概就等于1公里路程。每一年，每一回，我都無法在限時內完成十圈的賽跑，我會看著我身邊的同學逐一逐一地離開足球場，因為他們已完成了歷程，而我在氣喘如牛地在舉著沉重的步伐，每一次的抬腿都在對抗著地心吸力的萬能拉力，我的腳步是拖著鉛塊的。
最讓我難受的是，那時候往往在第三圈時，我的心就會蹦跳得像一顆欲沖出口腔的彈球，而我的呼吸急促得像被掐著了咽喉一樣，我快窒息了。而且，胸腔與腹部會產生一種錐痛，一抽一搐地削著削著。
我永遠記得那種似快要遇溺的感覺，你是那麼地無助，喪失了體能，也喪失了一切的尊嚴。
到後來中四或中五時，我在賽跑中途時就宣告放棄了，不再讓自己堅持跑下去。那是我必須逼自己接受的一個事實──我是胖子，所以我跑不完。連體育老師沒有再強逼我們這些高中生去完成一公里的跑程了。
這當然也包括仰臥起坐，弓著身，再仰臥下去，我的肚腩的重量讓我完全無法運力起身。每一次的仰臥，都是一沉不起的沉淪。
那時我對肥胖的概念，還不至于扯上健康的風險。那時的肥胖，一切是與形象有關。而體育課是一種行刑，那是讓我的四肢百骸打散的一種刑罰。
胖子就是需要接受這種行刑吧？
其他體育課的活動包括打籃球、踢足球。那也是我覺得最恐怖的一種體力活動。打籃球至少你還可以使用雙手去捉，可是踢足球卻需要用雙足去掌控運球。那時候我一上足球場就會打冷顫，因嘗試過被足球遠遠地踢過來擊中頭部，肥人不靈活，那時我就像一墩柱子一樣，飽受飛球的巨磅撞擊，當然那時不覺得痛，只是佯裝無事一樣躲過別人的嘲笑。
但是我還記得要踢足球時，體育老師將我們這些胖子分到各別組別來對壘時，那些同學就會用一種無可奈可的眼神對望彼此，因為他們得到的是一個毫無價值而累事的垃圾。
我不知道為何體育課會變成如此折磨人的一堂課，那本來是一種活筋鬆骨，讓身體鬆綁的課外活動，然而為了符合標準，為了紙面上的體能測試，我們這些不靈活的胖子，在競技場上成為獻醜的馬戲團。
而體育的概念與原意就是要這樣羞辱他人嗎？我不知道。我也想好好地在球場上揮汗如雨一番，自由自在地，然而校方規定男生是打籃球或踢足球，排球是偶爾，打羽球更休想了──因為這些斯文的活動，都留給了女生。
到了後來，很多年以後，我才了解到體育真正的定義是什麼，而我找到了讓我奔放的體育形式。
我的肥胖，一直跟隨著我到大學時期。那時候我開始騎腳車，只為了川梭在宿舍與校園之間，每天如此，那時我的贅肉才漸漸地消失。當然那時也全因青春期過後的嬰兒肥漸萎縮，所以不再是鼓漲漲、胖嘟嘟的那個胖子了。
在大學時我極少碰到中學同學，許多人都沒有見到我如此巨大的轉變。那時我開始覺得青春期終于給了我一種珍貴的犒賞。那年我記得在茨廠街的書店遇到一名中學同學，他看著我說「啊富雄，你變得很瘦了。」
那時我心裡竊喜一番，那是一種成就嘛，畢竟。可是他補充一句，「但你還是不夠fit。你沒有肌肉。」
肥胖時別人要求你清瘦，但減磅後別人又要求你要健壯起來。到底我們要符合多少重，多少層的社會要求呢？我們又得飽受多少次的歧視呢？
當然我現在已瘦了下來，不至于到達那種健美體型，但心底裡仍迴盪著那時在校園裡那種被咒罵的呼叫聲──toh pooi kia！死肥仔…那是一個到我成年後仍無法開脫的緊箍咒。
我現在有定時去健身中心了，在那兒一個人揮汗如雨，是一個人默默地耕耘，沒有人像當年的體育老師吹著哨子吆喝著你「快點跑！」，沒有人會在旁邊按著計時器來數你仰臥起坐了多少下。我找到了自己要上的體育課。我覺得這種運動形式是非常自我的，不是那種集體規範、群體要求的強逼行為。但事實上我們是群體活動， 因為週遭人士都會像你一樣拚博地在跑步機上跑著步。
我有我自己一套的運動安排與配套，那全是一種紀律與自我期許的驅策力，我在舉重時追求的是一種自我超越。最重要的是，我不想讓兒時那種肥胖陰影伴隨著我，當然還有那種健康風險。
然而當你告訴別人你有上健身中心時，人人卻會用奇異又含著責備的目光盯著你身體，怎麼你還未變成大隻佬？
我再一次地讓自己失望──到現在許多人對健身與健美的概念仍然分不清。我只要求健身，而不是參賽的健美啊！要對那麼多張的嘴巴，我不知道要如何解釋了。因為我覺得已倦怠于向眾人交代、或討好于他們的標準尺了。
事過境遷後，我再次回望我身邊的人士，我又感覺到自己的異樣了── 因為每個人都當運動並非是一種理所當然的事，而上健身中心卻是稀奇罕見的一件事時，我再次感覺到被離棄。或許當我看見同齡人士都挺著一個肚腩時，我不知道他們望向我的目光是否是隱含著這樣的提問：「為何你不像我們一樣有肚腩？」
我希望他們會遇見當年的我，然後自己明白「嘿，原來我們都一樣肥胖的」，只是我是曾經，你們是現在。
憶當年的微風往事
每年在同樣的時刻，一些往事會像季候風一樣狂吹起來，撩亂了記憶。
那年我在讀著大二，每個月時總有一種嗒然的惆悵──怎麼就是沒有消息？心裡納罕著，就是獎學金或貸學金的消息。我已申請了2年，若再沒有消息，我又得想著辦法要向家裡唯一的收入支柱，我的姐姐討錢來上學。
在進入大學唸文憑班開始，我就開始積極申請各式各樣的獎貸學金。學長們說，你來自單親家庭，成績不會太差，應該可以拿到獎學金。那時我一些中學同學已拿到公共服務局的獎學金，唸完預科班後準備負笈海外。可是那時我可不知道什麼是JPA。
在閉塞的環境下，我們只是被告知：他們的父母親是公僕或軍警，成績又不俗，所以符合資格。
可是我的父親早亡，母親只是家庭主婦，所以先天上我沒有資格。而在後天上，我的成績不是特優的全科A，我要拿這些獎學金簡直在發夢。
我依著學長們給我的迷津，他們說，「你一定要考好大學成績，那麼就可以有機會博一博。」
所以我在大學時是埋頭苦讀，盼有出頭天，同時也逐一注意報章等刊發的獎貸學金消息。我在大學圖書館付款複印了一份份獎貸學金的申請書，表明自己來自貧寒家庭，附上平均積分3.5以上的大學成績單給各提供獎貸學金的鄉團、業緣性等的華團與私人機構，然後就是痴等。
我收到大多數的答覆是：「你非本會館／團體的會員子女」，或是就是沒有回應，甭連面試機會。當然，華團當然是先照顧各自會員的福利。而為什麼連一些享負盛名支持興學的私人機構也不理睬呢？
因為我被大學安排到選修的科系是許多人初聽時也覺得冷門的人類發展學士學位。私人機構只愛頒發獎貸學金給選修工商管理或數理科如工程系等吃香學生，社會科學科系，似乎一文不值。而我在大學時也嘗試申請公共服務局頒發的國內大學獎學金，依然吃閉門羹。
由于我是吉隆坡人，也無法像其他州屬的同學可申請各州的州教育基金。
到後來我大學三年級時，國家高等教育基金局恰好成立，供開放申請貸學金了。我的希望再度降臨，馬上提出申請。我還記得那時依時撲往學生事務處的佈告板看到我的貸學金申請被批時，我雀躍著，深深地呼了一口氣，終于可甩脫開學時期又得繳學費的時刻。即使是一筆貸款，但總算解了我燃眉之急。
但是這是一場空歡喜。幾天後我發覺我的名字在佈告榜上被除名。為什麼？校方說不知情，需交由基金局決定，理由不詳。當時的心情是跌至了谷底，我苦苦地撥著公共電話向基金局詢問，對方說上回的名單是錯誤發放，並要求我重新提出申請。
我當時快崩潰──我努力讀書、我來自貧寒家庭，我愿意日後償還，但我連獲貸款唸書的機會也沒有嗎？而為什麼成績比我差的友族同學，幾乎都拿到聯邦政府或州政府的保送贊助？
我那時覺得，是因為我的膚色、出生地與被安排選修的科系，在懲罰著我的求學待遇。
到後來費了一頓周章，繼重新提出申請後，我才獲得這筆國家為我們學子專設，但利息是4%的貸學金。當時我已感到心滿意足，至少沒有獎學金，這是退而求次最好的方案，只是迄今我還在準時地償還著。
今年是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九年，但每年都讀到SPM特優生申獲不到獎學金到海外唸書時，感慨非常深。我知道，恩賜永遠是珍貴而稀罕的，僧多粥少永遠都是製造遺憾。但拿不多海外深造的獎學金，就是被國家辜負、被逼入絕路嗎？
所以他們需要投訴與上報來申冤？
為什麼只有考獲全科A1的學生才最符合資格獲得海外深造，而被安排在本地大學獲獎學金唸書就是不公平、低人一等的待遇嗎？
我不知道這些學生是否真正體驗過「失去」與「挫敗」的滋味。而社會人士在關注著這些少數精英的得失時，是否有注意過還有大部份的學生，如當年的我一樣無法獲得更為合理的關注？
這就是拔尖？但真正的績效制、公平與平等，難道建立在小批人的基礎上？如果將這些拔尖的資源更合理化地用在本地大學、轉化成為更多的教學資源等那不是更好？
我依然惆悵和茫然。
天使不用名字
來到這個年齡，是3字頭開始的年齡。你見證著人生的階段是一層層地遞轉與更換篇章。當然，其他人也覺得你應該是他們的人生的另一個拷貝。
例如出席了無數次的婚宴，聽到N個朋友同事生了小孩。還有，聽到許多生了小孩要取名字的故事。
每個家長生了小孩後，都當作是他們生命裡的天使降臨，所以他們要找個最美麗的名字來為他們的天使標籤，是為父母者為孩子畢生帶來的祝愿，都是美好的祈愿。
只是這些名字是否是做為孩子本身的選擇？我質疑著。我自己曾向母親抗議自己的名字如此平凡庸俗，現在若是你在谷歌裡鍵入我的名字可以看到一大堆同名同姓的人出現，而且出現頻密度相當高的是「陳富雄撞上陳富雄」的奇聞軼事。
當然迄今我還未遇過任何一個人是與我同名同姓。
■
我在美國生活的一名大學同學琳達，生了一對可愛的雙胞胎女兒，她為這對小天使各自取了一個英文名，不是那種Michelle等之類的俗名，但對于我來說，那兩個名字並不impressive。
她與丈夫都是受英文教育的人士，然而琳達本身來自柔州，所以還可以略懂說中文，但也只是口語上的流利，書寫閱讀就不行了。
她說，她為兩個女兒也取了中文名字，我聽了後也覺得，這名字應該是50年前最流利的女生名字。（現在流行名字復古？）
我每年都會注意本地選美比賽與香港小姐的佳麗名字，會發覺香港人的取的女生名字雖然也會出現重覆，然而配字方面卻包羅萬象，優雅不落俗套，而且時代感並重，但本地選美賽時你還可以看到一些佳麗的名字會出現「雪」、「芳」、「玲」、「萍」、「蓮」等的字，你就可以推斷出我們的中文文化底蘊有多深。難怪本地選美佳麗全都以洋名上陣，才顯得摩登與派頭。
而琳達的女兒，就是取以上舉例的其中一個字做中間名字。
琳達強調，她在喚著其女兒時，是堅持喚著她們的中文名字。「她們是華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中文名字。」她在聊天室裡對我說。
當然，她也預定她日後將在美國生活，女兒一定是在英語圈裡生長。
如今琳達等待著迎接第二胎了，此次是個男孩。她就問我：有什麼動聽的中文名字？
當然我認為字形優美、發音順口與含有祝福意愿的名字有很多，但每個人的口味與品味不一樣，所以我就先問問她是否有何頭緒。
「我想為我的兒子命名為『俊良』。」
「Ok...that's too... really a typical and conventional Chinese name...」我只能這樣說，我找不到更好的字眼來取代「過時」。我承認「俊良」是一個不錯的男生名字，只是它就像現在英文名字裡的Robert與David那般常見，不會發亮。
但是顧及琳達所認識的中文字也不多，我也沒有多作建議，最後她說會請另一位懂得略懂姓名學的親友來擇個名字。
我說：好。好一個堅持用中文，是一種信念。只是我覺得她似乎因不諳中文而透過下一代的回歸中文，來彌補自己的遺憾。我想起她在大學時參與著我們一班說華語的朋友在聊天時，偶爾出現著的怔忡。
■
後來我又碰到另一個中學舊同學。他已移居英國落地生根了，也剛榮升為父親了。他對我提起其女兒的名字，我聽了後眼睛瞪大了再問：「還有middle name？那是怎樣拼音？」
他拼出了字節出來，我上網查著這名字的淵源，原來是一個意大利女生的名字。所以他的女兒是有兩個洋名，姓氏置放最後。
我向他坦承，我沒有聽過她女兒的中間名字。
「但那是在英國相當普通的洋名。」他強調。
ok，那真的是相當impressive。只是一唸起來時，你會以為那是洋人的名字。
後來我再細問：那你女兒的中文名字是什麼？
「沒有。我沒為她取中文名字。因為我的姓氏若取中文名字的話，相當考功夫。」
那麼日後這小嬰孩在英國長大後，她也不是與其他洋人一樣嗎？這是我腦海裡的第一個想法。我也愣住了一回，回過神來後，只能說「哦，原來如此。」
或許，日後她的女兒長大後學中文了，她會為自己找一個喜歡的中文名字。就好像我們華人往往在長大後才為自己取一個洋名。
■
琳達與我這位中學同學都在歐美國家的英語圈環境過活了。他們也沒有打算返馬生活，而英語將是他們下一代的生活語言與思維模式。
其實兩人出身的教育背景是最大分別，一個不會中文，一個是從小學習中文。而我的那位中學同學，應該是到了英國後，下了苦功來學好英文。
每個人的成長背景與客觀環境的接觸，再加上文化的洗禮，在不同的際遇下，就有了不同的想法，包括為自己的下一代打算，例如尋找一個漂亮適當的名字讓孩子面對日後的生活。
名字，只是一個符號，也是一種能量，背負著家長為孩子祝福的能量。但日後是否會繼續承載著民族文化的使命？
每個孩子都是父母親的天使，真正的天使應該不用喚名字，因為最美好的奇蹟都已經出現在生命裡。名字就像前途一樣是靠自己打造出來才最真實與發光發亮吧！
例如出席了無數次的婚宴，聽到N個朋友同事生了小孩。還有，聽到許多生了小孩要取名字的故事。
每個家長生了小孩後，都當作是他們生命裡的天使降臨，所以他們要找個最美麗的名字來為他們的天使標籤，是為父母者為孩子畢生帶來的祝愿，都是美好的祈愿。
只是這些名字是否是做為孩子本身的選擇？我質疑著。我自己曾向母親抗議自己的名字如此平凡庸俗，現在若是你在谷歌裡鍵入我的名字可以看到一大堆同名同姓的人出現，而且出現頻密度相當高的是「陳富雄撞上陳富雄」的奇聞軼事。
當然迄今我還未遇過任何一個人是與我同名同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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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國生活的一名大學同學琳達，生了一對可愛的雙胞胎女兒，她為這對小天使各自取了一個英文名，不是那種Michelle等之類的俗名，但對于我來說，那兩個名字並不impressive。
她與丈夫都是受英文教育的人士，然而琳達本身來自柔州，所以還可以略懂說中文，但也只是口語上的流利，書寫閱讀就不行了。
她說，她為兩個女兒也取了中文名字，我聽了後也覺得，這名字應該是50年前最流利的女生名字。（現在流行名字復古？）
我每年都會注意本地選美比賽與香港小姐的佳麗名字，會發覺香港人的取的女生名字雖然也會出現重覆，然而配字方面卻包羅萬象，優雅不落俗套，而且時代感並重，但本地選美賽時你還可以看到一些佳麗的名字會出現「雪」、「芳」、「玲」、「萍」、「蓮」等的字，你就可以推斷出我們的中文文化底蘊有多深。難怪本地選美佳麗全都以洋名上陣，才顯得摩登與派頭。
而琳達的女兒，就是取以上舉例的其中一個字做中間名字。
琳達強調，她在喚著其女兒時，是堅持喚著她們的中文名字。「她們是華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中文名字。」她在聊天室裡對我說。
當然，她也預定她日後將在美國生活，女兒一定是在英語圈裡生長。
如今琳達等待著迎接第二胎了，此次是個男孩。她就問我：有什麼動聽的中文名字？
當然我認為字形優美、發音順口與含有祝福意愿的名字有很多，但每個人的口味與品味不一樣，所以我就先問問她是否有何頭緒。
「我想為我的兒子命名為『俊良』。」
「Ok...that's too... really a typical and conventional Chinese name...」我只能這樣說，我找不到更好的字眼來取代「過時」。我承認「俊良」是一個不錯的男生名字，只是它就像現在英文名字裡的Robert與David那般常見，不會發亮。
但是顧及琳達所認識的中文字也不多，我也沒有多作建議，最後她說會請另一位懂得略懂姓名學的親友來擇個名字。
我說：好。好一個堅持用中文，是一種信念。只是我覺得她似乎因不諳中文而透過下一代的回歸中文，來彌補自己的遺憾。我想起她在大學時參與著我們一班說華語的朋友在聊天時，偶爾出現著的怔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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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又碰到另一個中學舊同學。他已移居英國落地生根了，也剛榮升為父親了。他對我提起其女兒的名字，我聽了後眼睛瞪大了再問：「還有middle name？那是怎樣拼音？」
他拼出了字節出來，我上網查著這名字的淵源，原來是一個意大利女生的名字。所以他的女兒是有兩個洋名，姓氏置放最後。
我向他坦承，我沒有聽過她女兒的中間名字。
「但那是在英國相當普通的洋名。」他強調。
ok，那真的是相當impressive。只是一唸起來時，你會以為那是洋人的名字。
後來我再細問：那你女兒的中文名字是什麼？
「沒有。我沒為她取中文名字。因為我的姓氏若取中文名字的話，相當考功夫。」
那麼日後這小嬰孩在英國長大後，她也不是與其他洋人一樣嗎？這是我腦海裡的第一個想法。我也愣住了一回，回過神來後，只能說「哦，原來如此。」
或許，日後她的女兒長大後學中文了，她會為自己找一個喜歡的中文名字。就好像我們華人往往在長大後才為自己取一個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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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達與我這位中學同學都在歐美國家的英語圈環境過活了。他們也沒有打算返馬生活，而英語將是他們下一代的生活語言與思維模式。
其實兩人出身的教育背景是最大分別，一個不會中文，一個是從小學習中文。而我的那位中學同學，應該是到了英國後，下了苦功來學好英文。
每個人的成長背景與客觀環境的接觸，再加上文化的洗禮，在不同的際遇下，就有了不同的想法，包括為自己的下一代打算，例如尋找一個漂亮適當的名字讓孩子面對日後的生活。
名字，只是一個符號，也是一種能量，背負著家長為孩子祝福的能量。但日後是否會繼續承載著民族文化的使命？
每個孩子都是父母親的天使，真正的天使應該不用喚名字，因為最美好的奇蹟都已經出現在生命裡。名字就像前途一樣是靠自己打造出來才最真實與發光發亮吧！
無網的時刻
這幾天有一種失落與無助感。牽引著我的思緒是家裡的電腦。為何調了無線上網後，網絡一直中斷？
中斷連線後的電腦，對我來說似乎是英雄無英武之地。我發覺我家裡的電腦只淪為上網工具而已。以前還會開一個word的文件檔來寫稿，然而現在我是依賴著網絡過活。
然而還是上不到網。我撥電到tm 公司，照著技術員用馬來文將電話線從牆壁的插孔插入又拔出，然後又得檢視router的燈訊號，再將電腦裡的設定一再調校，還有許多細節繁雜的小枝節，包括一直蹲下來檢視裝置在CPU背後USB插掣的無線接收器是否在操作著。但問題還是一樣。
有人說：你的電腦可能老舊了，內部過熱，所以自動切斷聯系，連無線接收器也無法操作。
後來再請來另一名諳電腦的朋友來瞧瞧，他說，你電腦中了病毒啦！
裝個防毒軟件殺掉病毒可不可以？我問。
沒用的。這是最新的病毒。你的電腦需要重新format過。他說。
所以，又得來一場電腦大掃除。
這意味著我又需要將我的電腦檔件重新備件，以防失去一些重要的檔件。我就逐個檔案開來看看，發覺20-80法則真的是相當準確，平日只有20%的檔案與軟件是常使用，其餘的都是沒甚價值的檔案了。原來我的電腦裡裝著的80%都是垃圾。
一樣東西的價值，是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貶值，除非可以再循環。
垂手可得的便利，也讓我們覺得貪新厭舊是無可厚非的。
我就問：不如索性換了整台電腦？那就乾脆俐落，反正我的桌上電腦如今太過時了。許多規格都不實用。
朋友回我：「你以為賺錢很容易？隨便換電腦？買了新電腦也是會中毒的！」
所以，我又得打消了念頭。先逐步逐步地檢修，再來定奪。
如今失靈的電腦，讓我回歸到最原始的活動──看書，來打發我的時間。
不知道為何要在無法用電腦上網時，才發覺原來之前所享受的是如此理所當然，而不會有任何一些憂患意識。在舒服區太久，我們只有走出來後才會對擁有著的一切感到眷戀。
中斷連線後的電腦，對我來說似乎是英雄無英武之地。我發覺我家裡的電腦只淪為上網工具而已。以前還會開一個word的文件檔來寫稿，然而現在我是依賴著網絡過活。
然而還是上不到網。我撥電到tm 公司，照著技術員用馬來文將電話線從牆壁的插孔插入又拔出，然後又得檢視router的燈訊號，再將電腦裡的設定一再調校，還有許多細節繁雜的小枝節，包括一直蹲下來檢視裝置在CPU背後USB插掣的無線接收器是否在操作著。但問題還是一樣。
有人說：你的電腦可能老舊了，內部過熱，所以自動切斷聯系，連無線接收器也無法操作。
後來再請來另一名諳電腦的朋友來瞧瞧，他說，你電腦中了病毒啦！
裝個防毒軟件殺掉病毒可不可以？我問。
沒用的。這是最新的病毒。你的電腦需要重新format過。他說。
所以，又得來一場電腦大掃除。
這意味著我又需要將我的電腦檔件重新備件，以防失去一些重要的檔件。我就逐個檔案開來看看，發覺20-80法則真的是相當準確，平日只有20%的檔案與軟件是常使用，其餘的都是沒甚價值的檔案了。原來我的電腦裡裝著的80%都是垃圾。
一樣東西的價值，是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貶值，除非可以再循環。
垂手可得的便利，也讓我們覺得貪新厭舊是無可厚非的。
我就問：不如索性換了整台電腦？那就乾脆俐落，反正我的桌上電腦如今太過時了。許多規格都不實用。
朋友回我：「你以為賺錢很容易？隨便換電腦？買了新電腦也是會中毒的！」
所以，我又得打消了念頭。先逐步逐步地檢修，再來定奪。
如今失靈的電腦，讓我回歸到最原始的活動──看書，來打發我的時間。
不知道為何要在無法用電腦上網時，才發覺原來之前所享受的是如此理所當然，而不會有任何一些憂患意識。在舒服區太久，我們只有走出來後才會對擁有著的一切感到眷戀。
走過沙登大街
熱心的同事阿霞撥電話給我：「當你穿越沙登大街，直走，看到大眾銀行時，海天酒樓就到了，別跑過頭。」
我重回到沙登大街，為了出席同事的喜酒。驅著車堵塞在沙登拉也的交通樞紐。然後重新走過這條街頭，那種熟悉的感覺就回來了。
●
在1996年前，我從未聽過沙登大街這地方。我不知道沙登坐落在哪一個位置，那彷彿是一個遙遠的地方，儘管與我以前居住的文良港都是同處于巴生谷。
然而1996年升上當時仍稱為農業大學（現改為博特拉大學），我才第一次接觸到沙登這地方。
接著，我由首都以北的文良港，南遷至首都南境邊陲的沙登，住了4年。在沙登跨過了我的二字頭的年齡。
但是，我對沙登大街其實是乍遠還近的陌生。在大學四年，我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腳車，腳車的輕盈與環保，卻將我鎖死在近校園的距離內找房子居住，因此在大學四年，我都是居住在斯里沙登花園住宅區。
而距離沙登大街，若是騎腳車去的話，恐怕至少要20分鐘？或是30分鐘？我不知道，但是我從未試過。我覺得自己沒有這麼多的精力每天在驕陽下騎腳車。
所以對我來說，沙登大街是一個感覺「遙遠」的地方。但在地理上當然是頗靠近的。這條老街是我只有在放假、有同學載送時，或是自個兒搭美羅巴士回吉隆坡時，才會經過的一個風景線。
因此每次經過沙登大街時，其實就等于我逃離校園的時刻，哪怕是一刻，哪怕是一兩天，總之我就不必呆在沉悶的校園裡。逃離，就是換回了奔放的自由。
以前我搭美羅巴士經過沙登大街時，我就會感到雀躍，因為路線來到這兒，證明就是與吉隆坡再靠近了一些。我彷彿看到一個無形的枷鎖鬆綁下來。
●
同學們常說，沙登大街有許多美食，有很多廉宜的華人餐館，還有遷就學生經濟能力的雜飯檔等。我當時的同學90%是駕電單車上學，沙登大街成為他們每日祭五臟廟的朝聖之地，因此常聽常聞，我對沙登大街是通過別人的描繪來認識的。
當然我是很羨慕的，因為在斯里沙登花園的華人食肆選擇寥寥無幾，而且我對馬來餐館是厭倦得不得了，我對沙登大街的響往，是出自于內心的一種慾望。
然而那是無法達到的事情。遙遙在望，只因為當年要當一個孝子媽媽說：我不準你學電單車、不準你買電單車，很危險啊！，只因為當年無法買一輛二手車來上學駕我是典型的城市貧戶。用兩條腳、劃兩個輪，成為我移動的最原始的資本。
我什麼都沒有。
由于行動受限制，其實我的大學生涯是蠻苦悶的。當年的我總是有一種不知投奔何處的感覺。找不到歸屬感，感到讀到科系不對勁，感到住的地方不理想，意識到自己總給許多無形的希望束縛著。
●
在大三或大二時，我的室友維德有一部車子。他當時還擁有一台逾5000令吉的手提電腦。10年前的手提電腦，是一件豪華奢侈品。然而，他卻為了節省汽油，而選擇住在只有步行距離的斯里沙登。他寧愿走路去上學，只是閒置著他的車子。
所以，他就成了我的室友。
維德對錢的價值觀，與他對人與事的價值觀有些相連。他總是不自由主地會有一種錙銖必較的認真與嚴肅。總之一切是劃得清清楚楚的界限。他在我們當時的住家裡，成為一個獨行俠。
但是有一次夜晚，全家的屋友都在家中溫習著功課，他就提議，「不如我們一起去沙登大街吃宵夜了！」
我們全家的屋友都沒有交通工具，平日將自己囚禁在家裡當然想要外出呼吸新鮮空氣，所以我們就浩浩蕩蕩地乘著他的車子，到沙登大街吃宵夜。
那是一個很奇怪的組合，幾個男女來自不同的背景一起租房子，平時無甚交集，即使我們出現在彼此的生活空間裡，甭說一起用餐或聊天。但在那一晚，我們就在沙登大街一起吃著宵夜，我還記得那時我們是吃糖水，大家有說有笑地，氣氛愉快。
但印象中，就只有這麼一次，我們幾個莫名其妙聚合在一起同居的屋友，在沙登大街的一間無名簡陋的小食檔，恰如萍聚。
然而，畢業後至今，就沒有萍水相逢了。我們淡出了彼此的生活。不知道維德是否成功追求到與我同系的那位女同學？我已有8年沒見過他了
●
雖然遙不可及，然而在4年裡經過沙登大街的頻率多了，我還是熟悉這地方的。街道上的交通燈、哪個銀行與油站的坐落地點等，要轉哪個彎可以抄捷徑到博特拉大學校園等，成為感應能力的一部份。
只是我受不了沙登大街的塞車。街道的車流量是嚴重地淹沒了整條大街，只有2個車行道根本不可能負荷排山倒海的車流量。
每次乘巴士在沙登大街遇上塞車時，看著車龍陣，我整個人的不耐煩會像块堤的洪水般，煩躁淹沒了自己。
我知道這是沙登大街的街區結構的問題，這是不可能改善的情況了，因為大街與新村在當年建造時的結構，根本不是為了今時今日人人有車的情況來設計的。換言之，這是一條無法後天搶救的街道與塞車黑區。
直至後來畢業了，我極少抄沙登大街的捷徑回大學校園。
曾經是一個想望的地區，成為車主後，變成行動上的禁區。
●
今晚喜宴結束，曲終人散。我驅車離開沙登大街，那種熟悉感將我推回當年的大學生涯。赫然懷想起大學的好朋友與同學，心裡數著他們的名字，一個，兩個、三個、…一個在美國，一個在日本了，一個還在大學執教，其他人，都像在魔法裡，消失了。
但世界上真的有魔法嗎？是時間改變了我們，還是我們改變了自己？生活的時間沒有什麼魔法，只是一天又一天渡日子時，我們是計算著失去。
我在沙登大街的大眾銀行前等著綠燈亮，摸著自己的肚腩，撐得太飽了，感到不舒服。一個人驅車就有一個好處──不需要顧到醜態會礙人視野。
所以，我解下了褲頭的扣子，將皮帶鬆開，坐著時才覺得舒服一些。但倏地一驚，這不正是「腸肥腦滿」的寫照嗎？
喔，我已年屆30，原來我已失去了2字頭的年紀。我可以列自己為中年漢了吧！
沙登大街綠燈亮了，我呼嘯而去，將我的青澀歲月拋在後頭。
我重回到沙登大街，為了出席同事的喜酒。驅著車堵塞在沙登拉也的交通樞紐。然後重新走過這條街頭，那種熟悉的感覺就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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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6年前，我從未聽過沙登大街這地方。我不知道沙登坐落在哪一個位置，那彷彿是一個遙遠的地方，儘管與我以前居住的文良港都是同處于巴生谷。
然而1996年升上當時仍稱為農業大學（現改為博特拉大學），我才第一次接觸到沙登這地方。
接著，我由首都以北的文良港，南遷至首都南境邊陲的沙登，住了4年。在沙登跨過了我的二字頭的年齡。
但是，我對沙登大街其實是乍遠還近的陌生。在大學四年，我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腳車，腳車的輕盈與環保，卻將我鎖死在近校園的距離內找房子居住，因此在大學四年，我都是居住在斯里沙登花園住宅區。
而距離沙登大街，若是騎腳車去的話，恐怕至少要20分鐘？或是30分鐘？我不知道，但是我從未試過。我覺得自己沒有這麼多的精力每天在驕陽下騎腳車。
所以對我來說，沙登大街是一個感覺「遙遠」的地方。但在地理上當然是頗靠近的。這條老街是我只有在放假、有同學載送時，或是自個兒搭美羅巴士回吉隆坡時，才會經過的一個風景線。
因此每次經過沙登大街時，其實就等于我逃離校園的時刻，哪怕是一刻，哪怕是一兩天，總之我就不必呆在沉悶的校園裡。逃離，就是換回了奔放的自由。
以前我搭美羅巴士經過沙登大街時，我就會感到雀躍，因為路線來到這兒，證明就是與吉隆坡再靠近了一些。我彷彿看到一個無形的枷鎖鬆綁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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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常說，沙登大街有許多美食，有很多廉宜的華人餐館，還有遷就學生經濟能力的雜飯檔等。我當時的同學90%是駕電單車上學，沙登大街成為他們每日祭五臟廟的朝聖之地，因此常聽常聞，我對沙登大街是通過別人的描繪來認識的。
當然我是很羨慕的，因為在斯里沙登花園的華人食肆選擇寥寥無幾，而且我對馬來餐館是厭倦得不得了，我對沙登大街的響往，是出自于內心的一種慾望。
然而那是無法達到的事情。遙遙在望，只因為當年要當一個孝子
我什麼都沒有。
由于行動受限制，其實我的大學生涯是蠻苦悶的。當年的我總是有一種不知投奔何處的感覺。找不到歸屬感，感到讀到科系不對勁，感到住的地方不理想，意識到自己總給許多無形的希望束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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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三或大二時，我的室友維德有一部車子。他當時還擁有一台逾5000令吉的手提電腦。10年前的手提電腦，是一件豪華奢侈品。然而，他卻為了節省汽油，而選擇住在只有步行距離的斯里沙登。他寧愿走路去上學，只是閒置著他的車子。
所以，他就成了我的室友。
維德對錢的價值觀，與他對人與事的價值觀有些相連。他總是不自由主地會有一種錙銖必較的認真與嚴肅。總之一切是劃得清清楚楚的界限。他在我們當時的住家裡，成為一個獨行俠。
但是有一次夜晚，全家的屋友都在家中溫習著功課，他就提議，「不如我們一起去沙登大街吃宵夜了！」
我們全家的屋友都沒有交通工具，平日將自己囚禁在家裡當然想要外出呼吸新鮮空氣，所以我們就浩浩蕩蕩地乘著他的車子，到沙登大街吃宵夜。
那是一個很奇怪的組合，幾個男女來自不同的背景一起租房子，平時無甚交集，即使我們出現在彼此的生活空間裡，甭說一起用餐或聊天。但在那一晚，我們就在沙登大街一起吃著宵夜，我還記得那時我們是吃糖水，大家有說有笑地，氣氛愉快。
但印象中，就只有這麼一次，我們幾個莫名其妙聚合在一起同居的屋友，在沙登大街的一間無名簡陋的小食檔，恰如萍聚。
然而，畢業後至今，就沒有萍水相逢了。我們淡出了彼此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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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遙不可及，然而在4年裡經過沙登大街的頻率多了，我還是熟悉這地方的。街道上的交通燈、哪個銀行與油站的坐落地點等，要轉哪個彎可以抄捷徑到博特拉大學校園等，成為感應能力的一部份。
只是我受不了沙登大街的塞車。街道的車流量是嚴重地淹沒了整條大街，只有2個車行道根本不可能負荷排山倒海的車流量。
每次乘巴士在沙登大街遇上塞車時，看著車龍陣，我整個人的不耐煩會像块堤的洪水般，煩躁淹沒了自己。
我知道這是沙登大街的街區結構的問題，這是不可能改善的情況了，因為大街與新村在當年建造時的結構，根本不是為了今時今日人人有車的情況來設計的。換言之，這是一條無法後天搶救的街道與塞車黑區。
直至後來畢業了，我極少抄沙登大街的捷徑回大學校園。
曾經是一個想望的地區，成為車主後，變成行動上的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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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喜宴結束，曲終人散。我驅車離開沙登大街，那種熟悉感將我推回當年的大學生涯。赫然懷想起大學的好朋友與同學，心裡數著他們的名字，一個，兩個、三個、…一個在美國，一個在日本了，一個還在大學執教，其他人，都像在魔法裡，消失了。
但世界上真的有魔法嗎？是時間改變了我們，還是我們改變了自己？生活的時間沒有什麼魔法，只是一天又一天渡日子時，我們是計算著失去。
我在沙登大街的大眾銀行前等著綠燈亮，摸著自己的肚腩，撐得太飽了，感到不舒服。一個人驅車就有一個好處──不需要顧到醜態會礙人視野。
所以，我解下了褲頭的扣子，將皮帶鬆開，坐著時才覺得舒服一些。但倏地一驚，這不正是「腸肥腦滿」的寫照嗎？
喔，我已年屆30，原來我已失去了2字頭的年紀。我可以列自己為中年漢了吧！
沙登大街綠燈亮了，我呼嘯而去，將我的青澀歲月拋在後頭。
墜天橋
那是極速地往前沖，整個腳是失控地無法踩到油門，我已知道沒有法子再掌控到整輛車子，車子就是以迅雷般的速度往下墜落，我知道我是從天橋俯衝，我的前方是一個拉拔成尖錐形的無底洞…
那種害怕是，你不知道粉身碎骨的那一刻，感覺會是什麼。
●
今日早上駕著車上班，路經舊巴生路，我如以往地在躦著車與車之間隙縫，赫然才想起，我不是剛剛墜天橋嗎？
我才記起在一兩個小時前，我所發的那個夢境。
墜天橋，我只記得下滑俯衝時那種無助的感覺。你知道自己會粉身碎骨，但不知道是身體先粉碎，還是會聽見震耳欲聾的砰一聲，但是我確實記得我是發了這樣的一個惡夢。so to call，夢見自己墜天橋是一場惡夢吧。
我不知道為何自己會發了這樣的夢。
但是在駕著汽車途中，驀然想起這樣的夢境時，我感覺到自己像活過來了一樣。咦，原來自己還未死去，原來自己還在驅車上班途中。
可是那種感覺很可怖，明明是驚心動魄，然而卻是恍然一夢，但實實在在地呼吸著時，又重來那種千鈞一髮的視覺、畫面與感覺再重構與再洗禮，不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真的是撲朔迷離。然而到最後縈繞著自己的是一種無助與失控感，當你失去重心，又知道最後的結果是會變成肉醬時，那種滋味很驚恐。
●
或許近日來的工作實在太繁重了。我每天都在倒數著週假的到來。我幾時才能放假，然後好好地睡一場覺，然後自然地醒來？
我在昨晚下班回家時經過哥打京那峇魯路的橫架天橋時，看到一場連環撞的汽車，應該有6、7輛汽車因一輛急速煞車的車子，而來不及猛撞上去，全都前後凹陷了貼連在一起。
應該是貼到太近了，所以才會醞起意外。到底是什麼原因那輛肇禍的車子來停車呢？要怎樣的距離才最安全呢？要多少的速度才讓人安心駕駛呢？我在想著想著，又想著要不要撥電給意外組來採訪一下呢？可是這樣的新聞應該也常見吧？也沒有什麼新聞價值吧…
我心裡在盤算著時。我才發覺自己的內心一直無法平息下來。
我的心念像上了發條的小白兔在蹦跳著，一直圍繞著新聞想，還有dateline。我深恐自己錯過了什麼稿件的dateline、又擔心著會遺忘了即將逼近來的稿件截止日期。還有如何改進自己一個人的上稿速度、明日的人手安排是否是最恰當？是否忘了交代某某某做的事情？剛才是否有漏了看馬新社的新聞？剛才寫的新聞是否有引述錯誤的名堂？為什麼某某某這樣辦事的態度？我要怎樣回應一些奇怪的提問？
我都停息不了。播放著的音樂都進不了腦。我覺得那些平日喜愛的歌曲，化成了一顆顆音符，像盤旋在一棵大樹上的烏鴉，吵雜、惱人。
吃了晚餐後已是近晚上十時許了。我扭開電視看，英文台播放著一齣英文戲是假死病人在死裡逃後，所獲得的超能力去監測到快要接近死神的人。那是一齣宗教摻雜驚悚元素的B級電影，那電影裡還將一架鋼琴被推下樓的畫面拍得很唯美。
然後我就昏昏入睡了。
就在夢中將自己推入了如此萬劫不復的局面。
●
不知道我的惡夢會幾時醒來。我希望墜天橋的夢境會帶給我一些啟示。
那種害怕是，你不知道粉身碎骨的那一刻，感覺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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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早上駕著車上班，路經舊巴生路，我如以往地在躦著車與車之間隙縫，赫然才想起，我不是剛剛墜天橋嗎？
我才記起在一兩個小時前，我所發的那個夢境。
墜天橋，我只記得下滑俯衝時那種無助的感覺。你知道自己會粉身碎骨，但不知道是身體先粉碎，還是會聽見震耳欲聾的砰一聲，但是我確實記得我是發了這樣的一個惡夢。so to call，夢見自己墜天橋是一場惡夢吧。
我不知道為何自己會發了這樣的夢。
但是在駕著汽車途中，驀然想起這樣的夢境時，我感覺到自己像活過來了一樣。咦，原來自己還未死去，原來自己還在驅車上班途中。
可是那種感覺很可怖，明明是驚心動魄，然而卻是恍然一夢，但實實在在地呼吸著時，又重來那種千鈞一髮的視覺、畫面與感覺再重構與再洗禮，不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真的是撲朔迷離。然而到最後縈繞著自己的是一種無助與失控感，當你失去重心，又知道最後的結果是會變成肉醬時，那種滋味很驚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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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近日來的工作實在太繁重了。我每天都在倒數著週假的到來。我幾時才能放假，然後好好地睡一場覺，然後自然地醒來？
我在昨晚下班回家時經過哥打京那峇魯路的橫架天橋時，看到一場連環撞的汽車，應該有6、7輛汽車因一輛急速煞車的車子，而來不及猛撞上去，全都前後凹陷了貼連在一起。
應該是貼到太近了，所以才會醞起意外。到底是什麼原因那輛肇禍的車子來停車呢？要怎樣的距離才最安全呢？要多少的速度才讓人安心駕駛呢？我在想著想著，又想著要不要撥電給意外組來採訪一下呢？可是這樣的新聞應該也常見吧？也沒有什麼新聞價值吧…
我心裡在盤算著時。我才發覺自己的內心一直無法平息下來。
我的心念像上了發條的小白兔在蹦跳著，一直圍繞著新聞想，還有dateline。我深恐自己錯過了什麼稿件的dateline、又擔心著會遺忘了即將逼近來的稿件截止日期。還有如何改進自己一個人的上稿速度、明日的人手安排是否是最恰當？是否忘了交代某某某做的事情？剛才是否有漏了看馬新社的新聞？剛才寫的新聞是否有引述錯誤的名堂？為什麼某某某這樣辦事的態度？我要怎樣回應一些奇怪的提問？
我都停息不了。播放著的音樂都進不了腦。我覺得那些平日喜愛的歌曲，化成了一顆顆音符，像盤旋在一棵大樹上的烏鴉，吵雜、惱人。
吃了晚餐後已是近晚上十時許了。我扭開電視看，英文台播放著一齣英文戲是假死病人在死裡逃後，所獲得的超能力去監測到快要接近死神的人。那是一齣宗教摻雜驚悚元素的B級電影，那電影裡還將一架鋼琴被推下樓的畫面拍得很唯美。
然後我就昏昏入睡了。
就在夢中將自己推入了如此萬劫不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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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我的惡夢會幾時醒來。我希望墜天橋的夢境會帶給我一些啟示。
收筆
有很多人看過我的中文字體，他們都評說，我的字體太潦草了，也有人會讚揚說那是很好看的字體。那其實美與不美，是主觀性很重的事情。而美與醜是一線之差，所以我覺得只要一個人的字體，只要能讀得明白，看得舒服，不是那種東歪西倒或潦草的，就是一手好字。
事實上，我的書法也不錯，至少在中學時期都有得過獎，只是參加全國書法比賽時是屢戰屢敗的。我知道我還未到專家的地步。
以前是糊里糊塗地跑去寫書法，沒有章法，也沒有刻意地去拜師學藝。我知道我執毛筆的手法是錯誤的，然而還是可以寫出規規矩矩的書法來，我想這可能與我是左撇子有關，筆鋒取勢是誤打誤撞的。
中學時期我還是學校的藝苑書法學會的主席。然而我是這學會的末代主席，因為當我卸任時，該學會就被華文學會併納了起來。當時我還教了一班初中學生每週學書法。
不過，我只擅于楷書。隸書、草書，甚至行書等我都不行。隸書的筆法過于圓潤，我無法運轉，草書更是需要大起大落，亂中有序，那是更高層次的筆法，我領略不到。
我不知道當時為何我會無師自通寫楷書。今天，我駕著車回家時，突然間想起很久沒有寫書法，但我連毛筆都不知放在哪兒去了。
※
用一筆一劃地寫書法，寫得好看，除了是要有一些些天份以外，其實要懂得如何計算。落書之前的想像力與描摹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怎樣計算？就是在空間、留白、距離上作一些計算，才能有一個平穩的結構。而漢字是圖形文字，下筆前需要設想整個字樣的形象，如何拿捏恰如其分的留白，要想像到一個字顯現出來的格局。
這只是一個字。如果是一行字如對聯、春聯的，更需兼顧到字與字之間的距離、整體的結構感覺，講求全體的呼應、吻合、對稱。對聯的第一個字或第二個字是最關鍵，皆因那是一子錯，全盤皆落索的「押注」，如何沒有好好地掌握到對聯的字首呈現，接下來的字就需要作調整來達到一致的風格了。
每年寫揮春時，總得要把紅紙摺疊成兩行14個字，才能下筆寫字，依著摺疊線紋來作框架，限制著自己不會寫到逾越範疇。到現在，我還是無法掌握到真正的空間預留，而像一個學生般需依據這些隱形的框架。
寫楷書是一種體會，要顧及其形態，也要參悟著其寫法。下筆時的運力與筆鋒的轉折。僅是寫一個永字八個筆劃，已是一大學問。
揮毫落筆時含蓄有力，先勢猛漸收、又或是提按、頓挫、轉折、徐緩、順逆，都是動態的變衍，但力道的輕重、筆勢的速度，卻產生線條尖鈍、方圓、肥瘦、柔剛、乾溼的變化，影響到字體的美感，以及感覺。所以，書法除了是一種意念表達，及練氣的運動，但也是物理性的計算與動作，然則字完成後，卻是藝術的成果。
我覺得觀摩楷書，可以感悟到一個筆勢曲折多姿的力度運轉，下筆時的韻致與節奏。楷書可以有那種方正剛直、遒勁有力的視覺沖擊感，一板一眼，但筆劃分明，是那種干脆與俐落，明快而潔淨的。
而我喜歡楷書，我也希望我能像一幅楷書體般給人一種清朗感覺。
※
一副墨寶，並非是描寫點畫般如此簡單，那是功力的深度、線條的律動以外，還是一種經過高度機智算計後的科學化結晶。
然而在大馬，能寫一手書法，到底有什麼出路？做專業的書法家嗎？沒有聽聞。我想連大學中文系裡也沒有書法這一堂課，書法成為應考科目的附庸，或是中文科目的點綴品。
在中學畢業後，我就極少寫書法了，只是一年一度揮筆寫春聯。不是「福」、就是「春」，或是「富貴」等的字眼，以前所認知的字帖與字形，統統都給忘光了。寫書法，只成為一種消遣，似是一種故作風雅的嗜好，或是給人視為是才藝。
到現在我看到有人寫起中文字時，我才知道並不是每個人寫字會寫出那份用功出來。連硬筆字都寫得像塗鴉、隨筆那樣，你可以知道他寫起書法來，會是如何地亂七八糟。
現在我想起來，寫書法時的技術、心情與領悟，是一種對人、處事的態度，或者可運用在工作之上。在未開始做一件事前，就像拿起毛筆對著一張白紙時，應預設應有的空間、留位，摹擬整個格局的大小與輕重。
竅門是于那一份對分寸的拿捏。
執筆起來時，就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執行力。運力需重的時候，需要加筆力，該輕放時就燕子點水，急緩輕重的筆力，則視情況而空間而定，若是一筆差錯，馬上就得轉筆鋒來修補，就像做一番Damage control。
總之，辦一件事情，未執行之前就得有預設景象。當然之前要做許多準備功夫，需要多思、多想、多做，還對抱著一種審戒、專注的心態去應對。
這與用毛筆寫好一個字是沒有差別的。裡頭是包含了一種自律的管理，一種自我的要求。
我不知道這是否是書法帶給我的一種修為，或是一種人生觀。以怎樣的力道辦事，以怎樣的速度完事、以怎樣的距離來保持平穩。
※
然而，涉足職場多年後，我見識到許多一塌糊塗的人，又或是辦事淺嘗輒止，又或是不注重細節的人，還有其他數之不盡的性格缺陷的人，我會納罕著怎麼一個人會如此顯眼的缺點，卻無法自知？
但有時候當我看到他們的字體時，就覺得字與性格是有關連的，當然這是另一篇章的故事。
還有一些還未真正了解我的人、一些不得不接觸的無知之輩時，或許以為我是輕重不分，沒有擔當，又或是以他們自己的價值觀與行事要求加諸在我身上時，我真的無法告訴他們：我懂得怎樣在我應有的方格塊裡拿捏下筆，我知道如何提煉與觀摩。
說到底，書法是能發抒個人性情為最高原則，而涵養、陶冶性情，那也是一種修練。
只是今天面對一件令我火光，卻超出我控制範圍的事情，我在回家的途中飆著車高速行駛，越想就越壓緊油車超飆。
心浮氣躁之間，驀然間懷念起當年練字時的那種情懷，懷念著的，是失去的一顆靜心、一份沉著。
我想，我現在已無法揮毫，寫出一手好字了。
事實上，我的書法也不錯，至少在中學時期都有得過獎，只是參加全國書法比賽時是屢戰屢敗的。我知道我還未到專家的地步。
以前是糊里糊塗地跑去寫書法，沒有章法，也沒有刻意地去拜師學藝。我知道我執毛筆的手法是錯誤的，然而還是可以寫出規規矩矩的書法來，我想這可能與我是左撇子有關，筆鋒取勢是誤打誤撞的。
中學時期我還是學校的藝苑書法學會的主席。然而我是這學會的末代主席，因為當我卸任時，該學會就被華文學會併納了起來。當時我還教了一班初中學生每週學書法。
不過，我只擅于楷書。隸書、草書，甚至行書等我都不行。隸書的筆法過于圓潤，我無法運轉，草書更是需要大起大落，亂中有序，那是更高層次的筆法，我領略不到。
我不知道當時為何我會無師自通寫楷書。今天，我駕著車回家時，突然間想起很久沒有寫書法，但我連毛筆都不知放在哪兒去了。
※
用一筆一劃地寫書法，寫得好看，除了是要有一些些天份以外，其實要懂得如何計算。落書之前的想像力與描摹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怎樣計算？就是在空間、留白、距離上作一些計算，才能有一個平穩的結構。而漢字是圖形文字，下筆前需要設想整個字樣的形象，如何拿捏恰如其分的留白，要想像到一個字顯現出來的格局。
這只是一個字。如果是一行字如對聯、春聯的，更需兼顧到字與字之間的距離、整體的結構感覺，講求全體的呼應、吻合、對稱。對聯的第一個字或第二個字是最關鍵，皆因那是一子錯，全盤皆落索的「押注」，如何沒有好好地掌握到對聯的字首呈現，接下來的字就需要作調整來達到一致的風格了。
每年寫揮春時，總得要把紅紙摺疊成兩行14個字，才能下筆寫字，依著摺疊線紋來作框架，限制著自己不會寫到逾越範疇。到現在，我還是無法掌握到真正的空間預留，而像一個學生般需依據這些隱形的框架。
寫楷書是一種體會，要顧及其形態，也要參悟著其寫法。下筆時的運力與筆鋒的轉折。僅是寫一個永字八個筆劃，已是一大學問。
揮毫落筆時含蓄有力，先勢猛漸收、又或是提按、頓挫、轉折、徐緩、順逆，都是動態的變衍，但力道的輕重、筆勢的速度，卻產生線條尖鈍、方圓、肥瘦、柔剛、乾溼的變化，影響到字體的美感，以及感覺。所以，書法除了是一種意念表達，及練氣的運動，但也是物理性的計算與動作，然則字完成後，卻是藝術的成果。
我覺得觀摩楷書，可以感悟到一個筆勢曲折多姿的力度運轉，下筆時的韻致與節奏。楷書可以有那種方正剛直、遒勁有力的視覺沖擊感，一板一眼，但筆劃分明，是那種干脆與俐落，明快而潔淨的。
而我喜歡楷書，我也希望我能像一幅楷書體般給人一種清朗感覺。
※
一副墨寶，並非是描寫點畫般如此簡單，那是功力的深度、線條的律動以外，還是一種經過高度機智算計後的科學化結晶。
然而在大馬，能寫一手書法，到底有什麼出路？做專業的書法家嗎？沒有聽聞。我想連大學中文系裡也沒有書法這一堂課，書法成為應考科目的附庸，或是中文科目的點綴品。
在中學畢業後，我就極少寫書法了，只是一年一度揮筆寫春聯。不是「福」、就是「春」，或是「富貴」等的字眼，以前所認知的字帖與字形，統統都給忘光了。寫書法，只成為一種消遣，似是一種故作風雅的嗜好，或是給人視為是才藝。
到現在我看到有人寫起中文字時，我才知道並不是每個人寫字會寫出那份用功出來。連硬筆字都寫得像塗鴉、隨筆那樣，你可以知道他寫起書法來，會是如何地亂七八糟。
現在我想起來，寫書法時的技術、心情與領悟，是一種對人、處事的態度，或者可運用在工作之上。在未開始做一件事前，就像拿起毛筆對著一張白紙時，應預設應有的空間、留位，摹擬整個格局的大小與輕重。
竅門是于那一份對分寸的拿捏。
執筆起來時，就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執行力。運力需重的時候，需要加筆力，該輕放時就燕子點水，急緩輕重的筆力，則視情況而空間而定，若是一筆差錯，馬上就得轉筆鋒來修補，就像做一番Damage control。
總之，辦一件事情，未執行之前就得有預設景象。當然之前要做許多準備功夫，需要多思、多想、多做，還對抱著一種審戒、專注的心態去應對。
這與用毛筆寫好一個字是沒有差別的。裡頭是包含了一種自律的管理，一種自我的要求。
我不知道這是否是書法帶給我的一種修為，或是一種人生觀。以怎樣的力道辦事，以怎樣的速度完事、以怎樣的距離來保持平穩。
※
然而，涉足職場多年後，我見識到許多一塌糊塗的人，又或是辦事淺嘗輒止，又或是不注重細節的人，還有其他數之不盡的性格缺陷的人，我會納罕著怎麼一個人會如此顯眼的缺點，卻無法自知？
但有時候當我看到他們的字體時，就覺得字與性格是有關連的，當然這是另一篇章的故事。
還有一些還未真正了解我的人、一些不得不接觸的無知之輩時，或許以為我是輕重不分，沒有擔當，又或是以他們自己的價值觀與行事要求加諸在我身上時，我真的無法告訴他們：我懂得怎樣在我應有的方格塊裡拿捏下筆，我知道如何提煉與觀摩。
說到底，書法是能發抒個人性情為最高原則，而涵養、陶冶性情，那也是一種修練。
只是今天面對一件令我火光，卻超出我控制範圍的事情，我在回家的途中飆著車高速行駛，越想就越壓緊油車超飆。
心浮氣躁之間，驀然間懷念起當年練字時的那種情懷，懷念著的，是失去的一顆靜心、一份沉著。
我想，我現在已無法揮毫，寫出一手好字了。
只是一個週日的早上
早上七時半。媽進房來問：「你是否要載我到巴剎去買菜的？」
我揉著惺忪的眼睛。驀然間驚醒起來。于是我拖著一幅還在睡夢中的身子驅車到巴剎，沒有咖啡，沒有早餐，只為了速戰速決地去巴剎。在離家到巴剎短短的路程還遇到警察設路障來檢查車子，先發制人來杜絕公眾赴趕去百萬人反油漲大集會。真是他媽的。我不明白為什麼警方要製造這些白色恐怖。可是我們這些子市民就得捱塞車。
所以一個早上的心情就這樣被破壞了。
我討厭到巴剎買菜，其實事實上我只是一個會拖著菜籃的司機而已。那個巴剎是露天、無屋瓦遮蓋沿路擺售的，如果在早上八時抵達時，東昇的太陽一定潑著陽光白花花地照射下來，以我的身高走著時，陽光是直射著我的眼睛，反之以媽媽較為嬌小的體型，可以躲在攤販的遮陽傘下。
我視每隔一週日早上去巴剎買菜是苦差。特別是週日是雙週休假日，往往無法酣睡享甜夢。
媽媽是打點一切的主人。今早她走到一個販售急凍肉類與魚丸的攤口，就問我：「你要不要買些急凍肉片吃。」
我搖頭說不要。
媽還是說，「你真的不要？你可以買來夾在麵包當早餐吃…」
我說不要。媽還是問那小販售價是多少錢，還開始討價還價般地要求只買一半云云。然後媽再問我第二遍，「你真的不要吃？」看到媽如此婆婆媽媽的狀態，我就惱怒起來，為什麼一直要我的首肯才要買一包急凍肉片？我再一次重申說「不」時，看來媽已知道我變臉了。
我告訴媽，因為我不知道這些肉片是否真正地由所謂的肉類所製造而成，我們不知道裡頭是否放了什麼含料進去，媽似乎充耳不聞。她知道我面有難色，之後就急急忙忙地選購菜色。我不知道為何媽在買菜時總是心神恍惚，行色匆匆，她可以這一攤販徘徊一陣，然後離去又折返回頭，我拖著菜籃車尾隨著她時，總是跟不上她那飄忽的步伐。
我們走著走著。到了一個賣魚攤位。魚販是一個四十餘歲的漢子，很殷切地推銷著他的魚肉，我看著他的攤位，另有妻女與一名印尼籍勞工一起幫忙。妻子就在搓著碎魚肉，女兒則是剛剛進入青春期的少女，一臉青澀。然而，那女兒非常賣力地也在推銷著，她學著超越她生理年齡的口吻說著一般家庭主婦的話：「這些魚很好吃的，這條很新鮮，安娣，就買這條啦…」
我看著這一家三口，老實說是長相平凡，五官並不端正，衣著也是泛著魚腥味的，還沾著顯而易見的污跡。我再打量一下那少女，一幅老氣橫秋的樣子，牙齒長得不工整，披肩的長髮是叉絲滿頭，不能說是標青。
然而，她看起來是真誠的。
她替媽媽拿了一條魚，秤了後，說出價格來，然後再拿去給她的父親去處理切割。再用筆在一份臨時作記錄簿的報紙記錄下來，我想應該是記帳，就用那些報紙的空白處記下。之後，她又轉身去招徠其他客人了，相當機伶。
總之她的身影，看起來她是非常投入這份工作。我可以感覺到她有著一股熱誠在裡頭。
她應該只是一名初中生。在週日假期時，就來協助父母親看守攤位。
難道她不怕髒嗎？如果是我要浸淫在腥臊的魚攤內一整天，還要去觸摸血淋淋的魚肉等，我可能干不下去。
她已做到一個我做不到的事情，那是一項成就。
接著我繼續觀察其他攤位。都是一家大小出動來幫手。賣菜的、砍豬肉的、賣糕點的、賣熟食的，都是輪廓相似的臉孔周旋在客人的身邊。不少都是年輕的孩子，似是繼承祖業般地呆在那兒。我看到其中一個年輕的豬肉屠手，如果他稍微裝扮下可當成一個斯文的上班族。但我看著他熟稔地拿著屠刀拿起一塊塊豬肉，再觀察到他的手臂是遒勁粗大時，我知道他一定是投入這一行有一段時間。
如果這是他們的生計的話，那麼為了家庭與祖業，那麼他們是否會從此將青春都奉獻在這些小販生涯中？為什麼他們肯幫忙父母親看檔呢？為了孝順，他們是否喜歡正在做的事情？
當然，我不知道。我只是將自己擺放到他們的位置上去設想我的心情。
然後，我再轉頭看著在選購水果的媽，陽光已是白花花地照下來，我走過去媽的身旁，就一起看她買水果。我此生不吃水果，對一些水果的認識不深。我指著一顆黃澄澄的水果問：到底這是什麼呢？
媽說，這叫做哈蜜瓜。
那一剎那我覺得自己有些白痴。連哈蜜瓜也不知道？我在巴剎站在媽媽的身旁時，覺得自己像一個受著保護的小孩，而我能做些什麼來奉獻我的力量？
所以，我就靜靜地平和自己的心情。告訴自己，只是兩週一次的巴剎載送，不應有何埋怨了。然後看著菜籃裡一大堆肉菜蔬果，我知道媽媽也在做著一項我無法做到的成就。
我揉著惺忪的眼睛。驀然間驚醒起來。于是我拖著一幅還在睡夢中的身子驅車到巴剎，沒有咖啡，沒有早餐，只為了速戰速決地去巴剎。在離家到巴剎短短的路程還遇到警察設路障來檢查車子，先發制人來杜絕公眾赴趕去百萬人反油漲大集會。真是他媽的。我不明白為什麼警方要製造這些白色恐怖。可是我們這些子市民就得捱塞車。
所以一個早上的心情就這樣被破壞了。
我討厭到巴剎買菜，其實事實上我只是一個會拖著菜籃的司機而已。那個巴剎是露天、無屋瓦遮蓋沿路擺售的，如果在早上八時抵達時，東昇的太陽一定潑著陽光白花花地照射下來，以我的身高走著時，陽光是直射著我的眼睛，反之以媽媽較為嬌小的體型，可以躲在攤販的遮陽傘下。
我視每隔一週日早上去巴剎買菜是苦差。特別是週日是雙週休假日，往往無法酣睡享甜夢。
媽媽是打點一切的主人。今早她走到一個販售急凍肉類與魚丸的攤口，就問我：「你要不要買些急凍肉片吃。」
我搖頭說不要。
媽還是說，「你真的不要？你可以買來夾在麵包當早餐吃…」
我說不要。媽還是問那小販售價是多少錢，還開始討價還價般地要求只買一半云云。然後媽再問我第二遍，「你真的不要吃？」看到媽如此婆婆媽媽的狀態，我就惱怒起來，為什麼一直要我的首肯才要買一包急凍肉片？我再一次重申說「不」時，看來媽已知道我變臉了。
我告訴媽，因為我不知道這些肉片是否真正地由所謂的肉類所製造而成，我們不知道裡頭是否放了什麼含料進去，媽似乎充耳不聞。她知道我面有難色，之後就急急忙忙地選購菜色。我不知道為何媽在買菜時總是心神恍惚，行色匆匆，她可以這一攤販徘徊一陣，然後離去又折返回頭，我拖著菜籃車尾隨著她時，總是跟不上她那飄忽的步伐。
我們走著走著。到了一個賣魚攤位。魚販是一個四十餘歲的漢子，很殷切地推銷著他的魚肉，我看著他的攤位，另有妻女與一名印尼籍勞工一起幫忙。妻子就在搓著碎魚肉，女兒則是剛剛進入青春期的少女，一臉青澀。然而，那女兒非常賣力地也在推銷著，她學著超越她生理年齡的口吻說著一般家庭主婦的話：「這些魚很好吃的，這條很新鮮，安娣，就買這條啦…」
我看著這一家三口，老實說是長相平凡，五官並不端正，衣著也是泛著魚腥味的，還沾著顯而易見的污跡。我再打量一下那少女，一幅老氣橫秋的樣子，牙齒長得不工整，披肩的長髮是叉絲滿頭，不能說是標青。
然而，她看起來是真誠的。
她替媽媽拿了一條魚，秤了後，說出價格來，然後再拿去給她的父親去處理切割。再用筆在一份臨時作記錄簿的報紙記錄下來，我想應該是記帳，就用那些報紙的空白處記下。之後，她又轉身去招徠其他客人了，相當機伶。
總之她的身影，看起來她是非常投入這份工作。我可以感覺到她有著一股熱誠在裡頭。
她應該只是一名初中生。在週日假期時，就來協助父母親看守攤位。
難道她不怕髒嗎？如果是我要浸淫在腥臊的魚攤內一整天，還要去觸摸血淋淋的魚肉等，我可能干不下去。
她已做到一個我做不到的事情，那是一項成就。
接著我繼續觀察其他攤位。都是一家大小出動來幫手。賣菜的、砍豬肉的、賣糕點的、賣熟食的，都是輪廓相似的臉孔周旋在客人的身邊。不少都是年輕的孩子，似是繼承祖業般地呆在那兒。我看到其中一個年輕的豬肉屠手，如果他稍微裝扮下可當成一個斯文的上班族。但我看著他熟稔地拿著屠刀拿起一塊塊豬肉，再觀察到他的手臂是遒勁粗大時，我知道他一定是投入這一行有一段時間。
如果這是他們的生計的話，那麼為了家庭與祖業，那麼他們是否會從此將青春都奉獻在這些小販生涯中？為什麼他們肯幫忙父母親看檔呢？為了孝順，他們是否喜歡正在做的事情？
當然，我不知道。我只是將自己擺放到他們的位置上去設想我的心情。
然後，我再轉頭看著在選購水果的媽，陽光已是白花花地照下來，我走過去媽的身旁，就一起看她買水果。我此生不吃水果，對一些水果的認識不深。我指著一顆黃澄澄的水果問：到底這是什麼呢？
媽說，這叫做哈蜜瓜。
那一剎那我覺得自己有些白痴。連哈蜜瓜也不知道？我在巴剎站在媽媽的身旁時，覺得自己像一個受著保護的小孩，而我能做些什麼來奉獻我的力量？
所以，我就靜靜地平和自己的心情。告訴自己，只是兩週一次的巴剎載送，不應有何埋怨了。然後看著菜籃裡一大堆肉菜蔬果，我知道媽媽也在做著一項我無法做到的成就。
送你上神檯
週五的晚上駕著汽車駛出停車場，整條Asian Heritage街已鬧起了喧囂的音樂，你可以感受到強勁音樂的鑼鼓撼動著脈博，這應是狂歡的週末晚上。有人將車子停泊在這塊爛泥巴的曠地上，讓自己的身體投入在歌舞昇平中。我看到三個美媚挺著高拔的高跟鞋，一搖一晃地走出停車場正要越過馬路到酒吧去，其中一名還在整著她露肩的連身吊裙，似乎裙子都要從酥胸滑跌下來了。
紅男綠女，酒紅燈綠，我看到這三名婀娜多姿的身影，才發覺我很久沒有去夜店去蒲了。即使報館對面就是那一條夜店街，然而這是一個不屬于自己的世界。
回到家時，已是晚上11時，然後我吃晚餐。
●
時間感覺依然是錯亂。我在週六的晚上回到家時，家人在看著「超級無敵獎門人」了，我看著電視，啊，原來電視台又播著最新一季的獎門人了。
我捧著饑餓的肚子貼在餐桌上吃著我的晚餐，恍然記起我很久都沒有看這節目了。最後一次看是幾時？我聽到家人嘻嘻哈哈的笑聲，就覺得很陌生。
是否是十年前的事情？那時我應該是準時守候在電視機前狩獵著這節目。我一邊吃著飯，有些緬懷當年的自己如此白痴，會如此痴迷這些綜藝節目。
但那應該是一份幸福。至少現在我已喪失這種情懷了。
●
我在今午時有一股沖動就想灌一杯濃濃的朱古力咖啡，就是要那種有忌廉繞纏的那種，我想起我很久很久沒有如此奢侈地享受一杯這樣的飲料。多得HL的陪伴，與我一起到報館後的星巴克去買一杯Dark Mocha，掏錢時才發覺原來是16令吉一杯。
這等于我4天的午餐開支。不過，在壓抑與窒悶的氛圍下，花一筆這樣的錢來讓自己愜意一番是值得的。
然後與HL聊著近來煩心的工事。我才發覺這是第一次在下午茶時間這樣溜出來偷渡一些時光。就為了讓自己鬆懈下來，逃離硬梆梆、理性加客觀的文字世界所捆綁。
回到報館時在開著4時的編輯部會議，大家才談到說難怪感到有些郁悶，因為報館的冷氣似乎溫度太高了。
而樓下的裝修工程似是沒完沒有，除了煙塵，還有黏著耳膜的鑽地板聲音是揮之不去的夢魘。
就像安華的雞姦案一樣，到底幾時才會了結？
●
週四的早上，我出現在國會走廊做一個專訪，見到許多昔日常見的舊戰友。
除了寒暄，他們最慣有的開場白是：「你上了『神檯』還要出來行走江湖？」
「神檯」是報館一個很特殊的術語，就是指該些所謂上位，而理應收山的升級記者，現在是坐在桌子上當編輯審稿，就像坐上神檯一樣「高高在上」，要人供奉。其實也帶著一股貶損的意味，就是說只像是神主牌拿來擺放，沒甚功用。
我望著他們，不知如何回答。與其說newsdesk是神檯，不如說是一個祭壇，我們就是祭品。為什麼有人以為坐上神檯就是做了老佛爺，萬人朝拜？
所以，這種開場白的問候語，不知是真心，還是挖苦。我無法一一道個清楚。其中最重與最繁瑣的事情是──審稿。
如果每天有14個版的話，我最多要負責審與編輯其中10個版面，每個版面若是平均有4則新聞的話，就會有40則大大小小的零散稿件要審，另加至少10張圖片的說明。
再加上不少稿件隨著事態的演變，在一天內或會有幾個層次的變化而需要重新改寫、或是拆成不同的篇幅處理，一篇稿可以變身、動刀幾次。到最後才能將稿件送到發稿主任處。
有些稿件甚至是改到最完美後，到了截稿時間後突然間變得無關痛痒，整篇稿件就扔掉，意味著之前所做的一切全是白費。
因此，每一天我們負責審閱的稿量，其實是可以到100篇次的。
除了要讀、審重寫稿件，還得要每15分鐘去翻看《馬新社》新聞網，電子郵箱的文告或採訪通知、各大名人部落格的最新的更新文章、網絡媒體、世界各地在谷歌新聞站隨時翻新的大馬新聞，還有我身後的傳真機是否無端端卡住了紙張。
這不包括要接聽電話來查詢「你們報館會派人採訪我們的節目嗎？」、「你們有收到我的傳真嗎？」，還有編輯詢問「那新聞是否有相片？」
還有一些讀者會打來分享意見，我盯著熒幕時一邊聽著他們在高談闊論。又或者，就是上司一聲令下開會──就是為了要做新聞策劃，或是要浸浴在一些即興而起的口水戰中。
許多時候，我望著收稿軟件上源源不絕的稿件時，我怔忡得不知所措。我打開稿件要審閱時，我的思緒會像晃得厲害的香檳酒瓶一樣沖開瓶塞，四處迸散。
這還不包括與其他前線同事採訪時的溝通，得聆聽他們匯報採訪回來的新聞材料，然後協助他們釐清新聞重點、前後排序要點，這包括隨著口齒不清摸不清楚狀況的同事一起遊花園。
然後上網抓一些新聞讓他們翻譯。很多時候報館完全人手真空時，就自己著手翻譯。
安排了採訪工作，分配了新聞翻譯時，新聞從記者手中送上來時，我才發覺一些新聞的處理完全是不符合新聞價值的排序。
有時記者的稿件甚至是錯別字連篇、語句不通、主旨不分、字裡行間不邏輯、不知所云，這叫人最頭痛；又或是平鋪直敘、資料不齊全，許多時候我讀著這些稿件時，就如同被人灌入白開水一樣到肚子裡，你只會覺得飽漲，但一點味道也沒有。
于是，我一直將腦袋中的句子與字眼搬來覆去，造句，又造句，釐清脈絡，又掏空著記憶，那種審稿的過程像是在堆砌又拆牆，那是一種摧毀又重建的工程，不停地搬演著。
我啟動鍵盤打字，舞動著cut and paste搬動重要的段落，加插字眼增刪語氣後，到最後同事投訴我：怎麼將我的稿件改得面目全非？
難道之前我給的指示不夠清晰嗎？難道他們不懂得怎樣去拿捏新聞重點，不知道如何控制篇幅的字數嗎？難道他們沒有去思考他們下筆時的新聞訊息不明確嗎？
每次我讀著這些稿件，「為她人作嫁衣」的念頭就油然浮上，你只能為她人縫製著一件件漂亮的嫁衣，但新娘永遠不會是你。
有時，我真的就有一種沖動在想，我是否就這樣輕易地將稿件過關，不必多番動筆來修改，只修改一些錯別字，那麼他們的稿件就不會面目全非？那麼我可以省下多些力氣，不必如此操勞。
可是當你想起報章編印出來後，就是白紙黑字的一份歷史記錄，那是不容許一絲疏忽的專業操守，那是對讀者與自己專業的一種交代。
我將新聞寫作視為一種創作，那是一項文字與脈絡在梳理後的表達，至少在揀選字眼、在呈獻要點時花些心思、多一些自我審核的工作如翻查字典或對證資料等，那是一項繡花般精細的工作，但是有人寫稿就像灌水般交行貨。
我應該將這股理念宣揚出去？我是否是將自己要的100分加諸在同事身上？又或者他們其實已卯足了氣力但只是我看不到100分？
我真的不知道。我問著自己時，發覺腦袋就糾結起來了。
當我想到女上司即將拿產假，我將孑然一身要連續兩個月獨撐大旗時，我的腦袋更是沉重起來。我不知道自己能負荷多久這樣的週而複始的工作量。
●
但我還是喜歡書寫的。
在報館時讀著一些外報新聞時，總是一邊檢討著自己其實在呈獻同樣的新聞時可以做得更好。同時，也會湧現出千軍萬馬般的意見與看法想要抒洩出來，我就告訴著自己：回家慢慢blogging吧。
但許多時候這些看法就即時消耗在新聞跟進的題裁上，又或者到最後回到家時我發覺自己的腦袋是處于停電狀況，我就說，下次才寫吧。
然後就將這部落格晾曬著了。
之前有撰寫報章《太陽底下》無稿費的專欄，當時我要撰寫也是要過一過手癮，但我發覺似乎沒有引起什麼共鳴，我有試過兩週沒有交稿竟然沒人過問，更無人察覺，似乎這專欄是可有可無的窗口。所以我就停寫了。
所以，我就一個人呆著，回到閱讀、網遊的世界，只有自己獨處能找到一些能量與養份。
只是要很用心書寫，寫一篇專題，寫一篇文章，似乎已是離我很遙遠，卻又很奢侈的事情。
●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神檯」？這就是所謂的高薪人士？I wonder。只是我覺得當別人以為我們似是高人一等時，我們也是夾心餅。
或許別人會搬出激勵書式的話對我說：有得必有失，或是懂得取捨等的，是啊，你升職加薪，當然也伴隨著應得的責任、職務等。
剛讀了于丹的《論語心得》，她提到一個小故事：「一座佛寺裡供著一個花崗岩雕刻的佛像，這佛像的台階也是采自同一座山體的花崗石砌成的。
有一天這些台階不服氣，就對佛像抗議說：來自同一個山體，憑什麼人們都著我們去膜拜你啊？你有什麼了不起？
那佛像說：因為你們只經過四刀就走上了今天這個崗位，而我是經過千刀萬剐才得以成佛的。」
那麼，我就視現在的情況是千錘百煉的一部份吧。細想之下，當別人對我說：你上了神檯，我應該自豪地告訴他：「因為我值得」。
紀念4月14
每個人都有第一次，第一次總要有一個名堂來紀念，譬如第一次上床叫初夜。當然第一次都不是每次都是那麼精彩，只是很多時候會難忘。
如果倒數一下，4月14日就是我入行恰恰好8年的一個刻印了。原來自己當記者當了八年。
我還記得有一位舊同行說過，如果當記者當上3年以後，此後就很難逃得出記者這一行了。
所以，我現在還在這裡。（是走不掉了嗎？）
■
當然，4月14日是值得紀念的日子。因為這是大馬史上的黑色14日。
在2000年4月14日之前，我還未正式成為報館記者，只是當過實習生。我第一天出來採訪時，就是碰著黑色14。當天主任看到我第一天上班，就叫我：「你就隨著XXX一起去採訪吧！」
地點：獨立廣場。我上到那位女同事的車子，才知道原來擔心有什麼示威或遊行，因為恰好是前副首相安華被囚的兩週年紀念日。
那位女同事知道我是新人，當然就問起我一些基本的介紹開場白來──畢業自哪間大學？哪裡人云云。
她問我：你有沒有看《小辣椒》？
我說：我沒有看。事實上，當時的我是看不明白《小辣椒》這本刊物，我的層次還未到有能力去了解國家大事，或是政黨體制。什麼政黨、什麼風雲人物，對我來說，簡直就是晦澀難明的「學問」。所以，我就直話直說：我看不明白。所以沒有看。
沒有基本的國家大事常識，卻跑去當普通新聞組的記者，這簡直是一個笑話。現在想起也讓我感到汗顏。只是我那個時代，大學身邊的同學與朋友，沒有談政治，沒有談國家大事。
我還記得那位女同事在車上對我怪叫：你們在大學裡沒有注意政治的？你們算是什麼大學生？
我啞口無言。是啊，我算是什麼大學生？
■
後來，我們就一起去採訪了。
所謂的「採訪」，就只是這裡逛逛，那裡走走。看看十合購物中心、東姑阿都拉曼路、獨立廣場等毗連一帶有什麼不尋常。我只看到熙來攘往的人群，沒有異樣。
我發著呆地茫然。那位女同事在一段開場白後知道我不是一個可以與她搭話的人，或許她已知道我不是那種滿腔政治熱血的青年，所以也沒有多說話了。
她讓我看到一個現實的一面：當你是一個連說話也不得體、出來社會沒有一張嘴巴的話，你就沒有價值。
然後，我們還去到東姑阿都拉曼路的一間肯德基快餐店吃炸雞。我只記得那位女同事與其他同行記者或攝影記者又說又笑地，談著一些我聽不懂的課題，我無法搭腔。間中他們都拿著手機來按鍵盤，然後拿著手機就高談闊論起來了。
當時，我沒有手機。手機對于我來說，特別是在2000年時，還是一項昂貴無比的奢侈品。
所以基本上，我在4月14日時，完全是一個全新的靈魂，像是一個赤裸的嬰兒降臨在這大千世界上，沒有手機、沒有汽車、沒有識見、沒有採訪技能、沒有世故的社交經驗、沒有真正地與這個社會互動過。
我們在下午時就在十合購物中心外的偌大的台階級站著、信步閒逛。攝影記者們也分別蹲著、站著，每個人都沉溺在自己的世界裡打發著時間，等待著一些突發的事情發生。
可是我當時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也沒有想像的沖動。
那位女同事也不知跑到哪裡去。我只覺得百．般．無．聊。
我數著地上的磚塊、我仰首看著那些樹蔭的形狀、我看著各式各樣的行人臉孔走過我眼前，我看著那個十字路口的紅綠燈更換的次數。
我還記得那時，我已萌生辭職不要做記者的念頭了，因為這樣等、等、等實在太虛渡光陰了。我找不到這項工作的意義。我覺得自己不屬于這個行業。
後來在下午六時時，我們已枯等了5、6個小時，那位女同事撥電話給總社的主任報備後，將手機遞給我聽。我只記得我在電話中投訴著很無聊，然後要求可否下班。
電話中的主任看起來不大愿意讓我下班。但最終他還是答應我，OK，你就回家吧！
所以，我就興奮地在十合購物中心前的車站，搭巴士回家了。回家後我還對我母親說：我不要做記者了，做記者這樣無聊的。
第二天時，那位女同事對我說：你走得太早了，你離去沒多久，水炮車就出現了。
●
可是8年後，我還在報館做。
現在，我還記得那一次處女下海的經歷。有時一想起，還會有一種middle in nowhere的感覺──十合購物中心還在，我還是8年前的青嫩菜鳥嗎？當年的政局與現在的政局又是怎樣的對照？8年來我怎樣走過來？儘管這只是一個不算太長的歲月，卻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段路途。
當時與我在一起的女同事、主任等當然不再與我一起共事了，但已算同行了。大家還在新聞的崗位上打拚。當然還有另一名攝影記者，當時我們一起枯等時我有與他聊天，現在反而成為合作密切的公司同事。
我不知道我那位前女同事會不會讀到我這篇文章。只是想與她回味一下，當時她是怎樣一個senior，當時我是怎樣的一個junior。
黑色14日，在今日終結時，安華已號召到2萬人光明正大地慶祝正式重新踏上政途。8年前的今天，我在鬧市的一個廣場外，等候著不可知的事情發生，而安華還繫獄。
每個人都有第一次，而現在的我，也是第一次用文字還原第一次的採訪經驗。
如果倒數一下，4月14日就是我入行恰恰好8年的一個刻印了。原來自己當記者當了八年。
我還記得有一位舊同行說過，如果當記者當上3年以後，此後就很難逃得出記者這一行了。
所以，我現在還在這裡。（是走不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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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4月14日是值得紀念的日子。因為這是大馬史上的黑色14日。
在2000年4月14日之前，我還未正式成為報館記者，只是當過實習生。我第一天出來採訪時，就是碰著黑色14。當天主任看到我第一天上班，就叫我：「你就隨著XXX一起去採訪吧！」
地點：獨立廣場。我上到那位女同事的車子，才知道原來擔心有什麼示威或遊行，因為恰好是前副首相安華被囚的兩週年紀念日。
那位女同事知道我是新人，當然就問起我一些基本的介紹開場白來──畢業自哪間大學？哪裡人云云。
她問我：你有沒有看《小辣椒》？
我說：我沒有看。事實上，當時的我是看不明白《小辣椒》這本刊物，我的層次還未到有能力去了解國家大事，或是政黨體制。什麼政黨、什麼風雲人物，對我來說，簡直就是晦澀難明的「學問」。所以，我就直話直說：我看不明白。所以沒有看。
沒有基本的國家大事常識，卻跑去當普通新聞組的記者，這簡直是一個笑話。現在想起也讓我感到汗顏。只是我那個時代，大學身邊的同學與朋友，沒有談政治，沒有談國家大事。
我還記得那位女同事在車上對我怪叫：你們在大學裡沒有注意政治的？你們算是什麼大學生？
我啞口無言。是啊，我算是什麼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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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們就一起去採訪了。
所謂的「採訪」，就只是這裡逛逛，那裡走走。看看十合購物中心、東姑阿都拉曼路、獨立廣場等毗連一帶有什麼不尋常。我只看到熙來攘往的人群，沒有異樣。
我發著呆地茫然。那位女同事在一段開場白後知道我不是一個可以與她搭話的人，或許她已知道我不是那種滿腔政治熱血的青年，所以也沒有多說話了。
她讓我看到一個現實的一面：當你是一個連說話也不得體、出來社會沒有一張嘴巴的話，你就沒有價值。
然後，我們還去到東姑阿都拉曼路的一間肯德基快餐店吃炸雞。我只記得那位女同事與其他同行記者或攝影記者又說又笑地，談著一些我聽不懂的課題，我無法搭腔。間中他們都拿著手機來按鍵盤，然後拿著手機就高談闊論起來了。
當時，我沒有手機。手機對于我來說，特別是在2000年時，還是一項昂貴無比的奢侈品。
所以基本上，我在4月14日時，完全是一個全新的靈魂，像是一個赤裸的嬰兒降臨在這大千世界上，沒有手機、沒有汽車、沒有識見、沒有採訪技能、沒有世故的社交經驗、沒有真正地與這個社會互動過。
我們在下午時就在十合購物中心外的偌大的台階級站著、信步閒逛。攝影記者們也分別蹲著、站著，每個人都沉溺在自己的世界裡打發著時間，等待著一些突發的事情發生。
可是我當時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也沒有想像的沖動。
那位女同事也不知跑到哪裡去。我只覺得百．般．無．聊。
我數著地上的磚塊、我仰首看著那些樹蔭的形狀、我看著各式各樣的行人臉孔走過我眼前，我看著那個十字路口的紅綠燈更換的次數。
我還記得那時，我已萌生辭職不要做記者的念頭了，因為這樣等、等、等實在太虛渡光陰了。我找不到這項工作的意義。我覺得自己不屬于這個行業。
後來在下午六時時，我們已枯等了5、6個小時，那位女同事撥電話給總社的主任報備後，將手機遞給我聽。我只記得我在電話中投訴著很無聊，然後要求可否下班。
電話中的主任看起來不大愿意讓我下班。但最終他還是答應我，OK，你就回家吧！
所以，我就興奮地在十合購物中心前的車站，搭巴士回家了。回家後我還對我母親說：我不要做記者了，做記者這樣無聊的。
第二天時，那位女同事對我說：你走得太早了，你離去沒多久，水炮車就出現了。
●
可是8年後，我還在報館做。
現在，我還記得那一次處女下海的經歷。有時一想起，還會有一種middle in nowhere的感覺──十合購物中心還在，我還是8年前的青嫩菜鳥嗎？當年的政局與現在的政局又是怎樣的對照？8年來我怎樣走過來？儘管這只是一個不算太長的歲月，卻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段路途。
當時與我在一起的女同事、主任等當然不再與我一起共事了，但已算同行了。大家還在新聞的崗位上打拚。當然還有另一名攝影記者，當時我們一起枯等時我有與他聊天，現在反而成為合作密切的公司同事。
我不知道我那位前女同事會不會讀到我這篇文章。只是想與她回味一下，當時她是怎樣一個senior，當時我是怎樣的一個junior。
黑色14日，在今日終結時，安華已號召到2萬人光明正大地慶祝正式重新踏上政途。8年前的今天，我在鬧市的一個廣場外，等候著不可知的事情發生，而安華還繫獄。
每個人都有第一次，而現在的我，也是第一次用文字還原第一次的採訪經驗。
離狗屎太近
這個大選做新聞，只感到一股悶氣。悶是蒸籠裡的氣，但只能一個霎眼，企求過眼雲煙。
上司問我：你有沒有做過大選新聞？我卡在喉間，又有些猶豫地說：「有」。但是2004年時並不是真正地做大選的選區新聞，我是跑動在選舉委員會的特派員。
我只是出席過一兩場競選拉票期間的政治演講，聽得我呵欠連連。都是無的放矢，都是言之無物的叫囂與譙訐，別談什麼素養，別談什麼魅力，候選人都在台上放狗屁。
所以事隔四年，大選又來了，彷彿惡夢又重現。上司又問我：你好像對政治不太熟悉？
我不能不承認，我對政治是絕緣體吧！或許，我還沒有見到真正的政治。辦公室政治算不算政治？但是這種政治寫不成新聞，只能成為口舌與是非。
我沒有辦法去記得各地方各選區哪些二三線的阿貓阿狗，張三李四都有自己的彪炳的政績與選票記錄，用不著我去背誦吧？他們都有經過選票的洗禮，但我記不了他們的多數票是什麼？這些陌生的地方名字連地圖也找不著，為什麼突然會出現在我的生活裡，而我要去想像著到底它是怎樣存在著呢？
然後，為什麼我要像小學生那樣，挑選區，上顏色──「黑區」、「白區」、「灰區 」我只能挑這三種顏色為222個國會選區、505個州議會選區上色？
政治就是這種猜今天哪會候選人會死翹翹，明天哪個又會咸角翻生？今天哪個區在爭得頭破血流？明天哪個選區又作秀和好如初？我怎樣能記得每個人扮演的角色？
所以如果上司還是要我招供我不認識政治，我也只能坦承說我不懂得這樣的政治。我不會寫政治評論，總不能只會用那一句：「政治是一切可能的藝術」，難道寫政治評論與分析就得用這種虛無又蒼白的話語來敘述？
我寧愿去看一場選舉的制度與政策問題，甚或是一些花絮般的新聞，反正這些人輸與贏，在5年內都可能會消失。難道他們會為我們服務一輩子嗎？反正你也知道誰會是最後的勝利者，贏家是民主嗎？
所以，誰會出位作候選人，誰會敗者為寇，到最後我們又看到人云亦云的揣測，還有賭風狂吹。
還是我們對戰爭的壓抑感太深了，我們將一場大選化為戰爭來看，一切都以戰術字眼來比喻、形容，去將這種無形的渴望化成文字，將一場大選暴力化──選戰、兵臨、天兵、娘子軍、沙場老將、戰鼓、短兵相接、出征、祭旗、四面楚歌、兵敗如山倒、烽火連天、硝煙瀰漫等。
文字用得不過癮，還要天馬行空地用合成圖畫面呈現出來。
我改著這些新聞稿時，覺得自己有些詞窮了。我找不到更五花八門的字眼來描述戰情，最可怕的是，這些都是要靠自己想像去捏造的場景與況味。
這就是大選的政治新聞報導。
●
在新年前與新年時採訪記錄簿天天幾乎是交白卷。新聞淡季時，搔破頭腦也想不到有什麼更好的新聞點子。逐一約訪大人物、YB們或是拿督們，全都推三推四說「忙」。所以，有一種望天打卦的無奈感。
然而大選來了，報館的傳真機開始應接不暇，候選人行程、媒體採訪通知書泉湧而進，還有一大堆的中文報聯合專訪，其實就是一場又一場的造勢記者會。記者就是被主導的傳聲筒嗎？
既然大選是玩俾面游戲，就大家互相「俾面」。去了一場又一場的所謂的專訪，都是人有我有的非獨家新聞。你問他不答，你不問的他又答，答案不真誠，態度又曖昧，到最後還要指示記者，要在什麼時候下版，什麼時候見報。
而記者竟然都答應了。這種莫名其妙的共識，就是本地傳媒團結就是力量的展示嗎？這是笑話，因為我們竟要聽從這些政客的廢話。
所以在若干時候，翻開每份中文報章時都是同一個新聞人物見報，都是說著同樣的一套話，只是新聞標題與版面有不同。
這就是大選嗎？我們要的就是這種嘉年華式的氣氛嗎？
聽著同事報備上來的新聞重點時，聽到第一句，就知道接下來的第二句至最後一句會說些什麼東西。受訪者A是什麼材料，也不是大選時就會見真章，狗嘴裡吐不出象牙，只吃豬油肉骨茶也拋動不了書包，到最後難為記者要逐字逐句為他們厘清訪問的思路，到最後也要我們動筆美化、修飾與包裝這些淡如白開水的新聞字眼。
我要找反對黨的新聞與材料。還有上網搜四年前的大選宣言，遍尋不獲，我撥電找救兵時，救兵說：我也在找著他們的大選宣言在哪裡？有的話不妨通知我。
我啼笑皆非，即連最新的一期的大選宣言也找不到。是否是我快三拍要找網上版本，還是某某在野黨後知後覺，沒有將內容登上網？我懷疑大選到底是否真的發生電子交戰。
●
每天翻開報章都看看到氾藍的畫面，觸目驚心。這是大選。這是全國大選。在野黨的新聞不能置放太前，照片人物要有平衡點，遣詞用字要保持中立，還要種種無形的腳鐐，我們只能感覺這裡是否有地雷，去意識哪裡有大便。
不懂我的心情還能挨到多久，來撐住一口元氣，去搞這種大選與政治新聞。
如果這就是真正的政治，我想起李敖說過的那句話：「最令我遺憾的是，我離狗屎太近了。」
上司問我：你有沒有做過大選新聞？我卡在喉間，又有些猶豫地說：「有」。但是2004年時並不是真正地做大選的選區新聞，我是跑動在選舉委員會的特派員。
我只是出席過一兩場競選拉票期間的政治演講，聽得我呵欠連連。都是無的放矢，都是言之無物的叫囂與譙訐，別談什麼素養，別談什麼魅力，候選人都在台上放狗屁。
所以事隔四年，大選又來了，彷彿惡夢又重現。上司又問我：你好像對政治不太熟悉？
我不能不承認，我對政治是絕緣體吧！或許，我還沒有見到真正的政治。辦公室政治算不算政治？但是這種政治寫不成新聞，只能成為口舌與是非。
我沒有辦法去記得各地方各選區哪些二三線的阿貓阿狗，張三李四都有自己的彪炳的政績與選票記錄，用不著我去背誦吧？他們都有經過選票的洗禮，但我記不了他們的多數票是什麼？這些陌生的地方名字連地圖也找不著，為什麼突然會出現在我的生活裡，而我要去想像著到底它是怎樣存在著呢？
然後，為什麼我要像小學生那樣，挑選區，上顏色──「黑區」、「白區」、「灰區 」我只能挑這三種顏色為222個國會選區、505個州議會選區上色？
政治就是這種猜今天哪會候選人會死翹翹，明天哪個又會咸角翻生？今天哪個區在爭得頭破血流？明天哪個選區又作秀和好如初？我怎樣能記得每個人扮演的角色？
所以如果上司還是要我招供我不認識政治，我也只能坦承說我不懂得這樣的政治。我不會寫政治評論，總不能只會用那一句：「政治是一切可能的藝術」，難道寫政治評論與分析就得用這種虛無又蒼白的話語來敘述？
我寧愿去看一場選舉的制度與政策問題，甚或是一些花絮般的新聞，反正這些人輸與贏，在5年內都可能會消失。難道他們會為我們服務一輩子嗎？反正你也知道誰會是最後的勝利者，贏家是民主嗎？
所以，誰會出位作候選人，誰會敗者為寇，到最後我們又看到人云亦云的揣測，還有賭風狂吹。
還是我們對戰爭的壓抑感太深了，我們將一場大選化為戰爭來看，一切都以戰術字眼來比喻、形容，去將這種無形的渴望化成文字，將一場大選暴力化──選戰、兵臨、天兵、娘子軍、沙場老將、戰鼓、短兵相接、出征、祭旗、四面楚歌、兵敗如山倒、烽火連天、硝煙瀰漫等。
文字用得不過癮，還要天馬行空地用合成圖畫面呈現出來。
我改著這些新聞稿時，覺得自己有些詞窮了。我找不到更五花八門的字眼來描述戰情，最可怕的是，這些都是要靠自己想像去捏造的場景與況味。
這就是大選的政治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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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年前與新年時採訪記錄簿天天幾乎是交白卷。新聞淡季時，搔破頭腦也想不到有什麼更好的新聞點子。逐一約訪大人物、YB們或是拿督們，全都推三推四說「忙」。所以，有一種望天打卦的無奈感。
然而大選來了，報館的傳真機開始應接不暇，候選人行程、媒體採訪通知書泉湧而進，還有一大堆的中文報聯合專訪，其實就是一場又一場的造勢記者會。記者就是被主導的傳聲筒嗎？
既然大選是玩俾面游戲，就大家互相「俾面」。去了一場又一場的所謂的專訪，都是人有我有的非獨家新聞。你問他不答，你不問的他又答，答案不真誠，態度又曖昧，到最後還要指示記者，要在什麼時候下版，什麼時候見報。
而記者竟然都答應了。這種莫名其妙的共識，就是本地傳媒團結就是力量的展示嗎？這是笑話，因為我們竟要聽從這些政客的廢話。
所以在若干時候，翻開每份中文報章時都是同一個新聞人物見報，都是說著同樣的一套話，只是新聞標題與版面有不同。
這就是大選嗎？我們要的就是這種嘉年華式的氣氛嗎？
聽著同事報備上來的新聞重點時，聽到第一句，就知道接下來的第二句至最後一句會說些什麼東西。受訪者A是什麼材料，也不是大選時就會見真章，狗嘴裡吐不出象牙，只吃豬油肉骨茶也拋動不了書包，到最後難為記者要逐字逐句為他們厘清訪問的思路，到最後也要我們動筆美化、修飾與包裝這些淡如白開水的新聞字眼。
我要找反對黨的新聞與材料。還有上網搜四年前的大選宣言，遍尋不獲，我撥電找救兵時，救兵說：我也在找著他們的大選宣言在哪裡？有的話不妨通知我。
我啼笑皆非，即連最新的一期的大選宣言也找不到。是否是我快三拍要找網上版本，還是某某在野黨後知後覺，沒有將內容登上網？我懷疑大選到底是否真的發生電子交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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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翻開報章都看看到氾藍的畫面，觸目驚心。這是大選。這是全國大選。在野黨的新聞不能置放太前，照片人物要有平衡點，遣詞用字要保持中立，還要種種無形的腳鐐，我們只能感覺這裡是否有地雷，去意識哪裡有大便。
不懂我的心情還能挨到多久，來撐住一口元氣，去搞這種大選與政治新聞。
如果這就是真正的政治，我想起李敖說過的那句話：「最令我遺憾的是，我離狗屎太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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