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麗英語只是歷史的回眸

日本長崎,當時夜涼如水。我投宿在那間紀律嚴謹的民宿,凌晨12時就會捻燈,不準再交談。

但那間房擠了五湖四海的遊客:我、一個在日本工作的中國人,還有一個荷蘭人,短暫的萍聚,卻乍遠還近的短促交流。那中國人英語不靈光,卻非常地好問,他對荷蘭卻大有興趣,我就充當了他倆的翻譯員。

那位中國人叫我傳個問題,迄今仍讓我印象深刻。他說,從貿易、文化歷史上,荷蘭怎樣看待中國這個國家?

這其實是一道相當廣泛卻精深的外交問題,聽畢後,只覺得那該是官方新聞發佈的問題,卻怪異地出現在夜深的一間民宿房間內。我用英語翻譯後,那位荷蘭遊客先是一愣,但也作了簡答。

在這場在黑暗中低聲交流的非正式「外交場合」上,我成了一個局外人,沒有人問起馬來西亞。

但後來一直在想,如果是馬來西亞人,在海外旅行時是否會反思如此知識性的問題?雖然這是行萬里路後的一則瑣聞,然而迄今仍是迴盪在腦海中。

前幾天外交與外國關係學院執行主席丹斯里哈斯米點出一個現象:不論是外交部或是其他政府部門,到海外開會都是阮囊羞澀,英語差勁是主因,以致與海外官員交手時馬上見絀,無法有效地傳達攸關政府的政策。

哈斯米揭露大馬的英文水平江河日下,是不言而喻的怪象,也是大馬教育政策的晨鍾暮鼓。

外交官與公務員代表一個國家,到底政府機構如何遴選這些官員是一個疑問,但每年政府花多少公帑派送多少公務員到海外培訓?

至于如何對外發言,其實是一種公關技巧,但別忘了前陣子公共服務員再警告公務員,勿胡亂對外發言而打擊國譽,這種捂嘴動作,其實就是閹割了官員的對外公關能力培訓。

如今全球說英語的人口,非英語母語人士已多過老牌英語國家了,而歷史上未出現過似英語如此廣泛使用的現象。但大馬新一代的英文能力到底差到什麼地步?

來自大馬,卻蜚聲國際的學者法立諾就提起,他在看過三份來自一間曾經雄霸亞洲的馬來西亞大學的教授,所呈交的報告,但第一句就有4個語文錯誤與拼音失誤,他馬上就投籃了。

英文水平低落外,另一個原因是大馬人的通識教育太貧薄,我們只有專才而沒有通才,重專業而輕通識,語文能力只是更為暴露出一個人素養大缺口。在外交場合上,是要求通權達變的交際手腕,若沒有學問、視野與器宇,加上貧瘠的語文能力,當然容易露餡。

如果從一個教育的品質來看,語文能力只是認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ies)的其中一環,當然還有批判思維、科學素養、數學能力,其他素養則包括文學底蘊等。

然而,別說一般的外交官,你有看過馬來西亞的高官領袖在海外發言時,是否腹有詩書,隨手拈來就字字珠璣見詞鋒?

大馬高官海外出訪只是宣讀已預先寫好,如同消毒水消毒過的華麗外交演講稿,然後在報章上就留下一張張握手照,成為歷史的笑臉

馬來西亞仍糾纏在英語是殖民時代的語言,馬來文至尊無上的盲區內,而「顧影自憐」的最佳「典範」就是國中生的歷史科目綱要,海外歷史只佔30%,而且還是以回教文明為主的外國歷史。到底我們要怎樣培育學生宏遠的世界觀與國際觀?

英語教數理科反反覆覆,突然想起那個典故:「老僧悟道何處?臨別秋波那一轉」,但大馬人對英語教育的悟道,還未到臨別秋波。過去馬來西亞人靈光的英語、豐富的學養,對照現在新一代人顢頇的英語能力,只剩餘一絲闌珊的華麗,成為歷史的回眸。


(「東方群英會」,東方日報,2010年5月27日)

從KOC說起



幾年前採訪巫統婦女組大會前的獎勵金頒發儀式時,一名婦女組主持人在唸到一個海外升學的保送生就讀的大學名字時,說了一個葷笑話,「啊我不敢唸這名字,我怕唸錯。」

原來那間大學是澳洲的詹姆斯庫克大學(University of James Cook),她怕唸錯的是Cook這個名字,因為這詞在拼法上,與英文的「cock」(意譯為公雞,也是男性性器官的俚語)只是一字之差,但在發音上是十萬八千里的。為什麼怕會讀走音,若真的讀歪音可真是獻醜了。

上個月馬來亞鐵道公司推出女性車廂時,卻動用了「koc」來表達「車廂」這意思,在文告中還在「koc」此字後面補充「gerabak」(馬來文意譯:車廂) 。

這詞讓我怔忡與啞然片刻,原來是英文字「coach」的音譯詞。那麼,這個字在馬來文若以正音方式來發音,到底又要怎樣唸?要唸成一個男性性器官的發音,還是要以英語「coach」的發音來唸?

後來查悉,才知道原來此詞收錄在語文出版局2005年第四版的馬來文大字典中,換言之,已同化為馬來文,堂而皇之。而第四版的字典在10年內增收了5843新字匯,當中以互聯網與科技字眼為多,英文借用詞更多不勝數,但事實上不少詞在馬來文早已長存,為何像濫砍伐木般捨之不用?

中國近代學者陳寅恪說過:一個字裡就有一本文化史。但走在書攤上看看一些馬來文雜誌,時尚、娛樂等流行文化雜誌為主,為顯時髦,英語橫行的現象讓人咋舌。

在馬來文有聽過什麼是「kolobarasi」或「deko」嗎?一名國大碩士生法茲雅在抽樣調查時發覺,在去年3月份婦女雜誌《Nona》封面標題就出現這些晦澀詞匯,全都機械性地音譯自英文詞(Collaboration,中譯「合作」)與(decoration,中譯「裝飾」)。如果讀者沒有英文底蘊,著實猜不透這些新創詞是何解。

在網絡的馬來文論壇或面子書上、在電視台飄過一行行的手機短訊寄語等,更甚是走在街頭聽見週邊的馬來話時,我時刻都在茫然著今非昔比,那已不是以前在學校所學的正統馬來文。那些費解的簡稱、冗贅的語助詞加上地方方言的語調,還有巫英夾雜的「囉惹」式語文,你彷如在一個大雜鑊中,感覺不到馬來文味道。

即使現在說馬來話時用上詞綴(imbuhan),還會被恥笑在炫耀呢!

語文很難有清濁之別,但囉惹式語文的污染程度,特別是英文橫行,殃及馬來文與中文,不只造成語理不通達,思考也無法清晰。但馬來文這些年來流失大量原有詞匯,民間馬來文更遭英語潑墨之深,不知是留白相濟,還是污跡斑斑?

所以,才有這麼的現象,怕馮京當馬涼唸錯「cook」成「cock」,明明有馬來文字眼可用時硬砌出「koc」來。新一代學生是用馬來文拼音去學英文,講馬來文時卻詞窮而混雜英文字眼,言不及義、文法混亂,形成一代人的囉惹語文錯體。

語文教育政策的反覆,有關當局在規範、養護馬來文時半推半就,有時甚至放任自流,造成如今矛盾的語言生態──有些語文只是用來升學而不能謀生,只能在菜市口傳通用而不能登大雅之堂;有些語文理應是接觸尖端知識的望遠鏡,卻成為小圈子的權力工具與菁英階級的身份證。

別忘了明年始所有學校會加強馬來文科教學,但如何加強英文水平仍是懸念,還有最近冒出一大堆的馬來利益團體PERKASA、GERTAK等,動用的馬來詞匯帶有威凜的涵義,你是不能遺棄馬來文的。

一個語言該是一個民族的歷史、命運的容器,但在馬來西亞,這個容器還要裝一些政治雜質去醃漬起來,可是什麼都變質了。

(「東方群英會」,東方日報,2010年5月20日)


513後的空氣


大馬第一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在41年前發生的513事件後,撰寫了《513前後》一書,序言引用了英國詩人約翰多恩的「沒有人是孤 島,每人都是大陸一片」這句經典流傳,卻用得通俗的詩句;該書記敘了513事件的軼事,還有他對513事件的悲痛與心情告白。

然而,513對于現代許多人而言,已成為湮遠的往事,
迄今仍帶著禁忌氣氛,不准再提。當然,這本書也成為絕版。

513一直以來是馬來西亞社會不可磨滅的悲劇,
官方統計是196人死亡,數以百計人受傷,《513前後》一書還刊出多張隆市經過火燒 後殘垣敗瓦、車翻殘骸的相片,只能說是驚心動魄。

經過41年後,到底我們要如何記得513?
現在中學課本對這事件並沒有多著墨,新世代祛除了歷史包袱,卻活在物質文化的狂喜中。

企業家與廣告人阿納斯,再一次選擇登全版廣告呼籲團結,
號召名為「為513重添色彩:多元顏色,一個民族」的運動,來喚醒眾人對 513的醒覺並與詹德拉博士一起推介新書來討論到底我們如何正面看待513事件,而不能再互指矛頭,又或是喚起負面的恐懼感。

但另一邊廂,卻有另一些組織以不同的手法來操弄這宗流血事件。
一名巫統馬江區部主席在登州則號召45個馬來人非政府組織組成「人民覺 醒運動」,明言「人民『崛起』運動」,但其簡稱則帶有恐嚇、掃蕩涵義的馬來字「GERTAK」,聲稱513時會以「馬來人崛起」作主題來總動員一萬人,聲張馬來人利益,一邊廂說不具政治性,一邊說要團結人民,然而卻控訴外人已「政治化」事件。

從馬來權威組織(PERKASA)開始,
我們不知道還有多少個類似的組織會蜂擁竄起,而前首相敦馬哈迪醫生對這些組織的邀請「有求必 應」而捧場出席,更聲稱政府要聆聽馬來團體的聲音。

當中,
從馬來人權威組織主席依不拉欣的個人談話與思維脈絡來看,如果其個人意志代表著其餘馬來人的政治意志,那麼我們的民族團結仍是倒退車,遑論什麼「一個馬來西亞」?

但巫統領袖並沒有真正地與這些馬來人利益組織撇清關係做出切割,
從「寄居論」主角阿末依斯邁在兩年前獲「輕判」,到首相前助理納西爾道出的「華人賣身、印裔行乞」,以及農長諾奧馬在烏雪補選時道出「只有馬來西亞肯收留華人」等的感恩論,這類挑釁性與煽動意味、冒天下大韙的種族主義談話,往往製造出另一種如同真實的情境,然而這種只是政治情境,而非真正的社會情境。

事實上,活在這片國土上,我們懷疑著彼此是否呼吸著不同的空氣,
因為在不同的場域,連活著的一口氣息,都會成為酬賞與懲處的工具,再分成優先特權來分配給大家。

為什麼大家一起在戲院有秩序地看戲,在嘛嘛檔分享著美食用餐,
我們活在彼此之中,呼吸著流動的共通空氣與文化,感知與接納著彼此的生活方式;但一上到政治舞台、閱讀到散發種族意味、瀰漫火藥味的政治新聞時,就形同一首各族演奏起曼妙流轉的多重奏,赫然戛然而止?整個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社會多年來一針一線交織起來的網,怎麼會扯裂成崩散離析?

這些政客的表演試語言,或是政客操縱的利益團體言行舉止,
從1969年後迄今仍是人禍叢生──特別是政治人物中的沙文主義者、仇恨販子,以仇恨來製造對立,只是一種惡性循環。

我不知道是政客是活在孤島中,還是他們將我們孤島化。但是我想起一句流傳多時的名句:「政客如同尿片,換來換去都是為了同一個原因」,然而最終還是弄髒了我們多元種族的社會文化。


(「東方群英會」,東方日報,2010年5月13日)






無法卯榫的拼塊

14歲少年阿米魯拉希遭警察槍殺案在大鬧一週后,爭議已白熱化。內政部所謂的「秉公調查」方案,就是成立一個8人小組──原 來只是監督警方對命案的調查報告,另一個較為重要的任務,則是檢討警方在開槍守則。



這個小組並非皇家調查委員會,在層次上稍矮了一級,即使擲地有聲的陣容組成,但礙于權限所限,最終是否能成大器?如果細研其職權範圍(Terms of Reference),即可反映出這小組的結構相當鬆散,權責確立,但仍模稜閃爍,特別是在確立標準後,如何評估成效、糾正偏差?



總的來說,這小組的成立給我的感覺是:形同一塊拼圖中,無法卯榫的拼塊零片,不只格格不入,而且是多餘出來的拼塊。

●只是一個提醒鬧鐘?



為什麼?因為所謂的透明、公平、及時監督,其實就是形同審計警方作為執法單位的功效。追蹤考核警方對命案的調查進展,白話 一些的說法是:形同一個鬧鐘般具提醒功能──叮囑別拖泥帶水來查案云云,那麼當案件及時調查完畢,交至總檢察署,那監督小 組就功成身退了吧!那只是速度方面的監控。



即使要監察警方的調查是透明、公平的,那是對警方在調查成效的品質審計。其實到最後總檢察署決定對被告採取什麼提控行動後案件就訴諸法庭了,公平與否,應交由法庭審理,是否公平蒐證,在呈堂證供時就可以反證檢驗。

控方若無法對被告入罪,可能是執法的警方在蒐證不力,無法與控方相輔相成,這是司法環節的功能,監督小組是否能介入干預?

●卡在中間:行政越權、執法單位被削權



因此,從執法到司法過程,這小組就卡在中間,只能從旁地「監察」,其意義形同多了一層的「行政手段」。

事實上,其存在除了是予人畸形感的贅肉,也是毫無意義的。而阿米魯拉希家屬的代表律師卡巴星也質疑,這8人小組憑什麼法律理據去傳召證人,憑聽證會法令嗎?憑刑事程序法典之下的任何條文嗎?

我感到奇怪的是,為何總檢察長到現在還未說話來解釋一下如斯奇特的小組,這對警方來說是干預查案,也是削減警方的權限,而且警方還需要在案件調查完畢後,先將報告交給8人小組來過目,這種佔在總檢察長前頭的做法,對總檢察長而言是否也是削權?

事實上,8人小組插一隻手進去,對警方而言,儼然就是給了一個下馬威,而且形同摑了警方的一個耳光。

然而詭異的是,你僅看全國警察總長慕沙聲稱「警方愿意配合」的說詞,如此高的配合度,其實如同唱雙簧般附和,更突顯出這個監督小組的作秀味道。而內政部並沒有清楚交代到其法律條文問題,明顯地是為了平息公憤,才加插一個小組意味著政府非常關注此命案。

說到底,這也一再反映出在民主制三權分立下,行政權(即政府)的權限再次凌駕在執法(警方、總檢察長)、司法(法庭)之上,整個小組的成立凸顯出如此荒謬的怪象。

●檢討警方怎樣開槍:但警方會否從善如流?



但另外最關鍵的是,小組另有一個功能:審核警方的開槍標準作業手法(SOP),什麼情況下才能開槍、不會濫用權力奪命、如何能保障人權,這才是此宗命案的爭議點。

然而,副內長的說法是監督小組最終只能作推荐方案來改進。那麼,警方是否採納方案來糾正偏差,卻是另一回事。



別忘記2005年的警方改革皇家調查委員會成立後,出現125項推荐方案,但7項最核心的方案遭警方與內政部以三言兩語打 發了胎死腹中,其他方案是否又如期、達標執行?因此,事實上最需要監督的,才是皇委會的成效。



偏偏該皇委會並沒有觸及檢討開槍守則。根據吉隆坡刑事調查組主任辜振華的說法,這份守則是限制性的內部文件,僅是行政文件,而非公諸于世。

●攸關公眾利益,卻是鎮山大權
那為什麼一份攸關人命、涉及公眾利益的文件被變成「行政文件」而已?難道這秘法一旦公開于世,警方擔心公眾鑽法律漏洞,無法控制公共秩序?難道這是警方用來收伏、駕馭公眾的鎮山大權?



若說一沙一世界,相對之下,阿米魯命案案情並不複雜,破案是指日可待,如今只是看被告幾時被提控等。但過去許多無頭公案、在警方或反貪會扣留猝死謎案 (如趙明福命案)等,是否也需要成立類似的「8人小組」去監督?



那我們要多少個監督警察小組?是否是每宗冤案都要經過大鬧後,才巧立名目設立各類的小組?

但大馬警察制度的良風善政、執法單位是否有法治精神才是永遠失落的一塊拼塊零片,否則我們不需要如此無謂、劣質與沒有法理精神的政治公關手段,去亡羊補牢之餘,還想到要如何裝飾櫥窗、去粉飾太平。





(此文為修改後加長的專欄文章,原文刊于《東方日報》,「東方群英會」,2010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