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閉的眼睛

他走了進來,與大學教授耳語幾句後,對著班上的同學說:我是某某某。我是來代表競選的。

然後就開始他的競選宣言與理念。

在大學校園選舉時,我們最期待的就是這些候選人走進課堂裡,因為這樣就可以佔去上課時間,還可以迅速了結一堂課。

在講台上這些競選學生形單影隻地喊話拉票,台下可是聒噪竊竊私語的大學生,可是沒有人去理解這些競選者是誰,因為事不關己。

我的印象中沒有碰過在台上振振有辭、縱橫捭闔的學生領袖。他們的演說似乎都是蒼白無力。台下也是一群漠不關心的學生。

後來,投票日期逼近了,同學們聚在一起時提起,才恍然記得原來當天就是投票日,我們還在猶豫是否要去投票。

後來,大家又跑去討論功課或月考考題。大家不了了之後一哄而散。當時,我們連什麼是親校方或是學生陣線等派系都毫無概念,更別談投票的義務等的民主概念,民意和批判、議事論述。

再後來,心情不好,而且懶得去排隊,我沒有去投票。一連4年的大學生涯,我也記不起到底我是否曾經投過票,我的校園選舉記憶飄渺得船過水無痕。

近幾年的校園選舉已越來越激烈,從原始的平面印刷品如傳單、手冊、報刊、海報,到數碼化地以部落格、視頻帖子網站與電子傳媒的推波助瀾之下,政治勢力滲透等的輿論,喚喚校園民主、學生政治的注意力,儘管這些校園選舉閃電般地來得快,但消散得也快。

本地大學在大專法令下,與政治與民主等概念成為絕緣體,除非大學生本身自我開發去探索,或是就讀相關科系的文科生,否則對一般時事性的通識都是一片空洞理解,特別是華裔學生,更何況是政治議題。

當局讓大學生卻步政治領域,高官們常聲稱要學生專注學業,然而連政治思辨能力也欠缺,又如何去鑽研學術的真理?

大學生不容許對社會睜開眼睛,卻在學術裡頭自尋盲點,學生們無法獨立思考,因為他們只能在一隻看不見的手下片面思考。

當然現在我已睜開了眼睛。當年的我,只是其中一種大學生類型,但是從過去到現在,是否大部份的大學生都是像我這種大學生?

此後是否只見寒蟬?


華小撥款遭侵吞事件挑起之後,到現在的爭議點是:一個副部長是否應該可以公開指出其他的不是?「應不應該」成為最模糊的關鍵詞。

連翁詩傑的上司高教部長拿督慕斯達法也聲稱,如果他受到另一個副部長公開批評,他也會感到受傷害。翁詩傑也因此被定罪為用劃清界線來批評,反而成為炮火紛飛下的罪魁禍首。

不過,本週三以副首相納吉主持的內閣會議結束後,納吉本身已避談撥款侵吞問題,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騎劫專款事情,反之繞了一圈,以內閣原則來評論翁詩傑的言行,登台高呼後更取得包括馬華在內的閣員的呼應,曖昧的表態,似乎在找著尷尬局面的下台階。

明顯地,現在事態已發展成為咬住技術性爭議,將重點放在一個身兼黨職、官職與民選代議士的政治人物應該怎樣發言,應該在什麼場合說話,如何變調身份等,一切重點成為課本上的理論──什麼才是正規禮節,什麼才是行為規範等,更要懂得如何拿捏分寸,不會闖紅燈,不能踩地雷。

但另一方面,大家在恍然一位有官職的從政者有何可為,有何不可為時,反映出民眾對一般政府體制的規範不甚了解。

如果一個從政者只是區區的人民代議士,而非一個副部長,那麼被指責的部長受傷害程度是否會低一些?但另一邊廂,如果一個有黨職卻沒有官職的政要,批評任何不當行為時是否不必有所顧忌?若是這樣,不當官而只當一個國會議員,是否更能暢所欲言充當人民的喉舌?

可是部長們的解釋是,任何部門之下的事情應內部解決。內部的意思,就帶有隱密色彩與壟斷威權的意涵,不會攤在陽光底下,而密室之下哪會有透明?到最終人民的投訴是否有解決方案出爐?一方諸侯是否有為民作主?

副部長被禁止批評內閣部長,是因職權不足,這只是規範問題,但我更擔心是慣例。翁詩傑以馬華副總會長身份發言反被斥責後,已成為一個反面示範。

此後任何體制下的失當、貪瀆事件爆發時,我們是否不能期待擁有黨職的高官來發言評述?而更甚的是,這項示範的背後,會否帶來寒蟬效應的政治慣例?

馬華閣員你怎麼說?

高教部長拿督慕斯達法發表文告,因翁詩傑揭露華小撥款遭人干撈的言論,而向教育部長拿督斯里希山慕丁和教育部全體同仁道歉,事態演變至此,教人感到詫異。

這項課題如果簡化成一個情景是:有人看見一間屋子失火了,大喊救火來時竟遭別人責罵與怨懟相待,原因是沒有向屋主投報,旁人圍觀時,怎樣失火和如何滅火卻沒有人去理會了。

這是一個相當諷刺的局面。翁詩傑因透過媒體揭弊,被訓為有失體面,也逾越了一個行政官員的應所為規範,而慕斯達法以上司身份來向教育部與巫統同僚的希山慕丁道歉,已全盤否定翁詩傑的做法,儼然就是賞了一記耳光。

希山慕丁在週二回應抨擊時指稱,99%受惠學校沒有發生撥款騎劫問題,但只有1%的華小撥款問題就被挑起來是問題,言下之意1%的貪腐是微不足道,更不應小題大作,這種訴諸情緒的謾罵不只凸顯專業應對能力的蒼白,更暴露出歪離正題與閃避諉過心態。

從干撈撥款的合法性輿論,成為揭弊管道正當性的爭議,已是離題扭曲的事態發展。而揭發貪腐與濫權行為,是一項公民責任,每個人都有責任舉發弊端,然而拉三扯四後,公開抨擊怎麼會變成不當行為?

如果一名副部長不能以行政官員去批評另一個部門,那麼是否可以民選代議士的身份作人民喉舌來揭弊?是否可以馬華黨要的政治身份來發言置喙?一切是否要遵從國陣執政黨的協商精神私下解決?

我們不禁質疑,翁詩傑是否能以一名馬華副總會長的身份發聲,來捍衛華小權益?

馬華4名黨要兼閣員在內閣會議中抱持什麼立場,迄今還因一片噤聲效應下不為人知。然而沉默之下,是否印證了外人所說的馬華裡頭人事鬧不和?

打不破的鐵飯碗

丹斯里三蘇丁約滿不再續約後,政府首席秘書職就落在丹斯里莫哈末西迪的身上。

西迪走馬上任,對于他個人而言,其實是仕途更上一層樓。西迪在接任前是國際貿工部的秘書長,也是該部的官僚體制中最高職權的行政官。

可是沒有多少人記得,西迪也是去年汽車入口准證(AP)風云下的關鍵人物,主責簽發准證,但就是簽批數目失衡、「密室」運作的人為偏差,加上政治因素滲透,而掀起滿城爭議。

當該部部長拉菲達面對炮轟時,就將簽批權力往秘書長身上推。群眾當時針對的卻只是拉菲達,部長除了要負上政治責任,其實身為文官,未能向部長提供好建議,也是難辭其咎。

如今事過境遷後,西迪反而官運亨通,而汽車入口准證課題在喧嘩聲中落幕,而整個簽發體制是否已修補和改善,反而成為次要問題。

問題是,我們看到政府高官的遷動,往往是從一個部門調派到另一個部門或機構。

例如國民服務局首任總監因身體健康抱恙,就被調到5年才來大忙一次的選委會當秘書;又或許是一些約滿的資深高官,續約後又再無限期延聘。

迄至去年杪為止,全馬各地共有388個部門相關機構以及186個法定機構,這些高官之勢樑換柱已成為家常事,反正出路就是多。如果這些高官是不求有功,只求無過之輩;甚至是得過且過地尸位素餐,這些政府機構以及高官首要是否真的貫徹關鍵表現指數(KPI)來問責?我們是否有加強問責,量化服務和評估服務成效?

相同的是,我們看到不少政府關聯公司的首腦也如斯做法,從甲機構調換至乙機構後,仍然是換湯不換藥地治理公司。

這也是一種近親繁殖的人事部署而已,新血荒缺,更無法注入施政與治理的新思維,反而延續敗壞的治理惡習。

公營機構變相成為「收容所」,聘任制度欠缺彈性,晉升制也只從內部揀選,整體公務員架構也不靈活洝放,沒有兼收並蓄,也沒有向外招攬人才,反而安排「通才」文官主導傳統政務,是否迎合現代社會要求專業化和多元化的需求?

大馬公僕被譽為是鐵飯碗,年年享有花紅。在打不破的鐵碗下,造成公僕欠缺競爭與鞭策力,也造成公務員鑄成自己是「永久終身聘用」的劂~觀念而不思進取。

其實,政府部門是否應取經私人界,對外延攬人才,更以合約制來聘用高官首腦?

何必妄自菲薄?

還有一年,大馬獨立就是50年。走過半個世紀的歲月,我們是否真正擺脫殖民時代?大馬人民是否真正獨立了?

但在兩代人歲月中,我們仍然無法甩脫英殖民的殘餘影響,特別是英化就是菁英的思維。

例如巫青團署理團長凱里口出豪語後,聲稱華人趁巫統處弱勢時提訴求、暗指馬華與民政黨是機會主義者;在遍地眼鏡片中,大家都有一個想法:在海外留學的年青人應更為開明和與眾不同,為何重炒種族牌?

此番豪語後至剛落幕的馬華代表大會的輿論中,大家都訝異與接受不了一個英國牛津大學畢業生,會有此等種族性言論,也成為其中一項譴責的理論。

然而,這種想法的背後,卻帶著一種「在外國洗禮理應更優秀」的思維,這是一種媚外的共識,更深一層來說,是妄自菲薄的心態。

是外國的月亮比較圓?還是覺得在外國留學過的大馬人就特別卓越?這是暗地裡的自慚形穢,連我們自己也無法否認、無從察覺的意識型態,以致加深了大家的失望。

然而我認為,即使是國產大學生,也有出類拔萃之輩,即使是寥若晨星,也不等于一個精英也沒有;相反的是,海外留學生也未必每個都是精英。

所以,廣泛而言,為什麼對一個負笈海外的年青人有特別高的準則?何必對一個名校出身的青年另眼相看?

一個從政者不論是師承何處,基本的政治性格不可或缺,更應有知識份子修養,否則一切華麗背景只是虛妄的裝飾物。

所以,為何社會需要對追捧海外名校出身的貴族精英,過度吹噓海外教育制度的質量?

為什麼要矮化自己來抬眼瞻望名校生呢?

當然,大馬人是否有真正地矮化自己嗎?拉菲達是貨真價實的馬大經濟系學生,沒有外國名校的背景薰陶,但在其巾幗豪氣和民族主義思維下卻說:不滿意本地土著政策的外資隨時可道別,我們看到拉菲達豪壯陳詞時,卻覺得走偏鋒了。

我們對外國教育制度崇拜的媚外意識型態已根深蒂固,僅從國際學校林立,甚至部長高官等紛紛將子女送到國外升學就可探知。但每個人都流露出妄自菲薄的心理而不自知,極端的是,當我們忘記中庸之道時,卻有人自視過高,以致目中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