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市天下的背後

大馬立法者、決策者與施政者制定政策時，許多時候都是按時機與場合臨時編定，往往出現一種即興、隨意與斷層的意味，隨即就發生朝令夕改的情況，背後就暴露出欠缺的是經過通盤思考的磨練，經不起質詢與考驗。

更嚴重的是，這種「Ad-hoc」模式，像放火一樣會燒傷自己。

在本月初，大馬政府為了刺激內需，聲稱會開放霸市的開放時間，非週日可營業至晚上11時休業，週日則可到凌晨1時才打烊。這是霸市業者早幾年前已碰釘子的吁求，如今才獲得回應；「越夜越有購興」的背後，就是要你打開錢包去消費，讓更多資金流入市場。

不過，貿消部長沙里爾週三在國會時，聲稱國內霸市林立讓人擔憂，更說該部不會力挺任何海外的霸市成立，特別是面臨當地小商家的反對聲音。

這種冷峻的論調與之前的「開放鬆綁」意味又南轅北轍，而這會否影響之前打著要刺激內需的目標？儘管沙里爾聲稱該部是不反對也不鼓勵，當中已反托出霸市的雙刃劍效果。

事實上，在2002年時政府曾設下諸多限制來阻遏霸市的版圖擴張，包括凍結發出霸市執照，設定霸市的最低面積規模等，為的就是要保護本地零售業者。不過，當時的慕尤丁卸任後，沙菲益阿達上任後又改口風，改為歡迎霸市成立了，即連美國的沃爾瑪霸市的申請也在考慮。

所以，時到今日，我們又看見僅僅是大山腳，就出現了7間霸市。這都拜政策上的變動，政治人物如走馬燈般地換走所賜，但行政單位是否有做通盤思考來簽批、監督這些霸市的成立？

對本地小型業者而言，他們控訴霸市是攻城掠池；然而對消費者而言，霸市是打開了方便之門。1995年家福樂在梳邦再也粉墨登場後，2002年全國的霸市才大興；據一項調查顯示，當時霸市走貨最快的是沐浴露、谷類早餐與凍藏品，就是因為這3樣貨品無法在傳統雜貨店中提供。如今消費者踏足霸市，也不僅是搶購這3種物品了。

當你聽見草根零售業者控訴失飯碗時，其實本地不少霸市也是政府關連公司所持股，森那美集團是英國特易購霸市的股東；而公積金局則在3年前間接收購巨人霸市，邁汀則是本地土著商家持有。這些所謂的「海外」霸市也並非全資外國公司了，那難道是自家人打壓自家人？

而森那美聲稱直接向農民採購蔬菜等供貨給特易購，這些霸市也提供就業機會、提振中小型工業發展與刺激週邊房地產等，這些都成為霸市合理化的要點。

所以，要如何解決類似霸市利與弊的燙手山芋？我們問到攀權附貴的政治人物時，最可怕的答案不是「好，我們去研究」，而是「不關我事，因這是前朝的事。」

還是老樣子

政治海嘯一個月過后，如果是貼近時事來跟進，就發覺僅是30天的變化是「漫長又迅速」的矛盾形態，因為時局發生得太快，在眨眼間起落升沉的人事太多，就覺得眼花繚亂，然而另一方面則因許多浮出台面的事情仍未落幕，又覺得等待是曠日廢時。

月前的全國大選其實只是一場序幕，如果回顧過去31天只是政治上的遽變、人事的滄海桑田為主，但事實上整個體制與舊秩序仍然存在。中央還是以國陣政府為主，而人民聯盟政府除了推出幾項耳目一新的利民政策以外，暫時還未有新點子。

如果說選票箱還原了人民的力量，但人力真正權益與公民社會的權利，更需歸還予民。可是從多宗事件看來，既定的體制與舊思維，並沒有隨著政治海嘯而起催起新氣象，很多只是落得純為議論，或是製造輿論的效果，同時有關當局與社會應對模式，與全國大選前沒有分別。

例如新聞部長阿末沙比里聲稱要會見部落客，國陣政府也承認大選時忽略網絡力量而吃敗仗，但是阿末沙比里到最後要會見部落客事宜至今仍是神秘兮兮，反之新加坡已著手邀請大馬的部落客到該國演講。這也是之前典型的嘴皮遊戲。

首相署部長再益提出政府針對1988年司法危機事件作道歉，各造喝采聲一輪後又節外生枝引起應否由前首相敦馬哈迪道歉等，紛攘一段日子后再益又遭同僚潑冷水，顯得再益有勇無謀。

但是如何重拾人民對司法信心的方案，目前依然石沉大海，至少連最關鍵的林甘短片皇家調查委員會報告仍遙遙在望。所以，大家又是枯等。

上週馬來西亞回教學院主辦的一場講座會中，一名回教上訴庭法官聲稱將上書總檢察長，以修法對與回教徒通奸的非回教徒進行法律制裁，這種對非回教徒訴諸回教法的手段，更是違反憲法精神，其實也反映出「回教化思維」陰魂不散。

諷刺的是，回教黨已避談回教國課題了。

當然還有所謂的「遊行示威」，當大家為了司法正義、選舉改革或是邊緣化社會走上街頭訴求時，當局就說應通過投票訴不滿，另一邊廂也現場「逐客」。

然後用選票說話後，我們又看到種種更加無厘頭的街頭遊行如抗議取消新經濟政策、抗議養豬場獲得1億撥款。但又看到有關當局選擇性地對待時，這又是典型的雙重標準了。

所以，政治海嘯過後日子怎樣過？只能說：「還是老樣子」。

理性問責何時有

吉隆坡新法庭大廈漏水、裂縫、天花板坍塌肯定已不是新聞了，日前大廈裡的第二商業高庭天花板發生傾斜，法庭緊急中斷審案而疏散人群后，工程部長拿督斯里三美威魯說，這又是材料上的問題了──怎麼又是這種解釋？

部長這次說，原來頻頻出事的是隔音天花板，接下來工程部將以石灰天花板來取代。當然什麼建材最合適做為天花板，是由專家等來鑑定，但以工程部的專業水平來看，經過多年的建築經驗后，仍然容許這樣多次的「屢試屢錯」（trial & error）的機會與空間，就值得商榷。

更甚的是，工程部官員昨日來調查工作時，更意圖封鎖新聞，要記者離開現場才肯進行調查，這種驅逐排外做法是應對能力不專業，還是畏懼被問責？傳媒代表民意去了解詳情與採訪，然而工程部官員否決傳媒的採訪權利，形同否決人民的知情權。

如果連一個部門的官員都抱持著高高在上的姿勢，意味著政府部門根本不愿意接受人民的檢視。那麼部門自身是否持有自我監督的能力？就是裡裡外外都沒有監測績效，逃避問責，才造成怠忽職守、散慢的工作態度發生。

國會大廈上次漏水后，主責承包商只是向主掌國會事務的首相署部長拿督斯里納茲里道歉，然后再通過部長的口中來暗施援手、傳達歉意，然后事情又掩蓋下來不了了之。但是為什麼主要承包商不愿直接面對傳媒交代？不挺身而出對民眾致歉？

更早前，布城兩幢政府大樓相繼發生天花板坍塌，布城控股起初還有召開新聞發佈會，后來就避見新聞界了。種種情況反映出官方在問責、究責方面還未達到透明度，官官相護、護短包庇情況也似乎不言而喻了。

三美威魯也聲稱工程部會將違紀的承包商記在黑名單，又或是發解釋信等，其實這些都是行政手段上的管制，也是一種被動的應對程序而已，而部長被報導指稱對這種層出不窮的事件「失望」與「困頓」。

所以，當下一幢政府工程又出事時，除了情緒化與逃避責任外，幾時我們才回歸專業來管理和防患未然？

十萬火急之後呢？

這是報章上《東風》的專欄文章，然而由于篇幅所限，我還有其他話要說，所以就加長來寫了。

柔佛新山搶劫、擄人、強姦案層出不窮，以致新山人民得十萬火急拼治安，即使是一則短訊也可以聳動到百人集會、進行連署抗暴等大型運動，都反映了民間的怒氣，這是情緒渲洩的咆哮，指責對象是警力除暴不足，慢郎中等的官僚作風。

對于上週日互通手機短訊而能號召到近200人來參與，對于這種感召的動員力量，我是深覺這種社會運動，是相當難得的。然而，這種激動的情緒能維持了多久？

所以，內閣本週三會議時就有了對策：增派400名警員、200輛巡邏警車，還有在各地增設警署，當然，就還有600萬令吉撥款十萬火急地划撥出來了。

至于這些巡邏警車是否有善用，或只是在警局外餐風宿露，則不得而知。幾年前政府不是勞師動眾展開了一個大馬皇家警察調查報告，其中增添警車就是建議方案之一，更撥款為全國增添了警車。然而警隊也面對無人駕駛警車的窘境，這在報告中也有列明清楚的。

我還記得警隊不久前推出微笑運動，服務質量是否有提升？新山19歲的那位劫姦案受害者聲稱被施暴后投報時，還遭冷漠對待。所以什麼「微笑運動」都是口號，而增設警署是否就可以阻遏歪風──但我們不是看過警局隔壁曾出現不少違法操作的跑馬機場嗎？

而在幾年前，我還記得遊逛八打靈再也第二區的小食區時，還可見到警局附近有盜版光碟的小攤位，增添警署就可以憼惡除姦、除暴安良？這種想法就等于是陽光底下就沒有陰影，偏偏陰影就是在陽光的另一面。

依斯干達經濟特區要紅火發展，然而治安卻亮紅燈，這是矛盾的對照。

但更矛盾的是，撥款增警力，充其量只是一項暫時、折衷對策，卻不是長遠整頓治安的方案，這是機械性地鎮壓，而非主動出擊來防治。同時，這種手段只是局部地，而非全面、通盤式的策略，我只希望警方或內閣不會如此一廂情愿，認為增添警力就可以降低犯罪率。

如果要民間進行多幾場怒吼的請愿活動后，才能增加200輛警車，這是不是一種笑話？在這種情況下，警隊應該感激民眾群起挺身而出，為他們累積了資源，而不是怪說課題已政治化，甚至是種族化等謬論，或是歸咎媒體渲染以致警隊揹黑鑊。

然而，再深思一層，劫姦案並非鮮有所聞，這些不是獨立個案，宏觀而言，這已形成一種犯罪現象。從去年吉打朱麗葉的擄姦案發生后，大家也是人心惶惶。但相比之下，朱麗葉的個案教人更感到惶然，因為死無對證，而新山接二連三的劫姦案卻留有活口來舉證、抓暴，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當人民對膻色、聳動的性侵犯報導義憤填膺時，警方也指責報章誇大渲染而推諉責任，這種情緒化的回應方式背后，是否有人對這種犯罪現象做深入的社會調查？

同時，擄姦案這種犯罪的本質、特點、危害性以及其產生、發展和變化的規律，是否有任何人認真地以科學方式來思辨、說明清楚？但只看媒體報導繪聲繪影地「逼問」受害者遭性侵害時的情況（例如詢問受害者是否被逼進行口交云云），就只陷于「狀述」情況。

事實上，並沒有人愿從犯罪學方面嚴肅探討，而抽身來看大馬的社會是否有犯罪學家？只需瞧瞧本地大學是否有開辦這一科系就知道了，而我們只知道專業執法部隊如警察等曾接受類似的洗禮與專業訓練。

相比之下，英國幾乎每間大學都在人文學院下的社會學體系下，開辦犯罪學系的情況，大馬在這方面的專業認識，是完全不足夠的，普羅大眾該如何一起與警隊協力合作防治罪案？

我們知道犯罪是階級社會下的產物，當劫姦案等治安問題歸流在社會學探討時，警方或相關單位在此時此刻起「寒蟬效應」，所以整個社會面對治安問題時只像打網球一樣，將追究責任的球來回彈拍。

新山的治安問題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在「效率奇快」的橡皮膠國會裡，我國出現形形色色對付各種犯罪的法令，定罪量刑也不缺。

然而只有撥款、增警力，整個社會中法治精神、執法單位的執法意志是否存在？我們只需看平常人民是否有隨口吐痰、胡亂在黃線條旁泊車，就可以檢視整個社會的守法精神水平有多高。法治的價值觀蕩然無存，定罪量刑就形同虛設，因為罪犯在犯罪時，並沒有把法律的懲治放在腦海裡，而起不了自我阻遏的作用。

加上執法單位（不只是警隊、還有其他政府單位的檢控組）沒有貫徹執法的意志，還有人為的偏差，這都形成整個執法機制不到位。

當我們問起：大馬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的打擊、防範、教育、管理、建設、改造有何一擊即中的策略時，恐怕還是問號。

而能怎樣長治久安，我們到現在仍沒有聽到警隊的全盤方案，當擄姦案等的記憶淡忘下來后，結成了社會的傷口瘡疤，我只希望大家不會遺忘，更不會感到麻木。

所以，十萬火急之后，我們看到坊間有回應說，「聊勝于無」。因為， 看來也唯有這樣而已了。

跳不出談判桌

首先是美國紐約，接著是泰國曼谷，普騰與德國福士偉根在地球南上北下奔跑談判，讓人奇怪怎麼沒有在吉隆坡晤商。

而事實上，大馬的一國首腦曾經親自邀請福士偉根來大馬談判，但福士偉根就是沒有回應。大馬人就只有通過斷斷續續的捕風捉影，來探索事情的發展。

國產車與福士偉根的談判下文是怎樣？迄今我們只知道「發展正面」，總之就是告訴國民，暫時不會有壞事發生。但是在5月31日時，首相已說福士偉根與普騰談不攏，因為福士偉根不認同參股事宜，因此政府將與其他企業商談，當時這就是一件壞事。

然而，兩週后的現在普騰與福士偉根又回到談判桌上，事態大轉彎了，但兩者談判的最終目標是什麼？是商討結盟、合夥成為策略夥伴嗎？還是一般性的局部技術合作？又或者是讓福士偉根染指普騰核心資產，掌控生產部？一切還是沒有人知道。

普騰錯過了今年3月自定的談判截止日期，現在又得等另外3個月。從3月迄今，普騰覓伴事宜，過程如同過山車般此起彼落。同時，海內外各主流媒體所套取的報導都是繪聲繪影，早上聲稱已入股，下午當事人就否認，相關代表索性沉默，整個普騰的市場情緒也隨著這些波動而起伏。

總結過去幾個月的事態發展，我們只能說，官腔以外，聽到的就是前言不對后語，又或者混淆視聽的論調。政府匿名高官對媒體發放的消息，更是充斥著一廂情愿的憧憬，之后分析員又洋洋灑灑分析股價走勢，最后一切淪為煙幕，務虛登場。

福士偉根下一輪的談判桌會搬到地球哪個角落？目前還沒有答案，但是普騰的管理層在談判中扮演什麼角色，還未有答案。每次報導傳出的談判代表是首相署、國庫控股，甚至是另一家政府關聯公司森那美集團，普騰的管理層與董事局人在哪裡？

讓普騰徘徊在談判桌，一切美夢只是紙上談兵。普騰只剩下一個名字，而不是一個品牌。這形同國產車只剩下一個夢想，而不是現實了。一家政府關聯公司，幾時才可以回歸到商業邏輯與求利求存中，擺脫政治考量的干擾？

幾個女人的故事

這幾個星期來，大馬在國際轟動的焦點新聞主角都環繞著女性。首先是漏水又堂皇的國會爆出「月漏論」，國會議員馮寶君糊里糊塗成了主角，更得勞動婦女、家庭與社會發展部長特別處理。

為何一位女性國會議員受辱要讓女性部長來處理？其他男性部長沒權置喙這些無禮的國會議員嗎？最后兩個國會議員心不甘情不愿地道歉了事。

然后我們看到聯邦法院在裁定馬來婦女麗娜喬伊申請身份證上刪除「回教」字眼敗訴，法官三司出現歧見之外，也引起全國上下的爭論。紙面上的宗教標籤與生活實踐不能出現灰色地帶，原來約束人民的良知與信仰的只是一張身份證，回教法庭的角色原來可以凌駕在憲法下保障的民事法庭，事情背后有這麼多「原來」。

而本週二引頸長盼的蒙古女郎阿妲都雅炸屍案開庭后，死者家屬隔重洋攀萬山來出庭應訊，然而11個小時內總檢察署赫然撤換檢控隊伍，案件又展期兩週，主審法官被揭發與第一被告的抗辯律師有親戚關係、到最后總檢察長在各界逼問下才道出原主控官又是法官的羽球球伴，才發生這種「一聲不響」大開刀來確保司法公正的奇聞。

這三件事中，三位女主角的命運與引發的事態后果各異。

─馮寶君在國會被羞辱時完全不知情，之后是悲憤莫名，引發了一場女權喊話運動；

─麗娜喬伊本尊不曾曝光，神秘的面紗未被揭，卻掀起一陣輿論；

─阿妲都雅成了一抹幽魂后，在牽引著補選走勢之餘，更引爆目前最熱門的司法議題。

當然，三件事情皆有一個共通性，在輿論滔滔的背后，就是充滿著戲劇性的轉折。媒體是好奇，還是讀者在捍衛著知情權？但是就是沒有真相。

不過，迄至昨日，一切緊繃的情緒「恰恰好」都軟化下來，因為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公開表白其黃昏戀，並在本週六為全國人民增添一個新首相夫人。

當然，這件事情中的主角也是一名女性，而引起街頭巷議。在媒體「深居簡出」的珍妮如何打動政府首腦，在各大媒體鉅細靡遺報導阿都拉的告白下，終于讓人有些頭緒。現在大家也受到首相春風滿臉的感染而放鬆心情，所以就暫時不要去想起近來不愉快的事情吧！

只是一個空洞字眼

自26歲就開始脫離回教的婦女麗娜喬伊在昨日的聯邦法院敗訴，無法刪去在身份證上的「回教」字眼，判決結果是只有回教法庭能審理回教事務，包括脫離回教。如此判決影響深遠，其首就是會作為判案先例，成為日后判例的參考基石，事實上目前已有至少3件審理中的注目案件或會受到影響。

而一個不曾露面的女人興訟法庭后有多大的影響力？僅看昨天聞判前逾300名回教徒聚首在司法宮、海外媒體蜂擁採訪的現場反應就得以知道，更驚訝的是網絡上至少有93萬篇相關的文章提及麗娜喬伊。

麗娜喬伊不是第一個脫離回教的大馬人。在去年1月，森美蘭的一名89歲華裔老婦娘惹達希爾獲准成為非回教徒，然而這項准令遲到69年，法庭判決時她已不在人世，但至少能以佛教儀式殯葬。而美國廣播電視台在去年杪更報導一名名為瑪麗雅的基督徒脫離回教后，秘密地在大馬生活。

事實上，脫離回教涉及種族與宗教的敏感地帶，撼動馬來社會之余，更能改寫大馬的政治生態。姑且不論30日集體在司法宮外祈禱的回教徒，聯邦法院首席大法官敦阿末法魯斯在宣讀判詞時，罕有地以馬來文宣讀，而只有東馬大法官李察馬蘭尊以英語判詞成文，另一層微妙的意義就呼之欲出。

然而，李察法官的判詞中有幾點值得關注，第一，公共機構的政策必須以公眾利益為依歸，第二，公共機構的合理政策及行政權應以聯邦憲法為基準，第三則是回教法庭的權限如何界定？為何國民登記局身為一個為民服務的政府機關也投鼠忌器、自綁腳鐐？

回教法庭只是專屬審理回教法與回教徒事務，照理是處于民事法庭之下，同時即使是判刑時只能判決不超過3年監禁、不超過5000令吉及最多6鞭，到底回教法庭有多大權限？回教法庭是否有權限審理非回教徒的案件？而國民登記局是否需要聽命于區區的回教法庭？

無論如何，回教徒律師公會發言梅利堅已透露，森美蘭回教法庭已允許16個回教徒轉換宗教，這或許成為麗娜喬伊的下一個司法出路。但目前為止，這宗判例告訴大馬人，在法律上一個回教徒要轉換宗教並不容易，然而最基本的宏觀想法，在憲法下人民是否享有信念、選擇與思想表達的自由？難道宗教自由在聯邦憲法下只是一個空洞字眼？

一號人物奇遇記

去年訪問水利灌溉局總監拿督凱魯時，閒聊間他斬釘截鐵地說：「公僕的職責就是要向人民解疑釋惑。」

后來，政府首席秘書丹斯里西迪哈山在年初時呼籲，公務員應回應民眾的疑問，不要迴避問題。在日前宣佈公務員加薪時，西迪哈山也公開了他的電郵地址，更歡迎民眾電郵他提出疑問。接著，連交通部秘書長也公開他的電郵地址了。

然而，早前出席一個媒體匯報會時，卻令我有另一番體會。當天能趨近平日難得一見的政府高官，平時連遇見的機會也沒有，更何況能近距離交談？在會后我趨前遞上名片自我介紹，他端視著我的名片，辯稱自己的名片沒有帶在身上，所以無法交換。

名片交換最重要是要取得聯絡。我旋即禮貌地要求這位部門的一號人物可否留下手機或聯絡號碼，更強調有必要及重要事件時才會致電聯絡他。

他說：「你抄下我的電郵地址，電郵給我才告訴你。」

我疑惑地望著他追問，他接著說：「我在電郵中會告訴你我的手機號碼。」

這教我更費解了，為什麼他不愿意當面告訴我呢？他的回答是：「這樣我才知道你是真的記者。」

乍聽此言，我對這名所謂的一號人物的反應感到驚訝。就是該部門發出邀請，我們才赴會交流，為何他會質疑我的身份，甚至懷疑名片的真偽？這是我第一次與這名總監交談，然而這絕對不是一個讓人愉快的經歷。

我明白手機號碼是個人私隱，但拒絕公開手機號碼有很多委婉的方法，即使公開后，不少大人物也會以「開會」為理由匆匆掛線，或讓手機處于關機狀態，傳媒也沒辦法。

然而，一名高官顯要唐突地要求傳媒疊床架屋地先寫電郵，以驗證身份真偽，這樣的對待我還是頭一遭踫到。然而說到底，他也不過是公僕啊！

許多時候，一些時事課題會成為全城話題，就因為在適當的時候沒有高官挺身澄清，低階官員則受到公文制約而噤若寒蟬，社會與民眾求問無門也徒生疑問，影響了政府公信力與形象。政府官員何必與人民保持距離呢？

想起水利灌溉局總監的談話，我就覺得格外有意思了。忘了一提，他還在官方網頁上刊登其手機號碼呢！

教人看傻眼

每個人聽到兩個國會議員發出令人驚怖的「華都牙也議員每月都在漏」的言論時，都會覺得噁心。以女性的生理週期來開玩笑，我無法想像有人會當之為笑話，即使販夫走卒都覺得這是一種無教養、不文明、欠禮儀的粗暴語言，比流氓還流氓的下流話語。

難以想像的是，這種話是發自于大馬莊嚴神聖的國會下議院，而更難堪的是，這兩個侮蔑女性的代議士，就是贏得人民選票的代議士。他們不止乖離本份，更是狗嘴長不出象牙，然而這些有性別歧視意味的穢語也不是第一次在大馬國會下議院出現。

在「每月漏」課題裡，我們看到幾項值得置喙的現象。副首相納吉、新山國會議員沙里爾、主掌法律與國會事務的首相署部長納茲里的反應更叫人覺得玩味。

他們認為反對黨在政治化整個課題，是當事人馮寶君反應過敏、納茲里更說不必道歉，因為日后議員在辯論時將諸多掣肘，更聲稱兩名出言不遜的議員只是「玩弄字眼」。

兩個狂言議員先是說道歉後又收回，扭扭捏捏的要等到本週五才有了結，這還不是重點。我想真正教人看傻眼的還是其同儕與上司的后續評論，這是否就是官官相護的寫照？

我們還聽不到任何公道與尊敬女性的話，為什麼連最基本的訓斥、告誡也沒有？就是因為被欺負的是反對黨、敵對黨的人馬？

同時，其他女性議員並沒有第一時間支援馮寶君，只是零零星星聽到一些回應聲音，但都是委婉其辭，或是拾人牙慧。當然，大家都不想攪入這趟混水，因為只要開口表態就會被標為對黨不忠，更不要為反對黨炒作新聞或添加對方的政治籌碼。

這種圍觀心態，甘為路人甲乙丙丁的明哲保身心理，因為政治標籤而放棄對禮儀、對性別平等尊重的共同價值觀，無疑是教人失望的。

我不知道社會沉默的一群是否也有這樣隔岸觀火的心態，若是如此，只能反映兩件事實：第一，我們的社會喪失價值觀，丟失辨識是非對錯的能力；第二，大家對國會議員在國會開馬戲團扮小醜的情形已感到麻木。

無論如何，我仍然相信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否則我們不會看到多位部落客在網絡裡群起功訐兩名狂言議員。類似事件看來還是會發生，但從國會大廈漏水，到議會廳可以一再聽到下流言語，也是一個反照：大馬在硬體或軟體建設方面，不只是后進國家，還是不長進的國家。

政治不是永遠的出路

馬來亞銀行在挑選指定律師樓時強制規定要有至少3名土著股東，其中土著更需要持50%以上股權一事掀起了輿論，挑起人民對「固打制」的痛苦回憶。吵上了內閣后，內閣作了一個順水推舟人情，人民的抗議聲進不了國會，就在國家最高行政會議裡了斷，現在人人唱好。

國會下議院議長駁回這課題的緊急動議時說，這是一間金融公司的內部政策，即使這課題符合公眾利益；可是經內閣一提撤回，事態就轉變，馬來亞銀行也改口風了。

219個代議士組成的國會無法辯論這課題，但30餘人組成的內閣就可以代表人民聲音來議論、議決，甚至為一個大企業拍板敲定，這是吊詭之處──行政權可以凌駕一切之上、固打制比商業邏輯更合理、官腔比議會的民主聲音更響亮。

然而，馬來亞銀行是否有真正地說撤銷這項規定，表態文告的立場並沒有提及，只是聲稱會「檢討」，是委婉用詞，還是淡化焦點，甚或最終言行不一，只有律師樓等各造心里有數，我們還有更多心照不宣的共識，即是政府在私人界設定土著股權是無可厚非的。

我撥電話去聯絡某一間銀行詢問指定律師樓的條件時，那位高層負責人說，他不明白為何這議題需要吵嚷喧天？因為這是國家政策，銀行機構只是順應、服膺。

他說，如果這議題也要喧鬧的話，那麼其他課題如土著購屋時可享低價也可以置喙了，而馬來亞銀行議題吵起來的動機又是什麼？誰會從中得益？最后，這位官員說，只要商業課題摻雜政治，事情就變糟了。

或許對于某些人而言，扶持土著成長是一項國家任務、社會發展議程，這是必須折衷妥協的，即使將競爭力、績效犧牲也在所不惜，以致有「正面歧視」的不平等待遇也認為是理所當然，甚至是維持社會種族和諧的一種最佳措施。

但事實上，其他商家、外資對這種情況不是不吭聲，沒有政治化來解決問題，而是早都自尋出路，遠走高飛了；而受傷害的感受已深植人心，只是沒有公開言論。

馬來亞銀行事件只是目前我國政經棋盤與利害沖突下的縮影。大企業的商業運作應以績效為基礎，更應脫離政治的干預，而即使是關乎人民基本權益、面對不公平的問題時，我們應了解到訴諸政治只是一條出路，但不是最好與永久不變的出路。

再問普騰

去年3月，久聞樓梯響的國家汽車政策（NAP）終于浮出台面；今年3月，普騰紛擾已久的策略伙伴卻無法趕得及月杪分曉。這兩件事情對整個國家汽車行業攸關重大，國家汽車政策所附帶的新稅制，在突如其來的減稅下新車價赫然下跌，牽連到二手車價應聲下跌。

而普騰經過品質引人詬病年深歲久之后，再加上兩款新車無法扳回一局，如今策略伙伴花落誰家，已成為關鍵的扼喉一扣。

普騰在去年1月至9月已蒙虧5億9000萬令吉，全年會蒙虧多少？會否達到10億虧損？這種赤字賬簿與燒鈔票無異，但燒的是誰的鈔票？

然而政府上週已宣佈再另撥5000萬令吉來為普騰經銷商瘦身，削減經銷商數量之余，但這筆5000萬又是用誰的錢？也不是用回納稅人貢獻的公帑嗎？

普騰目前沒有公佈最新的庫存，而賤價拋售賽佳（前稱「花蝴蝶」）在短短一個月內創下1萬輛的訂單的記錄，但還有多少萬輛賽佳需要如此低價清銷？這種削價已導致現有的賽佳二手車車值大受衝擊。

除了以削價求生外，普騰至今還未有任何具體策略來力挽狂瀾，包括是否會推出新車款來救市，而市面普騰車主在申請貸款時已遭受銀行白眼對待了。

既然普騰是國產車，就是國家與人民的汽車，同時普騰身為一家上市公司，是有必要向股東交待來保障投資者權益，而不是不聞不問做鴕鳥。

德國的福士偉根是否已會見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商談合夥事宜，大家依然蒙在鼓里。但是人人都知道在商言商時，一家大企業能賺錢，比背負民族尊榮與面子來得更為重要。

普騰一旦與福士偉根合作，不少民族主義中堅分子認為這將傷害民族尊嚴，因此在兩場補選時提起普騰，議題敏感也會影響選票。

如今在3月份錯過了自定的公佈策略夥伴期限，4月份又歷經2場補選，目前普騰的狀況似乎是在刻意的淡化下，成了半天吊。

但是來屆全國大選已甚囂塵上了，幾時舉行，還等待首相的「靈感」，普騰這顆燙手山芋，是否又得等待大選后才被人撿起來？但顧得了選票，國產車萬計員工飯票可能不保，普騰早已拋錨了。

我們有多清醒？

國際貿工部長拿督斯里拉菲達本週出席一項首席執行員的論壇演講時說，她到外國招商時可以很自豪地說，大馬沒有任何糾察罷工行動，穩定的局勢非常適合營商，而在先進國家等，鐵道工人、老師等都會動輒罷工糾察──幾小時或幾天的罷工。

所以，這當然是國家的一種優勢，一種難得的平和狀態來促進經商社會的繁榮發展。但可以說這是人民一種意識遭深埋的狀態，一切掃在地毯下，眾生渾渾噩噩。

這絕對不是一種值得炫耀或慶幸的事。最重要是民眾對權益的醒覺與認知，是否有達到一定的水平來誘導他們去思考環境的衝擊，批判自己權益與待遇。但我們有多清醒？

城市的中產階級也無法喚起醒覺，更何況是鄉區人民？以最近的補選來檢驗選民對民主、權益與思維狀態就有對照。依約在補選之前是一個幾乎沉寂的鄉區，在死了一個州議員后才修橋鋪路，硬體建設拔地而起旺熱起來，是否意味之前為民爭取福利的人民代議士根本在睡覺？

在短短一個月內兩場補選，也讓人民真正地見識到什麼是政治責任，補選來時才大砸金錢、大興土木來撫慰選民，這是對選民負起的政治責任？攻擊、抹黑對手來叫囂，更要抬高自己，這是為黨為民為自己的責任？

又或者隔了多年時空才來承認自己從政時犯下的若干錯誤，也是一種承擔責任？我們不知道在特定情況下才出現的政治糖果會派多久，但這事實上已削弱了人民對政客、人民掌管者的信任。

大馬城市以中產階級為主，也只求眼前平穩，就各得其樂無欲無求，當然還有一批自我意識高的城市人有高度批判意識及捍衛草根民主。

然而鄉區人民連物質需求都不足，以致選民只要嚐嚐政治糖果的甜頭就快樂無比，而每次補選發生幽靈選民、「進口」選民、齷齪的競選手段與「暴力」競選，雖是樣樣不妥，但所有人都像赴嘉年華般看熱鬧，渾然不知自己是助長歪風的一部份。

在一連串的政治謀算下，我們忘了追究管理者的政治承擔，或許是操弄下形成的迷糊狀態。人民的思想靜如死水，漸漸就成為滋生蚊蟲的溫床，到最后一大堆蚊子嗡嗡作響成為噪音，更變成吸血鬼了，我們還沒有清醒。

豈有67%？

高教部政務次長阿漢說，我國政府大學的67%的大學教授擁有優秀的英語掌握水平，只有33%的英語水平是中上，而這是通過該部調查得到的結果。阿漢還說，政府還得確保保送海外深造攻讀博士的教授講師都得通過「托福」（TOEFL）考試，作為一種提升政府大學師資英語的措施。

這是什麼樣的調查？所謂的英語掌握水平是以什麼為基準來評測？高教部沒有進一步的詳述，如果真的有三份二的教授都深諳英語，那麼這是一項喜事，因為國立大學馬來文至上的風氣一夕改變了。而所謂的「良好」水平是否又是一貫地大馬人的檢測標準而已？就誠如我們常說奉行「績效」制，但只是馬來西亞式的績效。

我們不希望這是有關當局一廂情愿的錯覺，事實上現在大馬國立大學，以馬來文授課還是慣例，甚至已成為常態，即使是上課的課本與參考書是以英語為準，不過有些教授會硬生生將課文等翻譯成四不像的馬來文，只求讓大學生明白講義，此舉若是為了達到有效的教學效益是無可厚非，然而這種現象是讓人感到可悲，因為即使是一名大學教授用英語流利地授課，大學生可能會一頭霧水。

學生英語水平無法配合以外，最簡單的是本地學生的語文掌握能力在小學、中學時根本沒有紮穩根基，一般國中生直至畢業時都無法寫出一篇像樣的英語作文，更遑論應付日后升學高等教育的精深英語，而這也牽涉到整個基本教育質量，然而政府卻以英語教數理科隔靴搔癢來解決問題，但現在已有不少中小學也面對老師無法以英語授課的窘境。

4年前博特拉大學已投資100萬令吉來培訓講師教授用英語授課，我們不知道成效如何。但阿漢指稱所有攻讀海外博士學位的國立大學教授得考獲托福，並藉此來提升整體的英文水平，無疑是莫名其妙的論調，因為這是海外大學對非英語系國家學生的統一入學要求，與政府提升英語水平的努力沒有直接關係。

而即使考生是考獲托福或雅思（IELTS）考試等，即使成績多麼優秀，有效期也只有2年。因此，到底政府祭出什麼良策來推高大學師資的英語水平，甚至是時時維持著高水準呢？

是眼睛，還是魅影？

能源、水務及通訊部副部長拿督沙茲曼昨日透露，政府有意強制部落客進行註冊。沙茲曼是繼科學、工藝與革新部及新聞部的兩位副部長之后，第三個口出此言的高官，言下之意當局還未放棄管制部落客與網絡的言論自由。

無疑地，互聯網改變人們的生活，不只讓網民可以閱讀，還可讀寫互動。而在幾年前電郵也是一種網絡傳播管道，不少網友瘋狂似地轉寄電郵而衍化成垃圾郵件現象。到近年來手機短訊與部落格的盛起更是蔚然成風。

部落客可以蒙著神秘面紗，清淡小酌地分享無傷大雅的心情故事，但也有部落客在誹謗、攻擊他人或繪聲繪影，讀者大可以部落格已成為全新的公共話語空間，深刻影響生活。

手機預付用戶目前已強制註冊，但部落格也實行實名制的話，是否為一廂情愿的做法？在技術上，部落客實名制說不過去，因為網民仍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來虛假註冊。

同時，我國最多人使用部落客的主要網域，都由外國公司營運，本地人可能逃離海外「安家」。而每天有數以千萬的部落客誕生，即使是註冊、認證等工作的成本，實是另一筆開銷。

同時，如果部落客註冊后的資訊，是否也是等于洩露出去？我們難以肯定這些私密資料是否會打包外銷。誰又會保護部落客的私隱權呢？

說到底，強制註冊管制部落格版權、侵權、隱私和責任就是底線。但是強制註冊，充其份是讓監管部門調查時提供方便，但客觀上是將所有部落客都視為犯罪嫌犯、每個部落客都是沒有言責的人。

強制部落客註冊，目的顯然是對負面「言論自由」的警惕和懲戒，然而，當局應教化公眾對正常言論自由的界限，而非在不利政府、不確實的小道消息在部落格之間不徑而走時，就想出以實名制來對付口無遮攔者，而真相就永遠埋在地毯下，又或是以「清者自清」的手法來自我逃避。

若是如此，強制註冊來培育言責感是隔靴搔癢，來對付部落客也顯得掩耳盜鈴了。

所以，當局若要部落客光明正大地亮相，就應讓資訊一展無遺地浮出台面。這才是言論自由的正面效應。為什麼有人將互聯網深處的眼睛看成是可怕的魅影呢？

大學生，來學吃飯！

高教部長慕斯達法本週二說，國內所有大學不久后將創設20個學分的基本商業課程，讓大學生能獲得基本的商業技巧，包括實習經驗。馬大校長拿督拉菲雅在當天一家英文報章的訪談時說，馬大將開辦一所「精修學校」讓即將畢業的大學生修習禮儀，應征技巧，甚至「教他們怎樣正確地吃東西」等，以讓這些大學生更加有市場價值。

其實早前已有部長要求所有大學辦精修學校來解決大學生失業問題。大馬有20間大學，還有百計的私人學院，可是竟然要出動高等學府另外開班來教你「怎樣進餐」，只能用啼笑皆非來形容。

在知識爆炸的年代，其實上網到Google搜索器尋「餐桌禮儀」、「應征技巧」等資料就一大堆；而商業課程等營商技巧和創業精神，更是需要實踐而非紙上談兵，更非刨書應考就可成為企業家──我們何需特地開班授教？

馬大這所精修學校是給所有文學士、普通科學及回教研究的學士修習，換言之這些科系的學生就業能力差與市場價值不高。事實上我不認為工程系或資訊工藝等市場熱門科畢業生就容易找到工作。

深想一層，一個人的就業能力、個人素養與通識底蘊不是上一兩堂課就可以馬上脫胎換骨，這需要從一個學生自小就開始受教育洗禮。大專教育事實上應教授高深、專業知識與理論研究，而不是浪費學分來學習這種基本、可以自動求取的生存技巧，例如「教你怎樣用餐」等，這是我國通才教育匱乏的后遺症。

不能不提的是，所有政府和私立大學本科生（undergraduate）必修課中包括「建國歷史」和「回教文明」這兩科，不修就無法畢業。但是建國歷史其實與中六的普通試卷無異，「回教文明」更是中四歷史課中的主要綱要，事實上這兩科已淪為最易得分的應考科目，為什麼本地大學生需要犧牲學分報讀這些重覆的課程？如果他們可利用這些學分來學一種外語豈非更好？

大學受指示而必須開設特定課程辦學，這是我國學術不獨立的另一面。而國家在高等教育還得祭出多種不倫不類課程來「扶養」大學生，大學既沒典範也失去規範，但可悲的是，大學生在這種「喂食」風氣下，還要別人教導怎樣吃東西，連糊一口飯吃的能力也快喪失了。

封的是誰的路？

在吉隆坡生活要出行，你必須是一個車主，依靠公共交通來走動城市與戴腳鐐無異，這也形成大馬獨特的擁車文化，而道路也是吉隆坡車主自由走動的要素。然而吉隆坡頻密封路，卻是我國交通管理、車流疏導的敗筆。

吉隆坡幾乎每週都會封路，而且是在關鍵時刻封閉鬧市的重要道路，交警還聲稱今年是旅遊年，獨立廣場一帶因常舉行大型慶典活動而每週都會封路。除了讓路給這些討好外國旅客的慶典活動外，還有其他大小不一的封路理由：綵排、腳車賽、徒步賽、外賓抵步出席外交會議等。

但是這些封路理由都以特定群體便利而設，貽害整體大眾利益，因為這些莫名其妙的封路並不全然是為提升道路。我們不禁要反問：這種動輒封路手法是否有必要？

首都的道路設計已是先天不足，難以承載過多車流量，有些道路更是敏感到即使有人放慢速度，都會發生連環阻塞的骨牌效應，加上公共交通服務差勁，逼使人人自操駕駛盤，上下班時刻更是交通癱瘓。

但是鬧市封路幾小時，以慶祝慶典活動、讓路舉辦商業利益的競賽、以方便大人物出遊時能准時抵步飛馳而過，有時更誤時開放，已加劇交通堵塞狀況。

然而我們並沒有看到負責單位有完善的交通疏導藍圖，在封路前更沒有做到廣泛的宣傳通告，以致車主無法事前受知會，措手不及困在車龍陣中，更甚的是在工作日中封路，影響個人交通行程以外，也間接影響人民生產力與效率──一切時間就耗在堵塞中。

市政局推說交警是負責批准封路申請，這些申請計劃是否有通過民眾諮詢？民眾的知情權是否被剝削了？這些申請封路單位是否有付還任何費用？但人民一概不知。

市政局也聲稱主要道路不曾被封，然而市區的交替路是否有足夠的交通疏導能力？難道當局不了解市區交通是牽一髮動全身嗎？

大人物一直將「旅遊年」掛在嘴邊，為了取悅外賓，為了商業利益，民生基本利益卻放兩旁，別忘了人人駕車上路時都有繳路稅，但封的是誰的路？以200週年警察日為例，為了遊行更一連封路6天。

吉隆坡要作為商業經貿中心，就應標榜經濟、時間效益，而非將人民時間賠在一團糕的交通問題。我們有一座堂皇寬闊的布城，為何大型慶典活動或重要會議都硬要在首都進行呢？

A狀元要讀本地大學嗎？

大馬教育文憑16A1的女狀元楊潔明有意申請政府獎學金到英國劍橋大學深造。這並非什麼特別的愿望，負笈名校精益求精，有誰不愿呢？而每年總有數以千計的特優生要申請公共服務局的海外保送獎學金，造成「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奇觀。

過去我們看到2004年笑傲全國的17A1生阿曼麗娜也說要到國外唸婦產科，后來如愿申請到國行獎學金負笈英國唸醫科。2000年的13科A1「雲吞麵狀元」王仁福，如今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深造，還有2003年的16科A1生葉瑞玲，則在美國攻讀數學經濟。

幾十年前，所有的優秀生最響往的是馬來亞大學，今天恐怕這種憧憬已消失了。我們要問：有沒有A狀元說要唸本地大學？

答案當然是有，當中還有人被拒。如果你沒有忘記2003年度大馬高等教育考試全國最佳考生孔令裔，他也因遭馬大醫學系拒收而鬧起風波。

其實，響往海外大學，當然是有一定的誘使因素（Pull Factor），你可以說這是理所當然，因為拔尖育才就是要讓特優生獲得最優秀的培育，然而如果說本地大學已達到20間，還有大大小小的學院，整個高等教育體制難道就沒有能力去栽培精英嗎？

事實上，本地大學已喪失搖籃功能，整個高等教育機制根本不是留才與用才，否則不會有那麼多失業大學生。過去每年「亞細安獎學金」撬走不少早慧人才，還有新加坡大學每年對南馬寬柔中學積極招生等趨勢，留守在大馬完成中學教育的真正精英已不多，愿意繼續在本地大學深造更少。但還是有很多愿意當本地大學生，卻因「有人卡位」而無法如愿。

因為本地大學出現莫名的壓迫因素（Push Factor) ，一些大學和大學預科班只招收特定種族學生，僅存的學額卻不透明地招生，更沒有統一的大學入學試。

如果SPM精英這麼多優秀生，為何不將SPM成為統一的大學入學考試，廢除刁難的STPM？為什麼會吹捧報考多科、競相考A的風氣？殊不知SPM只是中學教育中一個短暫的過渡期，人才精英的培育應在大學校園啊！

又見AP

普騰前首席執行員丹斯里馬哈里爾說過，我國的汽車入口准證（AP）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生意，因為你只需在房間裡，用一架傳真機就可以做生意了。

這門賺錢生意，是從只有6毛的一張表格開始，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拿到一張AP，2005年還曾有一位律師入稟法庭，聲稱自己被剝削獲得AP的權利。AP背后所牽扯的利益沖突，是平民無法理解的。

這也是2年前AP成為焦點話題的引燃線，繼而才引發AP機制大整頓的「契機」，包括在去年3月公佈國家汽車政策時，宣佈在2010年年杪才會完全廢除。當時前首相馬哈迪醫生是因普騰業績受損而針對AP簽批大發炮火，時隔兩年后，普騰依然岌岌可危，AP的各種漏洞依然存在，一切似乎沒甚么改變。

AP在「尋租活動」下成為印鈔機，因為持AP者只是中間人，而沒有真實的銷車業務，轉幾手兜售就可以盆滿缽滿。更甚的是，一些退休政府高官持大批AP，就有朋黨群帶關係的嫌疑。只有小撮人受惠，已乖離扶持大批馬來工商企業家的原本宗旨，對于整個官僚的運作，私相授受也是廉政與誠信的考驗。

事發一年后，AP是否醞釀改變，已不為人知，例如本來已急凍簽批的改裝汽車AP卻靜悄悄解凍，是政府另有苦衷而逼不得已重新讓改裝汽車入口？但朝令夕改的背后，是否因這些改裝汽車已達到所謂的「安全規格」，所以可獲得AP來銷給消費者？

目前整個AP交由內閣委員會負責，但國際貿工部長拉菲達仍然把持簽發，拉菲達日前三緘其口的樣子來看，儼然AP制已重回過去的「密室作業」。

外人難以捉摸，對消費者、汽車相關行業業者，以及政府都並非好事，因為即使是真的發生弊端，例如馬來人入口車商公會主席阿都哈密所指的報低稅現象，我們也難以偵察揭弊。

AP制的存在，源自于我國政經交錯複雜的歷史產物，連續30年來的執行不當，更是一大敗筆。在普騰國產車面世后，各區域都在商討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時，AP也成為最刺眼的芥蒂。

但是，還有至少3年才能見到AP告終，為什么我們不能提早廢除AP制？為什么國會無法密集監督AP制在剩余的壽命裡，是否依正軌運行？

再做貼牌車？

普騰的前路在何方？

這已成為全國上下關注的課題，普騰控股的股價就是最佳的晴雨表。也因此我們與普騰前首席執行員丹斯里馬哈里爾再作一次近距離接觸，他的答覆也讓我們了解到，為什麼當年普騰會與德國的福士偉根開始洽談。

如果你說普騰汽車爛市與品質惡劣，但從德國、美國與法國3家海外著名車商表示有意入股，就可反映出普騰還有可取的優勢，至少一個價值過億的全方位製車廠，還有大馬可作為一個東盟大市場的跳板石，已經是一大賣點。德國福士偉根重新啟動與普騰洽談，你不得不承認普騰是擁有一定的籌碼。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本地兩家財團也有意混入戰局中，愿意充當普騰的「枕邊人」。其中較可玩味的是汽車入口准證（AP）大王的納西慕丁，已開出入股普騰的妙方：組裝不同公司的「貼牌車」、出口到第三國家，潤飾現有的車款設計。

從當年因引進過低靠岸價的韓國汽車開始，以致普騰價格競爭力相對失色后，納莎的拿手好戲是「低價」，過后才開始組裝汽車，正式來說只有5年的組裝經驗，然而如今已反客為主，更立意主掌普騰，市場無不訝異于納莎集團這番「豪情」。

但是豪情背后是否經得起考驗？納西慕丁所提出的方案，也不是普騰一直以來的策略嗎？

別忘記普騰成立時，是甘心做日本三菱的貼牌車起家，在2004年時才與三菱脫離夥伴關係。第二國產車如今是以Myvi一枝獨秀，實際上是日本大發（Daihatsu）汽車血統獨撐大局，市場受落的潛在因素，都因這些「媚外情意結」在作祟。

普騰目前研發自己的引擎，是朝著製車方向發展，如果依照納莎的意愿來行事，不只是停頓，而且是倒退。

無論如何，廣大消費者關心的只是普騰車價與品質，普騰是否應由本地人主導已成為次要。我當然希望政府在下個月公佈普騰的策略夥伴時會有「說得過去」的理由，前提是普騰的主導權花落誰家，都應從大眾利益來出發，畢竟在過去20余年來普騰已成為納稅人的「貼錢車」。

大馬人的臉譜

新聞部即將制定禁用混血兒模特兒的廣告指南，惹起不少反彈聲音，特別是許多當今走紅的混血兒可能在本地飯碗不保。

我們還不知道指南詳情有多限制，不過這項指南若是真的出爐與實施，無疑是公共機構在干預市場，給人的感覺就是闖入他人家處「大掃除」一樣。

新聞部擬出這項減少混血兒出鏡的考量是，讓路給更多本地臉孔來出位。可是，混血兒臉孔在廣告界吃香，當然是因商家在盤算商業考量，廣告界人士說，這是因為混血兒臉孔可在減少種族色彩、膚色差異的同時，也能中和種族特徵，而會獲得各族消費者的青睞，這是一種市場邏輯。

指南會怎樣區分與鑑定混血兒臉孔和大馬人臉孔？是否每個模特兒出鏡者都要出示父母血統或身份的證據，來證明自己是大馬人臉孔？我們也無法否認，不同的基因組合會給一個人帶來較為貌似外國人臉孔的生理特徵，難道這些就得被排斥？

所以，當中肯定是包含灰色地帶，更是帶著主觀成份去落實。這是否為一種歧視性政策，當然值得爭論，肯定的這是區隔化的干預手法。在大馬多元種族的社會，以及日漸頻繁的交通往來與全球化的當兒，人民已普遍泛起國際觀，異族通婚平常不過，未來肯定會有更多混血兒臉孔的人種，如果大馬政府不歡迎這樣的臉孔上鏡，儼然就是反其道而行。

其實，這項指南的背后意義更是值得探討。經歷幾個世紀的殖民生涯，民族意識壓抑幾百年后復興，國家后來爭取獨立自主。

然而，對于殖民地風采，人們的心中仍是帶著一種說不出的情意結，而混血兒的異國臉孔在廣告市場大行其道，除了反映普羅大眾的審美觀，也是呼應著人們這種潛藏的心理情意結。而新聞部一聲令下宣佈多採用本土人特色臉孔的模特兒，除了是要抬起自身民族意識，也暗透出有關當局持有無法言狀的自卑感，以致妄自菲薄不得知。

當然，該指南背后的膚色樣貌區隔化、歧視性意味對于民間不會陌生，因為這也孕育在一些政策思維裡──你要扶持甲，就得犧牲乙，即使損失什麼也在所不計。當然，在堅持著大馬人臉孔時，又是將事情「臉譜化」，一切非黑即白，這也是我們熟悉的大官嘴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