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製造城市的「怪獸」

在大馬，不少人工作只為了要當購物者。在12月份這大促銷期間，購物廣場或霸級市場成為消費者的朝聖地，精神上的家鄉。只要在假日時到商場，除了可看見物資豐美，就是一大堆無憂的人群，寄生在這個「假天國」。

因為，這是一個付費的塵世天堂，而且是用鉅資打造出來的「購物天堂」。當局打出這句口號以外，但如果你真正發掘這句口號背的意義時，是不會有什麼新發現。就像在大馬的商場逛街一樣，在A、B廣場都可以見到千篇一律的租戶，乏味得沒有驚奇。

當然，購物廣場已不再什麼驚奇。隆雪或市郊一帶新崛起的廣場，近年來是以擴建來加大面積，蓋最大的就是最好的。規模大，設備全，就是要將客流一網打盡，然而販售物品是遠超出一個人的生活所需。

但購物廣場斗大斗華美的潮流就是正確的想法嗎？

一間商場成立，可以帶來經濟效益，但也是對社區生活的一種解體，因為土地與空間私有化、民眾的移動軌跡也受影響，同時割裂居民的生活環境（例如塞車）。

但我們近乎迷信地認為這種大盒子式的建築物是催谷經濟的魔術師。我想起克林頓近期訪馬時笑言：「看到吉隆坡塞車，看來這裡的經濟不錯」。相同的，我們有這麼多的超大型商場，會欣慰地認為這是經濟繁華的象征嗎？

但提到經濟效益，我們是否需要這麼多購物廣場？吉隆坡的零售面積已過剩，樓面租金成長率也緩慢，但商場擴建、加建與膨脹式的增建面積仍勢不可擋。然而別忘記，人們是有喜新厭舊的習性，今天的霸級商場也有被取代的一天，一間購物商場在過時後，就不再是有機體。

僅是吉隆坡有多少如同死城的購物商場？粗略屈指一算，至少有15座，而少人問津、正陷入沒落的更不少。這些半死不活的廣場已達不到經濟效益，產業價值滑落、拖累週邊的商業活動，就形同一個龐然的怪獸蹲在城市裡，當年的菁華，如今成為一顆腫瘤。

當這些廢棄商場在奄奄一息時，我們卻看不到業者或當局如何收拾殘局，當然，主因是沒有財力回生，因為是私人產業，當局也無權過問。但只要我們想想，是否能將這些廣場拆卸回歸為開放空間？或許重新包裝成為開放式的街道，還原傳統的步行街零售模式？又或者改為其他商業用途如酒店等。或許我們是否應修改建築法規，限制日後建設的商場面積？

但是一切改變仍是靜態的，例如當商場的開發案得到地方政府核准後，當地居民是最後才知道。我們明天抬頭時會訝然地看到，又另一座購物商場轟然矗起了，因為發展商與商家在我們的身上看到了買賣商機，我們做為消費者，是否知道賠上了什麼呢？

你們只是疏忽地忘記

國際山莊土崩發生後，一如以往我們陷入了過去慣有、典型的模式。事發後先是一刀切「斬腳趾避沙蟲」的方針，如今是又到了互指矛頭、清算舊帳、獵巫行動。然而在這個時候，任何一造，特別是權高位重的高官們更應該慎言，否則是弄巧反絀。

2006年南馬大水災時，柔佛州務大臣阿都干尼說這是天意。現在我們聽到房屋與地方部長黃家泉說，這場土崩災害不是人為疏忽，因為房屋建峻後2至3年內肇禍，才叫人為疏忽。

這種說法等于是，原來人為疏忽是指特定時限內發生時的後果，那麼目前面臨氣候改變的地球，要在未來不幸地毀滅後，那時才叫人為疏忽？別忘了疏忽可能是一時，但潛因是沒有時限，足以釀成明日的災害。

這也是另一種思想短淺、推諉責任的表現。我們都知道山坡地發生土崩，你肯定不能排除人為誘因，而雨季等造成降雨量龐大是自然誘因。當然，我們也可以將土崩的界分為內因造成，例如土質、岩質條件、地質結構或斷層結構、水（如地下水之動、岩石內的含水量等）。

但是，在外因部份時，人為因素是難辭其咎，只要反問幾句：環境調查是否不實？基址選擇是否不當？排水是否不良？坡面穩定是否處理不當？建築基礎強度是否不足、施工是否不當等，就是一種檢討。同時，我們在技術層面是否有採取即時的因應政策？

但大馬有什麼制度面的因應措施？當局聲稱「全國斜坡大藍圖」已制定，然而這份大藍圖早聞樓梯響，迄今仍沒下文。

我們往往在事發時，才會例常地聽到部長高官撇清權責──這塊不是我管轄的範圍，這是與我的部門無關係的事件云云（「總之你別來煩我」的思維），那為什麼大選時你們需要人民的選票？

我們不知道什麼大藍圖的詳情，因為只是沒有行動，也形同廢紙政策。但其要點應該是，管理當局是否有進行建築管制、山坡地的開發許可、簽批後的審查，以及最後一道關鍵：監督與處分──包括是否有定期去稽查山坡地的適用情形？

另外，1993年淡江高峰塔倒塌，而迄今災害保險、賠償制度仍無法充分建立起來，地方政府更因法令「優待」而獲得「免死金牌」無需問責。

15年前那場悲劇已敲起了喪鐘，現在我們還是在原地打轉聲稱要「研究、研究」。人人都說，山坡土崩的事件一定會重演，只是我們還未吸取到教訓，那麼我們到底知道是什麼教訓嗎？

當漫畫遇上郵票

誰人不知曉LAT漫畫的典型人物？尖嘴大眼鏡的時髦婦女（常讓我聯想起拉菲達）、刺蝟式髮型的甘榜小子，誇張的照型成為經典的大馬社會人物寫照。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在藝術畫廊中看到LAT將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也畫成了漫畫，漫畫的結尾原來是馬來傳統中的皮影戲上映著梁祝的劇本，趣味盎然。當然，LAT針砭時局的幽默漫畫，往往貼近群眾生活，也教人拍案叫絕。

因此，聞名遐邇的大馬漫畫家LAT，終于印成郵票下週一發行上市。印象中，這是大馬郵政公司第一次以漫畫形式來印製發行郵票。這是一件喜事，但深深思索，卻是乍喜還憂。

當LAT的漫畫人物如此經典，化成了不朽的郵票時，你才會發覺有許多失落感湧現而出。看漫畫，是在還未正式數碼化時代降臨時，一般民生主要的文娛活動之一。現在是多媒體動感的娛樂稱霸時代，捧讀平面漫畫已淪為小眾活動，而真正有內涵的漫畫買少見少。

而寄信貼郵票，也是網絡化之前對外聯繫的方法，一張郵票伴著信飄洋過海，盛載著鄉愁與情懷。網絡化帶來了速度，也將郵票迅速地推向沒落。現在即使是寫電郵也因手機興起而少人問津了，更何況要寫信貼郵票？

因此，當郵票與漫畫結合起來時，帶著一種懷舊的情愫，喚回集體記憶與重溫漫畫的舊夢。但除了集郵者會捧場收藏外，是否還有任何的實質意義？我想這只是為大馬集郵文化內涵帶來一個遲來的突破，也沖洗大馬集郵風氣的那種守舊悶氣。

那是怎麼樣的守舊集郵文化？大馬郵政公司多年來推出的郵票，設計拘泥呆板，即使是字樣與圖形也是一成不變，要不是規規矩矩的手工繪圖，就是亂貼幾個徽章交貨，郵票系列主題也不多；與國外多姿多采與創意十足的搶眼郵票相比，是被遠拋于後頭。創意的死亡，才是最可怖的事情。一如我國的政治局勢，仍然感覺不到活力四射。

雖然漫畫只是由線條組成，但線條也足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LAT的漫畫是跨越種族膚色，也為大馬人找到了新的語言形式，才會引起共鳴。就像羽球與食物一樣，沒有被政治化的漫畫，最能展現出大馬人和平與單純的凝聚力。只是我們現在還未有第二個像LAT般能遊走天下、反映大馬民生的漫畫家了。

到最後漫畫也縮成方寸郵票，沒落加上式微，這也是一種漫畫式的黑色幽默。

舊調重彈，情何以堪？

近日來最大的陰影是美國經濟，還有乍遠還近的大馬經濟蒙塵的壓力。不過大馬長官報喜不報憂的習性，就是要告訴大家：「你們杞人憂天了」，但10年前的金融風暴還歷歷在目。而近日來一連串的事態發展，卻讓人感到舊戲碼還在上演著。

首先是雪州發展機構由劉玉梅暫代總經理，卻引起該機構內部職員的反彈，連回教黨議員也抗議。其二是吉隆坡購物區的亞羅街莫名其妙改名，還有檳城古跡區增設多語路牌也被抗議；其三則是回教訓誡理事會考慮禁止回教徒練瑜伽。

這三件事情看似各不相干，但堆放在一起解讀時就出現大馬社會最常見的幾種通病：種族主義掛帥、行政權過大、一切泛政治化，而這些都是人民最為反感的事情。

這與政府一直崇揚的績效、透明度、先進開明等的良好理念完全背道而馳，最後淪為一句口號而已。但事實上這些爭議都是可以大事化無，而且是不值得花費精力去爭論。

從308政治海嘯後，翻天覆地的選舉結果讓我們以為官民的思維也一樣大逆轉。然而事與愿違。劉玉梅的受委引起反彈，只是因為她是一名華裔女性。

但我們不是講求績效為重嗎？為什麼只因為一名華裔受委高職就眾聲喧嘩？而如果劉氏成功帶動業績加強回酬，對雪州也不是有利？

更甚的是，雪州民聯政府裡的回教黨議員出言反對，而人民公正黨議員祖基菲里早前鬧場改信回教理事會鬧得沸騰後不了了之，還接受已遭杯葛的《馬來西亞前鋒報》專訪，顯示出民聯雖然達成共識來執政，但這些結盟並沒有深厚的基礎。

這些零星的事件雖然還不致于動搖民聯的精誠合作，卻散發出混淆的信息給人民──到底你們與國陣有何分別？

吉隆坡亞羅街被易名，也掀起路名胡亂更改的舊記憶。2001年時怡保古傳光路被改名，最後惹眾怒也恢復原狀。如今亞羅街的情況更糟，市政局以隻手遮天的方式就大筆一揮改路名，面對施壓後再低頭用回原名，但改名的理由仍是無可奉告。

身為一國之都的吉隆坡市政局，這種不透明、對民怨不敏感與高高在上的官僚態度，是治理上的敗筆，也是大馬官方典型的行政權過大的寫照。

至于回教訓誡理事會要對回教徒練瑜伽作諭令一事，儘管迄至截稿前仍未有最新裁決，然而連練瑜伽也可以被解讀成乖離回教教義，深恐走火入魔會受到興都教影響等，還說只要祈禱就可以保健，這一堆說詞欠科學理據、缺邏輯，最糟糕的是會加劇外界對大馬在詮釋回教時的閉塞印象。

大馬的施政單位、政治人物沒有搞好本份，卻盡是小題大作喧鬧與撈取政治成本，連最新的世界新聞自由排行榜中，大馬也跌至遭非洲兩個落後國家夾攻的132名，我們接下來還會面對多少的舊調重彈？

政治人物的精力不應拿來「發洩」

政治人物與平民百姓有何不同？政治人物是表率，你在公共領域鶴立雞群，是因為你從權勢中獲得尊重，包括說起話來要有見解。

然而，馬華前總會長敦林良實為蔡細歷護航時說出「精力過剩論」時，讓人感到匪夷所思與驚駭──這不是一番有內涵的談話，卻是寓意很深的謬理歪論。

一個人精力過剩當然是好事，只是看你將精力放在什麼地方，用在打球運動或工作或是好事，至少是有生產力的事情。然而精力是拿來運用，並非用來「發洩」。

將偷情視為是精力過剩的發洩管道的話，是粗俗鄙劣的男尊女卑的思維，這種強詞奪理的言下之意，也反映出即使是偷香竊玉，也不過是一件等閒事──女性，只是一個發洩的管道？或是一個性工具？

許多強姦犯犯罪後，自辯犯罪原因是精力過剩。難道用此說辭就可以原諒他的罪行嗎？難道精力過剩就可以縱慾享樂、狎邪敗俗？成龍自辯他「犯下全世界男人都會犯錯」的事情有了私生女，是將下流誤作風流的敗筆。如今林良實為蔡細歷喊話的言論，是在渲染著偷情的偉大，還是在誨盜誨淫？

馬華這邊廂出現史上第一位女性副主席職，當黃燕燕喊出人人平等時，現今大馬女性的社會地位在林良實的眼中，又有多尊貴？可笑的是，別忘記黃燕燕在競選前也對蔡細歷勇于承認偷情後，大喊要向蔡細歷「敬禮」。

如今一位過氣馬華領袖，一位當前女性領袖皆有「一脈相通」的思維方式，潛意識裡否認偷情是有失檢點、認同偷腥純為是一種風流艷福，到底馬華女性的尊嚴、自主權放在何處？

蔡細歷的黃碟風波在年初時鬧起時，眾人以「私人醜聞」來避而不談，但私下對一名政治人物的私德已自有分寸去衡量，只是心照不宣，但並不代表是全盤接受，或是原諒。當時並沒有爆發出後續的爭議，主要是攻擊者會被批上「假衛士、假道學」等，再加上政治陷害等的「陰謀論」大盛，就閃開了道德與家庭倫理觀的爭論。

蔡細歷此次中選馬華署理總會長，也是一種原諒嗎？這只是馬華黨員的投選，而不是全民的原諒。別忘記在蔡細歷這場翻身仗中，其強敵是惹來反彈聲浪的「黃氏皇朝」的黃家泉，另兩人是陪跑成份為重。蔡細歷的當選，只反映出在那個境況中其中一項選擇。

馬華的張天賜每天接獲廣大民眾光怪陸離的風月騙局，這包括各種偷腥受騙、包二奶等事件，反映出社會墮落、腐敗與貪婪等的人性陰暗面。你可能從張天賜到最後作循循善誘地勸慰人心向善、驚回春夢。

但另一邊廂馬華的核心領袖卻鼓吹、縱容軋姘頭類似的事情，將婚外情合理化成是「社會習俗」，試問馬華還有什麼道德立場與價值觀？

後記：剛才看到《中國報》夜報刊登追訪林良實兒子林熙隆的看法，還有一則要求匿名的消息指稱，林良實在當天提出精力過剩只是與記者開玩笑，沒料到記者當真「登到大大」。

我心裡又是發笑了起來，說了類似荒誕的話後惹禍了，就怪記者天真？一個縱橫政壇如此多年的政客，你要告訴我你不是油條，你要我相信你不懂得在啥場合慎言，誰會相信這種反智的話呢？

掛冠前的經典印象

首相阿都拉終于宣佈不競選，明年3月就退位讓賢了。他在週三的記者會上除了作出這項「遲來的宣佈」，你會對這名從事公共服務45年的卸任首相有什麼印象？

如果你能從阿都拉身上的裝扮來解讀，或許可抓摸到一些潛在的訊息。

阿都拉週三所穿的西裝與領呔，看來有些不同。他是身穿淺灰色、寬直線暗紋的外套與西褲，給人的感覺是不尋常的花俏；領呔則是相當奪目的粉紅色底襯藍斜紋，含蘊著一股年輕、奔放的味道。這套西服的搭配，更不似他往日一般所穿著的暗沉色西裝般散發出莊重體面、乾脆俐落的感覺，而阿都拉身襲這套西服時，看起來是相當鬆垮。然而整體上看起來相當亮眼的裝扮，對一個國家領導人來說，是不太吻合一般預期的印象分。

當然我們不知道阿都拉心裡想著什麼，但從阿都拉在記者會上比手划腳擺姿勢讓攝影拍照、還有笑臉盈盈的肢體語言來看，他對這場形同道別的記者會，是相當地歡愉、輕鬆，但不是那麼莊重。而他此次不似上回宣佈押後黨選時，那種身穿尼魯裝拘泥的姿勢；週三他已自備稿件，更能從容地告白退位心聲，也不需納吉頻頻在旁解圍。

一個國家領導人的衣著，其實與其言辭、動作一樣，是一種對外的公共形象，是一種政治工具。在國外，一個領導人的衣著，都可被解讀為顯示經濟前景的跡象，更是深藏玄機。例如英國前首相布朗上任後領呔的風格千變萬化，當時他施政時就是力求革新；而他以不同顏色的領呔亮相時，總有潛台詞。

因此，外在形象是表達體莊重與否、拿捏得恰如其分，儼如施政成績的展現，是否切合時宜。但裝扮與政績究其底就是一個外在包裝。衣著的形象可對選民起誘導、投其所好的成份，更可藉此推銷、塑造政治身份，如果衣裝被指是小枝節的事情，那麼施政時是否有注重枝節？有時眼高手低、信口雌黃，卻連細微末節的本份也搞不好，往往就是累事的敗因。

阿都拉週三宣佈交棒時，其衣著裝扮也是在說話，但是否有說服力，則是另一回事。他上回宣佈提前退位，但沒明確表明期限時說，他要留任就是要撲滅貧窮等；然則這是何等漫長的任務啊！

此次他說要短短半年內，要提呈法案成立3個委員會；但這些委員會遲早要執行是週所眾知，阿都拉要提呈法案只是一個象征式的順手推舟手勢，或許確實說是一個下台階的舖排。從他上任時的反貪倡廉口號、現代化回教、經濟走廊等「政績」歷歷在目，再呼應著他在週三時這襲看似華而不實的西裝，真的是一個經典的印象記。

「結石」僵化的危機處理思維

毒奶遺禍是否延燒到大馬？僅看國際新聞各國的應對措施，以及公佈有毒、超標的三聚氰胺食品名單時，甚至是牽連到大馬出口的餅乾肇禍，我們會感到那種心驚膽跳。然而在大馬，我們卻是云淡風輕，似乎沒有感覺到嚴重性。

我向一位物流與報關行的朋友查詢，因為當局說已展開第5級、第6級等的檢驗措施，在港口檢查來自中國的食品，他問我：「這些不是我們一直在做著的嗎？這是普通的報關檢疫作業方式啊！」我也茫然，那么當局是在進行著什么因應措施？

大馬衛生部是在新加坡檢驗出中國的大白免奶糖含有高量的三聚氰胺後，9月23日時以一刀切的方式禁止所有中國的糖果、甜點或乳製品入口。同時會保證登陸大馬的食品是安全，因為大馬沒有自中國入口牛奶，之後該局也發放首批逾10家乳製品生廠商的安全食品的名單。

我們當時疑惑不已，只有逾10家、300來種乳製品安全食用，那其他食品是否含毒，或是可疑有毒？迄至28日時，名單才增加至994種乳製品。

當局這種做法讓人滿腹疑問。第一，衛生部沒有檢驗這些食品，皆因這些生產商只是作宣佈表明安全食用，換言之衛生部發放名單是為這些企業「背書」，單方面為涉及公眾利益寫安全「保單」，這是否過于粗糙輕率、簡化工作，又或是經濟利益牽制著公眾利益？

中國毒奶爆發的症結，也是因為人民與政府過于信任三鹿集團，但在風波過后，消費者對大企業所謂的保障、商譽信用，這種信任度已開始削弱了。

第二，衛生部選擇「報喜不報憂」來公佈檢驗成果，是一種不透明化的作法。為什么只公佈安全食用，那麼沒有列入黑名單的食品？為什麼鄰國不斷地檢驗出含超標三聚氰胺的乳製品，我們卻是一副慢郎中、一切處于被動與靜態中？

即使是充公了866樣乳製品送檢，但迄今只有26種乳製品（相等于3%）檢驗出含有符合標準的三聚氰胺，但含量是多少ppm？沒人告知。為什么只有3%的檢驗結果出爐？為什麼檢驗速度如此呆滯緩慢？當局辯稱是實驗室能力不足。

我們抱著問題去詢問衛生部的食品品質與安全組，但每次撥電是官員在開會，而即使是有文告，也得經過繁文縟節后才在當天晚上發放。如今你可以上網查閱文告，但只是迄至上週日（28日），當然因為是兩天公假，卻因此有了拖宕藉口。

乳製品是消費者膳食鏈中牽連甚廣的一環，當中潛伏著許多不可知的不確定性，但有關當局似乎都低估了這些風險，甚至不知風險可能是「凶險」的先兆？每次攸關民眾衛生、健康的事發時皆無可奉告、慢三拍、西瓜倚大邊，到底我國在監測國家威脅、應急突發事的機制是什么？

最近基肯孔雅症肆虐整條村子成為疫區，當局說情況「受控」。2年前豬肉出現長肉劑時，相關部長說「就別吃豬肉吧，罷市更好！」。2003年SARS肆虐大馬時，一個SARS病人在逝世7天後當局才公諸于世，還有高官要報館低調處理，勿打擊旅遊業。2000年煙霾滿佈時，當局也拒絕公佈空氣污染指數，還有1999年立百病毒時逾百人命斷送時，先是誤診亂投藥，最后也刻意低調處理。

現在乳製品「彷如」有毒，我們能做什么？長官說，「就讀讀食品包裝背后的標籤」。但接下來呢？

政治超載找不到出路

首先是過半江山的選票，接著是三個屬意副部長人選，再後來是一個巫統元老退黨（現在又要回巢了）、接著是素有內閣良心的部長請辭，現在是一個成員黨離去，到底在短短半年內，國陣這艘船突然間失去了多少的重心？

這些只是政治方面的得失。然而還有更多的失去，卻是隱然的消失，例如民心、信心與愿景。

安華的916變天已成為濕水炮仗響不起了，然而變天陰影猶存，只是卡在技術問題，主要是憲法方面。

大馬在近20年來的政治生態，是處于「政治超載」的情況，以致立國之本的聯邦憲法即使存在，也成為政治化的人為解讀文本，又或是過于熟悉憲法，就操之為掌控工具。

而一個民選政府、一國的行政首長是否能一夕推翻，還需以憲法為依據，以國家元首的首肯，更要通過國會程序才能過關。

然而獨立近半世紀，大馬不曾發生過任何彈劾首長的程序，可見強人政治與一黨獨大已到了壟斷、隻手遮天的局面。

根據憲法專家賽沙林教授的介紹，只有在國會會議一致通過對首相的不信任動議，首相才需下台辭職。不過現在國會仍未復會，這也是為何國會反對黨領袖安華週四吁請必須最遲在下週二前緊急復會。

沙巴進步黨發起提出不信任首相的動議的頭響炮後，卻不了了之。如今該黨也退出國陣了，首相又有斟酌權來展延國會復會的日期。因此，這項所謂的「彈劾」，並不是那麼容易進行，更何況即使是不信任動議沖破困境提了出來，是否會得到下議院的通過？

即然國會「逼宮」之計可能陷入死胡同，那麼12月份的巫統代表大會就更顯得關鍵。

隨著昨日納吉「公開又委婉」地表示，「交由黨代表決定是否會提名他競選黨主席」，他也沒有公開拒絕「提名」的美意，那全國巫統區部是否會提名納吉競選巫統主席？納吉是否會遵照阿都拉定下的交棒時間表，提早接位？

但說來說去，人民是通過國會代議與發聲，但行政權過大又凌駕于國會；我們可以通過選票來選政府，然而要等下一個5年大選時才來另作選擇。

大馬也無法發起似台灣「天下為公」般的大遊行來示威，否則又面對水炮車的招呼。如今大家寄望年杪的巫統代表大會，間接為大馬人發表聲音來「肯定」首相人選；但巫統是代表馬來社會，還是大馬全體民間社會？

當一個國家的治理，卻牽扯到政商利益集團的掛鉤，就充滿政治算計，人民利益放在第幾位？現在誰當財長是否重要？阿都拉接管國防部長是好又是壞？那只是個人的權謀算計了。

民聯與國陣的對決與抗衡，是大馬政局的巨大投影，而外圍經濟環境如此地不明朗，社會治安也面對崩壞、惡化的危機，人民每日閱報翻閱到戲劇化的時事時，是另一種精神凌遲吧！

只是，我們不知道人民的信心，何時才會跌到最低的臨界點。

此為《東方雄起》專欄不經刪改的原文

為何只是凍結黨權？

還記得敦馬哈迪退出巫統后仍砲聲隆隆轟巫統時，他遭一名昔日下屬諷刺道：「敦馬已不是黨員，他憑什么批評巫統？」

不是黨員的話，就失去批評資格嗎？未必。

大馬憲法賦予言論自由的權利，當然還有權在合法理的範疇下發言。不過以巫統領袖這般邏輯來推理的話，那麼寄居論風波的肇禍者阿末依斯邁，雖然被撤黨職、喪失黨選競選資格，不能出席巫統常年代表大會3年，但最終他還是巫統黨員，與巫統同在。

阿末也不是聲稱他可以擔任巫統區部顧問嗎？

阿末在大鬧一番后獲得的處分，竟然只是凍結黨權3年，未免叫人感到過輕，這只是行政手段上取巧、折衷的懲戒，還留下餘地給阿末。

然而在象征意義上，巫統並沒有與阿末劃清界線、阿末的精神仍「寄居」在巫統。當年被控貪污的前聯邦直轄區部長依薩，被控後就遭凍結黨籍6年，其意義就在于依薩暫不代表巫統，巫統也沒必要為依薩承擔責任。

黨籍是一個政治身分，當然也是黨員代表政黨，兩者之間存有統一、歸屬的意涵，更含著一份共同承擔責任的意義。

一個黨員或黨要領袖的政見，能顯露出其黨性與黨意志，也是一個測量的標準。如今阿末已聲言會全國走透透，他還是以巫統一份子、繼續黨的路線來發言，那麼阿末與巫統存在的無形的紐帶，依然讓外界芒刺在背。

儘管首相阿都拉已言明國陣全面否決阿末的寄居論，但阿都拉在公開場合上隻字未提阿末抵觸黨紀政紀，只是講述阿末的言論引起的後果、其他受傷害的成員黨的反應，那么巫統是否認為阿末有錯？阿末是否有真正地被「判決」？

即使國陣矢言全面否決阿末的言論，那為什麼阿末沒被諭令抽回言論，甚至道歉等？而現在各造要求阿末道歉，但他連抽回言論的動機都沒有，就別談什麼道歉、代道歉了。而我覺得道歉若淪為一種政治辭令的話，也沒有實質意義。

如果阿末還是巫統黨員，代表著巫統的政見，那黨籍在身，巫統是否還能對他起著約束力？

但從阿都拉坦言，阿末在受勸後仍一意孤行來看，這約束力已作廢了。但如此逾級行事、影響巫統黨形象仍「相安無事」，看來阿末以戰士形象發出寄居論，已幽微迂迴地引發了巫統若干人士的共鳴；巫統最高領導未敢開除阿末，恐怕也會引發起黨內反彈。

阿末已鐵定不會道歉了，但不足以為奇。2006年首相女婿凱里發出種族輸贏論後，也堅持不道歉，或許阿末是以這位新權貴作表率。

既然阿都拉都說否決阿末的言論，我也呼籲同業們以抵制行動否決阿末的採訪節目，因為搞不好被怪報導錯誤就會被「槍斃」。

頂尖大學是否是人才拔尖？

理科大學扳倒百年歷史的馬大，成為「頂尖大學」，並要矢言成為大馬版本的常春籐大學，還要在5年內躋身到全球100佳大學。如今的輿論是：為什麼馬大落選？我們搞不清，上週四賽果公佈前，馬大大學校長拉菲雅更玩味地說，連她也不知道這項大學的遴選準則。

當然，馬大落選而理大獲選，是相對性的爭論，而不是絕對性的對與錯。但以實質的問題來看，成為頂尖大學在字面上卻享有不少的「優待」，至少可以掌握自主權，在財務、大學管理及學生錄取方面，同時還可以出高薪聘請外籍教授。

矛盾的是，雖然學生錄取可享有自主權，但頂尖大學另一個箝制條件是學生的錄取必須反映出國家的人口比例與績效。這與自主權不是相互抵觸嗎？誰都知道大馬人口是巫裔佔了逾60%。

那要按照比例收生，還是要以績效掛帥？

一間大學成為頂尖大學不是什麼值得慶賀的事情，這只是自家人自選的「安慰獎」。如果只是吹捧一間大學放大來聊以自慰，與推助大馬高等學府的困境沒甚助益。

我們目前有近20家的國立大專，還有數以百間的私立大學，當中不少是與國外大學合作的雙聯課程。各大專除了面對最佳師資的競爭以外，還要搶奪最佳的學生來就讀。

國立大專面對私立大專的收生競爭，因為成績不錯，家境不會太差的學生紛紛湧向私立大專深造。而國立大專收生時，則面對大學收生單位（UPU）這隻無形大手操盤來錄取學生。別忘了每年大馬政府還將一大票的精英中學生、政考成績的優秀生送到國外深造，傑出學生所剩無幾。

我想問，日後全科A的學生會不會安置在理大就讀來催谷良好學術成績？

沒有良好的種籽是無法開花結果。在面對先天性的限制下，我國的大專更面對教學品質監控的崩落、大學生失業、大學研發活動無法與企業工業接軌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其他息息相關的遠因是，大馬的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制度並非全人教育，無法培育出完善的認知能力（溝通技巧、解決問題、辨析力等）。

順帶一提，今年7月份的出口貿易表現連續129個月達到貿易順差。主要的出口貢獻是來自電子電器、棕油、石油。細究下只有電子出口業多年來對經濟獻力不少，棕油與石油都是天然品。

然而，我國的電子電器業，都是技術含量低、研發機能不足的代工製造業，而不是大馬真正的人力資本實力的寫照，我們甚至比不上台灣可以自行研發生產電腦。

2002年時我們高談打造「知識經濟體」，2008年時我們又挑出了一所頂尖大學，似乎所有政策都是長遠的美好宏愿，最後落得泛泛之談的短期口號而已。

拿起掃帚當令箭

這一兩天網上最火紅的大馬新聞不是峇東埔補選，而是當紅歌星艾薇兒本月29日的演唱會不獲大馬文物部發批文，原因是艾薇兒「太過性感」，而在國慶期間不應舉辦一些被視為異于大馬文化的演唱會，演唱會必須展期。

更甚的是，文物部長還說，如果是在「非公開」的場合如購物商場內舉行，並一起歡慶國慶日的話就沒問題。而該部也直指主辦單位太遲呈申請。

這則新聞，已成為雞姦指控後，另一個大馬的國際笑話。

艾薇兒只有24歲，其首張專輯在2002年面市時全球狂賣1600萬張，初出道時更是以搖滾歌手形象、一股軟叛逆的青春少艾氣息來征服市場，何來性感？一位創作型的歌手如此旺的人氣，絕對不是一句「太性感」或什麼不良的西方文化入侵就可以推翻抹黑，我甚至懷疑不發批文的官員，是否有真正聽過她的歌曲？是否了解什麼是舞台演繹？

大馬對這些歌手的管制是磬竹難書。美國當紅黑人歌星碧昂絲因為大馬的管制過嚴，拒絕來馬登台直奔去印尼；流行女子組合「小野貓」成功抵馬演唱，卻被指「不體統」而被罰1萬令吉、上回關雲妮（Gwen Stefani）則被訓要覆蓋全身才能上台，「林肯公園」（Linkin Park）2003年來馬時則不準穿短褲、不準在台上蹦跳等。

無獨有偶，每次這些歌手前來登台時，總是以「教壞小孩」、「鼓吹不良道德意識」等的理由遭受抨擊，特別是宗教團體與回教黨，連自家的馬來搖滾歌手也禁足室內體育館演唱會。而當局就以「大馬國情、文化」等下頒禁令或訓誡，但難道大馬人的意識與文化體質，真的是如此不堪一擊而受到影響嗎？

如果抨擊者與有關管理單位不是以有色眼鏡去看待這些流行歌手，就不會有這麼神經過敏的聯想，包括什麼夸大其實的性聯想、傷風敗德等。當了道德警察後，大馬當局是以清教徒的做法來「打掃」這些所謂的暴露、不道德意識，其實等于拿著掃帚來趕客。

一場演唱會至多是一兩個小時的集體感情渲洩，一個外國歌手在舞台只是演唱與觀眾交流，難道就會馬上摧毀大馬新一代的道德意識、顛覆大馬獨有的文化？而部長說西方文化不良等的老掉牙借口，那什麼才是大馬的文化？難道應為民表率的政治人物偷腥就值得學習？

艾薇兒8月不能來馬，到最後她是否會「愿意」來馬，這是未知數。但這起事件其實也反映出難以掃除的官方通病：封建保守、行政權凌駕一切致繁文縟節，更甚的是回教化思想抬頭。而這就是大馬的國際形象，我們能還神氣什麼來邀請外賓訪馬？

像活在一座孤島

五年前我去過瑪拉工藝大學訪問一名教授，迷路途中看到校府就矗立在一個小山坡上，巍然卻孤立，但像一座小島。

當時我進到社會科學與文學院去找那名教授，走入該學院時一層層樓去尋訪，舉目所見悉數是友族同胞。然而教我驚訝的是，這些教室還是使用木製桌椅，七零八落，就像小學生的教室設備，是完全不符合一所大學的基本規模。

這是我第一次踏足「神秘」的瑪拉工藝大學。當然這可能只是該學院的一隅，不能一概而論整個大學的情況。硬體設備差勁的話，那軟體方面的教學、學術表現或人才才最重要。然而2006年時，向人力資源部登記失業要覓職的大學生，來自該大學的佔最大比例。

事實上，還有更多失業大軍沒有登記，所以該大學是否如同高教部長所言「瑪拉工藝大學畢業生最吃香」沒人知曉，可能兩年來該大學已突飛猛進。

瑪拉工藝大學就像孤島一樣，但卻非常獨特，我想這是全球唯一的大學只錄取單一種族的大學。先別談非土著不得其門而入，如果海外有不同種族的學生愿意到該大學深造作學術交流，該大學也會下逐客令？那麼該大學的教員或學生等也不必到海外大學留學了，反正已可以「自供自足」。

如果膚色、天生的生理基因等凌駕一切，我反過來想，華小若是禁止錄取友族同胞，這是一件可悲與不可思議的事情。

雪州大臣丹斯里卡立要求開放該大學給非土著入讀，還惹毛該校大學生不務正業地遊街抗議，卡立被炮轟是背叛馬來人、典當馬來人權益，當膚色與種族等標籤套上來時，就是亂扣帽子的時候，而卡立所作的建議內容反而成為次要。這也是大馬人典型的反智、不合邏輯行為──只攻擊信差，卻忽視訊息內容。

上週六律師公會主辦的改信回信論壇，裡頭談論的是法律程序的灰色地帶，卻被牽扯到教義、否定回教地位等爭論，接著就猛攻律師公會，還恫言要採取內安法令云云。這也逃不過這種打錯對象、轉移視線的政治玩法。

玩味的是，這兩宗風波都是人民公正黨的國會議員引起的。或許卡立是秉持著「人民公正」的精神意義來作建議。而作為萬達居林峇魯國會議員的祖基菲里，在律師公會總部前叫囂鬧場說回教徒利益被剝削，雖然如今畏罪不知所蹤，但我也想知道他會怎樣看待開放學額言論？

當然這只是一個黨內個別人物出現的矛盾。我們見到的矛盾也多得是。當我們以為308大選後大家是跨族群與宗教來投票，體現大馬人精神原來是誇大其事的白日夢。

當我們看到兩場大型的遊街示威順利召開，警隊卻費周章在7月初忙設路障檢查可疑的示威者時，我是百思不解的。

現在又是國慶時節了，已立國51年的國家，幾時才解除政黨、種族、宗教的標籤，回到真正的平等與公正？我想這是每個國人在心中的呼聲，然而卻像困在孤島發出的吶喊而已。

只管政治．不管政事

前首相敦馬哈迪在10年前，安華首次被控雞姦罪時，他援引納粹德國時期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的名言說：「如果你將謊言重複得次數多了，人民最後就相信。」

當時馬哈迪是用此話指責西方媒體興風作浪，誤導蒼生。諷刺的是，這也是大馬政治生態的寫照，這是謊話當真話、歪理當真理的年代。就是因為一切泛政治化，糾纏在權謀、爭權奪利政治亂象中，而「走後門」等的人格抹黑背後插刀等的政治手段更是彌久不衰，連走後門的生理活動也祭成了罪名。

雞姦案未審先轟動，安華辯稱這是捏造的謊言。疑案鬧了一個月後終于上庭，我們只有寄望在法庭內有人說真話，或至少拿出真憑實據。接下來的數週，預料除了雞姦案外，峇東埔補選會騎劫整個輿論焦點，大家的話題又是圍繞在政治、陰謀論。

事實上，大馬的行政、警隊司法等體制都過度傾斜政治，最終其正當性也因泛政治化而面臨考驗，無法取信于民。在近十年來，就是因為種族政治製造不平衡，黨政之間角力，以致發生不公事件時國人普遍上只以揣測性的陰謀論來談論是非，或是攻擊吹哨者，而不是實質性、理智地議政，或是探討公共政策。

安華言之鑿鑿聲稱會在9月16日奪權執政，如今再控雞姦前男助理，將如同打開另一個黑洞，像萬物都捲吸進去，那又是另一個政治化的無底深淵。然而，許多重大課題又擱在一旁，政治人物繼續以駝鳥心態應對燙手山芋的課題，逃避開放式的討論。

例如本週六律師公會舉行的改信回教研討會，就遭部長以「玩火」來抨擊，更以「引發種族、宗教敏感」等慣見理由等作空洞回應，但這種反應無助于促進種族之間互相諒解。

倒數10年前，我們對安華案記得清清楚楚。那麼今年發生的多項矚目課題，我們可能又束之高閣了。本月29日是明年度財政預算案，攸關人民的荷包生計，至今還未看到任何實體討論。國際原油價格浮沉難定、26年來最高的通脹率已發生，而早前大鬧的糧食供應是否獲得解決？國家經濟實力如何？經濟管理是否得當等國家大事，都成為次要問題。

當然還少不了老生常談的治安惡化、外勞氾濫、貪污舞弊等課題，然而在政治辭令滿天，詭辭滿地的情況下，謊言聽得多了大家也麻木，我們咆哮後又啞忍，之後慣常地將問題掃進地毯，相信問題已解決了。

豈止是一場幻覺記憶

安華的雞姦疑案迄今只能說是「戲劇性」，與10年前驚天動地的境遇是煙火相望。即然是戲劇性，事態的本質是誇張、大起大落與荒謬，形同大馬惡質政治的表象。荒謬到出動蒙臉特警、荷槍實彈來扣捕、押送安華，你不禁會想怎麼安華犯了罪大惡極的罪行嗎？難道他危害到公眾安全嗎？

究其實，個人性行為有損及公眾利益嗎？十年前安華入獄，內情猶如一場空難後的黑盒子，怎樣也打不開；但大馬的司法、執法制度確是陷入一場災難。同時，十年前「雞姦」、「肛交」等的字眼從禁忌成為無處不見的報章標題，10年後我國的政治遊戲還是要與「肛門」扯上關係，附含著大馬政治仍然走不上正道的寓意。然而，我們對法理的了解是否有加深？特別是10年光景裡纏繞著安華的377條文？

賽夫也該有罪嗎？

刑事法典第377條文其實是指「獸交」。而經過修訂後，已增添A至E的條款，整個條文就是圍繞著「異常的性交行為」，如口交與肛交就是犯法，要挨鞭坐牢，也是刑罪化。不過，377條文B條款有注明「自愿性」進行這種性交行為，而C條款則闡明「脅迫」發生口交或肛交。所以，前部長口交引爆的黃碟風波其實已觸犯377B條文，但沒人要追究；反而現在只有一個23歲的小伙子宣稱被安華雞姦，則是片面之詞，但證據是否確鑿？

如果肛交行為確實發生了，那麼賽夫布卡里是否會被控？如果他是自愿性肛交，他也觸犯法律，理應要繩之以法。別忘記十年前被指「自愿性」與安華肛交的「受害者」，包括其幕僚慕納瓦、義弟蘇瑪也在肛交罪名下被控定罪（後來兩人皆披露是屈打成招），而安華前司機阿茲占則沒被入罪，因為他聲稱是被逼的。

迄今賽夫的報案書內情不詳，警方的調查也神秘兮兮。我們只從媒體繪聲繪影的報導中被告知，賽夫被雞姦8次，還一度想要輕生；這只讓我們猜想到賽夫可能是被脅迫而逼于無奈就範，那他就可以逃過377B條文指控。只是當他以勝利者的姿勢高姿態亮相，你很想像他就是被姦8次的「受害者」。人民就聯想：即使肛交是煞有其事，那是否是你情我愿？

警方已言明是援引377C條文來調查安華，那如何蒐證指證「8次」都是非自愿的雞姦？如果到最後賽夫是捏造指控，他也更應被控。其實這宗疑案還未訴諸法庭，已落在民間法庭中經過一輪又一輪的臆測與審判，因為眼睛就是證據，記憶就是判例。許多人都說如今的翻版指控儼然是「幻覺記憶」，但怎麼說十年前的枉法濫權、社會失序的陰影還是烙印太深、讓人驚懼萬分，否則為何安華週三被捕時，坊間成了驚弓之鳥擔心示威又再發生？

十年前後的差別

只是十年前後是否有差別？十年前安華身陷囹圄讓馬來社會反彈太大，登州政權在翌年大選變天，整個大馬政治生態也因烈火莫熄與公正黨的誕生而改寫。十年後如果這種隻手遮天、濫用法紀的舊事重演，恐怕是另一輪大馬社會的撕裂，對司法、警隊等機關的信仰再度崩潰。

安華被扣一天後又暫時釋放，其實滲透出無比懸念，也反映出有關當局再也不能粗線條對付，而改用懷柔的政治手段來應付，是顧忌到安華風波引起的負面效應，特別是政治沖擊、社會的穩定、政府司法與執法機構的考驗。這也是今非昔比的一個對照。

十年後人民還會輕易相信、順從有關當局聲稱「雞姦」有發生嗎？網絡、手機短訊等無遠弗屆的傳播效應，已將話語權重歸民眾，現在應是理性抬頭的時刻。在認真地思辯、關注著安華事件的演變，會比街頭聚集示威來得好。但是，我會更擔心這種形似惡質的政治人物明爭暗斗，會挾著民眾權益當「人質」。試想如果有關當局以「聽說有大集會」之由動輒就封路而大塞車，那麼除了咆哮以外，我們可真望天打掛了。

注：這是加長版的專欄文章

到底我們還能相信什麼？

如果你還記得阿都拉政府在2003年初上台時，最值得回味的肅貪動作就是雷厲風行提控柏華惹鋼鐵廠前董事經理丹斯里謝英福及前土地與合作社發展部長卡西達貪污。這兩宗案件成為阿都拉最具指標性的新政展現，在接下來于2004年舉行的大選時他更被包裝為「包青天」的肅貪形象。自此人民相信政府肅貪的承諾，但我們不再看到有何重量級人物被控。

謝英福已在不久前病逝，但他在去年中因控方無法舉證早被判表罪不成立，柏華惹案為何大虧損嚴格來說是無頭公案。至于卡西達案件，開審迄今4年還未審結，最近鬧上報端是恰好有證人揭露沙巴進步黨楊德利「指示移交500萬令吉」的風波，其餘的就乏善可陳了。

如果這兩宗大魚案被視為是阿都拉政府整頓舊機制、革新的象徵性動作，但認真來說只有意愿，沒有執行意志，一切不了了之。

近兩週來安華被指雞姦疑案，到峰迴路轉的驚人內幕宣誓書抖出又撤回，兩宗事件政治含量高、又涉及性、金錢與權謀纏斗，更關鍵是政府領導人牽連其中。若要一了百了，其實是需要回到檢警單位依法偵辦、交代真相，最後回歸司法單位法治定讞，才能平息天下洶洶的議論。否則群眾一片迷茫時通過網上以訛傳訛，又被責難成「叛國」行為。

事實上，安華雞姦疑云與蒙古女郎命案種種，都關乎我國整個司法與檢控機制的獨立性，放大來看是制度、結構與文化的問題。

偏偏在權謀與金錢的掛鉤、官官相護，還有安華十年前的雞姦、瀆職案蒙塵記憶，已導致人民無法相信政府機關或當權者的自我表述。

私家偵探巴拉撤回所有不利副首相納吉的宣誓書內容，是似曾相識的故事。遠的不說，近的是今年4月發生的酒店女待應向警方投報遭一名前部長兼現任國會議員非禮時，報案後卻改口聲稱自己「反應過敏」而錯認被揩油，也是靠一張法定宣誓書來推翻。

我現在在國會看到這位後座議員時，就不禁在想到底誰在說謊。

蒙古女郎炸屍案未審已轟動，大家或許只對膻色腥的內容情節有印象，但又有多少人記得主控官之一沙烈胡丁臨陣遭撤換，總檢察署給的理由是這位副檢察司自愿要提前退休？

但如今沙烈胡丁卻成為執業律師。相比與什麼「可接受肛交」等的勁爆內幕，這些枝節小事都是阿旦杜雅命案開審時添上的其他神秘色彩，可是檢控單位的總檢察署並沒有給公眾作出滿意的交代。

體制要革新是關卡重重。但公眾對一件課題只記得大標題、不理內容的通病，是一種集體遺忘的文化。

謝英福案與卡西達案的肅貪努力讓我想起阿都拉在308大選後，4月份時就「果敢」地宣佈將反貪局在今年杪轉型成為反貪委員會。其實當時他還說過要立法保護吹哨者、也宣佈會成立法官遴選委員會來擢升、安排法官。

然而聲稱受人強迫的巴拉人間蒸發近1週，在「吹哨」後亡命天涯的意味濃重，警方又神秘兮兮，那保護告密者、證人的法令在哪裡？

阿都拉也剛放話宣稱法官遴選委員會將「擱置」，但沒有詳解內情也不交代擱置何時，證明司法改革又剎車了。

如果將這些當初讓人為之一振的措施列下清單後，還有哪幾項承諾是快到期兌現的支票？我們唯有拭目以待12月份時，我們的反貪局是否會從ACA轉為MCAC。

如今安華與指控者賽夫紛紛以宗教之名發誓，彼此詭辭滿地對罵，連神聖的可蘭經也操弄成為工具。在濁世滔滔中，人民對肅貪、司法與執法檢控的素質、改進程度，已跌破了最起碼的心理底線，就因為一切與政治掛鉤，以致社會秩序與價值顛倒。

1988年司法危機爆發時我只是童騃的小學生，重溫只能看泛黃的舊報紙，1998年安華天雷勾地火被提控，我卻是一名蒙昧無知的大學生，對法理認識與一般通識也不強。2008年現在的我又目擊著一連串的疑案謎團浮現，我隱隱地相信大馬的政治歷史是有週期性的，而政府體制的舊患卻常規性地發作。

司法危機發生20年、安華浮沉也10年了，經歷了世代的沖突，我們對一個體制的信念，只看到飄渺與虛妄。到底我們還能相信什麼？像對著一片曠野，相隔幾個時空，跨越一個世代，還聽不到遠方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