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高收入國,一廂情愿?






寫在前面:
這是2011年東方日報的年刊文章。很久沒下筆寫年刊,其實全文的重點可歸納一句:這是否只是烏托邦?

原文刊于《東方日報》,2011年1月1日,年刊特輯


馬來西亞的經體體質,可說是盛年早衰。在獨立後靠天然資源起家,是天降橫財。後來90年代上演金融市場興盛、外資狂注、出口貿易蓬勃而經濟起飛。

但興衰十年彈指間,大馬工業錯失朝高科技發展、勞工密集的生產模式,繁華盛世只成過眼雲煙。 如今全球經濟風高浪急,國內則人心浮動,瀰漫著焦躁氣氛,國運危機困擾叢生。

政府在最新出品的政策中,豪情萬丈宣示打造高收入國,但這幅如意算盤是否打得響? 所謂「高收入國」,是人均收入值達到1萬5000美元(或4萬8000令吉)。若要考據這寬泛的說法,不妨問:高收入就是人人均富嗎?高收入就是高素質的生活?

大馬目前是以中產階級崛起,在20年前大興,據估計目前有39%是中產階級,是社會分層的重要形成。可是,這起了久安之思:如何更上層樓?

經濟學者兼馬來亞大學發展研究系講師李活安對《東方日報》說,
大馬現況除了陷中等收入,還有多項困境:國內投資偏低、過于依賴外資、失靈的教育系統、停滯不前的政府大學,以及低收入、低生產力的勞動群。

●李活安:僅看數字,一廂情愿
他說,
要在2020年時達到1萬5000令吉的人均收入是極不可能的,而且是一廂情愿。

「如果我們再考慮通脹率,我們至少要達到每年9%
的經濟成長才能在這段期間達到目標。」

但大馬政府的估計相當樂觀,而且是「保險」:
要高收入未來10年大馬需達到6%的經濟成長,通脹率則是每年低至2.8%,人口成長率1%。

●李活安:過半人口仍是低收入,就是高收入國?
李活安指出,「工資才是普通民眾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政府使用的GNI(國民總收入,即人均年收入)只是大馬人民平均的生產值,但這無法反映出以工錢餬口的工人們的生活水平。」

他指出,經濟轉型計劃已指出有56%
低收入者是月收入少過1500令吉,「那麼在2020年時,我們可以將大馬標為高收入國──但大部份人口仍每月賺少過1500令吉。」

李活安師從美國麻塞諸塞大學安姆斯特分校經濟系博士,
曾在加拿大、英國分別考獲經濟學士、碩士,其研究範圍是勞工與薪資,其博士論文即是研究大馬與南非的扶弱政策對比。

他點出另一道關鍵:當高收入國的宏愿達成時,
仍有近半的國民仍是草根的低收入群

換言之,中產與低階群近乎佔半,另有11%為高收入者──
即是社會巨富。

從社會福利角度而言,李活安指出,
高收入國並不能讓社會大部份人口都享有更優質的生活水平。

●陳海信:有高收入就有通脹率

不論高低收入群,購物消費就是大馬人的生命線。
高薪資就能享受價廉物美的物資天堂?未必,因為大馬必須廢除燃油、食品等津貼,但通脹壓力就如劍高懸。

大馬零售調查行董事經理陳海信受訪時說,
高收入與通貨膨脹是成正比的,特別是進入高生活水平。

這位零售業諮詢顧問說,「例如燃油與食品起價,沖擊大部份貿易,
從生產鏈到零售商及服務供應者都有藉口來抬高物價,到最後是消費者需多付。」

所以,通脹率是必須受到控制的。「如果政府無法控制到通脹率,
那是于事無補,他們必須催生更多經濟活動來讓大馬人賺取更多。」

●李興裕:中產階級增加即可提高購買力
不過,聯昌國際銀行首席經濟師李興裕則另有看法。他認為,
高收入則會一併提高購買力,他比喻:「你駕大車,就有能力給過路費。」

而中產階級是一個社會生產力的重鎮,
也是也使其成為助推消費的中堅力量,在發達經濟體,消費一般要占到GDP的60%。

他說,「當大馬大批的中產階級擴大、增加收入時,
就可以達到催生出一股內需來刺激經濟。而大馬是小型經濟體,向來以出口貿易來維持經濟,刺激內需是可讓經濟轉型。」

在印尼就有一股龐大的中產階級消費者,推動著經濟。李興裕說,「
印尼有近9億3000萬名中產階級,佔據總人口42%,這是經濟發展的大推力。」

其實納吉已放眼在2020年時,
將如今近四成的中產階級增至46%,至于2009年時本是57%的低收入者,冀能減至43%。

在新經濟模式下,政府要減少貧富懸殊。
而大馬第十發展計劃會優先關注這40%的低收入群,並要在2015年時將他們的平均月收入,從現有的1440令吉提升為2300令吉。

但2300令吉,在大馬城市生活是否足以開銷?
而且大馬還要傾全力催谷大吉隆坡區,吸引大批勞工來都市打工過活,皆因大馬的三份一的國民生產總值皆來自巴生谷。陳海信說:連中產階級在城市生活也是錢不夠用。

那麼更何況是僅以2300令吉過活的低下階層的草根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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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海信:物質時代,中產的城市生活也捉襟見肘

如今是物質主義世代,消費文化優皮化,
但怎樣才是有財力的中產階級?

陳海信指出,「中產階級其實在隆雪一帶、新山與檳城才大為所見,
在城鄉地區不多。而一戶中產階級人家月收入若是1萬令吉,在七除八扣房貸、車貸、孩子教育費及維持那種上館子、買時裝、時尚手機等的生活方式,要投資與儲蓄是所剩無己的。」

他說,即使是一個20來歲的年輕專業人士被稱為中產階級,
月收入不過5000令吉,在城市也無法購置一間排屋。

當政府一邊廂鼓勵國際社會及國人來吉隆坡打工時,
但在5年後43%人口仍要以每月2300令吉過活時,那到底如何解決城市貧窮問題?

而要成為高收入國,並非是兜轉在數字帳面,
更重要是其他有相對性、更為主觀的指標──安全、文化資源、貪污、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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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要「超車」發展

在過去只有13個國家在25年來維持著7%以上的經濟成長,大馬是其中一國,當中只有6個國家成功跳脫發展成高收入國家,大馬掉隊

1991年至1997年經濟風暴前,大馬的平均經濟成長是9.2%,踏入千禧年後暴跌至4.3%,如今未來10年則放眼6%

一場亞洲經濟風暴停頓腳步,2009年美國的次級房貸風波,也打亂了大馬經濟腳步。

李興裕認為,最大的變數是外圍環境──全球經濟狀況變數太大了,現在不像1970年代、1980年代那樣,現在是新興國家興起,在未來5年至10年會紛紛林立。」

他直言,在1980年代時大馬若放眼成為高收入國還有機會,但現在要追上去是非常艱辛, 只能說「加把勁」。

「比方說現在各國都在高速公路發展著經濟了,我們落于人后要就要加全速了,而且,還要一邊注意大環境,一邊『超車』才行。」

「如果只顧著自己行車上路,速度停頓,與別人一比,你就是倒退了。這是風險。」

他認為,其實大馬應發展6%8%的經濟成長、提高投資,不容怠慢改革。

所以大馬的經濟成長是相對的。陳海信說,「若以為整個地球與馬來西亞年年都一起成長,是毫無意義的。在2020年時,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可能已是大馬的2倍,中國可能已超越,美國更可是三倍,那麼這等于打回原形。」

若以成長規律來看,大馬在1957年獨立時,花了52年從原有500美元的人均收入升至目前的7000美元,而在未來9年內要達15000美元,這形同是電閃光幻間的滄海桑田,這只能說是魔術、奇跡。

而在1991年時提出2020年宏愿時,大馬已提出要達到7.5%的年均經濟成長,但1997年亞洲經濟風暴讓大馬的經濟馬失前蹄。

然而李興裕不認為這是高估的宏愿。「一定要設到一個你認為可以達到的目標,而當中還可檢討,每5年一次的大馬計劃就是檢討,而我們會有2次。」

他說,如果在2015年第11大馬計劃時,大馬在第10大馬計劃還可以達到平均6%的經濟成長,那麼前路看來還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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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永遠不會遲到

陳海信認為,大馬的競爭力可以迎頭趕上的,打造創意與競爭力是不會遲到,也沒有太時限,只是與時並進最重要。

李活安則說,其實大馬對競爭力等過去以來只是玩口水戰,而新推出的新經濟模式與經濟轉型計劃「看起來真的很華貴」。

「但政府仍然沒有體會到的是:創意與革新是不能由上至下來指指點點的,更不能通過方案來捏造。

「我們需要打造出一個真正免費、開放與有活力的學習環境,而這一切正是我們欠奉的。」

他繼指,其實在追求大馬高收入的美夢時,最大的危機是政府不斷地推出霸級計劃來提振經濟,「這些計劃肯定可將成長統計等數字編寫得美好極了,但忽略了更艱辛的機制改革,例如教育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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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界是經濟龍頭卻心有顧慮

大馬在2009年時大手筆砸下600億令吉拚經濟,等于開倉派米手法救市賑災,但如此闊綽手法也造成自199812年來最高的7%財政赤字。

帳目見紅,就是先花未來錢來透支,直至2015年時,政府的如意算盤是3%財赤。政府的經濟轉型大計,則是改為「推手」,從旁協助私人界來驅動經濟火車頭,高收入國的夢想,私人界是活水源頭。

那私人界是否響應?李興裕不諱言,私人界仍深有戒懼滿懷顧慮。

「特別是2010年杪才公佈新經濟模式的總結報告時,馬來西亞土著股權30%的目標仍保留著。這對新經濟模式並沒有確立明確的訊息。」

但一切都需看執行,政府對私人界的承諾,其實只起宣示作用。最終私人界是要自主、自強,自救。

李興裕說,現在有經濟轉型計劃等,但都胥視執行手法,「有些政策並非裝飾櫥窗,而是有效應的,但要說服私人界參與,就應該有動作。」

陳海信則認為,目前要評估這些經濟轉型計劃是言之過早,「不過政府不能將責任完全推在私人界身上,過幾年若經濟轉型失敗怪罪在私人界。私人界是不可以全面融資這些計劃的。




是國家,還是家國?──專訪何蔚庭

寫在前面:



馬來西亞人在海外大放異彩時,就像走在響屧廊,行之有聲,
幽幽傳來輒生妙響。但還有更多大馬人散居海外奮斗,默默耕耘間有不為人知的甘苦與哀愁。

那麼為什麼離家?而「老家」的意義是什麼?在電話中聽著何蔚庭娓娓說著自己的來時路時,語氣沉穩,彷如拂臉的微風往事。

大半年前知悉何蔚庭的《台北星期天》嶄露頭角,心裡想:原來是大馬人拍的?!細讀劇情介紹則感意趣橫生:外勞市內搬沙發,也可入戲?後來觀賞該戲後,深感沙發就是家園的心靈渴望,喜趣以外,是有些沉重。

我更好奇的是這位來自南馬的獨中生,怎麼會當成導演?
當中勢有一些激盪。而讀電影可是冷門的職業,試問一般家長是否鼓勵孩子去唸藝術類的冷科系?孩子怎樣可以突破觀念來實現夢想?

何蔚庭以鏡頭講述著外勞的心聲,他的個人的故事則像鏡子般,
映照著芸芸眾生的大馬人在海外當外勞的情貌。滿眼浮生燈火,有時抬眼望,已有星芒閃動。



原文刊于2011年1月1日,《東方日報》、1號人物專訪
專訪:陳富雄

何蔚庭18歲離開老家麻坡後,闖蕩天涯20年,2010年11月憑《台北星期天》,成為新鮮出爐的台灣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可謂一鳴驚人。

他掌控劇情長片的編導功力讓人驚艷,而這部被譽為「良心之作」的外語片,講述兩位菲律賓外勞,怎樣在台北市中心搬遷一張紅色沙發。

何蔚庭是大馬藉、卻以台灣電影人揚名,也跨境踏入異文化捕捉菲律賓外勞在台灣的生活風景,有一份異鄉局外人的奇情。

16歲起就立志準備當導演,他在大馬織夢,卻在異鄉起飛。回想起馬來西亞這個「國家」,該只是「家國」。何蔚庭坦言:「我回家,就是回麻坡的家,我回的只是『家』,並不是那個國家。」

●何蔚庭:「馬來西亞政府對電影沒甚看法」

這是一語道中目前馬來西亞人才外流的心跡。而馬來西亞政府將大馬散居海外之士,皆稱為「流散群」(Disapora),呼籲海外國人回鄉。

何蔚庭接受《東方日報》的越洋專訪時談到「鄉愁」,「太多的感觸都是離開家人,若要很想回家,都是為了家人,而不是國家。」

他是先到加拿大、美國洛杉磯求學,之後到紐約唸書,接著在台灣「發跡」。在追尋電影夢時揀盡寒枝,但對于「祖國」,他說得委婉:「馬來西亞政府對電影沒什麼看法。」

他說,「在馬來西亞政府(的電影制度)還未完全開放、完整起來之前,我很難回來拍片。」

「我不熟悉馬來西亞,也不熟悉馬來人的文化,我沒辦法去拍一部沒有華人在裡面的馬來片。」

而在馬來西亞,馬來片就是大盛。他直言,「看到阿牛的《初戀紅豆冰》風波後,其實馬來西亞政府對電影『沒有什麼看法』,所以這才是人才外流。」

「若要回馬來西亞拍片,應該要拿到外國資金來拍,而那種是要等到李安導演的等級才有。我當然是想到全球去拍戲,這包括馬來西亞。 」

何蔚庭來自麻坡的中產小康之家,畢業自中化中學,「可能是獨中生的關係,心裡都知道政府怎樣對待獨中……」

一切都在不言中。所以他闖到了海外。外國的月亮比較圓嗎?然而,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仍是大馬人,電影無意中寄情大馬
年深異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多年來何蔚庭陀螺自轉,馬來西亞反而讓他感到陌生。如今他成了台灣女婿,妻女都是台灣人。當然還是持著馬來西亞護照。

「我還是馬來西亞人。」但他招認:「我的馬來話還是不行。」

在《台北星期天》裡,當中一幕戲是在菲藉朋友聚集的金萬萬商場中,意外地出現一面馬來西亞國旗的鏡頭。

至于這是否是對「祖國」的致意?何蔚庭猛說「不是」。但他補充,「當初去巡視場景時有看到這一幕,就對攝影師說『咦有馬來西亞國旗』,攝影師就拍了進去。後來剪片時發覺蠻有趣,就保留了下來。」

他說,他在北美生活12年,一度搬回馬來西亞生活,但「感到很奇怪」,因為沒什麼華人獨立電影。

首先是在新加坡落腳,拍了一些廣告,「但新加坡的電影並不那麼發達,不及一年我就去了台灣。」

然而如此漂泊,何蔚庭說這不是刻意的流浪,「回想那時候沒有刻意去做什麼,當有一個目標時,就會想盡辦法去達成,所以沒去想。」

而《台北星期天》有一張沙發,是否是寓意他「流離」的生活,寓意著家園?何蔚庭卻說,創作時只是依著脈絡發展,並沒有聯想至馬來西亞。「每個觀眾對那沙發都有不同的解讀。例如被房貸壓得很辛苦等。」

電影的留白處,往往就是共鳴。



■ 明志要趁早

張愛玲的名言:「出名要趁早」。但其實立志與明志要更早。何蔚庭說,他16歲時已為當導演鋪路,而且都是有系統地「實現夢想」。

而如今16歲的新生代會做什麼?當時他就常寫影評投稿到報章,「後來我想與其我只是一直寫影評去批判,何不我自己拍片?」

有「知」的疑惑,當然也要有「行」的實踐。而當年唸導演,可說是反傳統,因為一般人沒辦法想像,當導演怎麼可以去學校學?

他說,他在小時讀過雜誌得悉美國紐約大學唸電影最好,環境也棒,而且還有許多名導校友。「所以在加拿大唸完先修班後,就一心一意報讀紐約大學。只有報這間大學。」

18歲中化獨中畢業後選擇到加拿大深造,其實也是挑戰權威。當時一些親戚批判:「別花光你爸媽的錢吧!」

而當時何蔚庭的英文也不行,但他就沒在意什麼。

「我在統考中英語考得很差──我媽也說,『你真大膽,這樣的成績也要到加拿大。』但我不管。」

當時那一代的獨中生通常選擇到台灣升學是必然,而他曾有念頭去揀台北藝專(現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但只是次選,當時他是與一群朋友到加拿大,大夥兒就一起闖海外。第一年時他仍與大馬朋友在一起,英文進步不多,翌年就獨自一人搬出來、打工,才開始真正體驗到海外的生活。

那麼怎樣練好英文?就是從書、電影中吸收養份,「起初一本英文書也看不完,一部沒字幕的電影也看不懂。第二年、第三年就看懂了。」

當然還有一些訣竅,何蔚庭說,「我知道當導演就是要寫劇本,一定寫得生動。我就將當時的電視節目都錄下來,不斷重看。特別是處境喜劇。」

他說處境喜劇最妙的是可在精簡間散發出笑料,而且會有許多俚語。

大馬獨中生的窘境,他也躲不過:「我居住在南馬,接觸的都是華人,說華語,其實一切就是看環境。」



■25歲前仍經得起吃苦

何蔚庭回想起20來歲時,說得有些雲淡風輕,「當然你聽我說得如此輕描淡寫。當中當然有一些苦頭的。」

但都沒什麼放在心上了。他說,25歲前闖,膽子比較大,即使吃苦也不算苦,因為經得起,30歲後是另一回事,因為年紀大了。

何蔚庭在台北呆10年,如今吐氣揚眉奪獎,而這十載是臥薪嚐膽,還是平步青雲?「可以說我在這10年過得很充實。但我曾經徬徨過。」

他在台北首5年可說得是過得苦。「初抵步時是由零開始,當時只有一個妹妹在那兒,還有一位朋友…還是不大熟的朋友。」

那時他31、32歲,該塵埃落定了,他卻處于靜態。但何蔚庭坦承是「有一搭沒一搭」,「在台北是一個人過活,再也不能這樣了…」

「我父母親也不禁擔心問:要不要找一份工作來做?但他們都知道我在蘊釀。直至拍了《呼吸》後,信心就回來了。」


■親子教育


在怎樣的家庭環境下,可以蘊育一個孩子的夢想?沒有否決、予以自由,就是關鍵。

何蔚庭來自一個大家庭,父母親有16個兄弟姐妹,自小家裡就很熱鬧。而其父親無師自通繪畫、書法、漫畫、拉二胡等,藝術天份非常高,或許這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其父親對他們三姐弟都是給予非常大的自由度,包括中學時也讓他去學鋼琴、拉二胡。

「兒時喜歡《星球大戰》,還收藏了很多玩具…父母不曾反對我的課外活動。即使當時常讀武俠小說、寫東西等的,都有很大的空間。」

他說父親是開雜貨店,生活忙碌,他們姐弟都在店裡呆。閒時其父親或爺爺就帶他去看電影,「以前電影選擇不多,什麼戲都看。70年代是林鳳嬌言情片等,後來是港片,而好萊塢電影一直都是流行。」

「我還記得以前看過一部經典電影《火燒摩天樓》,看到太驚駭的火燒鏡頭,該是與父親一起去看,然後就在指縫中偷瞄那些鏡頭。是父親的手,還是我的手也忘了。」

如今時光流逝指縫間了,何蔚庭在指縫間再回眸望大馬,往事剪影幢幢。

他說每次回麻坡,一定會回母校中化中學一趟,重溫這知識搖籃的溫暖。「我每次看那漂亮的環境都覺得幸福─隔開大馬路,要進到校園裡要經過兩排種滿樹的小道,還有很大的操場。」

如今他在台北落地生根,「在台北,學校都處于街道,是不可能有這樣大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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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何蔚庭 (Ho Wi Ding)
●年齡:40歲
●中學:麻坡中化中學
●學歷:美國紐約大學電影系畢業(1995年至1998年)
●曾在加拿大多倫多、洛杉磯求學

獲獎記錄:
─畢業作品「Still」:獲得紐約大學影展華塞曼獎第三名
─2005年:憑短片《呼吸》在坎城影展影評人周獲頒「柯達探索獎最佳短片」及「TV5青年評論獎」兩個獎項。
─《呼吸》曾受邀參展逾35個電影展
─2008年,短片《夏午》曾受邀參展逾10個電影展,也是當年坎城影展唯一入選的亞洲短片
─《台北星期天》是首項劇情長片,是日本NHK在8年來唯一贊助的台灣電影
─《台》在台灣也破百萬台幣票房,引起全城輿論
●其他拍攝作品:《台灣人物誌之劉金標》以及《無牆博物館:台北故宮數位典藏工程》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