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中文．學英文

每天面對的除了含混其詞的新聞報導，最煩憂的還有破爛的英文翻譯。更甚的是，甭說有同事使懶動用谷歌翻譯器翻譯英文而一塌糊塗，有時連讀一些中文稿件讀得一頭霧水──到底是怎樣造句的呢？怎麼造成如此不通順、用詞不準的中文出來？到底這些稿件的下筆人要表達什麼？又或者為什麼有些人會一直會打出錯別字？

中文報的記者中文也不好，我們可以埋怨什麼？這情況等于我們看到一個健身教練在教你何健身時，自己卻是一個挺著大肚腩的胖子。這就是所謂的「專業」，只是沒有做到本份。

所以只能埋怨自己。

如果對中文報的記者的中文要求不高，那麼我們還需要怎麼樣的標準才讓人覺得滿意？或許你可以說，當今的教育水平每況愈下來做籍口解釋一個人的寫作能力低下，但一個人在下筆是否運轉自如，行文是否如流水，用詞是否信手拈來，這些基本功夫其實就是一個人平日時閱讀水平的反照。

我不知道，或許現在太多人喜愛facebook的遊戲、在facebook的留言堂裡盡寫些支離破碎的詞句後，閱讀已變成一項苦差。

所以，在沒有閱讀習慣下要一個記者行文流水、舞文弄墨，這是奢侈的要求。

多麼地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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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會想起幾年前那段教私人補習的歲月。我在一連兩年裡分別調教了2名中三學生，主要是讓她們修中文來應付初中評估考試。這兩個女生是學姐學妹的關係，在那兩年裡讓我驀然沉浸在中學時那種扭曲的學堂歲月，因為上課只為了應考，上學只為了學分。

而我的身份是一個補習老師。我的功能就是要確保她們在PMR考試中華文科拿A。我也是促成這功利主義教育政策的一份子。然而，那時我才領略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的道理。

這兩個女生的家庭背景雷同，從小是華小畢業，中學時上了全英文背景的教會學校，在家裡是說英文。A女生的父母都是華校生，而且還是我中學的校友，但家長沒對女兒說中文。

A女生的功課相當不錯，我想現在她已經準備考大學了。當年她的全部科目都是A優等，偏偏中文在小學六年級後似是遺忘了，而其話事權極大的母親則堅持女兒要考中文，理由是「中國崛起，日後中文吃香」之類的理據。

我在接觸A女生時對她的中文口音好奇得不得了，幾乎是需要「鑑賞」她如何說中文，因為她的華語就像那種初學中文的外國人，歪音走調，荒唐得像一個笑話。她將許多中文發音都遺忘了，而且說起華語來是帶著英文腔的，到最後整個句子只有5%是中文，就是零零碎碎地夾帶著幾個淺白的中文字。

還好她還懂得書寫漢字，但如同鬼畫符一樣。我拿她的確沒有辦法，在教導語法時說到什麼是語素時，需要全盤用英文來解釋。寫書法時又得準備一些紅描本給她，就看著她畫圖畫一樣地上色，寫作文時我更是像讀英文一樣看她狗屁不通地寫出來。

我想到當年預備班的我很喜歡朱自清，13歲的我讀著朱自清作品時讀得津津有味，為了讓A女生有一些文學的洗禮，我拿出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給她唸，讓她理解。讀了幾遍她才幾近辛苦唸完出來，然後她反問我：「Why does this fellow uses whole paragraph to describe a leaf?」

朱自清在該文章開頭的幾段是形容那些荷葉亭亭嬝娜地立在荷塘，那是文章的精華啊！可是她這樣反問我時，我啼笑皆非。心裡面想說，文學就是用一些簡單的東西複雜化與抽象化。奇怪的是她有唸英文文學，還寫文章來分析莎士比亞作品，為什麼「荷塘月色」卻消化不了？

後來A女生非常死硬派，我吩咐的功課都紋風不動。我幾乎放棄了──為什麼還要考華文科呢？你不尊重華文，也不必浪費我的間與精力！

但經不起A女生的母親對我再三說項，我才繼續為她上課，然後聽著她對我述說著她班上的趣事，又或是她拿起她父親新買的SAMSUNG手機對我詳解著那些功能。

那時我看著當時還未算流行的滑推式的手機。她是屬于幸福的一代吧──擁有合理的物質生活，這些都是她父母給予她的禮遇，然而我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父母能給予孩子最好的一切，又不與孩子分享自己的中文背景與學識呢？難道這兩人以自己的中文學術背景為恥？

但他們又不覺得中文是垃圾，反而要女兒去應考中文科目，就是為了日後可以用中文去認識另一個世界或與人溝通，又或是更美妙地想用中文來行商。

中文的實用價值只是文憑上的一個A，還是一套精深文化的窗口？

但後來A女生還是順利拿到中文A等，然後她就介紹了其學妹給我當學生，就是B女生。那也是第二年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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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女生家庭的英文背景更是濃厚，全家都是說英文，家長也不諳一句中文，即使是廣東話等，就是名符其實的香蕉人。我很奇怪怎麼會有一個如此獨立的世界，除非你不去華人小食中心點菜，不去華人檔口購物，你好像不是在馬來西亞社會生活的外星人。

我一直都是與B女生的母親洽談，是一個厲害角色，當然也是一個非常會計算的母親。讓女兒考中文不是為了不忘本，而是為日後籌謀，以免學會英文丟了中文。

B女生在中學的全英環境，讓她的舌頭都磨去了華文腔，我想這與整體環境有關，她們在如此的一個環境之下不能顯露出絲毫華文腔調，否則就無法與同儕同邊站，無法產生精英感。那種同儕壓力讓她們很快速地剿滅殺絕6年的中文根基了。

然而相對之下B女生的中文發音會比A女生好得多，至少還像模像樣。

只是她們母女倆一對談時，就是那種洋人樣。

有一次其母親在我的面前詢問起B女生的華文科目考試成績時，B女生直言考得不好。其母親不直言「WHY」，反之是如此問：「Did you do the post-mortem?」

我有些訝異她會用上post-mortem這字眼，這是一個非常嚴肅與正規的字眼。那時母女倆的對話形同公事交流般說著語體文，特別是一聽到post mortem這字時，我覺得非常冷峻、工技化──要的只是成效、與檢討結果，像是解決一項技術性難題一樣，這種套式問話是扁平、機械化的，沒有人情味。

至少我的母親不會如此詢問我的功課，即使我考得差，她應該會問「為什麼會考到這成績？」那是親切的口語，何必如此正統莊重？

B女生對其母的問題有些不知所措，她畢竟是個孩子，也搞不清post mortem的意思，再反問其母親到底她在說什麼？到後來我臨時解釋她才恍然大悟。

然而從一個如此深奧的字眼運用，可以反映出這位母親的parenting skill並不是如此高深，運用如此精深的字眼，形同對孩子苛刻地責問。而你即使是動用英文與孩子溝通，不意味著孩子的語文能力就會如同你一樣地優秀，這只會適得其反打擊孩子的自信心。

想深一層，我不知道這母親是否都是以這樣的有教化的語言來與子女溝通，英文容易塑造出階級分差，而香蕉人往往有一種焦慮──因為無法掌握中文，而英文又不是其族裔語言時，就會以故作複雜、充大頭的矯揉造作英文，裝腔作態地撐出優越感，遮掩自己內心因無法兼擅中文的空虛與自卑感（新加坡人就有這種通病）。

而語文最基本的功能是溝通，淺白易懂就行了，中文也是如此。難道我們要人人都像翁詩傑一樣咬文嚼字般地說中文或操英文？

但是那時我聽著這對母女的對話時，我就看到那種階級之分。母與女也可以如此嚴肅的對話，日後的距離還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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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女生的中文成績也是普普通通。經過了「荷塘月色」的教訓後，此次我詢問B女生，到底她喜歡什麼樣的中文讀物，那麼我可以偏其好來激發她學好中文。

怎料她拿出一本本已英化的日本漫畫給我看，她熟練地翻開特定的頁數，然後問我裡面的一些漢字：「到底這些字是什麼意思？」

我問她：「這就是你學華文的興趣？」

她點點頭。

原來她有興趣學好中文的推動力，就是為了閱讀日本漫畫的漢字，我不懂日文，可是那些出現在漫畫格子的漢字，其實是書中漫畫人物的動作語助詞，因寫在對話框內而沒有翻譯成英文。我對她說，那些漢字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是虛詞，也是象聲詞。

那時她是多麼地失落。因為她以為這些日本漫畫人物的漢字是有意思，別有意義的。

我與她一樣失落──一個學生要考華文不是為了學習華文，對華文字有興趣也不是因為漢字，而是日本漢字。

我看到的她，即使是學習中文是沒有意義的。

後來，B女生的華文科目也考到A。

我那時就很懷疑大馬PMR的華文科水平有多高。不是我吹得自己很神可以調教出華文科A的學生，而是以她們的水平，根本是不值得拿A。

至少與當年的我的中文水平相比起來，我覺得這種A變得無價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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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常讀著這些不少英譯中、巫譯中的新聞稿，又或是以中文寫的稿件時，就會想起我這A、B女生。我回到過去那兩年的歲月一樣，每天都有新的挫折感自體內爆炸攻頂。

連中文報的記者也不做好本份去搞好本份、學好語文，其實我當年又何必如此堅持我那兩個學生考好華文科目呢？我的功能也不過是讓她們如愿所償地考到A，不必讓華文科拉低整體考試成績。而這些記者每天寫稿也不過是為了交差，以為向主任交差而不是向真相交差。

我也在想，如果當年我沒有機會學習中文，我會是怎樣的一種個性？我是否又會像現在的我那時，偶然間會覺得自己的英文技不如人而自卑片刻？然而若我是華人又不諳中文，我是否又有一種遺憾？

但另一個更長遠性的問題是，到底我們要用怎麼樣的語言來與自己的孩子溝通？到底家長以怎樣的心態來培育孩子的語文學習？──為了功利、實用，還是為了學習不同的語文背後所承載的文化與學識？

家長對孩子的語文學習選擇，就造就了我這種「兼職」的非專業補習老師，或是目前當紅的速學外語語言班。而這是一種惡性循環。

剛讀完陳雲的《中文解讀》，裡頭有一篇文的一句話說，「學外語，是開耳目，廣見聞而已，不要把英文吹得那麼神，以為識英文就發達。」

英文確不是那麼神，但我想回到最核心，還是搞好多項有優勢的語文，那也足夠了。（當然我不奢望會當另一個翁詩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