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還要這般神氣？

國際貿易與工業部長拿督斯里拉菲達昨日說，不會「乞求」外資來馬，而要是外資不認同大馬的30%土著股權限制，隨時可以到中國投資，大馬可對他們說「拜拜」。

拉菲達這句話聽起來相當駭人。這情況就像一個食客進到一間食肆裡叫菜後，發覺味道不合口胃，向店主反映意見，店主說：「如果你覺得食物不好吃，你就去別家餐館吃吧！我們不在乎你。」

試問這樣的餐館，還會有市場嗎？

如此自以為是和愛理不理的店主，還會有屑于光顧？我不知道這是氣定神閒、豪氣，還是目光短淺和自負？──大馬政府不是一直強調要營造親商環境嗎？

外資就是我們的市場，特別是製造業等的工業化項目簡直就是主要命脈，更何況拉菲達正代表政府積極簽署多項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就是要開拓、打通外資湧進的管道。

綜觀大馬的外資趨向，在1996年至2000年期間，大馬在亞洲國家中佔據第5大的外資比重（4.4％）而達240億美元；但在短短5年後，大馬在亞洲國家的外資人氣榜下跌一級而僅獲109億美元，比重低至2.4%，被印度趕超凌駕，更遠遠比不上中國，這絕對不只是中國熱的問題，而是為何大馬的外資磁場減弱？

再細看大馬的外資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86年至1995年間的5.5%下滑至3.5%，而若非外資和公共投資「充門面」，我國的投資會更低，更何況自1997年的金融風暴後內資已減緩，但另一邊廂，外資雖不至于造成熱澈瘣撉漯w沫，但事實上外資的成長不亮麗。

外資對我國的經濟有多大的影響？宏觀角度可能百姓無法窺見，但升斗市民只要到訪一些新興花園住宅區中可感應到外資的經濟威力，只要任何一家外資霸級市場進駐某地區後馬上帶旺人氣，就是最佳的反映。

撇開土著股權政策等種種限制不談，我國目前面對治安不靖問題，成為外資的心頭大石；欠缺大批熟練工人，製造品等技術含量也不高，更無法達到技術轉移自供自給的永續發展，更甚的是近來「兩隻大象在打架」而影響政局，外資會不會成為被嚇走的「鼠鹿」？

先天性已條件不足，加上後天條件失調，為什麼拉菲達還要這麼神氣？

大學的電子雞作者

《新聞週刊》公佈另一份全球100優秀大學排行榜，坊間不少人也開始議論其權威性、準確性和客觀性，更有者指稱誤導。但最明確的事實是，大馬連一間大學也擠不進。

這已不是新鮮事情，從去年的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週報排名風波後，馬大校長在校園樹立牌坊自吹自擂，我們可當成新聞趣味般閱讀，但是事實上，這是值得憂慮的事情，因為大學排名就是一個國際世界的縮影。

本地大學求學是怎樣的光景呢？1980年代時不少學長都平時從主流媒體看到的是校園選舉被箝制、男女不得共車等的泛政治化爭議性課題。但在報章以外的，還有不少值得「回味」的事情。

譬如當年我修讀的科系，不論是大考或年終考試，都是以馬來文、選擇題方式出題，我印象中似乎並沒有經歷寫文章或分析性的申論題，總之上考場時只需帶鉛筆與橡膠擦塗塗擦擦就行了，即使不曉得回答，糊里糊塗也可命中幾題。

但是現在我回想，即使講師教授執意要以申論題出題，恐怕在改考卷時會埋沉在堆積如山的試卷裡，因為僅是一張考卷就有數以百計，甚至數以千計的學生應試。

在考試前，同學們會爭相詢問學長們是否存有往年試卷，複印起來後，有者就會硬硬地拷貝在腦海裡，很多時候上考場後發覺考題會如出一轍，除了討得便宜，也是討得運氣。

有時，我們每天還得趁早去講堂霸位子，因為科系人數太多，校務局安排的講堂不負勝荷，馬鴟玊丹b地板上課是行大運了，我還試過因趕課來不及霸位，被逼坐在講堂外自找椅子來上課，就坐在講堂外像被罰堂的學生，偷偷瞄進講堂裡到底上什麼課。

可是我們無法離開講堂不上課，因為講師說明會記錄出席率，曠課者就得扣學分。所以我和其他同學就無聊地坐在講堂外等待下課，我還向同學借來當時超人氣一隻電子雞（Tamagotchi）來玩，除了按鈕強制餵食，我們當時還競相比賽怎樣才能在最短時間內用食物「弄死」一隻電子雞，否則，我們怎樣挨過講堂外的無聊時光？

當然我現在不記得那幾個下午讓電子雞重生了多少回，但電子雞在10年前發紅後，這種玩意兒在目前已幾乎成為絕響。

看到大學排名新聞後，我在想本地大學裡應該還有一大批受寵的「電子雞」吧？

反貪關卿何事？

如果你是香港電視劇的劇迷，恐怕沒有人不知道廉政公署或ICAC這些名詞，但是若你要不諳馬來文或英文的華人觀眾說出本地是否有廉政公署，甚至ACA是什麼時，恐怕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香江一個政府單位可以越洋滲透效應，確是不尋常；相對地若是本地人要舉報一宗貪污案件時，應該如何舉報？看來本地人會毫無頭緒，甚至會嗤之以鼻認為投報是沒有任何幫助的，更不要讓自己惹麻煩。

這種息事寧人的心態背後，其實是我們對反貪倡廉的意識不成熟，更是法理社會的蒼白。

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在本週吁請反貪者應舉證投報，而前首相敦馬哈迪醫生則馬上呼應：不會有人自動挺身舉證，更暗稱許多人都是掩耳盜鈴地反貪。

你說某人貪污、舞弊不當，你就得有證據，就是「你主張，你舉證」的範例，吹哨人還得承擔舉證責任，否則就是無中生有，甚至自討苦吃；有時被指責者甚至會惡人先告狀地挑釁：「有證據就來告我」。

但往往是舉報人只掌握間接證據，或是一些線索，但這些蛛絲馬跡卻被無法成為證據時，貪污者仍可橫行貪腐下去。

這也往往成為反貪失效時，有關當局推諉責任的最佳辭令：因為證據不足，甚至推塞責任聲稱舉報者是無的放矢。

假若舉報者確是捕風捉影來胡亂指責，對當事人會不公平；但如果舉報者所言一切屬真，卻因舉證不足，無法立案，恐怕這就成了犧牲公義的漏洞。

但事實上，為何不能倒置舉證責任？譬如在特定情況下，被控方必須提供證據證明自己的清白。

我們現在看到貪污和受賄的議論，都是根據現象來猜測來人云亦云，也沒有立案的直接證據，當事人為避免越描越黑而迂迴逃避，傳言卻越來越盛，但沒有人知道執法當局是否有在辦事肅貪。

即使殺雞儆猴來反貪，我們也沒有看到當局祭出多少隻「雞」，之前我們聽到當局緝貪時是要抓大魚或小魚，都沉在海底裡不見蹤跡了。

曾幾何時，巫統在痛心疾首金錢政治時，但反貪污局連涉足巫統調查的權限也沒有，只因為金漪F治為「家事」，馬哈迪揭發曾有一名部長曾受反貪局調查後卻不了了之，是否又因「全是家事，關卿何事」而沒有下文？

手機短片下的變貌

學生時代總愛看第二電視台所播映的《美國趣味家庭錄影》。看著掌鏡者顫抖抖地拍著一幕幕爆笑的動作，從小狗等寵物到家人摔跤的丑態，雖然拍攝畫面有些不清晰，但是仍沉浸在視覺的刺激和快感，給觀眾帶來是一陣陣沒有意義的歡笑。

然而這是美國中產階級的無聊文化。如今時空轉移後，掌鏡者不再是富裕國家的中產階級，攝影機也從奢侈品轉移到平民化的手機，從複雜的拍攝技術到簡易的按扭攝錄歷史定格就在股掌間，繼而更通過短片互聯網成為市民新聞，「個人媒體」已凌駕大眾媒體。

香港的「巴士阿叔」手機偷拍短片事件轟動國際，但本地並未真正地感受其效應，直到數宗校園圍毆，甚至博特拉大學校園暴力的短片廣為流傳後，驚動部長等高官才氣急敗壞回應。這已充份顯現個人也可興起滿城風雨，特別是我手寫我心的部落格也起推波助瀾之效。

「短、快、精」的視頻內容，讓大眾可隨時隨地參與，即興地傳播自己，也揭發了真實的社會現象，例如博大學生的流氓舉動，就是千真萬切的影像，更無法經過否認和包裝敘述去詐偽。我想在先進的攝錄功能下，類似事件可能會「取巧」地掩在地氈下。

突破主流媒體壟斷的新聞素材如網上短片等，讓人民有多一項的資訊消費選擇，已是不可抵擋的趨勢，特別是視頻內容除了可在Youtube等的免費分享網站張貼以外，更可以寄生在部落格，資訊渠道在網絡多面化後，這一輪革命已徹底瓦解權威下的資訊保護膜。

縱使真假是非可在印刷文字下操弄，在影像畫面下卻不能硬拗粉飾了，真相始終會還原。

可是，當局已宣示有意修改法令來監控電子媒體，更表示我國人民不及美國人民可分辨資訊真偽，公共論辯也是否因此式微？當手機拍短片自由上網、寫部落格成為大眾文化後，又怎能監控？資訊只能淨化，但歷史污點卻不能漂白。

從一系列的校霸欺凌事件的短片潮開始，揭發惡行風氣只是一個開端，我想這類短片會陸續有來，而且種類繁多。

從傳統的平面媒體在事後才追蹤報導的形勢來看，已失去先發制人的控導議題的強勢。當話語權重回到民間時，人民也是真正的掌鏡者，資訊的紅燈能規訓什麼？

我想「水至清則無魚」這句話，值得借鑒。

自備匙叉的一頓飯

我還記得當年在大學宿命的食堂捧著一盤飯菜時，東張西望哪裡可以找到湯匙與叉來用餐。可是到最後，食堂工人告訴我：食堂沒有湯匙和叉，因為不需要。

當時，我看著食堂各種族的大學生都用手抓飯起來時，我有些狼狽和徬徨，因為用手抓飯不是我的生活文化。後來，我倉皇地折返宿舍房間取出湯匙叉才能用餐。

此後我和其他華裔學生一樣，都是自備匙叉到食堂進餐。我被分配到入住包伙食的第四宿舍，學費裡已包含伙食費，我是無從選擇地入住宿舍一年。

但當年我首次驚覺原來同一個土地版塊上，各種族之間擁有不同的國度，我們需要彼此「包容」地過生活，包括忍受食堂不提供匙叉給非馬來學生使用的淺陋認知，還有強烈的本位主義。

這段細微的往事，其實可寄寓我國真正的種族了解到什麼程度。

最近鬧得滿城風雨的《種族關係》科目教材本是促進種族了解為出發點，但敗筆處處，在掀爭議後被收回，以致我們不禁反問：為什麼大學需要開設一堂課，強制學生去上課了解多元種族，去修補各族之間的鴻溝呢？

為什麼需要通過書面、炮製片面的史實當媒介，生硬套用在生活上，然後從象牙塔裡走到民間去接觸了解友族同胞？

但事實上，有時我們連對友族最基本的生活文化與民俗，卻毫無起碼的認識。我國沒有真正的種族融合與共同的生活文化氛圍。社會只有多元文化表象，除了每年的節慶開放門戶活動、雙佳節慶典來促進互動、每晚嘛嘛檔不分種族客朋滿座，或4年一次世界盃時同聲喝采看球，我們在餐飲、歌影視、文學與體育各生活層面，我們也沒有找到粘合劑。

所謂的凝聚、團結，卻在商場和政治裡變成了「合作」與「策略夥伴」型態。

即使天下皆知馬來歌后西蒂諾哈麗莎新婚喜訊，但有多少個華人懂得哼唱她的成名曲旋律？文化、藝術與文物部應該在這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長程規划與推動文化政策來讓各族能緊密，以藝文引起各族的共鳴。

這些「看不見的工程」背後，需要真正通透的文化愿景。多元文化不應只淪為國家形象，更不能只粗糙地任由一本教材去強加團結意識，這形同強逼每個人都需要用手抓飯一樣。

我在回想，為什麼當年食堂沒有準備匙叉餐具給各族學生使用呢？非土著學生也不必各攜匙叉，就像各族都攜帶一套自己的意識型態去看待國民團結問題。

自備匙叉的一頓飯

我還記得當年在大學宿命的食堂捧著一盤飯菜時，東張西望哪裡可以找到湯匙與叉來用餐。

可是到最後，食堂工人告訴我：食堂沒有湯匙和叉，因為不需要。當時，我看著食堂各種族的大學生都用手抓飯起來時，我有些狼狽和徬徨，因為用手抓飯不是我的生活文化。

後來，我倉皇地折返宿舍房間取出湯匙叉才能用餐。此後我和其他華裔學生一樣，都是自備匙叉到食堂進餐。我被分配到入住包伙食的第四宿舍，學費裡已包含伙食費，我是無從選擇地入住宿舍一年。

但當年我首次驚覺原來同一個土地版塊上，各種族之間擁有不同的國度，我們需要彼此「包容」地過生活，包括忍受食堂不提供匙叉給非馬來學生使用的淺陋認知，還有強烈的本位主義。

這段細微的往事，其實可寄寓我國真正的種族了解到什麼程度。最近鬧得滿城風雨的《種族關係》科目教材本是促進種族了解為出發點，但敗筆處處，在掀爭議後被收回，以致我們不禁反問：為什麼大學需要開設一堂課，強制學生去上課了解多元種族，去修補各族之間的鴻溝呢？

為什麼需要通過書面、炮製片面的史實當媒介，生硬套用在生活上，然後從象牙塔裡走到民間去接觸了解友族同胞？但事實上，有時我們連對友族最基本的生活文化與民俗，卻毫無起碼的認識。

我國沒有真正的種族融合與共同的生活文化氛圍。社會只有多元文化表象，除了每年的節慶開放門戶活動、雙佳節慶典來促進互動、每晚嘛嘛檔不分種族客朋滿座，或4年一次世界盃時同聲喝采看球，我們在餐飲、歌影視、文學與體育各生活層面，我們也沒有找到粘合劑。所謂的凝聚、團結，卻在商場和政治裡變成了「合作」與「策略夥伴」型態。

即使天下皆知馬來歌后西蒂諾哈麗莎新婚喜訊，但有多少個華人懂得哼唱她的成名曲旋律？文化、藝術與文物部應該在這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長程規划與推動文化政策來讓各族能緊密，以藝文引起各族的共鳴。這些「看不見的工程」背後，需要真正通透的文化愿景。

多元文化不應只淪為國家形象，更不能只粗糙地任由一本教材去強加團結意識，這形同強逼每個人都需要用手抓飯一樣。

我在回想，為什麼當年食堂沒有準備匙叉餐具給各族學生使用呢？非土著學生也不必各攜匙叉，就像各族都攜帶一套自己的意識型態去看待國民團結問題。

公主也愁嫁！

我國的失業大學生有多少人？誰也說不清。

連政府部門也還在建立著資料庫來搜集真正的數據，但初步概念是說大馬有6萬名大學生失業，大學畢業就是失業的寫照，怎麼也不是國內多家國立私立大學在積極招生授課後，所愿意見到的局面。

但事實上，大學生失業在至少10年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現在卻成了無可厚非的無奈，皇帝的女兒也愁嫁，這是絕對的諷刺。

如果理性看待其後果，除了削薄生產力，更浪費國家資源、人力荒廢，更是增加社會成本，也說明了高等教育質量有問題，教育收益更是不高。

大學生失業早已成為一種現象，但是否演變成一種常態，這才是值得關注的地方。同時，是自愿性失業，還是真正地沒有能力找到一份工作也有差別。

前者是有所而不為，後者是無能而不為。但我不相信需要調整學科綱要來遷就就業市場，因為大專學府本來就是需要培訓全人的就業人才，每個學科與知識的洗禮下，行行都可出狀元。然而我國的勞動市場真的已屆飽和點嗎？

這些大學生無法安頓在工廠生產線上，反而國家要引入不計其數的外勞來填位，卻成為社會治安的計時炸彈。

政府過去叫嚷要求生產線自動化，推動智慧型經濟，以拔尖人才的人本經濟發展，但我們又到了怎樣的階段？

大學普及化後，雨露均霑是好事，但只有齊頭，拔尖計劃和重點培植都沒有在盡善的資源進行。一批批保送生除了拖欠學費，也有者樂不思蜀而不返國，沒有歸國的學人，這也是資源上的浪費。

近幾天來一連追讀國際知名物理學家楊振寧的傳記，雖然他在美國揚名，但走在動盪時代，在物資短缺的西南聯大修完碩士，負笈美國後繼而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獎成為全球首位華裔得主。

相比之下，當年我國還剛獨立，如果以我國一個年輕的獨立國家來看大學生失業問題，我們應該怎樣自圓其說？

一位部長說，「我們快要送一名大馬人上太空了！我們希望未來可生產出一個諾貝爾獎得主，即使他不像楊振寧35歲獲獎時那麼年輕，但至少他是大馬人。」


可是，大馬人的競爭力在哪裡？我們還未遇到成長的極限，就已遇到自己局束自己的枷鎖。在「本土全球化」（glocalization）的視野和口號下，我們沒有格局，只有困局。

怎麼制衡變成牽制？

在一連串的政治人物罵戰後，首相署部長拿督斯里納茲里正式否決在擢升法官時先諮詢律師公會，部長的解釋隱藏的訊息是，法官會因律師可對仕途升遷起牽制作用，而會深感掣肘，就會倍感「壓力」。

一向以來我國的司法專員至法官的遴選和擢升過程，總是帶著神秘色彩。

由于委任制上並沒有公開諮詢，以致出現不少爭議性的法官擢升個案，包括1998年審理前副首相安華的法官已平步青雲，甚至「越級」升級，在2003年時已引起莫大爭議。

在2003年律師公會更召開特大，並吁求促請政府及聯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公開當年7月法官擢升的詳細情節及遴選的准則，並針對該事件與律師公會進行討論，但遭當年主管法律事項的首相署部長萊斯雅汀譏為「政治議程」。

這項特大最終因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如今事隔三年，法官涉嫌貪污黑函與10年前的告密信重新曝光，法官是否清廉與公正審案，依然是縈迴在人民心頭的陰影。

而律師公會新領導層重新呼喚成立獨立司法委員會的希望，如今也宣告破滅。納茲里「法官會深感壓力」這句論點，其實也是老調重彈，因為在三年前前首相敦馬哈迪醫生也口出此言。

玩味的是，納茲里與馬哈迪如今已反目成仇，可是對于此事還是所見略同，彷如法庭中的法官只會俯順于律師，律師更是凌駕獨立與超然的一切，然而這是否也認定所有法官都是滿腹算計與心機，所以在想到升職時會感到「壓力」？

因為法官要對律師負責，而毋須對公義交待。

更玩味的是，律師公會要求擢升法官詳節公諸于世，就是要更透明化與客觀的遴選制度，同時建議的司法委員會成員不僅是律師而已，而包括總檢察署和人民代議士。

多方參與是確保制衡，特別是制衡政治滲透，也確保不會出現偏袒一方，但制衡反而被說成是「牽制」。

兩位已鬧翻的政治領袖說著同樣的話，是反映出政府在確保司法不受干預，還是反映出如今一切只剩下嘴巴和權力？

部長一聲令下後，律師公會無緣參與擢升法官的諮詢事宜，一方面反映出律師公會角色再漸式微，但更甚的是，民眾對于司法獨立的呼聲，又再次被噤音了。

扶弱不等于護短

在本地大學讀學士時，我記得上畢數學科的微積分學後，一位友族同學A小姐趨近來詢問，她說她不明白課程內容，問我可否教導她。

當時我也爽快地答應，反正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所以我們就捧著課本到圖書館去研究數學。我千迴百轉地解釋後她還是不明白講義，當中涉及一些基礎知識，這也是延伸于中四時的微分學理論，包括「微商」和「求導」等項目，她說沒有印象；她告訴我，她是自大學預科班（Matrikulasi）畢業後來讀學士班，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大學預科班這節骨眼。

當時我就在思索：為什麼會有大學預科班？到底大學預科班裡有多少個A小姐？為什麼我們無法讀大學預科班？

後來我們還是不了了之，她帶著一堆數學疑問離去，我也帶著一臉疑竇走開。

我是在中五後用大學教育文憑資格進入博大唸文憑班（diploma），再擢升到學士班進修；在文憑班開學半年後仍有新同學加入陣容，他們是經過千辛萬苦上訴，放棄中六來拚進來唸文憑班，之後要考取一紙文憑。

他們說，唸中六上本地大學的機會渺茫，而擠進大學文憑班後至少是萬無一失的保障。今年大學收生公佈成績，76%華裔獲得錄取，看起來是聊以自慰，但事實上華裔生多數是以中六成績與大學預科生或基礎課程畢業生一起申請進入大學，每個族群的大學門檻截然相異，但也欠缺統一的入學考試制，預科班和中六的學術水準也不一致，遴選準則已受質疑，根本就脫離主張平等競爭精神的績效制。

高教局沒有公開各科系的錄取最低標準、學額頂限，而申請資格等一大堆都是表面文章，欠缺透明度已成為教育制度最大的惡瘤，今年始本地大學收生標準將以10%作課外活動來計算，或可成為數字遊戲的花招，會否成為調控統計的隱形之手？

每年大學開學時都有「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重演，我們無法否認固打制是不存在的，但是，扶弱不等于護短，扶弱也不至于虧待精英吧！

哨聲的背後

10年前因為匿名撰寫告密信舉報法官貪污弊端的拿督賽阿末在上週一篇專訪中說出一句非常玩味的話：

「你可以去調查一個人問：『你是否有貪污』，他說『沒有』，然後你說，『謝謝』，結論是指控是『沒根據的』。」

他在質疑什麼是「調查的準繩」時，就是因為他的告發信內容已完全被推翻，而10年前賽阿末因這封匿名信而「被逼」辭職。這樁舊事在訪談中重提後，遭首相署部長納夾蝦J諷寫匿名信是「個人報復」行為，這也帶出身為「吹哨人」的困境。

醜聞大鬧挺身而出的「吹哨人」，往往先成為道德正義的標靶，反之弊端則放在兩旁。去年杪芙蓉一名女生傅子君向反貪污局舉報警員貪污，警員無罪後反而起訴女生誹謗，就是絕佳的諷刺。

而公共賬目委員會主席拿督沙里爾因置喙景觀橋的賠償額，而遭工程部長拿督斯里三美威魯歇斯底里的對罵，除了讓人感到莫名其妙，但公眾利益的問題弊端卻遭冷落，訴諸情緒的謾罵和威權式地對抗，除了是轉移視線，也顯現出專業應對能力不足，更是不敢問責的諉過心態。

哨聲響起，是一種監督與制衡的表現，也暴露出整個體制里審計過程的漏洞。

但是很多時候，當事人會質疑吹哨人的動機與意圖，歪離正題地反擊來掩飾逃避，更牽扯旁人參與，在雙方或多方對質時渾然忘我，以致對錯真假也不分。

去年汽車入口准證爭議風波，前首相敦馬哈迪醫生和國際貿工部長拉菲達的罵戰即是最佳實例，以致議題模糊化。

馬哈迪在上週三時還是老調重彈掀輿論巨浪，還帶出其他三大疑竇，以致內閣部長受訓準備書面答案來解答，但也因為馬哈迪醫生舉足輕重的份量，政府才如臨大敵應對，但一般平民的反問，只能形同悶響。

在封閉的、階層架構嚴謹的、權力分配不均、而又無管道協調的體制里，就愈蓄積張力，愈有可能在爭議的時刻激發吹哨人出現。

但馬哈迪貴為前首相，在這次吹哨點評後也遭護主者激烈反彈，這種不辨是非而棒殺吹哨人真的成為一種常態了。

馬哈迪時代後的境遇

誰也料不到景觀橋無法銜接馬新兩國之餘，竟然成為前首相和首相之間的斷橋，以致前首相敦馬哈迪醫生昨日禁不住對政府領導權發出最辛辣和情緒渲染的言辭。

整個政府都成為馬哈迪嘴下的標靶，這次輪到其親手挑選的接班人。而馬哈迪也以一幅吃了暗虧後，豁出去的姿勢來放話，聲稱就是準備被回擊「砍頭」，其前屬下、人民的部長高官已陸續回話，語氣最重的是企業發展與合作社發展部長卡立諾丁，他已質疑馬哈迪的請辭沒有誠意，更說馬哈迪顯示了「真我風采」。

昔日的同僚兼屬下，如今在不同的領導權下對外的槍口一致，樹倒猢猻散後，就是萬里江山萬里塵，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寫照了。

從去年的國家汽車工業控股（普騰）撤換舵手、汽車入口准證爭議、普騰脫售MV Agusta，馬哈迪已按捺不住發言，到今年4月停建景觀橋的決定，才將馬哈迪的怒火升溫。

可是這一連串爭議浮上檯面後，一般的應對常態就會顯現，這也是一般高官鬧醜聞或是出現紕漏時的態勢：有人在勸解，大家要和和氣氣收場、又或是互相指責和推諉，指桑罵槐。

有者則是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而隨聲附和；不論是撈取資本，或是真正的仗義執言，總之在各自保護利益時，症結問題還是掃在地毯下。

馬哈迪說：「我明白新任領袖要做一些『沖擊』，以在他們當權的時代留下痕跡」。他在位時為大馬締造經濟奇蹟，卻以急進式求變，以致被坊間指為架空財庫，留下爛攤子。

我們看到布城巍峨聳立與雙峰塔，成為大馬對外展示的美麗櫥窗時，會想起馬哈迪時代的個人意志狂飆的歲月。

回顧2003年時政治界紛紛討論「後馬哈迪時代」的論調，可是從如今馬哈迪的高姿態和擲地有聲的回響來看，這個前後之分已是灰色地帶。

馬哈迪現在留下一章戲味十足的續篇，或者也預演著巫統政治的變化。然而對一個時代，一代強人的懷舊，往往是一時榮辱，千秋功罪，只有翻起舊帳才幡然醒覺。

但是，人民是否會記得他也開過空頭支票？

電費漲的消費衝擊

國能終于宣佈電費平均起價12%，這是繼燃油在2月杪宣佈起價、伴隨而來的調息週期等次輪的漲風。儘管經濟學家認為電費起漲對通脹率沒有起直接影響，連首相拿督斯里兼財政部長阿都拉都認為漲幅「合理」，老百姓還有什麼話說？

在「多用多付」的原則下，全馬會有41%的電力用戶將受到沖擊。事實上消費者目前在12%的電費起價下，紛紛感到已墜入脹風的惡性循環中，特別是利率蠢蠢欲動醞釀調升，已讓舉債度日供屋與供車的消費者出現一種壓逼感。

目前人民最擔心的是後續的調漲效應，包括商家會將電費起漲的成本層層疊疊地轉嫁給消費者，即使非直接，也會間接地造成物價騰漲。2月杪的燃油起價後柴米油鹽等都宣告物價上揚，而有關當局除了到一些小食中心巡視警告小販不要趁機起價之外，到最後承受消費壓力的還不是百姓本身？

電費起價的間接沖擊將是影響消費市場的氣氛，每個人都感到漸]裡的金漱J不敷出，為了應付生活需求，進而控制消費，這種集體焦慮感形成一股籠罩市道的陰影，繼續拖垮消費力道。連最熱賣的汽車銷量也在今年首季下滑，市道疲弱與降溫可見一斑。購物商場中的人潮熙攘，其實只是一場騷動的泡沫化假象。

事實上在沒有句號的脹風中，老百姓距離歌舞昇平的日子已離遠了，難解後顧之憂，消費人對未來開支的不確定性感到擔心，薪資也不見得有調高。當然高消費年代還不致于將大馬一般小康人戶打入溫靴下，但在短期內，國人基本的生活素質水平已消退滑落了。

政府說今年內不會再宣佈調升汽油價格，但還有下半年的倒數期，我們將一步一驚心地等待漲價生態。要如何懂得運籌帷幄與生活理財，還有如何調適消費型態，看來是國人最必要的生活智慧。

可是有關當局沒有積極地安撫人心，或是進行任何提振市場的措施，而僅靠一些粗糙蒼白的精明消費運動來勸導消費者，看來今年下半年還有一連場的寒冬。

國際學校的迷思

初上中學時，我認識幾個英語掌握能力極強的同學，不論書寫談都讓我們這些華小生自嘆不如。

後來才知道他們畢業自首都鬧市一間馳名的繳費私立小學，據悉該小學是上午採用國內教科本；但下午後就在補習班使用新加坡英文課本上課，鍛鍊學生的英語基礎，而每年家長都趨之若鶩為孩子報讀。

我這幾名同學在中學畢業後往歐美國家唸書，有者在英文報做記者，或在私人企業任高職。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英文底子強而無往不利。這是托新加坡英語課本的福嗎？這是因為我國的教育制度比較弱？這是教育商品化與貴族化後的好處？

昨日教育部長拿督斯里希山慕丁聲稱要放寬大馬國民就讀國際學校的條件，並矢言要將大馬的國際學校成為亞洲區域中心，也要避免人才流失等。

這項建議看似有前瞻性，可是再一次見識到外國月亮比較圓的迷思。加強國民學校成為全民首選的口號還未降溫時，各地華小也年年爆滿沒學額，以英語掛帥、標榜國際化求學環境的國際學校門檻一旦拉低，恐怕中產階級的華裔父母會擠著血汗漕茖悗臚l到國際學校讀書。

教育部聲稱要防範人才流失，減少外匯流失，言下之意就只有國際學校才能成為「梧桐樹」，以讓人中龍鳳「築巢棲息」。這是否也是一種自打嘴吧的招認，否決國內原有的教育制度？

曾幾何時，政府任何事都要成為本區域的第一。例如去年國家汽車政策要將大馬的汽車領域成為本區域汽車製造中心，高等教育部也喊出成為本區域高等教育中心總匯，于是我們看到私立學院如雨後春垂_起，但也濫竽充數；在教育商業化的浪潮下，也有一大堆有實力而沒財力的優秀生被棄在國立大學門外。

大馬的人才流失已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以致面對當今人才斷層的嚴峻現象。我們在「終身學習」之餘，其他國家的新生代已站在知識的最前端，而我們就終身去競逐。

教育部以開放國際學校門檻為名當然是好事，但實際上是變相的教育商品化；減少外匯流失其實是捍衛經濟利益，對人才流失只是隔靴搔癢而已，如何增強我國的教育體質、提升教育素質、改善就學環境來激發學習思維，還是交了白卷。

誰在掩耳？

普騰前總裁馬哈里爾有一次在新車推介禮後，我們一行人對他前仆後繼追訪他發言，內容不外是普騰的表現、品質等的「指定」問題，大家都爭取一些出其不意的新聞材料，但馬哈里爾當時捉狹地作著掩耳狀，示意他不會評置，然後傳媒又落寞地一哄而散。

後來去年中與馬哈里爾做了一次訪問，當時他有問必答，還針砭時弊。在今年事過境遷，馬哈里爾從一個發燒的頭條人物，卻變成為一篇洋洋灑灑的文章也淪為報端上的「讀者來函」來處理，此次變成每人都掩著耳朵，我去採訪馬哈里爾前，不少同事朋友也問：「他還有話說？」

為什麼馬哈里爾還有言而不休的戰斗力？他昨天說，「人們可以改變對我的看法，但是不能更改我在普騰的成績單。我可以與你對質，但我們必須說真話，你不能玷污我的人格。」

從普騰賤賣MV Agusta，到普騰特召記者會回應，影射董事局遭馬哈里爾凌駕及做出不智商業判斷；再到傳媒處理新聞後，民間輿論和迴響已不強烈，社會對馬哈里爾「降溫」，權力的炎涼，點滴在心頭。

連馬哈里爾自己昨天向我們陳述他對國家汽車政策的意見前，他先做了開場白：「我不知道我還是否『切題』（relevant），但是這是我對政策的一些想法……」然後就侃侃而談。

不過，我還是將他的談話儘量報導出來，儘管馬哈里爾被認為是過氣人物。只要言之有物和有建設性，不理是販夫走卒的小人物，其談話都應傳達出來；但若是空泛喊話，應景作秀，即使是達官貴人黨魁，也不必過于渲染。

但普騰顯然對馬哈里爾已不聞不問，民間對汽車工業和普騰等的生態競爭問題也顯得愛理不理，是因為事不關己？這次誰在作掩耳狀？

然後，這些貼身課題又迅雷不及掩耳地落幕了，公義和真相似乎都是離題的課題。

有時我會想起自己中學時曾經是合唱團的團員，可是我只是一個男低音，站在最后一排唱著一組組不動聽旋律的音符，為這些音符發出聲音。我才發覺自己對歌唱有恨鐵不成鋼的熱情，因為我始終無法做獨唱的男高音。到現在我也沒有再去卡拉OK唱歌，只知道自己的歌喉充其量是低沉的嗓音。

以前我也每年參加揮春比賽，每次題目我都會挑選七字對聯來揮毫，將紅紙翻捲摺疊，在十四個格子裡來潑墨，我才知道自己功夫不到家，無法在每一筆划都充滿眉飛色舞的生命力，因為我只懂得楷書，無法用筆法來臨摹自己的思想。

現在在報館工作爬格子，才發覺原來版位那樣珍貴，文章要語鋒珠璣，在字數與版面設定下不能逾越。刪了許多字眼贅詞，才發覺自己要說的只剩下七零八落。

或許在這裡可以變成我一個沉默的卡拉OK廂房，用文字世界來取代揮毫時一筆一鉤的磅礡氣勢，或許，在沒有限字數的國度里，成為自己一個人研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