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這樣的國貨

80年代起大馬是虛妄標語的天下：購買國貨、我愛國語，這些標語甚至浸透小學生功課。

小學五年級時，美術老師要我們設計「愛國語」海報，我的作品是一個心形，裡面寫著標語，心形後飄揚著大馬紅白相間條紋的國旗。 老師說這是好作品，還拿去參加校外海報比賽，但我沒告訴老師，這不是原創作品，但那時我未還認識什麼是「剽竊」。

小學三年級時，華小才上英文課，課本是畫著幾塊積木介紹「一」、「二」、「三」在英文是怎樣唸，但在三年後就要考小六檢定考試（UPSR） 了。

那時是1989年，也是UPSR推行第二年，塵埃未落定。所以各科老師孜孜不息地摸索著新課程與出題教課，英文老師則以羞辱威 嚇方式要我們去背英文各時態動詞：原形動詞、過去式、過去分詞。

我們是活在這種「恐嚇」下去上課的。師長說，你考不好UPSR，就進不到好的中學。在考中三的初中評估考試（PMR）時，師長又說：你考不好PMR，就擠不進A班了。中五時考SPM，我們又聽到：馬來文一定要過關，否則進不到本地大學。

所以，中二起我每個週末到鬧市馳名天下的補習中心補習，一切為了中三的PMR。我們像學院生一樣，穿著便服趕課，每堂課是座無 虛席，各科老師在幾小時內以車輪戰方式，喂食著來自雪隆一帶的學生：揣測出題的竅門、怎樣抄捷徑去背課文，但彼此都有秘而不宣的「默 契」：補習中心派發的習題可能是本屆考題的「洩題」。

1993年的PMR不幸地讓我們又成為第一批考生。地理與歷史科老師要求我們做專題研習（project），是前所未有的應考方式──數人一小組去搜集資料，然後再提交個人作業作分析評述。老師說分數是佔據PMR的20%。

十年多後的今天，我們聽見「校本評核」（school-based assessment）名堂時如同耳目一新，實為新瓶舊酒。

高中時的英文仍然破爛，我將老師強制我們修讀的福爾摩斯偵探小說丟在一旁，因為深不可測，覺得不知所謂。而這就是英文科綱領下的「英文文學」環節，學生一定要讀一讀英文讀物。

而馬來文也支離破碎──有一次在街頭逛街時，恰好遭一名電視台記者捉住訪問道：「到底電視節目的接吻鏡頭是否應播出街？」，我當時傻笑、啞然，這麼深的題目，我就是不懂，但那時快要考 SPM了。

SPM後我也順利考進國立大學，大學考卷多是以多重選擇題出題的呢！作答比中學更不費功夫，因為不需寫作文。而當時若是教授說要以essay方式出題的話，全班會鼓譟呢！

後來，當記者時碰著SARS疫潮，世衛在大馬召開特別應急大會商對策，國際媒體群來採訪，在記者會上時任衛生部長蔡銳明招架著香港傳媒用英文連珠炮式的提問時，他再問現場媒體：怎麼沒有馬來西亞記者發問？而我是其中沉默的一位。

物轉星移，現在政府考慮要廢除UPSR與PMR，不設時限收集民意，又是一場教育革命？但又是一個口水花的議題。

我突然間想起現代人只會說「教育」。但知識不能教育，而是用來學習，但我們的知識只是用來考試、升學，只用畢業證書來覓職，但如何處世，如何培育批判思維，我們交了白卷。

散文家董橋說：「大家都在受教育，都在用腦；很少人在做學問，在用心。」而在大馬受教育，是講「機心」，不是講「心機」。

我在想，當政策制定者、高官即興地宣佈教育政策與體制翻天覆地時，他們的孩子是在本地上學，還是海外唸書？

我們聽著這些朝令夕改的政策宣佈，總有一種福禍無門、貴客自理的涼薄感覺。

如今中年了，青春軀殼不再，讀著相關新聞時，則如同讀著報章上的纖體廣告一樣──如何急速化成魔鬼身材，但只有想像，不理真相。那麼，看過就算吧！

這反而讓我想起已逝的肉彈艷星狄娜所說的：「我處世了然未了，何妨不了了之？」──像我這樣的教育「國貨」，都已過了幾個世代，又何妨不了了之？

（刊于「東方群英會」專欄，東方日報，2010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