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Maria Chin:社運巾幗不停步






六月份一號人物:瑪麗亞陳(Maria Chin Abdullah)
報導:陳富雄、高碧蔚
刊登於《東方日報》,2012年6月1日



瑪麗亞陳的名字彷如變奏曲,原先是「陳金蓮」,之後是英文名「瑪莉」、皈依伊斯蘭教後改為「瑪麗亞」,保留著「陳」姓氏。

名字是身份,而瑪麗亞的身份轉換折射出一個小女子的人生與國家之間幽微的改變,如今她較為人熟悉的身份是淨選盟委員會成員,在5月杪更被政府史無前例起訴索償,與龐大體制單挑,成為非抗辯不可的答辯人。

但她未想過要「抗」──包括如今與大隊一起作公民抗命。這位投身婦權組織逾20年的社運份子說,自小成長在傳統保守家庭中,但現在她走出自己的安全區,不曾想過停下腳步,因為社會運動最迷人之處,就是看到醒覺意識在抽芽成長。


往昔仍是男尊女卑的年代里,瑪麗亞兒時每逢學校假期是回霹靂州祖父家度假,「我的祖母重男輕女,女人都是呆在廚房,一起吃飯時男女分坐,好料都是留在男座。」

此段父權家庭下成長的經歷烙印在她腦海,格外深刻。「我當時感受到這是歧視女性──非常強烈、明顯的。」

瑪麗亞接受《東方日報》專訪時坦承,「在參與學生運動前,我自覺是保守派,我沒想過在日後會參與街頭示威…完全不會。但你走過(1969年)513事件,感受到種族間的差別,只會讓我感到不公義。」

瑪麗亞的曾祖父來自中國,先是洗琉琅採錫,後成為白手興家的錫礦商,兒孫大都送到國外求學,特別是其父母親皆是英國留學生,開拓眼界之餘而更開明,瑪麗亞嫁給已故的全國廉正選舉機構主席尤諾斯阿里,並改為伊斯蘭教徒時,也未遭父母反對。

瑪麗亞在英國出世,成年後可以英國及殖民地公民身份,赴英享受免學費的大學生涯,也來到人生轉彎處。放洋留學時,她積極參與學生運動,當時她沒甚麼使命感,只因近朱者赤,為了朋友就加入了。在唸完碩士後其實她大可留在英國。

「但我覺得我應回國,因這始終是你的家國,我很慶幸我有回來,否則我就錯過了淨選盟大集會。」

1985年她回國後,先在一家研究機構上班,但即感自己不適合,學生運動的啟蒙,加上家庭成長背景的遠因,她轉投婦女運動組織。

1969年爆發513種族沖突,瑪麗亞當時才15歲,點滴在心頭目擊社群間,種族膚色開始似及若離起來。「513前,我們根本不會有必須分開檔攤的事情,馬來檔攤和華人檔攤就在一起,當時做學生的我們關注的都是學業、成就和友情,不會在意種族。」

「可是513後,出現了一個廣為流傳,卻矯飾的『親善』(Muhibah)口號,強迫各族要友好相待,漸漸地我們感覺到各族間的分隔,華人和馬來人的檔攤開始分開,各族開始意識本身的身份問題。」

她發現513事件後各族出現「族群身份」的角力,是無形與有形的保衛戰,「我們看到馬來人的穿著改變了,例如穿戴頭巾;華人要穿旗袍嘛又不實際,所以力爭保存華校,印裔則是興都廟、泰米爾文小學,這也是一種斗爭。」

瑪麗亞憶述起當年人人都是爭取報讀教會學校,那當時具有最優秀的教學資源,各族聚集而英語通天下,「但現在人人都爭讀華校了,國民學校素質與華校相比根本不達標。」

她認為當今最大的教育挑戰還不是各源流學校而已,而是學生是否具批判性。「如果你只是考一張張的考卷,爭考A,但不知道你的國家發生什麼事,你就不是好學生。」



瑪麗亞(前中)多年來帶頭爭取婦女權益,也參與爭取性別平等的聯合工作隊,包括監督國會議員用性話題大放厥詞的情況,並到國會抗議該些口吐髒言的國會議員。

周旋宗教與政府機關的困頓

近30年投身社會運動與深耕婦女權益,但瑪麗亞對婦女與社會發展部等政府機關高喊「我投降」!

雪州社區自強協會在去年起就決定斷絕與婦女部合作,受不了政府機關那種慢郎中、不重視的輕忽態度。「最後一分鐘召集來擬定政策,我們趕工完成報告,但最後沒有下文。」

「我們與婦女部開會提意見時,他們又會轉身走開說,『你們不代表大多數』,但為什麼又召我們來開會?」

瑪麗亞不諱言,多年來政策紋風不動,讓她感到抑鬱,還有絕望。但她堅持,「如果你問我,是否還要重來做這份工作,會,我會。特別是你援助一名求助婦女,下一次再見她時,她帶著丈夫來求助──這意味著他們改變著。即使政府沒有改變,但地面上的人們是在改變著的,特別是年輕人。」

她說全馬只有2間強姦受害者庇護所,但不分個案全都收容一屋檐,「人人的背景不一樣,包括逃出苦海的性工作者。這情況如何給受害者輔導?受害者可能會更加心理壓抑、更有罪惡感。」

婦權組織已要求政府按照不同受害者需求開闢庇護所,但充耳不聞。另一個敏感課題是性教育。「20年前我們已倡行教性教育,但宗教團體跳出來斥我們鼓吹性開放。你看現在的輪姦案、棄嬰案、約會強姦案多恐怖,但沒有人告訴他們要如何保護自己。」

政府不願投入社會福利更多的資源,瑪麗亞揭發,霹靂州只有1名輔導員、2名社工來為全州服務,但社會問題何其多?「這是惡性循環──你被強姦了,有法律條文來可法辦,但沒治罪。」

如今斷絕關係往來,切斷了政府資源,她說,唯有智取來展開斗爭,例如會動員草根婦女,直接讓她們與長官對話。

「但最沮喪的不是應對政府部門,而是宗教單位,任何事都扯上教令來阻止──瑜伽、即使穿牛仔褲也說是女同性戀者。」

沒鮮花戒指的婚姻

瑪麗亞下嫁其已故的馬來丈夫尤諾斯時,沒有鮮花戒指,也沒有設宴,只是低調地註冊,因為不想收罰單;「在某一程度上,我們不相信婚姻制度,也不認為需要花這麼多錢,而且我們沒有這麼多時間。」

他們當時只與親友來一頓餐敘,但另外其丈夫也向岳父岳母進行敬茶儀式,「我們仍保留著,但其餘一切從簡,當時不少親友知道我們結婚了可真意外不已。」

即使皈依伊斯蘭教後,瑪麗亞說丈夫從未加諸任何限制於她身上,必須穿著披頭巾等,「我們都有討論的空間,他的家人對我很好。我只是生活上一些微小的調整,例如沒去神廟、不吃豬肉、進行齋戒。」

雖然她不再使用中文名,「但我沒有失去我的身份,包括如何穿著,這非常重要,因為我有權決定怎樣穿著來讓自己感到舒服。」





瑪麗亞(後)對3名兒子阿祖敏(左起)、阿哲米及阿茲曼自有一套育兒經,她坦承不擅烹飪,兒子都是自學烹飪。

有趣的是,瑪麗亞為次子與三子報生時,還將「瑪麗亞」加入名字成為中間名,也是一脈香火承傳,「他們日後是否要除掉這名字,他們可做決定。」

對於3個少年兒子,瑪麗亞有一套育兒方式,在兒子唸幼兒園時,她與丈夫除了灌輸正確的種族課題外,也開始教性教育,包括如何分辯不對勁的撫觸,因為上學了,就是開始接觸外界。

皆因性侵害可發生在男女身上。「我們要他們一旦發生什麼事,一定要說出來,說這些事時你千萬不可難為情,孩子一定感覺到而什麼都不肯說。」

兒子踏入青春期了,「我的丈夫就負責講解手淫、夢遺等的知識,我不要他們從互聯網去了解,因那根本是對性、女性有錯誤的形象。」

後來,瑪麗亞去英國時,買了幾本適合青少年的生殖健康讀物給兒子,「如果我對他們說,又好像在講課,索性給書他們自己看。」過後她與兒子還討論性教育。「他們會決定與朋友談,還是與父母談,但我會補充資訊,至少我不要我的兒子搞大其他女子的肚子或犯強姦案。現在知道好過遲知道。」

瑪麗亞說在處理熱線時,屢聽見約會強姦遇人不淑的電話,也影響了她的育兒觀,「你會回想到底你要自己的孩子怎樣成長,所以我與丈夫就輪流講解。」

是人民決定走上街頭

709大集會中,淨選盟2.0號召逾10萬人走上街頭,不及一年淨選盟在3週內號召舉辦的428淨選盟3.0大集會,召集25萬人呼求乾淨和公平的選舉,瑪麗亞認為,這顯示大馬人已跑在淨選盟前端,比淨選盟更早決定走上街頭。

「這反映出人民更加憤怒,在709上生氣的是政府在選舉上的事宜,這一次428生氣的是政府在各種課題上的態度,包括萊納斯稀土廠、內安法令和高教貸款等事宜,人民的意識高漲。」

這也讓她相信,淨選盟4.0大集會或不是淨選盟本身所帶動,而是人民自己因不滿政府而發起的大集會。

「他們已經在蠢蠢欲動,因為在逾50年後政府還是沒有作出改變,這樣讓民眾更為憤怒,若繼續下去,這樣只會讓淨選盟4.0發生,但此次可能不是『淨選盟』名義,而是人民自發的大集會。」

「你不能否認,在淨選盟集會中,大馬人已擺脫恐懼、不再害怕,也不再只談及種族問題,而是集體以大馬人的身份發聲。」

她認為這是大馬政治生態的演化。「人民不再只接受政府在大選時重提513帶來的白色恐怖,人民變聰明了,不再相信這樣的故事。」

她坦言,即使非所有赴會者明白集會訴求,但至少70%與會者是「清醒」的,另30%則抱著玩樂,或赴嘉年華會的心態參與。

至於有人認為未來再有大集會,淨選盟4.0大集會或更暴力時,她表示,人民的積極可以不同的方式展現,並不一定會演變成暴力衝突。「淨選盟4.0絕對不能視為是一場報復。」

別再跑題乖離初衷

428黃綠大集會餘波未了,8大訴求儼如被旁落,瑪麗亞認為政府應該回到最初點,即「是否願意作出選舉改革」上。

瑪麗亞陳並不認為民聯領袖騎劫428大集會,「你不能因為反對黨的存在,而減弱淨選盟要帶出的訊息,民聯此次也同樣號召支持者出席,當然也有權利發表言論,這是言論自由的問題。」

「如果集會者不想听民聯領袖說話,他們大可在現場喝倒采,噓走這些領袖,但依我觀察,民聯領袖當時說的都是在爭取乾淨和公平的選舉制度。」

她認為,如是的說法也是政府欲轉移視線的議程。「指責淨選盟要推翻政府的說法,更顯示政府欲加之罪,非常荒謬、難以置信,在60或70年代很受落,可是現在人們不受這一套,也不會害怕了。」




採訪手記
文:陳富雄

瑪麗亞在訪談時說出「我不會煮食人人皆知啦!」的笑聲讓我難忘;
她提到已故的丈夫酷愛烹飪也影響了幼兒,她的兒子全都值勤做家務時,強調說「做家務不是女孩子的功夫」等讓人省思的快語,都是非主流的思想,但是一種篤定的男女平權宣示。

這是一場明快的訪問,因瑪麗亞總是帶著豪爽、俐落的氣質,
如果你以中國傳統觀念那種妻子是「內助」,丈夫是「外子」的思維來與瑪麗亞聯想起來,是格格不入的。

因為天下興亡,匹婦有責,女子不一定是安守家室,
而可將精力放在社稷、國家的前線。訪談中她提起弱勢婦女的困境時,都是我們看不到的社會邊緣態勢與忽視的小眾。這篇訪問中其實我最欣賞瑪麗亞對婚姻的態度:低調與務實,我想這與她長年來的捍衛婦權工作是互映增輝的,而且這才是真正的解放──不是形式上,而是精神上去實踐,因為實踐就是理念的支柱,實踐與理念也是互映的。

人物誌:
姓名:瑪麗亞陳
身份:淨選盟委員會成員、淨選盟秘書處負責人、婦權組織份子、雪州社區自強協會執行董事
年齡:57歲
宗教:伊斯蘭
家庭:與已故丈夫尤諾斯育有3名年齡18歲、17歲及15歲的兒子:
學歷:英國倫敦大學經濟系學士、城市規劃碩士
資歷:英國出世,大馬受教育,大學時代積極參與學生運動
─回馬後投身婦權組織
─2007後加入淨選盟成為委員,2012年5月杪被大馬政府起訴



訪BOH主席崔斯坦:生存下來就是成就!




一號人物:拿督崔斯坦.羅可素
BOH種植公司主席


人物誌:
姓名:拿督崔斯坦.羅可素(Tristan  Beauchamp Russell)
年齡:80歲
現職:BOH種植公司主席
家庭:2名兒女,女兒卡羅琳(BOH種植公司首席執行員)、兒子約翰(主責BOH種植在澳洲的業務)
學歷:劍橋大學英國皇家農業學院
經歷:
─吉隆坡出世、南非成長
─1954年英國學成返馬,出任經理助理,1年前後調返總公司市場營銷部
─1969年,其繼父兼BOH時任主席逝世,繼承BOH及AJ.Russell公司主席一職至今。





報導:陳富雄、蘇正義


 


慢斟細酌一杯BOH紅茶,可品嚐到口感酸甜苦澀的立體空間表現,而徜徉金馬崙高原的BOH茶園,在層巒疊翠間,是否可感悟到一個家族在茶園的興衰?

BOH茶園可說是金馬崙高原的靈魂,但鮮為人知的是,這個茶園是由英商J.A羅可素在1929年時獨具慧眼開發,其獨生子拿督崔斯坦輾轉間於1969年接棒後,如今再交棒女兒卡羅琳掌舵,是大馬罕見的洋人執掌的企業。

行事低調的崔斯坦在一項罕見的訪問中,對《東方日報》談起往事、羅可素家族的傳奇,如何胼手胝足打響BOH的品牌,即使BOH已在大馬家喻戶曉,但他僥倖之餘,不禁感嘆:「能倖存下來,已是一項成就。」



80歲的崔斯坦目光如炬,談鋒穩健,說起BOH的故事,仍可感受到茶般的溫熱。

BOH種植公司在金山崙高原海拔5000英呎坐擁三座高原茶園,另外也收購兩座平原茶園(武吉基丹及武吉里丹),是全球少有一條龍作業的種茶公司,從種茶到包裝一手包辦。

創辦人J.A羅可素該是未料到種茶,會是該家族生意未來的「撲滿」。他在1933年遽逝後,其錫礦業、煤炭界、地產發展所創立的商業王國崩潰,BOH茶園成為該家族碩果僅存的生命線。

鬢絲幾縷茶煙裡,崔斯坦流年不覺已皤然,他唏噓地說,「當『馬里安煤礦公司』(雪州萬撓煤礦主要採礦商)倒閉時,我們只剩下BOH茶園,那是一段驚懼的日子…要生存下來,就是一項成就感──特別是要順應恆變的時勢。」

儘管BOH已獨佔大馬70%茶葉市場,更是國際知名品牌,但崔斯坦仍然誠惶誠恐。他在其吉隆坡安邦路的辦事處接受專訪時說,BOH目前需與許多跨國企業競爭,「他們比我們有更多的資源,在市場營銷上壓力更大。」

崔斯坦認為,怎樣拚市場是公司成功的關鍵。他在1954年從英國學成回國後到BOH茶園上班,他與營銷隊伍全國走透透,「可以說我對這國家太熟悉了,幾乎踏遍馬來西亞的任何地方。」



BOH先生成為大馬首位電視廣告卡通人物,至今仍膾炙人口,成為BOH的標誌。
BOH茶園迄今仍可看到可愛的BOH先生成為吉祥物,成為路向指示牌。



1970年代時BOH面對猖獗的「盜版」,為許多冒牌貨如「BOP」等冒出來,崔斯坦頭痛不已。當時電視機未普及,但BOH已開始打電視廣告,而且是一擲千金:1年2萬5000令吉。

這包括催生「BOH先生」卡通人物,是大馬首創用卡通來打廣告──一個頂著禮帽、佩戴領結的微笑紳士,如今還是金馬崙茶園遊客中心的吉祥物。他說,「當時只有1個電視頻道,1天只播4小時,2萬5000令吉一年是一筆大數目,但滲透率非常強。」

但催生這卡通人物,也面對反對聲音,「我們一直爭論是否要投資那麼多錢。」後來該廣告的標語是:不是『boop』,不是『bop』,而是「BOH」。」

崔斯坦說,羅可素家族在馬來西亞生活已有五代,「我的孩子約翰和卡羅琳是馬來西亞人,孫子也是,我們對這裡有歸屬感。」

可是他坦承總會有面對一些身份認同上的掙扎,例如,人人總是當他們是外國人。「人人說我是外國人,我接受,但這不重要。」

他說,羅可素家族生意歷經日軍佔據馬來亞時代、剿馬共的戒嚴、國家獨立、馬印對抗、大馬經濟的大起大落及新經濟政策等的挑戰。

「但我們能生存下來,除了我們有拚搏精神來求存,但最重要是我們面對不薄的待遇,生意沒有被國有化。如果我們在印度、緬甸或斯里蘭卡,又或是津巴布韋等國家有生意,我們可能已丟失了。在馬來西亞仍能保存著生意,是真的好運氣。」

如今BOH茶園的26%股權是由國民投資公司持股,崔斯坦說,與該公司的管理層合作良好。


 
J.A.羅可素在50歲時英年早逝,而來不及見到崔斯坦長大,然而崔斯坦已子承父業,如今已交棒予兩名子女,可說J.A羅可素的企業家精神仍然薪火相傳。


父親影響我至深

在怡保新街場,有一條街是「羅可素街」,即以崔斯坦未曾見面的父親J.A羅可素所命名。而吉隆坡舊火車站,是1910年J.A羅可素夥拍其弟弟菲立爾的承包公司所承建。

JA羅可素可說是大馬20世紀初傑出的歐洲殷商,卻湮減在歷史,幾遭遺忘。如今已83歲的崔斯坦,在訪談中提起其先父時說,「無疑地他啟發我很多。」

崔斯坦尚在娘胎時,其父已開發著BOH茶園,但他未及1歲時,父親突然患病去逝。崔斯坦之後隨其母凱特琳回英國,待其母於1939年改嫁,他就隨母親凱特琳到南非生活,直至到英國升學,專攻農科。

「在我小時,我的母親常對我說父親許多舊事。而我修完農科學院時,也有意識到有朝一天我會回馬來西亞。所以我回來這裡時,已滿腹期待。」

1954年崔斯坦返馬時先在BOH茶園當茶園助理,而公司主席就是其繼父威廉.仁美。他在回馬時,意外發覺當時的馬來亞比想像中好,只是當時因馬共而陷戒嚴狀態。

「我是在南非長大的,所以來到馬來亞時發覺一切都發展到有規模,相當意外。但更驚奇的是,當時人人都相處得很好。我以為會有敵對局勢,但完全沒有。」

一個年輕人,對當時一切感到新奇,偏偏當時他身處剿馬共的茶園。「在茶園過活時,我住在有人看守的別墅裡,又得學駕裝甲車去丹那拉打每週申領糧食,睡覺時還放把短槍在枕頭底下。」

至於為何崔斯坦當年為何沒留在倫敦或南非,他說,「我們的家族生意就在這裡,雖然在打仗(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已丟失了,而我父親在過世後幾乎也跨掉。」


J.A.羅可素在50歲時英年早逝,而來不及見到崔斯坦長大,然而崔斯坦已子承父業,如今已交棒予兩名子女,可說J.A羅可素的企業家精神仍然薪火相傳。


BOH創辦人J.A.羅可素:遺忘的傳奇

原名約翰.阿卓博.羅可素(John Achibald Russell)16歲來馬時,在船上已開始學馬來文及爪夷文,在「海峽貿易」工作時已自修中文,可說流利廣東話、客話、福建話及華語,也可以書寫中文。1904年創業成立泰英棧。

由於中文流利,他夥拍多位大馬華裔富商如陸佑、陳秀連、陸秋傑等,由錫礦業起家,之後獲得華資,而染指橡膠園煤礦、制作火柴(但失敗告終)、建築、房地產發展(發展及坐擁怡保新街場),加上4名兄弟在礦業、建築業各有所長而如虎添翼,而建立商業王國。

J.A.羅可素可說是因大馬天然資源佔盡優勢,同時因中文之便而造時勢的商業奇才,更有別於殖民地政府由英資贊助的外商公司。1929年他在5000英呎高的金馬崙高原開發茶園種茶,只靠一台蒸汽壓路機、幾隻驢子、一批勞工開發,如今是東南亞最古老的茶園。


治創新與效率於一爐建品牌

崔斯坦在接掌BOH茶園時,當時BOH的生產線仍屬小規模,而且是多運往外國市場如倫敦,本地市場小。這位少帥開始治創新與效率於一爐來建立BOH品牌。

當時BOH旗下另有一個「虎牌」茶,價位較低,但崔斯坦認為,應該為產品增值而催谷本地市場。為了打開本地市場,崔斯坦聘用廣告社來開拓市場營銷,在打廣告方面更花費不少。

「當馬來西亞越來越繁華時,人民也越富有而寧願花更多錢來買好茶,我們的市場就越大,而BOH是好茶,可以拚到好價格。」

因此BOH當時將產品定位拉高,往更精致的茶葉發展,成功拓出大馬茶市的血路而創下領航地位 。而「BOH先生」卡通人物是開端,現在BOH的標語已改成「來Ummph!」,再反映出崔斯坦的巧思。

「我們要說的是這茶葉讓人精力充沛,但廣告社認為不能如此直接,人們會以為那是藥物。所以我們要找另一個新字來取代,我們想到了『ummph!』」

BOH巧妙地將「ummph!」這象聲詞,喫一口後的茶香餘韻所帶來神采煥然、精力充沛的宣示語。

崔斯坦說,如今賣茶的營銷通路已改變,一切倚重批發商,也有進駐一些外商霸市如特易購、家樂福等。「但以前我們的分銷商有多達5000個不同的戶口,老實說我較喜歡這種做法,但現在不可能直接賣茶,因為批發商不會著重在推銷你的茶。」

「除非你有門市直接賣茶,但你又得確保你是坐擁整個門市。」

如今BOH種植的業務已拓展到澳洲種茶、畜牧綿羊,至於在大馬也進軍房地產、油棕,BOH茶款也花樣百出,「要成長,就不能只靠一樣東西,我們不能只有單腳凳。」

掛畫如夢憶前塵





崔斯坦身後的水彩畫作,原來另有奧妙,就是其母在80多年前寫生時,也將他畫進畫裡,如今成為他朝夕相對的緬懷。

原圖:


崔斯坦的辦公室掛滿其母親凱特琳的水彩畫作。畢業自倫敦藝術學院的凱特琳畫作風致雋永,畫作主題皆以馬來亞鄉土氣息的景物人事,如今回望可說掛畫如夢。

崔斯坦指著其中一幅,是吉隆坡廣肇會館關帝廟前,有一位長辮媽姐的背影,抱著一個嬰兒。「那就是我了。我母親將我畫了進去。」

崔斯坦說對歷史非常有興趣,他喜歡收藏中國古瓷,著迷於年浸月淬舊趣美致。「這些瓷器都有故事──來自哪裡,落腳何處。我發現南中國海與地中海一樣,這麼多世紀以來都商貿發達,經過馬來半島,但會去到埃及等地。」

他說,收藏古董瓷器的問題是價格不斷飆高,「你當收集者時用50令吉來買一個瓷器是沒問題,但之後你的口味越來越複雜,你會想到藍白明朝瓷器的美,但那可能值20萬元。」

「所以我去博物館去看就滿足了,我不想擁有它,免得擔心有人打破,或是被偷了。」




崔斯坦的祖父傑克(前排中)1900年開始受聘馬工作當印刷員,其後人相繼在大馬落地生根,其子女包括瑪德蓮(前排左起)、喬治,後排則是崔斯坦之父J.A羅可素、菲利、鮑勃及多納爾。


崔斯坦現在也忙著整理羅可素家族歷史,但歷經戰事、父親早逝,許多資料都流佚了,整理過程緩慢,「我只有靠我的母親、叔叔給我資料。」

不過,目前崔斯坦有一位英國親人已架設網站撰寫羅可素家族史,更可追溯至200年之久。崔斯坦坦言,「這真是大驚喜,我們知道了許多我們之前不知道的事物。」




採訪手記:醰醰名理燭照古今

文:陳富雄

許多人或未發現首都鬧市安邦路,在中國銀行隔壁有一座林蔭花園屋舍,就是「JA羅可素與種植公司」辦事處,讓人驚喜。

我在訪問前挑燈夜讀BOH茶園的歷史,訪問後再細讀J.A.羅可素發跡的家族史,有歷史奄忽之感,但惘然的是覺得一位商業傳奇人物百年孤寂,只能燭照當今我們的歷史的蒼白。

例如吉隆坡舊火車站興建、靠近律師公會總部橫跨巴生河的橋樑、萬撓煤炭山興旺等,都是你品茗一盅BOH茶時,無法聯想到一位英國商人如何牽引大馬晚近歷史的經濟發展。

諦聽談鋒穩健、目光如炬的崔斯坦談起BOH,就有讀章回小說的古況。這位種茶大師的言談樸淺,卻名理醰醰。紅茶是具有風土表徵的農產品,金馬崙BOH紅茶推出多種配合國人口味的茶款,就是大馬人的風土誌,但其精魂來自茶樹。要如何像茶樹般常青恆綠,一家企業要如何生生不息祖傳數代,就是這篇訪談的梗概了。



延伸閱讀:BOH主席崔斯坦:「思想障礙」難突破



BOH主席崔斯坦:「思考障礙」難突破



(吉隆坡29日訊)大馬最大茶園的BOH種植公司主席拿督崔斯坦.羅可素說,大馬種植業界普遍上出現「思考障礙」(Mental Block)情況,以致欲提高生產時無法突破。

他指出,一些方法可能已沿襲多個世代,但要大馬人換一個角度去思考如何提高產量,卻非常困難。

BOH大馬首屈一指的種茶、製茶業者,亦是遠近馳名的國際企業。崔斯坦本身畢業自英國牛津皇家農業學院主攻專科,種茶已近半世紀,該公司在澳洲均有種茶及畜牧等農業,在大馬也染指油棕種植。

他在吉隆坡辦事處接受《東方日報》的專訪時指出,種植業並非一般人所想是的是低技能的工作。「但我們常聽到的是:『我一向都是這樣做,這就是方法了。』」

83歲的崔斯坦說,其實他是了解為何大馬人有此等態度。「你(園坵管理者)請了一個年輕的助理來工作,你告訴他怎樣做工,但他可能會抄捷徑。」

「你認為這樣做較容易,但他認為如果依他的方法做會更容易。可是這新助理被告知說:『這是方法,如你不照做你就會被辭退。』但問題是,說這話的人用方法用了15年。」

BOH在金馬崙高原有3座高海拔茶園,另有2座低海拔的平坦區茶園。在採收茶葉時,可分為人工或機械化,斜坡採茶多以人工採收,俗稱「拔茶」。

●大馬6人工作仍是多
崔斯坦主掌BOH時已主攻機械化作業,也加重生產研發,為的是推高產量。他透露,他在50年代加入時揉捻室有27人工作,現在只有一人,但他仍感覺不滿意,即使精兵手法已比印尼製茶廠來得少。

「印尼的製茶廠有80人精制11公噸的茶青,我們有6人,但在澳洲只有3人。所以大馬人在這方面的效率是可以增加。」

他說,澳洲的農耕技術很強,包括耕種甘蔗提煉成糖,全靠機械化生產出全球最廉宜的糖。「我們在金馬崙茶園雖然是使用機械,每名員工每天平均可生產出最多300公斤的茶葉。但在澳洲,只需1人,即可每天生產出45公噸( 4萬5000公斤)的茶葉。」

換言之,澳洲制茶的效率是比大馬高150倍。「不過澳洲人的薪金更高,我想該是每天500令吉,但因生產率高,勞工費其實是低廉的。」

●大馬人愛用人手不足為由
崔斯坦說,在大馬用最多的藉口是「人手不足」,「但我想我們應該真正想如何提高效率,在種植油棕時也是如此。」

他也透露BOH產茶機械化的盛況,例如在金馬崙高原,是以飛機每天載著100公噸的農藥起飛,耗3至4天來噴農藥。「我們根本不可能用人手來噴農藥,太大了。」



●勞工難請,外勞不愛來
(吉隆坡29日訊)BOH種植公司主席拿督崔斯坦說,該茶園面對難以聘請勞工工作的窘境,即使欲聘請外勞卻遲不成事,讓該公司非常擔心。

他對《東方日報》指出,「請外勞程序非常慢,我想大馬對外勞而言『不受落』,印尼人也不想來這裡工作了。」

「現在大馬政府還要實行最低薪金制。這會如何沖擊我們?我們真的不知道。但肯定地會拉高我們的營運成本。」

BOH目前70%的勞工都是外勞,「在大馬,一些機械化的工作如駕起重機等都是由大馬人做,但拔茶等體力工作,大馬人不愛做,因為他們都要找較容易的工作。」

「如果我們將工作流程機械化,可減少依靠外勞。」



延伸閱讀:5月1日「1號人物」

是否想了解BOH茶園的背後傳奇?請留意5月1日的「一號人物」,崔斯坦分享一杯紅茶的故事。

人權委員會主席哈斯米:坐「經濟艙」看得更多!


採訪手記:人權是彼此的共業
文:陳富雄

哈斯米開門迎接我們進入其辦公室,只在一分鐘,就可以感受到他接人待物的熱情。在落地窗前,他介紹著鬧市市景,我稍為遠眺即可看到秋傑路一帶的低矮、櫛比鱗次的建築,格格不入而有礙瞻觀。他說,這裡可以看到許多之前沒看到的景觀。

的確,在這麼一座高聳的建築物,在俯瞰的都是實況,即使那是縮小形體,但盡收眼簾的卻是滄桑的大格局──一如哈斯米在掌舵人權委員會時,親睹自己國家的真實面,但在過去多年來在海外是對外人說著好話。

這 是怎樣的一種心境轉換?多年來的公務員思維,又如何放下而走在前面感受民間疾苦?後來在逾三小時的訪問內,其辦事處的冷氣越發地冷,但我們則感受著他對做 事的熱誠與溫暖。他順暢的英文談吐與鋼銳的思力,正是典型的外交官訓練,然而最重要是保溫著一顆熱心腸。其他政府長官是否冷氣房坐久了,會否感受到民間的寒凍?

哈 斯米退下外交陣線後並沒有享受「一庭老葉掃西風,袖手空階看蝸跡」的閒情逸致,反之投身人權倡行工作。然而這句詞,確是大馬人權發展的另一隱喻與寫照:社 會人士提起人權時,舉目是老葉掃西風般的肅殺,要如何實踐人權時,滿眼卻是低頭袖手的眾生,難怪大馬人權進展卻如蝸跡,隱而不現,幽微滯緩,但別忘了人權是彼此的共業啊!





●人物誌

⊙姓名:哈斯米.亞甘
⊙出生日期:1944年2月3日
⊙家鄉:馬六甲
⊙家庭:與妻子慕麗花育有2女
學歷:
─馬來亞大學學士(主修英語)
─美國塔夫斯大學─弗萊徹爾法律與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碩士

⊙嗜好:閱讀(國際關係、哲學、歷史、文學和宗教)
⊙曾派駐他地:法國巴黎、的黎波里、倫敦、河內市、華盛頓和西貢市(胡志明市)

任職:
1968年 ─ 外交部東南亞局秘書助理
1970年 ─ 大馬駐越南西貢大使館第二秘書代理
1971年 ─ 外交部東南亞局秘書助理
1971年 ─ 大馬駐美國華盛頓大使館第二秘書
1973年 ─ 外交部東南亞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1976年 ─ 大馬駐越南河內市大使館參贊代理
1977年 ─ 大馬駐英國倫敦大使館參贊
1980年 ─ 負笈美國塔夫斯大學
1981年 ─ 國家公共行政管理學院,國際關係與外交中心主管
1983年 ─ 外交部東南亞局副秘書長
1985年 ─ 外交部東南亞策略和計劃局,副秘書長
1986年 ─ 利比亞大使兼任馬其他最高專員
1988年 ─ 大馬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兼任大馬於安理會替代發言人
1990年 ─ 大馬駐法國大使兼任駐葡萄牙大使
1993年 ─ 外交部大馬─東盟總監
1994年 ─ 外交部副秘書長(國際組織和多向經濟)
1996年 ─ 大馬常駐聯合國副代表
1998年 ─ 大馬常駐聯合國代表
2003年 ─ 大馬外交與外國關係學院執行主席
2010年 ─ 大馬人權委員會主席




刊於《東方日報》、「一號人物」專版
2012年4月1日
報導:陳富雄、高碧蔚





丹斯里哈斯米自認是出身寒微的「甘榜男孩」,若非獲獎學金,他或只是庸碌一生。中五時他發願要「看世界」,如願過了42年遊牧者般的外交官生活。

處江湖之遠,卻看盡浮世,哈斯米重回家園後,3年前出任大馬人權委員會主席,為民請命爭取人權,才發覺自己的眼界真正打開。

呷一口下午茶,攬一杯往事,切成一塊鄉愁,哈斯米與《東方日報》一起重溫往事,回望自己的家園,他貼切地形容境遇與心情:「以前是商務艙,現在是坐經濟艙,但感受更深了。」

哈斯米來自馬六甲,但他直認連馬六甲都沒走透透,因自小於寄宿學校求學,高中畢業升學馬大,之後就出國了。但當了人權委員會主席3年,他得乘船深入砂州等內陸地區,之前是縱橫四海,現在則在家鄉,感受發掘一沙一世界的新視野。

「擔任外交官時,你已習慣坐商務艙,但現在是擠在經濟艙裡,我看見更多、聽見更多、感受也更多了,認識到更多人──你問我是否隨著年齡而心態上更老練,是的,那是身份的不同,但體力上我還很活躍。」

哈斯米68歲,最後的外交官高職是大馬常駐聯合國代表,2010年時他是外交與外國關係學院(IDFR)主席,但2010年授命出任人權委員會主席而轉跑道,他甘於享受另一種生涯。

他形容之前是為國服務,現在是為民服務,即使之前其朋友譏評:全薪換成無薪、只享津貼的工作是笨的,但從華服換成布衣,他甘之如飴。

哈斯米憶述擔任外交官,一切資訊都事先準備、對外捍衛大馬形象,但褪下公務員的武裝披甲,他得做到心隨境轉。「我不再是公務員,我每天早上起身都必須提醒自己,『哈斯米,你不再是公務員了』,我必須改變我的視野」

人權委員會去年起重點聆審大馬原住民習俗地被盤剝的侵權事宜,展開耗資近200萬令吉的「全國聽證會」,是全國首遭,當中過程讓他倍覺冷熱兩重天。

「我們是外來者嗎?」敲醒反思

聽證會的棘手程度超乎他所想像,他在一場聽證會上還被問倒了,更讓他陷入「歸屬」的反思。那時一名來自彭亨、受過教育的女原住民詰問:「我們是誰?向政府登記族群的選項有巫裔、華裔、印裔和其他,我們是『其他人』嗎?我們是外來者嗎?如果是那樣,將我們送回原本的地方吧。」

哈斯米為之語塞,「原住民並不是來自其他地方,他們就在這裡,那名婦女的問題,我不會回答。」

當外交官要八面玲瓏,豈可語塞?而多年來他都秉持不卑不亢,避開衝突的方針,「我是鄉下的孩子,父母都教誨說不要起爭端,而這份工作就是把我帶向爭議,有時更會因此遭來批評。」

「但這是不公平的,因為我只是在執行職責,倘若我是做錯事,那你可以批評我,但我依據人權委員會法令行事,卻惹來批評。」

他知道處於發聲位置,難以面面俱圓討好四方,「你若發出聲音,有人會不喜歡,但若你什麼都不做,也有人會說,你只是在那裡翹腳。」

偏偏人權飽受當局或社會冷對待,「如果你對人權慎重其事,那就認真聽我們的話。我們不是要發文告取樂,也非要動輒羞辱他人。」

與民同在不是要對抗政府

他強調,與民同在並不表示對抗政府,因人權委員會的工作也是為了政府,讓政府變成更好。

如果外交官是捭闔縱橫,但如今時爾需與政府對立,哈斯米自有一套,「我的哲理是做什麼都要保持誠信,身為外交官,我覺得我做得很好;作為委員會主席,有時候我會因此踩到別人腳趾,雖然我不喜歡這樣,但也沒辦法。」

如今哈斯米即將任期屆滿,他自有定數,但坦承3年任期太短了。他所領導的7人人權委員會,其實是歷屆來最小規模的陣容。這7人是否留任,取決於政府,但他希望大部分的委員皆可留任,尤其較為年輕的委員。

但3個月前出世的外孫,讓哈斯米對年齡、對未來另有看法。他一邊興奮地出示著iPhone的相片簿與我們分享著當外公的樂趣時,一邊說:「我看著孫子的相片與片段,就知道年齡來了。我真想多花時間陪他。」

哈斯米(左)多年來在外交場合上打造了視野器宇,接人待物也不卑不亢,他擔任大馬駐聯合國代表時,於2000年8月與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安南會面,當時哈斯米亦是聯合國安理會主席。


不滿一句「白吃糧」,要求換組

哈斯米家有十兄弟姐妹;父親也無力供書教學,他中學拿到每月45令吉生活津貼的獎學金。中五時外交部派員主持升學輔導講座,讓他織下美夢──見識世界。

但當他獲外交部獎學金唸大學,在學成後卻調派他到教育部當短暫的實習生,哈斯米失望透了。當時他向公共服務局表明意願,但該官員勸說,不如先試著在本地為民服務,稍後若不順遂可更轉換。

「直至其中一名同事對我說:『你怎麼白拿薪水啊!』,當時我是實習生,他們並未給我很多工作。」就因這句話,他到公共服務局周旋,最後如願申請轉部門到外交部。「如果不是哪位同事,我可能最終會繼續在國內擔任公務員。」                           

之後哈斯米被派往多個地方服務,包括越戰時期赴越南服務、美國華盛頓和英國倫敦等。首次出差海外,即被派往越南胡志明市(前稱西貢),當時他仍在世的母親非常擔心,還想陪他到海外出差。

「自小母親就很掛念我,因我都是離家求學,她這樣說時我非常感動。」然而當時越南戰事仍頻,扶老出差不易,所以才打消念頭。

他也是在華盛頓認識其同樣擔任外交官的學妹潘斯里慕麗花,而結下良緣。後來談婚論嫁,哈斯米致函外交部秘書長,表明結婚,當時仍屬「前衛」,因為大馬外國使節團不曾出現夫妻檔,其上司不鼓勵此風,更要求兩人回國。

後來哈斯米爭取到夫婦同遊,這也讓慕麗花錯過了晉級機會。「若不是她與我同進退,她可能會當上部門秘書長等了。」

妻子選擇了家庭,哈斯米非常感恩。但哈斯米此後會向女外交官員確認,若成家,是否真的可立業?「這是結婚前必須想清楚的,若到時候你離開外交部,我們就會失去這個培訓多年的人力。」




2010年中,哈斯米(中)在其他新成員陪同下第一次召開新聞發佈會會見媒體,如今匆匆各委員三年任期臨近屆滿,是否會換班即將成為焦點。

看門犬也可驚醒夢中人

大馬人權委員會雖已成立13年,長久以來被批為「無牙老虎」,但哈斯米強調,做虎不成可作「看門犬」,以「吠聲」驚醒「夢中人」,揭示人權不平事件發生。

他一語雙關地比喻,人權委會乃為「看門犬」(Watchdog,亦可意譯為監察者),即使被拴住(受種種法令所限),但仍可以張口吠。「無牙老虎在它開嘴前,你看它樣子還會感到害怕,開嘴可能就不怕了,可是別忘了老虎還有銳利的爪子。」

老虎藏牙收爪,但看門犬則不同,清晨聞犬吠,驚醒夢中人。哈斯米繼比喻:「而看門犬不是每個人都怕,尤其是被拴著的狗。但看門犬會吠啊,即使被拴著,還是能發揮製造噪音的作用,吵醒主人、鄰居,讓人關注『到底為什麼在吠』。」

不能凡事都「吠」

人權委員會不能不吭一聲,但他強調,讓更多人聽見國內的人權問題,但絕對要篩選,凡事都「吠」只會讓人覺得氾濫,所以必須選擇性對重大事件發表立場。

哈斯米說,外界常指人權委員會沒實權、沒做事,但事實上該委員會不曾間斷地就各種事件,暗中致函和撥電予政府部門和相關單位,或以公開文告方式回應。

但據觀察,人權委員會於2011年1月至11月間,由哈斯米簽署、針對各大人權議題所發的各項文告達32封,採用刊登的主流媒體寥寥可數,只有網絡媒體較為願意刊登。

哈斯米說,提倡人權意識,是全民的責任,並不只是人權委員會和非政府團體的職責,就如看見某人受到暴力對待,也不應袖手旁觀,反之應該協助受害者報案或向人權委員會作出投報。

人權委員會拒當櫥窗裝飾

大馬人權委員會多年來像「櫥窗裝飾」並非是殘忍的形容詞,當中原因是國會不曾討論其年度報告,即使《1999年大馬人權委員會法令》規定必須提呈報告。


哈斯米坦言,去年在會見掌管國會事務的首相署部長拿督斯里納茲里後,以為有望在國會討論年度報,但最終不了了之。「他們的顧慮是,畢竟我們只是委員會之一,若只辯論人權委員會報告,那其他報告也需辯論了。」

但他認為,國會可考慮設立人權國會遴選委員會,由遴委會討論即可。「現時我們是希望設立人權遴委會,或永久性的常務委員會,以在國會上探討國內的人權問題。」


哈斯米也建議,國會議員或可在國會上發言時,多引用委員會報告內的建議,這也讓報告即使不獲辯論,但在國會依然可提出。

他強調,該委員會也將加強與國會議員的對話,尤其年輕、開明的國會議員,因作為人民代議士更必須明白影響選民權益的課題。

大馬人權委員會在《1999年大馬人權委員會法令》下,權利受到限制,哈斯米也建議修法,讓該委員會有權將涉及人權的案件帶上法庭,逐步加強委員會權限。

他說,委員會目前是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參與法庭案件,法官在必要時或將要求人權委員會發表立場。此個訴訟權涉及大筆的費用,包括必須繳付的律師費用,無論如何,他也將參考其他國家,如澳洲和紐西蘭的運作方式,再正式向政府提建議。





延伸閱讀:哈斯米其他專訪內容:「法律界未必都有人權觀」

零售業2011年末季大反彈


寫在前面:

寫零售業的新聞,也近十年了。對著數據、成長率等的資料時,我會以較為活潑與生活化的筆觸去寫,讓它活起來。

許多記者對這些經濟數據避而迴之,但殊不知我們的消費行為translate到了這些統計裡──每個人都是statistic的一部份,就像自己的身高體重一樣,那是「你」的化身,顯示著你的健康狀況的指標。

零售業的起伏,其實內裡包含著你當時購買時的心情與情緒,即使當時的購買動作是impulsive、spontaneous的,到最後收編在統計,這些經濟數據,其實也是社會行為的「化身」,特別是馬來西亞社會,人人閒時就愛逛購物廣場,幾乎就是專業的shopper了。所以這些巴仙率、走勢起伏,怎麼會與你不相干?




報導:陳富雄

刊於《東方日報》,9-3-2012

(吉隆坡8日訊)消費者大喊錢不夠用及感受生活壓力?然而大馬零售業業績在去年末季時意外大反彈,而取得11.5%的最高季度成長,反映出消費者即使生活苦哈哈,但仍能手筆闊綽消費,刺激零售業成長。

重溫2010年最後一季時,大馬零售業績跌破眼鏡,只取得8.5%成長,更甚的是業者只虧無賺;然而2011年時年杪時零售業者猶如「天降橫財」,以致去年全年享受到8.1%全年成長,出乎意料。

大馬零售商公會本來只預測10%的成長,不過年終假期、大傾銷、聖誕節等的美好氛圍,讓消費者大掏腰包血拚,零售業者也殺出「血路。」

不過,大馬零售調查行董事經理陳海信指出,其實零售商仍需吸納物價上漲的成本,亦要舉行促銷來催谷銷量,不少零售商只賺薄利。

由於年終大反彈,該調查行非常務實地預測,今年首3月的零售成長會少過10%,因為在年終時大血拚已導致消費者倍感疲憊。

陳海信也說,他預測2012年零售業成長只達6%。

該調查行是受委向大馬零售商公會的會員進行季度市場調查,是大馬零售業的關鍵性指標報告。

回顧去年末季,大馬經濟成長其實只達5.2%,外圍經濟景氣肅殺,但顯然大馬消費者仍處於「溫室」裡而大舉消費,形成經濟「外冷內熱」的局面。

雖然此乃難得零售業成長凌駕經濟成長,儼然反映出民眾購買力仍旺盛,消費意志也高挺,是感受不深,但更勾勒出民眾出手毫不沉重。

去年4季的零售業績成則分別是5.1%、9.1%、7%,第四季則是11.5%,成長線是呈斜「N」型,雖是交錯起伏,但末季成長顯然是大反彈。

若以零售領域區分,相店、運動器材、紀念品等專賣店在去年末季的成長最驚人,而達19.4%。

而時裝服飾方面也達8.2%,可理解是不少消費者趁大傾銷添新裝過新年。

至於「百貨公司兼超市」類,去年末季成長率達10.2%;百貨公司類只達2.2%的成長。

「百貨公司」泛指百盛、美羅、詩家董、羅敏申等百貨公司。而「百貨與超市」是指永旺(前稱「佳世客」)、環球、伊勢丹、國企十合等。


政府派銀彈有提振零售業


(吉隆坡8日訊)大馬零售調查行董事經理陳海信指出,今年會有多方因素弱化消費意愿,不過上半年卻因政府大派現金券與書券,而刺激零售市場。

「120萬公務員今年取得高薪、中小學生的100令吉書券、大學生的200令吉書券都可催谷全國書店的業績。」

他繼指,政府一次性發放500令吉的一個馬來西亞援助金計劃予近400萬戶家庭,對零售業績有提振作用。

不過,陳海信仍認為,大馬消費人一般都很謹慎,通常都會等至大傾銷時才出手消費。

另外,他指稱國內330萬個首要持卡人因國行收緊發卡條件,而只能符合條件方能持多卡,會減少消費人的刷卡額。

他認為,大馬消費人的購買力也會減低,因為原料成本翻漲、運輸費高升,都是負面因素。



法律界未必都有人權觀


寫在前面:

人權是法律的人道主義基礎,也是攸關立法與執法時最起碼的人道主義標準和要求;我們素來知道大馬執法機關一般將人權放在什麼地位(看看無合法證件外勞、小龍女等被取締時的遭遇),現在人權委員會更提及司法與法律界對人權一知半解,那麼當發生侵權事件時,我們的人權如何通過法律保障來行之有效?








專訪:陳富雄、高碧蔚
《東方日報》頭條新聞,刊於2012年3月8日,


(吉隆坡7日訊)法律與人權是兩回事,人權委員會主席丹斯里哈斯米發覺,即使熟讀法律的法官和律師,也未必對人權有所認識。

他表示,自2010年接掌人權委員會後發現,法官和律師雖掌握法律知識,但未必了解人權。

「我以為法官會可掌握人權,但其實不盡然,法律是法律,他們是詮釋法律,但不是詮釋人權,我們必須讓他們從人權的觀點出發。」

他強調,這也是為什麼該委員會將舉辦活動,提升法律界的人權意識。「律師公會等有處理人權的專案小組,人權意識較高,但其他就沒甚了解了。」

這位在2010年接任人權委員會的前外交高官,在接受《東方日報》獨家專訪時,提及大馬社會的人權意識水平的高低難以衡量時,分享他遊走海內外,觀察後的心得。

●開拓執法單位的人權醒覺
他說,人權委員會也舉辦活動,讓執法人員如警方和移民局官員參與,讓他們了解,在執行任務時,也必須顧及觸犯法律者的人權。

「一些政府官員可能過於激進,不知道這些舉動其實侵犯人權,所以這是我們的責任去提醒他們,一些人可能不高興,但這就是我們的責任。」

他補充,人民的人權意識也必須從小教育,而該委員會目前積極與教育部合作,並挑出國內16所學校,於課外活動課程中納入人權教育。

哈斯米透露,在菲律賓共設有16所「人權中心」,但在大馬一所也沒有,而人權中心主要是投入人權研究、教學。

他繼指,大馬的大學有人權科目,但只是副修科,並不是主修;他希望可催生專研人權的碩士班。

●多方誤以為人權為西方國家產物
哈斯米坦言,該委員會面對的挑戰之一,是如何讓人權認知低落、素養薄落的國人開始掌握人權的知識,因不少人對人權有認知偏差,例如宣稱人權是西方國家推動的議程,更反問「西方有時持雙重標準,我們何必隨從?」

他呼籲,媒體應該協助該委員會推崇人權意識,因現今的國內媒體,尤其主流媒體,並未積極推廣。

人權進程緩慢:後院問題勿遺忘

(吉隆坡7日訊)人權委員會主席丹斯里哈斯米提醒政府,如今大馬積極朝向先進國,但必須注意「家里後院」發生的種種問題,尤其是弱勢群體的權益。

他說,政府在實施政策上,或許表現優異,但在人權課題上卻進度緩慢,其中聯合國有關人權的9項公約中,大馬僅有條件地簽署3項,即《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兒童權利公約》(CRC)和《殘疾人權利公約》(CRPD)。

另外6項大馬還未簽署的公約,即《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消除種族歧視公約》(ICERD)、《國際難民公約》、《移民勞工公約》(MWC)、《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和《禁止奴隸公約》。

他說,過去總檢察署常說若要簽署這些公約,但須確保大馬法律能符合條件。「但這些已掛在嘴邊20年了,我們還是如此。」

他指出,該委員會將繼續推動政府簽署《禁止酷刑公約》(CAT),但亦有難處,「在公約下打鞭也是酷刑,但我們的文化允許在學校打鞭,在監獄也有鞭刑。」

●同志課題:宜緩不宜急
對於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備受歧視的問題,哈斯米坦言此乃敏感課題,人權委會「知道」問題存在,並強調性少數的人權問題無疑須捍衛,但這類訴求只能逐步爭取,不能過於激進。

「非政府團體期望我們做得更多,但一些組織卻不那麼認為,所以我們要平衡,不能太激進,而相比一些保守國家,至少我們一直都在關注他們的權益。」

他強調,不管是同性戀、雙性戀或跨性別者的人權都不應被侵犯。



火力全開查原住民土地:人權委會:燃眉之急!

(吉隆坡7日訊)大馬人權委員會主席丹斯里哈斯米說,去年開始成立全國聽證會,著手深入探討全國原住民的土地權益問題,全因「燃眉之急」,因一再耽擱原住民就會失去土地。

他說,各委員在討論各大重點議程時,曾提出婦女、孩童或樂齡人士的權益問題,但一名委員則提出鏘鏘有力的理由,成功說服委員會先關注原住民課題。

「他說,再不探討原住民土地侵權問題,就沒有土地可捍衛了啊!」

這是人權委員會首個設立的全國聽證會,預計今年6月將能完成調查報告。

除了土地侵權問題外,原住民教育、女性、貧窮等問題都應該受到關注,但委員會目前只能先關注土地權問題。

●原住民問題比想像中嚴重
他說,自人權委員會成立以來,不間斷接獲有關原住民土地侵權的投報,而在著手處理後才發現,問題比想像中嚴重多了。

人權委員會的出現,對原住民而言猶如久旱遇甘露,但無奈的是,該委員會基於權限問題,並不能為他們解決問題,只能聆聽他們的投訴,整理報告給予建議。

此個全國聽證會上,委員會除了全國走透透,同時也安排政府和相關的私人企業代表出面回應,但他也希望各界勿將此事政治化。

●報告將有中、短、長方案
哈斯米指出,委員會一旦報告內,將涵蓋短期、中期和長期的可行性解決方案,讓政府階段性處理此個問題。

哈斯米也希望,在任期屆滿後,接下來受委的委員會成員能繼續積極跟進此個課題。

另一方面,國家人權保障機構國際協調委員會(ICC)將於2015年重新評定大馬人權委員會的地位,他表示委員會已配合明年的普遍定期審查(UPR)呈交中期報告,而據聞政府也已開始準備此個中期報告。

他認為,人權委員會地位被降級,首當其衝將是政府在處理人權問題上的做法,將受到國際議論。



後語:

第一次訪問哈斯米,漫長地談三小時,然而只能從中淬煉出精華,許多內容被逼割愛。

思想敏捷的哈斯米說話速度之快,是滔滔不絕的,在訪問近三小時內他提及的術語、各項公約等名堂,稍有恍神,馬上跟不上步伐。要重新謄錄後,是折騰人的過 程,之後再從英文翻譯成中文,整理成文更需要琢磨。但對於一般讀者、或是沒甚採訪經驗者而言,是無法了解背後的製作與生成過程之苦澀。然而,每次耗時訪談 最後割愛許多精彩內容,更有時會因「無法提早交稿」而被苛責。對讀者,只能有歉意;對責罵者,只能苦笑,更想呼籲:請來換位思考,體諒他人。



也有勞同事碧蔚合力報導,勞苦功高地謄錄出對談內容。:)

馮啟德:說出來不是要改變你

門沒打開而沒出路,往往有另一扇窗打開視野,馮啟德如今快樂地找到自己的位置,更希望各方能平和地打開心窗來對話。




刊於《東方日報》,「一號人物」專訪
2012年3月1日

或許平時是站在邊緣,但提到平權時,馮啟德第一個站在前線。然而他在去年11月召集「性自主」活動時,卻鬧翻天。

起緣於一個「性」(Sexuality)字,即使之前連辦三年平安無事,只是辦講座、研討會等的活動,但去年11月經馬來報炒作成「性濫交」派對等的傷風化、腐蝕人心莫須有罪名,千夫所指下警方下令腰斬,復辦無期。

馮啟德還因此收到死亡恐嚇,打著這場「文化戰」時,這位平權社運份子的聲音仍犁不平,他接受《東方日報》的專訪時強調發聲的權利,「說出來不是要改變你的立場」,更堅信:「凡遇不義仍沉默,這不是姑息惡行嗎?」


馮啟德未「轉化」成社運份子前,曾隱藏同性戀者身份而「入櫃」12年;他曾自責而向教會尋求救贖;但從屬靈生活跨到社會實踐,這跨越是一點一滴累積,特別是接觸藝術後,開始反省自己。

「如果我默不作聲,你就會包容我,就等於強姦犯對受害者說,我們干得好好的,為什麼你要喊叫?」

「歧視他人者永遠不自知,視為尋常事,這是為何我們要告訴他們,但當我們說出口時,人們覺得被冒犯。」

倡行平權而再闢戰場,要用心底話,在人的語言與心靈上週旋,馮啟德認為,「這是一場文化戰爭,這也是想像力的抗爭。」

他認為人們抓著恐懼感不放,但恐懼是非理性的,「當你給他們實情、數據時,也趕不走這種恐懼。所以有時你需要從內心、打動情感的話,用心底話來對話。」

「性自主」活動本是邀請淨選盟2.0主席拿督安美嘉等作推介人,後來安美嘉也受池魚之殃而被討伐。馮啟德說,其實他們要辦該活動,是要找發聲平台。

●無法高談闊論的「性」

他說,性少數被欺壓事件層出不窮,例如中性人被毆打、常被宗教局檢舉罰款亦無力償還;「發生很多事情,但人們不知道,還說:『我們已很包容』了,所以請給我們機會告訴你發生什麼事。」

馮啟德認為當今社會仍欠缺一套語言,以成熟的姿態談論「性」(Sexuality)。「第一,主要論述仍由政客主宰,而媒體也受他們控制。第二,語言本身這載體,仍無法處理它。『性』(Sexuality)翻不成馬來文或中文。Sexuality不完全是Sex(性),那是有關主體、自主權。」

他認為一個國度,一個人應有權力決定自己的未來,「這才叫獨立,國家獨立,人民也應自主。」

●人權不是比人數,多數也會變少數
但倡行平權者不是希望享有特權,馮啟德認為,平權是希望獲得相同的權利及認同。「人權不是數字遊戲,不是關於誰的人數比較多,更不是眾與寡之分。我們關注的是『一』──你可以給一個人很多權力,但你要確保每一個人都享有同樣的權力。」

不少人仍以「多數」者自居,「小數服從多數」下往往以眾欺寡, 但馮啟德提醒,「當你說『我是多數者,我應享有更多權利』時,你也威脅著自己,因為有朝一日,當你淪為少數者時,你一句話也不能說。」

即使有些人,不敢站出來支持同性戀、雙性戀、變性人的權益,但他仍然鼓勵其他人透過淨選盟遊行等社會運動,繼續推進大馬民主發展。「最終我們可以看看彼此,然後感謝彼此在這項民主發展路上的貢獻。」

結婚育兒不是為了排遣寂寞

馮啟德剛從英國倫敦回來,應大馬留英生之邀而給演講;他發覺當地有頂尖的大馬學生不願回國,就是因為本身是同性戀。

有者還對家人訛稱仍單身、或不再是同性戀,「他們在英國享受到自由,但在英國有許多法律可保護你,可是在你心深處、你的家庭、你的伴侶關係,法律是保護不到的。」

他不解為何一些家庭會向同性戀的子女棒打鴛鴦:「是什麼樣的家庭會要求子女孤獨一人,而不是與一個讓他們開心的人相偕同伍?這是多麼地瘋狂?他們寧願孩子孤獨、傷心。」

「當你的家人都不在時,讓你開心的,就是你新組織起來的家庭,一起執子之手,但你不准快樂地度過。」

當年馮啟德對其母親「出櫃」時,過程漫長迂迴。第二次攤牌時,其母問他為何仍無法「矯正」過來,他反問母親:「你還要我嘗試多久?我花了12年的時間嘗試去糾正自己、沒法去愛任何人。」

其母接著說:「但你應該結婚,這樣你年老時才不會孤單…」但馮啟德反問:「你結婚、你有孩子了,但你不感到寂寞嗎?」

「她不懂得回答我的問題,因為我們所有人都感到寂寞。不管我們有多少的伴侶,心中總有一部分的寂寞,別人觸碰不到,只是我們不敢說出來。」

「我對我媽說:『我知道你是寂寞的,而你也知道婚姻改變不了這狀況。要讓另一個人來幫你排遣寂寞是不公平的,因為怎樣處理寂寞,是自己的責任。』」

「學習自立,經歷過寂寞,讓我了解到我可以做最真實的自己,即使寂寞也可以娛樂自己、過得很好、不需要害怕寂寞。關鍵不是不會感到寂寞,而是不怕寂寞。」

他最後向母親告白:「若你選擇拒絕我,我就不會再回來了。讓我回到選擇拒絕我的家人那裡,其實沒什麼意義。」

「如果我所愛的兩個人處在不同的世界,這就好像把我的心給活生生地撕開一樣。我要讓我的世界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希望你能夠見見我的伴侶。」

性是政治工具:不去管理,國家為你管理

馮啟德認為,在人生中有時慾望薰心,許多人卻不明白自己的軀體,進而恐懼性、慾望,「他們極盡一切去處理,還去聆聽他人意見、或交由法律。但人們不清楚自己的慾望時,就易被人剝削。」

他說,法國哲學家傅科說過性是一種政治工具。「但性是你核心的一部份,藉著性與另一個人產生聯繫,如果性交給體制去掌控,他們會讓你感到孤單,因為他們區隔你。」

「國家機關會說,『你的慾望很污穢,你需要被管理,那我們會為你管理。』」

過去歷代許多暴政都使用性相關的法律來打敗異己,證明性與政治是相棲相連的,「從羅馬古時代到德國納粹期間,都使用性相關法律,因為你不需去證明它,你只需說出來。」

「每項訴求都伴隨著責任;你要自由,你就要負責;但許多大馬人不願負責,性也一樣;當我們談到性慾望時,那也是有責任的。」

我們不是孤軍作戰

馮啟德曾經安份守己,捂著耳朵過活,但有一次他聽見已故的社運份子冬妮卡欣提起一些遭警方羈留而死亡的印裔少年真人真事時,他開始捫心自問:「這麼多年來我是怎樣捂著耳朵去聽這些故事?我是怎樣在這國家生活?」

「我覺悟到如果我繼續不作聲,其實我是姑息著這些人以我之名,以『保護』的名目來作惡。但我不需要這種保護──這種剝奪無辜者權益與性命的保護。」

那麼就議政、關心社會吧!可是馮啟德發覺對人談起政治時,許多人會如此反應:「我不愛談政治」、「政治與我無關」、「我不理政治」等。但他堅稱:「你不愛理政治,就是政客所要的。所以現在我們都是從政治家檯底下撿麵包屑。」

或許不少人是因為無助,而選擇置身事外?馮啟德說,「所以我們常說,你不是一個人孤軍作戰,我們一起去做。這不是指捍衛同志權利而已,而是一起捍衛其他人權益。」

「說到底,我們都是同囚一室、拴在一起的。」

然而他發覺到,許多大馬人未認清自己有權利,「但那不意味著我們沒有權利,不論國家是否認可我們的權利,我們應自己去認可。」

說出來不是要改變你
馮啟德在接觸戲劇等藝術界後,眼界大開,心眼也打開了,並直言「藝術界人士比宗教界人士更開明。」

他在中學時獲得東盟獎學金到新加坡最頂尖的中學求學至18歲,期間當了基督徒而遭反西化的父親反對。他曾經在教會積極「改造」自己的性取向,但徒勞無功。

馮啟德當時曾為教會劇團寫劇本,鑽研聖經故事,按圖索驥讀回當時的歷史故事,發覺主流教會將許多相關政治的環節給切割出來,剩下的基督精神都是符合主流、中產的。他向教會領導人抗議,得到回應是「你簡化故事就行,一般人不明白的」。

這些年來他分別三次向父母出櫃坦承同性戀者身份,如今是完全「出櫃」,但強調自己將性取向宣之於口,不是要改變聽者的立場。

「我只是說明我的看法,我是同志我ok。我有權這樣過活也沒什麼錯。人們可以唱反調,沒問題,但當我與你唱反調,你卻說你要殺了我、奪走我的權益,那我無法尊重這一點。」

儘管豁了出去,「但如果說沒有社會壓力是騙人的,特別是你接到死亡恐嚇──你走在街上時看到自己的同胞,恍然感到有個不認識你的人要殺害你,你的信念就改了。」

如今馮啟德辭去了藝廊總監的職位,全身投入自由撰稿人身份,也積極搞藝術活動,包括本月在靈市一家廣場發起、別有意趣的「我是一枝鉛筆」說故事嘉年華,為家長與教師而設的工作坊,包括為孩子讀故事等。

「小學時我們常被要求寫一些作文題目,包括『我是一枝鉛筆』、『我的志願』等,這活動就是要探討這些作文題目背後的意涵──包括灌輸了建制要打造我們的模式,這些志願等都需符合主流思想的。」







採訪手記:理念型的想像

性議題與性運動向來是大馬社會最少、也沒甚勇氣碰觸的一塊,即使挑起來時都是污穢、歧視性的,而性自主活動在去年遭「高壓暴力」的手法開刀被貶為「社會公害」等,就是明證。

此次訪問,我是想以平實心態去聆聽一位挺身而出的藝術工作者兼社運份子,其論述的底蘊、複合的經歷和深刻的思索是由何而來──他到底怎樣找到了自己的聲音。

但我還是問:是否有人告訴過你是理想主義者?你的烏托邦沒達成時是否曾沮喪過?

他說,「一個人的快樂不是靠環境來催生,如果你要依靠外人來打造自己的烏托邦,你永遠都不會快樂。重點是你的想像,想像你要處於的所在,一邊想像時你就走著去了。」

當時我想起披頭四的那首名曲──「想像」中那句經典歌詞:「你可以說我是發夢,但我不是唯一作夢的人。」但我這篇訪談,可為讀者勾勒出一幅理念型的想像。



人物誌:
●姓名:馮啟德(38歲)
●家鄉:馬六甲
●學歷:新加坡萊佛士初級學院畢業、萊佛士書院及林國榮創意科技大學(平面設計文憑)
●身份:性自主嘉年華召集人、藝術顧問、自由撰稿人
●資歷:Annexe藝廊藝術活動總監(2007年-2011年)、Kakiseni.com編輯(2003年-2006年)、Octopus.com.my作者(2000年-2001年)
●性自主嘉年華獲律師公會、聯合國、國際特赦組織等海內外組織贊助及合作。馮啟德也負起宣傳、募款及身兼協調員角色。
●經歷:
─2009年2月25日,其談話「請別過濾描述我是誰的字」,成為《時代》雜誌新聞網站的當日金句,全球皆讀
─2008年受美國大使館及肯尼迪中心邀請參與在紐約及華盛頓的展覽。過後受邀到日本參與名為《創意城市的潛力》交換展覽。
─2011年11月受邀到墨爾本,擔任世界文化藝術高峰會講員。
─2012年1月受英國及愛爾蘭大馬學生理事會邀請到英國向大馬留學生演講
─曾受邀到性別權利及社會藝術進行演講
─曾負責為國際特赦組織、伊斯蘭姐妹組織、獨立新聞中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的舉辦活動如展覽、人權慶典、電影放映會









熊英華:若自己不要,那就做不到


熊英華(右)在2011年11月於印尼巨港攜著三個孩子出征滑水賽,熊龍(中)在相隔14年後重新下水,爆冷奪銀牌,最後在全能賽奪金;麗愛(熊龍背上)則一鳴驚人奪金,加上麗鳳(左)也掄元奪金,熊家三傑的成就,熊爸爸功不可抹。


 
2月1號人物:熊英華
刊於《東方日報》
2012年2月1日
(此乃加長版) 






寫在前面:


熊爸爸之雄



在採訪後,熊英華說,「來,我們駕快艇走走!」我們就隨著他上快艇,在布城湖泊逛了一圈,中途熊英華說:「現在百萬富翁多得是,有兩間50萬令吉的店鋪就是了,但有多少人能做到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咀嚼著此話的意思時,他又說,「來,你來駕駕看!」於是我開了處女快艇航──在回程時因開得太快還顛簸了片刻。途中熊英華還拿起他的黑莓手機拍下我的樣子說,「哈,我要放在面子書上,然後標註你──這是『陳先生』。」然後又展示給我看。


我看了螢幕一眼,有些認不得自己。熊英華的人格魅力,就是在幾分鐘內放大了我的想像力。我終於明白熊爸爸之雄,年過半百萬事休?絕不,我覺得他真的是創造了奇跡。

 

10年前,大馬首位第一方程式賽車手熊龍出道;10年後大馬誕生另一位東南亞運動會最年輕的金牌得主──年僅8歲的熊麗愛。

在去年11月在印尼巨港舉行的東運會,熊龍、熊麗鳳兄妹及同父異母的熊麗愛,一門三傑平地一聲雷囊括滑水項目4金1銀,技驚四座,背後的低調推手就是熊英華。

到底誰是熊英華?其實這位愛挑戰極限的熊爸爸的故事更帶有傳奇色彩──曾是賽車手、如今是滑水教練、千金打造明星賽車手兒子,後來暮年當祖父時亦當新生爸爸;在南亞大海嘯時大難不死…其充沛生命力如同跑野馬。

這不拘一格的怪傑接受《東方日報》獨家專訪時,坦承自己最稱職的是當一個爸爸。但培育了三個運動健將的爸爸有什麼秘訣?他說得簡單,「孩子若要爬樹就讓他爬,我們在下面接應,即使跌下來也跌不死的,最多就是跌斷了一些骨頭而已。」


熊龍與熊麗鳳兄妹在1997年時已是滑水能手;後來熊龍在2001年時成為大馬首位F1賽車手叱吒風雲,熊麗鳳本人也是賽車手,兩人下水能遊、出水能跑。逾十年後兩人與8歲的妹妹熊麗愛,爆冷在東運會奪金時,更是大跌眼鏡──因為根本沒人知道熊氏一家去參賽,而熊英華就是參賽隊的經理。

熊英華打造出大馬相當「異類」的運動世家,更何況賽車、滑水是高消費兼危險的運動。但當一名運動員家長,他一套育兒方針──如何引導孩子的潛能、啟發疑惑,更重要是:做孩子的後盾。

長子熊龍在19歲未登上F1賽車手前,心力交瘁而一度曾想放棄;那時熊英華看出兒子的態度,便與兒子詳談,「我問他:若是這樣是否值得繼續賽車?即使我投資了很多錢在他身上,我還是會拉他出來。我還有很多計劃要進行,不能浪費時間。」

●進退有度:要問自己:目的是什麼?

他說,「做事要達到目標,是很難的,停是很容易的動作。很多人有滿盤計劃,目標不夠高,也沒打算,不懂自己的最終目的是什麼。因此他們面臨要停止或否的抉擇時做不到決定。」

 其實前進的理由只要一個,後退的理由卻要一百個,熊英華寧願成為「引刀成一快」的烈士:「但其實即時停止,馬上可以減少未來所要進行的努力及投資。」

「要賽車,或要運動一點都不容易,你要有良好體力及精神,如果你忍受不了就可以停止。」



 ●孩子8歲即有十年預算

其實在熊龍8歲時,熊英華已為孩子定下未來10年的目標及達百萬的財政預算。熊龍在15歲半時,未獲駕照即獲得賽車駕照,成為大馬史上最年輕的賽車手,亦是經過他悉心安排、人事周旋爭取回來。

即使熊英華了解到熊龍目標並非成為F1冠軍,目標是盼有出賽機會,但他仍然為兒子仔細規劃,「即使當時我覺得熊龍更適合滑水運動,但他選擇賽車,我一定要支持他。」

熊英華為了孩子的賽車事業,與傳媒朋友打好關係、親筆寫文告,也是孩子的經理人。他也自掏腰包掏出資100萬令吉,再向朋友貸了約400萬令吉,過後親自會見前首相敦馬哈迪、為孩子找贊助商等。大馬第一位F1賽車手出道,其實共花了2000萬令吉。但自熊龍退役後,大馬迄今還未有F1賽車手。

對孩子無限的付出與犧牲,熊英華淡淡地說,「還有一些賣炒粿條或是賣菜的家長,為了供孩子讀300萬令吉的醫科,他們付出也是一樣…他們的兒女也是專業人士。」

孩子的志願,不是家長去代填的。他認為,要順應孩子的喜好去發展他們的潛能,但最終的動力、意志力,應源自子女本身內化起來。
即使經歷兩段婚姻,但熊英華(左)在處理孩子上也有自己的一套,32歲的大女兒麗鳳(右)及次女艾麗雅(中)也常陪同父親一同滑水。





●「惑」字背後,常提問來「種因」
更關鍵是,「小惑易方,大惑易性」,熊英華只是從旁勾勒出一點疑惑,引導孩子去深思,內視自己。

例如8歲的女兒麗愛天生愛滑水,「我沒強迫她,我常問她為什麼要滑水?她說不知道,只是喜歡,但我還是問她,你的目的是什麼?」

熊英華亦讓麗愛做好心理準備──當滑水手需熬過艱辛的培訓,「我對她說,現在滑水很刺激,但過程會很辛苦,你需訓練到15歲。為什麼你要練呢?你是不是因為要出名,還是希望可以到各地看看風景?」

「我也問她,如果有朝一日結婚生子後要怎樣的生活?我告訴她,你現在不知道,不過我會帶你去看,到美國佛羅里達州去看看。很多滑水教練有自己的湖泊與地皮。因為他是世界冠軍,所以也可以做其他人的教練,有很好的收入。」

與8歲女孩談人生規劃,是否是深入又遙遠的話題?但他相信問題可「種因」。「確是很深,但她可以慢慢了解,慢慢想,然後就會得出自己的答案。它不只是一個應聲蟲。」

熊英華又問女兒日後要做什麼工作──是護士嗎?服務員嗎?「掃地也是一種職業,打搶也是一種職業,人總是要工作謀生,養活自己,選擇是在你的手中。」


熊英華(右)過去熱愛賽車項目,在1980年攜著前妻左安娜(右3)、長子熊龍(右2,4歲)及長女熊麗鳳(右4,2歲)到英國觀賞當地歷史悠久兼最大規模的RAC賽車。兩名子女就在耳濡目染下,激發起對賽車運動的熱愛。








●別對孩子說孩子話!

熊英華對孩子堅持「放任」,卻是非常務實,就是要孩子對己身有一份擔當。當年熊龍與熊麗鳳4、5歲時,熊英華不斷對兄妹倆說:「你們什麼都要學,不然若我不在了你們怎麼辦?」
 

「我跟他們說了後,他們就會哭,然後問我什麼時候要離開?我都說我不知道。這種話不是悲觀,而是要讓孩子們看清現實。我不會對孩子說孩子話。」

所以熊龍兄妹在小小年紀懂得世情,更學習待人接物,熊龍與麗鳳在12歲左右就已懂得開船、招呼客人、甚至教導年幼的孩童滑水技巧,至於麗愛目前除了滑水,更會潛入水底視察快艇引擎等。

熊英華對於現代父母對孩子過於呵護的態度嗤之以鼻,「孩子翻身滾爬走路都是天性,沒人教就會,孩子年幼時應讓他們自由活動及運動,否則之後孩子的肌肉開始退化。」

熊氏孩子獨享運動天賦,其實熊英華也是運動健將。他在中學時的田徑成績維持40年後才被打破。而在童騃時光,他即滿山跑,野性難馴。例如 4歲時,當時家住在新街場附近的他,在廢礦湖學會游泳嚇壞了其母親,其母不惜硬拉他回家,甚至是上鎖。

12歲時,他與3名少年從吉隆坡出發,瞞著家人騎腳車至新加坡。翌年,他與72名爬山者受困在雪州與雲頂之間的花果山4天4夜,此事成為1961年的新聞;即使當時他是最年輕的隊員,但目睹一些成人因缺乏糧食及迷路驚怕得撒屎,他依然天地無畏。

負笈英國後他回馬,旋即投入建築與工程而承包多項建築工程,之後亦涉獵賽車活動的活動承包商。


●潛能從引導到引發:一發即不可收拾

二女兒麗愛5歲時,每天都穿著救生衣,連幼兒園也逃課,就在布城滑水中心岸邊徘徊,哀求熊英華教她滑水。然而,熊英華就讓女兒渴求了整整三個月才允許她下水,原來是逆向心理戰術。

他做了一個妙喻:「我知道我終會給她訓練,因為我有目的,好像燒鴉片的人,久沒接觸,但一接觸時什麼都可做,跌倒也不知道痛。」

後來,麗愛如願滑水後即大放異彩,麗鳳也親自教導妹妹,僅是3年後在東運會捧金牌。

熊英華對於麗愛有寄望,盼可成為世界滑水冠軍。但他非常理性地說,「她可做得到──如果她沒受重傷,而且要有熱誠。」

「若是自己不要,那就做不到,會過些頹廢的人生:懷孕、喝酒、去派對,有很多更『爽』的事情。若你不堅持,有很多東西可以讓你去做。但若你有熱誠,其他爽的事情也不會影響你。」

熊英華也說,在為孩子買東西時,不可以立刻給他們所要,「我們不應該對孩子有求必應,因為會讓他們變得自私。」

「我多數是他們要求很多次,等了很久,才會買給他們。」

談起孩子的成就,熊英華滔滔不絕,但不否認孩子們都有自己的弱點,清楚點出這些孩子們成功路上的障礙。

●對子女強弱觀察入微
 
他以大女兒熊麗鳳這名東運會金牌得主兼賽車手為例,盛讚長女天份十足,卻缺乏野心及狠勁。「有時我們就是需要狠下心來,斯斯文文很難贏比賽。」

至於長子熊龍未能晉升世界一流賽車手行列,熊英華說,「他對自己要求很高,對自己的表現不滿意就會發自己脾氣。他的短處是不夠經驗──海外賽車手大概6
歲就開始賽車。」

「至於我現在6歲的兒子,他該是有唱歌等的藝術細胞,啍歌等都沒走調,但滑水只是玩玩。這些行徑其實在孩子小時一眼即看穿。」

熊英華年少時就熱愛刺激的比賽,從中學時期代表大馬參加田徑賽跑項目到成年後代表大馬福特汽車征戰,在1983贏回了當時大馬改裝汽車賽的冠軍。


●乘物以遊心,生命彈指間

熊英華心遊萬仞,其實背後含蘊著乘物以遊心的心態。為何他會選擇賽車、滑水等既危險又昂貴的項目時,他也答得妙,「以前我是田徑手,人老了,在30歲時跑不動,就要借助一些器材讓自己飛奔。」所以他其實也懂得騎馬。


首位太太是英國洋婦,迎娶第二位太太則是馬來少女,熊英華笑說,「我也交過華裔女友的。」

他與前妻離婚時,已對前妻與熊龍兄妹說明自己會再婚,「我說我要生多四個小孩…後來我再婚前,已征詢過他們的同意與祝福。」

少年要狂,青年要闖,中年要養,老年要放。如今熊英華當高齡爸爸迎來一女二子,他卻為享受人生第二次當爸爸。「以前熊龍與麗鳳小時,洋人太太要孩子分房睡,現在我們是妻兒一起同房──但我已有6年晚上沒好好睡過覺。」

然而,生命有限,流光苦短。熊英華認為,是上天簽自己的生死狀。提及1999年熊龍在比利時艾爾羅路賽車發生嚴重的撞車時,他當時已做最壞的打算,但也顯得他的達觀。

「我當時說,上帝就給他死吧,不要讓他這麼痛苦。當時我想(熊龍)是死了,因為評論員說熊龍情況很糟。」當時熊龍的賽車前輪已撞破車盤,熊龍被抬出車時,腳踝傷勢非常嚴重。

「我是穆斯林,我相信人命不是自己所能掌握,我們隨時都可能會去世。就好像2006年的南亞大海嘯也隨時都可把我的命吞噬掉了。」

當時他攜著妻子諾芝與一歲半的麗愛到普吉島渡假,第一浪來襲時大家都逃生,之後第二浪捲上來時,他當時已快步趕回去酒店拿護照及手提電腦,但妻女在原地等待。

「第二道波浪比第一道浪強大約3倍,打沉許多人,我在樹干等垃圾、喝了一大口一大口屎水…我就任由自己浮著。後來我突然看到了陽光,浮了上來,我當時以為妻女都死了。」

猶幸妻女獲救,他們失散22小時後才劫後重逢。他感慨,「人的一生其實很脆弱,可能在彈指間就消失,你活到20歲和100歲到底有什麼分別?」

「就好像天上的星星,即使我們看到他們的光芒,但可能早在千年前就已經停止暫放光芒了。更何況是人?」

熊英華僥倖存活下來,視死若生,「我在想為何這麼多人死了,卻不是我。我的生命沒有意思,所以決定再生兩個孩子,訓練他們,好像有一個生存目的。」

不過高齡爸爸的隱憂,他也坦然相告:「所以我只是希望自己不要這麼早死。給我多一個五六年,或是15年就好了。但我知道,按照我做的準備,他們不會找不到生存之道。」


◆

熊英華對答錄:


●問:回頭望自己的過去,對在一些事情,你會否想過自己會去另一種手法去處理?
       答:不,我不會。過去的不追悔。不論做對做錯,我都從中學習。


●問:你一生中扮演過這麼多角色──運動員、父親、承包商等,你認為自己哪個角色最稱職?
答:當一個父親,一個運動員家長。


●問:一般人都當你是熊龍的父親,現在是熊麗愛的父親,你可否覺得自己是走在孩子的影子下,被淡化了?


答:這不重要。我是盡我所能,指引、協助我孩子要做的事情,前提是這些事情必須讓他們受益。我與任何聆聽孩子心聲的家長是沒兩樣的。

●問:熊龍當年茫然時,若真的退出賽車,會不會對不起你?
答:不會,我從來不會令他感到愧疚。我告訴他,我還是有賺錢的方法,所以若是你選擇放棄,那也沒什麼。


●問:孩子忙著運動,那你對孩子的學業有沒有要求?

答:我沒有,都是他們的媽媽會有要求,以前熊龍的媽媽也是這樣。考到98分都不會滿意。我的態度是只要及格就夠了,不用14個A。

◆


後記


訪問熊英華前,我這個體育新聞白癡痛苦地溫習著F1的歷史,讀著熊龍的賽車史,才發覺自己當時認識熊龍,是因為他的一張明星臉。當年對熊龍有印象,其實也是一個「熊」的姓氏而引起,沒料到少年後人到中年,就與這位熊爸作起訪問來。

訪問前,資料搜尋得越多,就發覺明星的背後最耀眼的是熊英華這位不可思議的星爸。如今他還有另一位滑水冠軍女兒熊麗愛(Aaliyah,「麗愛」是他本人首次正式發佈女兒的中文名)成為熊家後起之秀,也大可能是明日之星。


訪問也有許多相當精彩的育兒經無法刊載,比如熊英華說,為嬰兒沖涼時,可用勺子當頭淋嬰兒的頭,首一兩次嬰兒會嗆到,或是不習慣,但再多幾次時,嬰兒就會自己學會閉氣而止住鼻孔入水。之後呢,游泳時再將嬰兒抱下水,嬰兒非常神奇地就會自動閉氣呼吸……信不信由你,但他說:他的五個子女都是這樣下水、成長,包括熊龍等三位金牌滑水選手。他在訪問時重覆兩次:「你有沒有孩子?有的話一定要這樣試一試…」






人物誌: 


☉姓名:熊英華(Hanifah Yoong Yin Fah)
 

☉年齡:64歲
 
☉現職:布城滑水中心活動總監、滑水教練

☉家庭:兩段婚姻,與前妻左安娜育有熊龍(36歲)、熊麗鳳(34歲),與53歲時再婚娶25歲的妻子諾芝拉,育有熊麗愛(8歲)、艾登(6歲)及亞當(4歲)、1名男孫熊益銘(8歲,熊龍之子)及兩名女外孫(5歲、2歲,麗鳳之女)


☉祖籍:客家梅縣


☉學歷:吉隆坡美以美男中及新街場皇家軍事學院(RMC)完成中學教育
 ─英國攝政街理工學院(威斯敏特斯大學的前身)

☉資歷:土木工程項目總監(1972年至1978年)、建築工程總監(1979年─1985年),曾監督承包8座棕油囤積裝置,35座棕油油廠、6家食油廠、聯邦土地發展局在柔佛巴西古當的發電廠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承辦體育運動及娛樂活動

●賽車事蹟:
─馬來西亞賽車運動組織者與參賽者聯會顧問(2001年至今)
─前任馬來西亞賽車運動組織者與參賽者主席(1996年-2003年)
─珠海國際GT賽車首屆賽事活動顧問
─大馬A1賽車隊顧問(2004-2005)
─莎阿南賽車跑道經理歷及承租人主任(1988-1997)


●曾出戰賽車賽事:
─澳門GP賽車(1987、1988)
─量產車組賽-18勝(1979─1994)
─大馬Super Saga賽(1991)


●滑水事蹟:
─國際滑水聯盟組織理事(1993-1998)
─大馬滑水聯盟副主席(1999-2003)
─1993年世界滑水錦標賽活動總監
─大馬滑水聯盟顧問

●賽跑:熊英華在60年代後期,曾代表大馬到新加坡參與400公尺障礙賽,該記錄在40年方被後人打破。


●兒女成績
熊龍( Alex Yoong)─1997年東運會滑水項目銀牌
─2011年東運會滑水迴旋項目銀牌
─2011年東運會滑水全能賽金牌
─大馬首位世界第一方程式(F1)賽車手


●熊麗鳳( Philippa Yoong)
─1997年東運會滑水項目金牌
─2011年東運會滑水全能賽金牌
─2011年東運會滑水迴旋項目金牌


●熊麗愛(Aaliyah Yoong Hanifah)
─2011年東運會花樣滑水項目金牌

訪Faber-Castell大馬掌舵人杜殷平



2012年一號人物
刊於2012年1月1日




姓名:杜殷平
年齡:71歲
家庭:已婚,育有二子一女
家鄉:加影煤炭山
嗜好:賞鳥、盆裁
語言:英文、粵語
職位:
─德國輝柏嘉(Faber-Castell)集團大馬分公司董事總經理(兼管亞太區域)
─輝柏嘉(廣州)文具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



甫在2011年展開250年紀念大慶的輝柏嘉,1761年成立以來的歷史精彩而淵遠流長。早在1978年,第8代傳人安登伯爵接掌輝柏嘉集團時,已瞄準亞太區的生意,而先登陸大馬,在1998年後才登陸印度、中國,反映出大馬顯赫的重鎮。


大馬輝柏嘉自1980年起每年生產近3億塊的橡皮擦,稱霸大馬,還是全球當中生產量最高的橡皮擦生產商,另加旗下出售近千種文具。


僅是2010財政年,大馬輝柏嘉賺取1億2600萬令吉收入,半數收入源自本地市場,2011年的盈利料可達1億4000萬令吉。輝柏嘉集團在全球僅設3所研發中心,除了德國與巴西,大馬就是其中一間,與全球設計師一起開發設計產品。



在60年代初的某一天,杜殷平在傍晚時抵達哥打峇魯,滂沱大雨下他拒絕再沿街走動推銷手中的百科全書,當時百科全書多用作佈景板裝飾而已。不過與他隨行的美國裔老板說,「不,去拿兩把雨傘過來。」


杜殷平當時只感到自己蹉跎年華到天涯,只聽美國老闆說,「不要放棄。」而幡然大悟──這只是杜殷平商海人生的序幕。


坐鎮大馬輝柏嘉34年的杜殷平,藉橡皮擦起家,但他的人生畫卷沒有橡皮擦,而是一步一步繪出來。


但如果人生沒有錯誤,鉛筆何需橡皮擦?杜殷平在滾爬摸打中錘鍊自己,後來戲味十足地獲得輝柏嘉的大馬代理權。從一個平凡的職員到一個領導家,到底他如何辦得到?道理很簡單:「做老實人,說老實話,做老實事。」




鉛筆,可在歲月推移間寫下筆蹤心跡,橡皮擦則奉獻自己來擦拭敗筆,杜殷平當年選擇輝柏嘉,就是相中鉛筆下的商機,之後半輩子就在鉛筆與橡皮擦間歷練人生。


34年前杜殷平創立德國輝柏嘉的大馬分公司,如今該集團的亞太區總部駐扎在大馬,5年前他更接管中國、香港市場,兼管整個亞太區業務。

杜殷平接受《東方日報》專訪時強調,一切要力爭最優。「年輕的企業家要創業,沒一件是易事:別放棄、搏命、有膽量。有品質就能成功。」

「品質可以走很長的路。怎樣做到品管?例如按壓式的原子筆,出廠前有一個程序,會逐枝以人手方式先按壓看是否會彈跳出來。」

「任何與品質相關的,我非常敏感,對於產品,每件小事都得經過我的考核,我要確保不會出現問題。」

杜殷平在1978年時獲得輝柏嘉家族第八代傳人兼集團主席安登伯爵欽點,在大馬創辦大馬輝柏嘉,2年後正式投入生產橡皮擦,後來鉛筆刨、原子筆等各書寫文具陸續上市。

在草創期,即使輝柏嘉已在歐美等地立足逾200年而威名遠播,但在大馬打不響名堂。杜殷平單槍匹馬全國走透透,去推銷該品牌,去東馬時就在留宿的房間,另闢空間來作產品陳列室。

「我那時沒有錢打廣告。所以我常去那些大公司等走動推銷,慢慢地才獲得訂單。」

1980年安登伯爵有意在大馬設廠生產橡皮擦。杜殷平措手不及,因為他只深諳營銷,生產是一竅不通。但當時安登伯爵大拍心口說,「不用緊,你不會的我們全都會教你。」

●橡皮擦被退貨
杜殷平再飛去德國去巡察總部的機械,「那些機械非常古老,我當時連什麼機器生產什麼都分不清。」過後這些儀器都運送來大馬,而他亦派出工程師與化驗師到德國取經。

但未幾,他面臨最大的難關──連德國的輝柏嘉也拒絕訂購他所製造的橡皮擦,在大馬推銷時也碰釘。

雖然履險如夷,但激發到他對品質的堅持,他另聘更加優秀的化驗師,也大批購買其他品牌的橡皮擦產品來研究、進行實驗,過後才過關。

「這是學習過程。有時你請錯人,例如你請到一個自以為是的化驗師,對其方程式自豪,但他們不是營銷員,也沒與市場接觸,他們一無所知。」

●宣傳是品牌的活水
他比何人更深諳市場三昧──宣傳。「當你一停止投資在市場宣傳,那刻起業績就會下跌。你不能說一年你投資很多錢,接下來5年什麼都沒做,那你就隨風而去了。」

即使如今廉價文具充斥市場,杜殷平其實是鴨子劃水,「你可以割喉戰斗低價,不必宣傳、沒有投資,你的品牌會化為烏有。」

所以,大馬輝柏嘉在多家著名購物廣場開設專賣店,即使市場不大,但求的是一個更高端的市場定位,也著重於品牌形象包裝。

專賣店的主角,就是名貴鋼筆等。他抓到大馬人的心態:「如果我的口袋放一枝1、2塊錢的原子筆,人家會想『這傢伙沒有品味。』。」

如今大馬輝柏嘉有意轉攻專賣櫃檯,包括會在今年開設3個專賣櫃檯。「那是一個開放式販售概念,你可以從任何一處來看。專賣店有時會有拒人之感,人們不大敢走進去。」

「你一進到去就有客服員問你:『有何效勞?』,我也不喜歡人家跟隨著我,服務我。如果我也不喜歡被人干擾在背後跟著,人們又怎麼會喜歡?」


杜殷平(左)安登伯爵亦師亦友,在1987年時安登伯爵手持自創的自動鉛筆新產品,當時兩人合作已合作近10年。


2011年時輝柏嘉集團歡慶成立250週年紀念,安登伯爵(右)在11月時到訪大馬出席紀念晚宴時,特頒傑出服務獎予杜殷平。


窮傢伙遇著伯爵

杜殷平只持高級劍橋文憑,在採礦公司的書記呆了一年後轉行賣百科全書,一轉身就一輩子,之後遊走出版社、捷成洋行(Jebsen & Jessen)等,但都是求實工作。

在36歲時他深耕文具業逾十年後,自組7只有7人的公司,投身文具貿易行,這時貴人與機緣就來了。

那時與他幾乎同齡的安登伯爵,奉父命而接管輝柏嘉的家族生意,經過杜殷平在捷成洋行的上司推薦下,發函邀請杜殷平到德國紐倫堡磋商代理權。

「我第一次去德國,安登伯爵給予我貴賓式的待遇,包括吩咐司機從司機接到其宮堡。我們是在長型餐桌對談,他按一個鈴,食物就來了。」

當時,杜殷平連刀叉都不大會使用,對西餐禮儀他不熟悉,也沒有平時常用的湯匙。即使面對輝柏嘉送上門的代理權,大好商機在面前,他還坦承相告:「我是個窮傢伙。」

但安登伯爵非常友善,也處之泰然,「他說:『你要什麼,你就向我們買,當你有錢後,你才付還給我們』」

「我當時非常驚訝,就問,『如果我不還你,那你怎麼辦?』

「他說,『我不在乎。』」杜殷平過後以賒帳方式入貨,但在出貨有收入後,馬上清還,不曾拖欠。

這段「奇妙」的友誼就此展開,如今他倆是每週通電話3、4次。「當然我們每次開會都不是順暢,也有不快的交流──針對包裝、產品等,但我們都知道彼此要的是什麼。」

「沒有安登伯爵,就沒有今天的我…他是我最好的指導老師,也是一個智者,即使你去到哈佛大學,你也找不到一個像他那樣的人,告訴你何謂對錯。」


不能唯親是用,接掌中國先裁員

杜殷平前年接掌中國輝柏嘉業務,欲大展鴻圖,但為首的就是大刀闊斧來清理門戶──包括不惜賠重本而裁退近半的員工。

他坦承該公司在中國「萎靡不振」近10年。「我們在首7年,由於當地夥伴不慣國際企業的文化,唯親是用,斗低價而大蝕,也沒有市場大計、營銷計劃。我有教授過許多大計,但他都沒有採用。」

看到問題的症結,就需剎住冗員低效的歪風,而需重組管理層,從頂尖的企業挖角聘請新人進駐,秉持精兵政策,原有600人的員工,但300人被裁退。

●寧賠款也非除不可
「他們說在中國辭退人非常麻煩。但我說,若要生存就得這麼做,我當時是逐一召集他們來談(裁退),我寧愿除掉他們。」

他接掌第一年時中國業務仍虧損,翌年已止虧轉盈,現在情況改善中。「我知道人才的重要性,因為我在大馬我的方式行得通,在中國也可以。」

他說,中國市場非常「有趣」,但規模太大,要搶攻有難度,他們選擇在廣東省開始登陸,「僅是廣東已比大馬大4倍,也足以打下江山。」

他的如意算盤是每3年進駐一個省,採納之前在大馬印證成功的營銷之道,「雖然又作開荒牛,但我少走冤枉路。」

這包括如何應對中國大盛的廉價品?「你根本拚不起廉價品,你會失去市場。」

「我們一定要與自己突圍,為產品包裝,這是德國貨,不是中國貨而在中國,新富一代越來越多,我們會專攻較高檔的產品。」



杜殷平(左)與夫人、子女合照,如今其兩名兒子皆在輝柏嘉集團上班。


老驥伏櫪:我大業未競

雖然已71歲,但杜殷平每天早上8時半就上班,有時甚至晚上8時才下班;自認「深愛文具」,而且坦承他還未有成就感。

而且他還擘畫出輝柏嘉十大暢銷產品。「我們有過千產品,但我們有的競爭對手都有。」

輝柏嘉目前的主力是在橡皮擦及原子筆,而且勝於出口。而彩色筆、鉛筆刨、油性麥克筆、螢光筆等仍有問題。

他如數家珍每種文具的利弊,這也是為何當年大馬輝柏嘉投產原子筆。「橡皮擦走貨量很慢,而且價格低、使用期長;而原子筆則是一令吉一枝,你用得多就耗得快。」

杜殷平目前仍是老驥伏櫪,更希冀輝柏嘉家喻戶曉。「我要人人買筆時都想到輝柏嘉。現在是否已打響名堂?還遠著呢!」

其實在未加入輝柏嘉前,杜殷平也受人推薦加盟當時已蜚聲國際的日本飛龍文具(Pentel),「但我挑輝柏嘉,很多人都說我傻。但那時我看到輝柏嘉有很大的潛能,有鉛筆、橡皮擦,而那時大馬還在發展中,學生都需要鉛筆。」

「而飛龍是以自動鉛筆出名,但飛龍沒有這些鉛筆等的產品。」

20年前的無紙作業掀起文具業漸式微的恐慌,但杜殷平反問:「沒有一個國家可轉眼就電腦化?你一定要先學寫字、先繪畫等。」



採訪手記
安樂窩也要放飛


訪問後,杜殷平與我分享他的日常嗜好時提及,他家裡養了上百隻的小鳥,他最喜愛為這些鳥兒沐浴或餵食,儘管鳥聲啁啾,但他愛聽鳥語。原來他在兒時曾爬上樹摘下一個育有幼雛的鳥巢嬉戲,過後其父親責罵他不應去取下鳥巢,因母雀嗅到幼雛帶有異味時,就會棄之不顧。

於是,杜殷平就偷偷藏起鳥巢,當起「代理褓姆」而私下餵食幼雛,到最後更羽翼漸豐而振翅高飛。他說,其實養鳥與管理的道理是相通的,就是「餵」、照料。

德國駐大馬大使古魯柏曾提及大馬冷對德國時舉例,大馬迄今從未有任何一名具影響力的大人物是在德國唸中學教育。事實上德國人的幹練、對工匠的敬崇、注重技職教育等的環節,都值得大馬取經。而杜殷平自34年前從一個德國家庭企業的睿智掌舵人傾囊相授,獲得充足的養份培訓,其實是一段難得的結緣、奇妙的際遇。

250年可以滄海桑田,但仍能與時並進、沿襲8代人而維持的家族企業,已是一則傳奇。在德國工商社會中,隱藏的致勝秘訣就是這些看不見的家庭式、中小式經營的企業。

輝柏嘉在兩個世紀前以家具工匠開始,如今成為文具業的國際巨擎,為何輝柏嘉主席安登伯爵膽敢將業務交託給馬來西亞一位名不經傳的華人打理,願意將生產技術分享予陌生人,其實更引起我的好奇,也促成此次訪問。

後來我問杜殷平,他說這可能是初見面印象而贏得信任,他也謙卑地說自己非常幸運。但走筆至此,一名優秀的銷售人才要昇華到傑出經理人,我仍相信謀事在人,人定勝天,因為走運、僥倖只是時機上的巧合,雛鳥也要野外放飛,不能一世呆在安樂窩,當然要遇著對的學習對象才能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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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部落格的附記:

在高度物質享受的時代,原子筆等文具垂手可得,而同在電腦化的時代,原子筆更是只成了附屬品,特別是在辦公室內。可是以前唸書時原子筆、橡皮擦等都是讓我迷戀收藏之物。去書局時逛文具部就是我的樂園,(而我們現在有多久沒有真正地逛文具部了?)總像掘寶般地去淘各種新奇的文具。

當然我對原子筆的迷戀最甚,非常好奇一枝原子筆如何以源源不絕地書寫,看著字跡字飽形大會有一種滿足感,特別是那時就在五百字的稿紙上(現在稿紙近乎絕跡)寫完稿後投稿,看著自己的行文,會特別感謝一支墨流暢快的原子筆讓自己下筆如有神。

到後來我會保存起那些書寫流暢的圓珠筆尖,再置入新墨芯自制原子筆。

訪問輝柏嘉,最大的收穫就是入廠參觀生產原子筆與橡皮擦的流程(該品牌的鉛筆是在德國生產),像圓了一個夢般。輝柏嘉平日有開放工廠供學生參觀,可是此次是以採訪員身份去參觀,其實也像一個學生般,樣樣都新奇。


看著橡皮如何從原料煮料、調色後烘乾,再碾平、貼熨、再依據尺碼來切塊,非常原始、初生的狀態,工業化的過程就是難以去想像還原,而是憧憬如何創造。





最後各式尺碼的橡皮擦成形了,還需磨角、打標籤。看著那堆橡皮擦,到底會擦掉多少抹敗筆才能耗用完這些橡皮擦?





以前橡皮擦可以用幾年,現在我的橡皮擦用了十多年還是一大塊。捻起一小塊成品時,更加懷念用鉛筆、自動鉛筆的歲月。功課用鉛筆寫錯了不用怕,至少橡皮擦可讓它一筆勾銷。但現在的不光是使用這些輕不著跡的鉛筆而已。而鉛筆因輕易留痕也易於滅痕,更形於塗鴉或作簡易筆記,有一種漫不經心的使用功能。


後來再走去參觀如何生產原子筆時,看著儀器將墨芯一排排地滾動,自動化地流線條生產作業,墨芯一就位就扎針似地注入墨水,再套上筆尖, 簡化而神奇,然後一枝原子筆產生了。

將一枝原子筆拆解起來時,才發覺原來有這麼多的零件。除了墨芯等,還有外殼等,若是按壓筆會較繁雜,都需人手逐一裝置。

所以生產原子筆是如何的隆重,用原子筆書寫更加莊重。中學時我們開始使用原子筆,每每下筆就有一種後果自負的感覺,因不像鉛筆般寫錯了可輕易一擦,而需用塗改液來掩護、待乾後才再補寫,這是犯錯寫出敗筆後更繁複的修補過程。

那時覺得使用鉛筆與橡皮擦變得有些嫩俚氣與孩子氣了,原子筆書寫較有成長的意味。

現在我們多久沒使用鉛筆、原子筆了呢?每天在電腦上打錯字,最輕易的只是按 Backspace或Delete,一切可在鍵盤間痕跡無存。可是為什麼我們卻越來越多錯別字?非常諷刺的是,現代人少用橡皮擦等了,但在意識上覺得即使有敗筆、有犯錯可以像用橡皮擦般一筆勾銷,又或是用塗改液等一抹遮百醜。現代人也少用鉛筆了,但在面子書儼然使用鉛筆般塗鴉心情等。

所以說怎樣進步,倡行無紙作業,你少用橡皮擦或鉛筆,我們的潛意識裡還是脫離不了這兩種古老的文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