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不是選民的依歸

新任檳州首席部長委任莫哈末法魯斯和P拉瑪三米為檳州第一及第二副首席部長。史上第一位印裔擔任州副首長的第二把交椅，這是一個新聞賣點。這項宣佈是耳目一新，聽似也是皆大歡喜，因為三大種族皆在檳州能有權勢代表。

除此之外，我們也看到已變天的州屬在組織州政府時，也費思量為行政隊伍陣容佈局，州行政議員是關鍵，而正、副州務大臣人選來自哪一個政黨、哪一個種族也成為議論問題，蒙上宗教與憲法等的技術問題後，更趨棘手。

再回到聯邦政府時，新政府的內閣也大費周章，政黨的重量領袖或有潛力上位的候選人落馬後，有位無人坐，遺留下的政黨固打填不滿。

另外要顧及地緣政治考量、共治派系，又要顧及各成員黨的平衡生態，在慣有的「內部協商」下得密談，這種涉及公共權力的資源分配，又是另一場角力戰。

種種官職與行政佈局的宣佈，以膚色一刀切，用種族作區分，再放大政黨的種族色彩來安排，這也不是我們之前常聽到的「權力分享」的主調嗎？難道這就是「團結」的意思？

除了膚色以外，我們又用性別來作話題。例如雪州有可能出現首位女性副州務大臣，並由風頭一時無兩、贏得金鑾區州議員的郭素沁出任，我們又眼前一亮來議論紛紛。

在這種粗淺的分類下，反映出大家在討論長官人選就是以膚色、語言或性別來打轉。比較可悲但又不可忽略的現實面是：人民種族化的意識形態還是一個框框，成為一個合理化的邏輯。

此次大選反風凜凜，反對黨在許多黑區大受歡迎，皆因各族票源大跨界，即使是馬來票源也唾棄國陣，這可從多個掉入反對黨的選區成績可反映出來，主要也是選民對國陣大玩種族牌（舉劍等行動），種族思維根深蒂固、巫統一黨獨大的現象感到厭倦，大家是因為對議題、現象有共鳴，而不是為了種族來投票，才有「投黨不投人」現狀，這反映出普羅選民的思想突破。

我們現在看到官職的安排，又回到種族角度出發作考量。對于黨或執政者來說，這是戰略性的權衡方案，但這也是撫平人民情緒的因應。

這種種族化意識型態，是否已趨向一種無形的制度化？在變天州屬組成州政府的人民公正黨、行動黨和回教黨，是否也會用回這一句話說：「我們是權力共享的」──那麼這種情形與國陣有什麼兩樣？

如果說這是順應選民的要求，要在權利機構內出現各種族的代表，但我們是否能打破這種僵化的框框呢？

作為一個選民，用選票表達民意後，我想一個掌權單位或機構，應以績效、能力為依歸，除非是特別事務非要特定條件不可，例如回教事務，委任一個回教徒出任官職處理會較為恰當。但是，更多的政務與民生議題，是人人攸關的話，即使是印裔、馬來人或是華人，只要有能力處理，也不是大問題。

否則不論是什麼膚色、性別或是財富地位，當家當權後是以服務各族人民作治理的凝聚力。為什麼我們在談到官權職位這種公共資源分配時，還是要繞在種族牌上打轉呢？我們若是投票給反對黨，就是對國陣無理的種族色彩作無聲抗議，為什麼到最後我們又萎縮回族群利益的桎梏內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這場選舉結果也是沒有意義的──儘管選民是站起來說話了，可是一旦沒有善用到這種打破種族籓篱的局勢來施政，我們也是面對另一個形式的國陣再現。而大選成績，只是國陣與反對黨的定位對調。

順帶一提的是，我一向以來比較喜歡訪問或接觸非政府組織的負責人，或許是公司企業的頭頭。如果你說談環保，許多環保組織是不分種族的人員去耕耘，婦權組織也有不同膚色的女性在深耕，他們之間的語言不同，但是使命感都是一致的，也為同一項議題來出發與奮斗。在企業公司裡，他們的目標就是賺錢與商業利益，所以才有不同族群的人們一起工作，大家的出發點就是「盈利」，這是business sense。

可是，為什麼來到政治時，我們往往就以膚色切割，粉碎了這股凝聚力。然後我們摸不著頭腦就說，這是政治化了，因為種族，因為我們身上流著不同的基因，因為我們先天的膚色，因為我們受到不同語文源流的教育。

這也是為什麼我一而再，再而三看到馬華與國大黨在競選期時，一直強調「不要削弱華人在朝聲音」時就覺得強詞奪理，即使我們同是華人，但馬華是否有做好本份來為華人爭取權益？而為什麼大馬華人，就一定要馬華來作保鑣？

所以，我們見到檳州有華人反對黨的首席部長，霹靂州有一個華裔副首席部長倪可漢，印度人在檳州又有一個史無前例的P拉瑪沙米當第二副首席部長，大家看起來都會振奮，也覺得這是一個合理的分配。

但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因為膚色一樣而高興呢？這是大馬獨立五十年後，謎樣的問號。

注：原文是《東方日報》「太陽底下」的專欄，但專欄篇幅所言不能從露揮筆，此乃為不吐不快的加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