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調重彈,情何以堪?
首先是雪州發展機構由劉玉梅暫代總經理,卻引起該機構內部職員的反彈,連回教黨議員也抗議。其二是吉隆坡購物區的亞羅街莫名其妙改名,還有檳城古跡區增設多語路牌也被抗議;其三則是回教訓誡理事會考慮禁止回教徒練瑜伽。
這三件事情看似各不相干,但堆放在一起解讀時就出現大馬社會最常見的幾種通病:種族主義掛帥、行政權過大、一切泛政治化,而這些都是人民最為反感的事情。
這與政府一直崇揚的績效、透明度、先進開明等的良好理念完全背道而馳,最後淪為一句口號而已。但事實上這些爭議都是可以大事化無,而且是不值得花費精力去爭論。
從308政治海嘯後,翻天覆地的選舉結果讓我們以為官民的思維也一樣大逆轉。然而事與愿違。劉玉梅的受委引起反彈,只是因為她是一名華裔女性。
但我們不是講求績效為重嗎?為什麼只因為一名華裔受委高職就眾聲喧嘩?而如果劉氏成功帶動業績加強回酬,對雪州也不是有利?
更甚的是,雪州民聯政府裡的回教黨議員出言反對,而人民公正黨議員祖基菲里早前鬧場改信回教理事會鬧得沸騰後不了了之,還接受已遭杯葛的《馬來西亞前鋒報》專訪,顯示出民聯雖然達成共識來執政,但這些結盟並沒有深厚的基礎。
這些零星的事件雖然還不致于動搖民聯的精誠合作,卻散發出混淆的信息給人民──到底你們與國陣有何分別?
吉隆坡亞羅街被易名,也掀起路名胡亂更改的舊記憶。2001年時怡保古傳光路被改名,最後惹眾怒也恢復原狀。如今亞羅街的情況更糟,市政局以隻手遮天的方式就大筆一揮改路名,面對施壓後再低頭用回原名,但改名的理由仍是無可奉告。
身為一國之都的吉隆坡市政局,這種不透明、對民怨不敏感與高高在上的官僚態度,是治理上的敗筆,也是大馬官方典型的行政權過大的寫照。
至于回教訓誡理事會要對回教徒練瑜伽作諭令一事,儘管迄至截稿前仍未有最新裁決,然而連練瑜伽也可以被解讀成乖離回教教義,深恐走火入魔會受到興都教影響等,還說只要祈禱就可以保健,這一堆說詞欠科學理據、缺邏輯,最糟糕的是會加劇外界對大馬在詮釋回教時的閉塞印象。
大馬的施政單位、政治人物沒有搞好本份,卻盡是小題大作喧鬧與撈取政治成本,連最新的世界新聞自由排行榜中,大馬也跌至遭非洲兩個落後國家夾攻的132名,我們接下來還會面對多少的舊調重彈?
走過沙登大街
我重回到沙登大街,為了出席同事的喜酒。驅著車堵塞在沙登拉也的交通樞紐。然後重新走過這條街頭,那種熟悉的感覺就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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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6年前,我從未聽過沙登大街這地方。我不知道沙登坐落在哪一個位置,那彷彿是一個遙遠的地方,儘管與我以前居住的文良港都是同處于巴生谷。
然而1996年升上當時仍稱為農業大學(現改為博特拉大學),我才第一次接觸到沙登這地方。
接著,我由首都以北的文良港,南遷至首都南境邊陲的沙登,住了4年。在沙登跨過了我的二字頭的年齡。
但是,我對沙登大街其實是乍遠還近的陌生。在大學四年,我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腳車,腳車的輕盈與環保,卻將我鎖死在近校園的距離內找房子居住,因此在大學四年,我都是居住在斯里沙登花園住宅區。
而距離沙登大街,若是騎腳車去的話,恐怕至少要20分鐘?或是30分鐘?我不知道,但是我從未試過。我覺得自己沒有這麼多的精力每天在驕陽下騎腳車。
所以對我來說,沙登大街是一個感覺「遙遠」的地方。但在地理上當然是頗靠近的。這條老街是我只有在放假、有同學載送時,或是自個兒搭美羅巴士回吉隆坡時,才會經過的一個風景線。
因此每次經過沙登大街時,其實就等于我逃離校園的時刻,哪怕是一刻,哪怕是一兩天,總之我就不必呆在沉悶的校園裡。逃離,就是換回了奔放的自由。
以前我搭美羅巴士經過沙登大街時,我就會感到雀躍,因為路線來到這兒,證明就是與吉隆坡再靠近了一些。我彷彿看到一個無形的枷鎖鬆綁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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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常說,沙登大街有許多美食,有很多廉宜的華人餐館,還有遷就學生經濟能力的雜飯檔等。我當時的同學90%是駕電單車上學,沙登大街成為他們每日祭五臟廟的朝聖之地,因此常聽常聞,我對沙登大街是通過別人的描繪來認識的。
當然我是很羨慕的,因為在斯里沙登花園的華人食肆選擇寥寥無幾,而且我對馬來餐館是厭倦得不得了,我對沙登大街的響往,是出自于內心的一種慾望。
然而那是無法達到的事情。遙遙在望,只因為當年要當一個孝子
我什麼都沒有。
由于行動受限制,其實我的大學生涯是蠻苦悶的。當年的我總是有一種不知投奔何處的感覺。找不到歸屬感,感到讀到科系不對勁,感到住的地方不理想,意識到自己總給許多無形的希望束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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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三或大二時,我的室友維德有一部車子。他當時還擁有一台逾5000令吉的手提電腦。10年前的手提電腦,是一件豪華奢侈品。然而,他卻為了節省汽油,而選擇住在只有步行距離的斯里沙登。他寧愿走路去上學,只是閒置著他的車子。
所以,他就成了我的室友。
維德對錢的價值觀,與他對人與事的價值觀有些相連。他總是不自由主地會有一種錙銖必較的認真與嚴肅。總之一切是劃得清清楚楚的界限。他在我們當時的住家裡,成為一個獨行俠。
但是有一次夜晚,全家的屋友都在家中溫習著功課,他就提議,「不如我們一起去沙登大街吃宵夜了!」
我們全家的屋友都沒有交通工具,平日將自己囚禁在家裡當然想要外出呼吸新鮮空氣,所以我們就浩浩蕩蕩地乘著他的車子,到沙登大街吃宵夜。
那是一個很奇怪的組合,幾個男女來自不同的背景一起租房子,平時無甚交集,即使我們出現在彼此的生活空間裡,甭說一起用餐或聊天。但在那一晚,我們就在沙登大街一起吃著宵夜,我還記得那時我們是吃糖水,大家有說有笑地,氣氛愉快。
但印象中,就只有這麼一次,我們幾個莫名其妙聚合在一起同居的屋友,在沙登大街的一間無名簡陋的小食檔,恰如萍聚。
然而,畢業後至今,就沒有萍水相逢了。我們淡出了彼此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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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遙不可及,然而在4年裡經過沙登大街的頻率多了,我還是熟悉這地方的。街道上的交通燈、哪個銀行與油站的坐落地點等,要轉哪個彎可以抄捷徑到博特拉大學校園等,成為感應能力的一部份。
只是我受不了沙登大街的塞車。街道的車流量是嚴重地淹沒了整條大街,只有2個車行道根本不可能負荷排山倒海的車流量。
每次乘巴士在沙登大街遇上塞車時,看著車龍陣,我整個人的不耐煩會像块堤的洪水般,煩躁淹沒了自己。
我知道這是沙登大街的街區結構的問題,這是不可能改善的情況了,因為大街與新村在當年建造時的結構,根本不是為了今時今日人人有車的情況來設計的。換言之,這是一條無法後天搶救的街道與塞車黑區。
直至後來畢業了,我極少抄沙登大街的捷徑回大學校園。
曾經是一個想望的地區,成為車主後,變成行動上的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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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喜宴結束,曲終人散。我驅車離開沙登大街,那種熟悉感將我推回當年的大學生涯。赫然懷想起大學的好朋友與同學,心裡數著他們的名字,一個,兩個、三個、…一個在美國,一個在日本了,一個還在大學執教,其他人,都像在魔法裡,消失了。
但世界上真的有魔法嗎?是時間改變了我們,還是我們改變了自己?生活的時間沒有什麼魔法,只是一天又一天渡日子時,我們是計算著失去。
我在沙登大街的大眾銀行前等著綠燈亮,摸著自己的肚腩,撐得太飽了,感到不舒服。一個人驅車就有一個好處──不需要顧到醜態會礙人視野。
所以,我解下了褲頭的扣子,將皮帶鬆開,坐著時才覺得舒服一些。但倏地一驚,這不正是「腸肥腦滿」的寫照嗎?
喔,我已年屆30,原來我已失去了2字頭的年紀。我可以列自己為中年漢了吧!
沙登大街綠燈亮了,我呼嘯而去,將我的青澀歲月拋在後頭。
政治人物的精力不應拿來「發洩」
政治人物與平民百姓有何不同?政治人物是表率,你在公共領域鶴立雞群,是因為你從權勢中獲得尊重,包括說起話來要有見解。
然而,馬華前總會長敦林良實為蔡細歷護航時說出「精力過剩論」時,讓人感到匪夷所思與驚駭──這不是一番有內涵的談話,卻是寓意很深的謬理歪論。
一個人精力過剩當然是好事,只是看你將精力放在什麼地方,用在打球運動或工作或是好事,至少是有生產力的事情。然而精力是拿來運用,並非用來「發洩」。
將偷情視為是精力過剩的發洩管道的話,是粗俗鄙劣的男尊女卑的思維,這種強詞奪理的言下之意,也反映出即使是偷香竊玉,也不過是一件等閒事──女性,只是一個發洩的管道?或是一個性工具?
許多強姦犯犯罪後,自辯犯罪原因是精力過剩。難道用此說辭就可以原諒他的罪行嗎?難道精力過剩就可以縱慾享樂、狎邪敗俗?成龍自辯他「犯下全世界男人都會犯錯」的事情有了私生女,是將下流誤作風流的敗筆。如今林良實為蔡細歷喊話的言論,是在渲染著偷情的偉大,還是在誨盜誨淫?
馬華這邊廂出現史上第一位女性副主席職,當黃燕燕喊出人人平等時,現今大馬女性的社會地位在林良實的眼中,又有多尊貴?可笑的是,別忘記黃燕燕在競選前也對蔡細歷勇于承認偷情後,大喊要向蔡細歷「敬禮」。
如今一位過氣馬華領袖,一位當前女性領袖皆有「一脈相通」的思維方式,潛意識裡否認偷情是有失檢點、認同偷腥純為是一種風流艷福,到底馬華女性的尊嚴、自主權放在何處?
蔡細歷的黃碟風波在年初時鬧起時,眾人以「私人醜聞」來避而不談,但私下對一名政治人物的私德已自有分寸去衡量,只是心照不宣,但並不代表是全盤接受,或是原諒。當時並沒有爆發出後續的爭議,主要是攻擊者會被批上「假衛士、假道學」等,再加上政治陷害等的「陰謀論」大盛,就閃開了道德與家庭倫理觀的爭論。
蔡細歷此次中選馬華署理總會長,也是一種原諒嗎?這只是馬華黨員的投選,而不是全民的原諒。別忘記在蔡細歷這場翻身仗中,其強敵是惹來反彈聲浪的「黃氏皇朝」的黃家泉,另兩人是陪跑成份為重。蔡細歷的當選,只反映出在那個境況中其中一項選擇。
馬華的張天賜每天接獲廣大民眾光怪陸離的風月騙局,這包括各種偷腥受騙、包二奶等事件,反映出社會墮落、腐敗與貪婪等的人性陰暗面。你可能從張天賜到最後作循循善誘地勸慰人心向善、驚回春夢。
但另一邊廂馬華的核心領袖卻鼓吹、縱容軋姘頭類似的事情,將婚外情合理化成是「社會習俗」,試問馬華還有什麼道德立場與價值觀?
後記:剛才看到《中國報》夜報刊登追訪林良實兒子林熙隆的看法,還有一則要求匿名的消息指稱,林良實在當天提出精力過剩只是與記者開玩笑,沒料到記者當真「登到大大」。
我心裡又是發笑了起來,說了類似荒誕的話後惹禍了,就怪記者天真?一個縱橫政壇如此多年的政客,你要告訴我你不是油條,你要我相信你不懂得在啥場合慎言,誰會相信這種反智的話呢?
墜天橋
那種害怕是,你不知道粉身碎骨的那一刻,感覺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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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早上駕著車上班,路經舊巴生路,我如以往地在躦著車與車之間隙縫,赫然才想起,我不是剛剛墜天橋嗎?
我才記起在一兩個小時前,我所發的那個夢境。
墜天橋,我只記得下滑俯衝時那種無助的感覺。你知道自己會粉身碎骨,但不知道是身體先粉碎,還是會聽見震耳欲聾的砰一聲,但是我確實記得我是發了這樣的一個惡夢。so to call,夢見自己墜天橋是一場惡夢吧。
我不知道為何自己會發了這樣的夢。
但是在駕著汽車途中,驀然想起這樣的夢境時,我感覺到自己像活過來了一樣。咦,原來自己還未死去,原來自己還在驅車上班途中。
可是那種感覺很可怖,明明是驚心動魄,然而卻是恍然一夢,但實實在在地呼吸著時,又重來那種千鈞一髮的視覺、畫面與感覺再重構與再洗禮,不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真的是撲朔迷離。然而到最後縈繞著自己的是一種無助與失控感,當你失去重心,又知道最後的結果是會變成肉醬時,那種滋味很驚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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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近日來的工作實在太繁重了。我每天都在倒數著週假的到來。我幾時才能放假,然後好好地睡一場覺,然後自然地醒來?
我在昨晚下班回家時經過哥打京那峇魯路的橫架天橋時,看到一場連環撞的汽車,應該有6、7輛汽車因一輛急速煞車的車子,而來不及猛撞上去,全都前後凹陷了貼連在一起。
應該是貼到太近了,所以才會醞起意外。到底是什麼原因那輛肇禍的車子來停車呢?要怎樣的距離才最安全呢?要多少的速度才讓人安心駕駛呢?我在想著想著,又想著要不要撥電給意外組來採訪一下呢?可是這樣的新聞應該也常見吧?也沒有什麼新聞價值吧…
我心裡在盤算著時。我才發覺自己的內心一直無法平息下來。
我的心念像上了發條的小白兔在蹦跳著,一直圍繞著新聞想,還有dateline。我深恐自己錯過了什麼稿件的dateline、又擔心著會遺忘了即將逼近來的稿件截止日期。還有如何改進自己一個人的上稿速度、明日的人手安排是否是最恰當?是否忘了交代某某某做的事情?剛才是否有漏了看馬新社的新聞?剛才寫的新聞是否有引述錯誤的名堂?為什麼某某某這樣辦事的態度?我要怎樣回應一些奇怪的提問?
我都停息不了。播放著的音樂都進不了腦。我覺得那些平日喜愛的歌曲,化成了一顆顆音符,像盤旋在一棵大樹上的烏鴉,吵雜、惱人。
吃了晚餐後已是近晚上十時許了。我扭開電視看,英文台播放著一齣英文戲是假死病人在死裡逃後,所獲得的超能力去監測到快要接近死神的人。那是一齣宗教摻雜驚悚元素的B級電影,那電影裡還將一架鋼琴被推下樓的畫面拍得很唯美。
然後我就昏昏入睡了。
就在夢中將自己推入了如此萬劫不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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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我的惡夢會幾時醒來。我希望墜天橋的夢境會帶給我一些啟示。
掛冠前的經典印象

如果你能從阿都拉身上的裝扮來解讀,或許可抓摸到一些潛在的訊息。
阿都拉週三所穿的西裝與領呔,看來有些不同。他是身穿淺灰色、寬直線暗紋的外套與西褲,給人的感覺是不尋常的花俏;領呔則是相當奪目的粉紅色底襯藍斜紋,含蘊著一股年輕、奔放的味道。這套西服的搭配,更不似他往日一般所穿著的暗沉色西裝般散發出莊重體面、乾脆俐落的感覺,而阿都拉身襲這套西服時,看起來是相當鬆垮。然而整體上看起來相當亮眼的裝扮,對一個國家領導人來說,是不太吻合一般預期的印象分。
當然我們不知道阿都拉心裡想著什麼,但從阿都拉在記者會上比手划腳擺姿勢讓攝影拍照、還有笑臉盈盈的肢體語言來看,他對這場形同道別的記者會,是相當地歡愉、輕鬆,但不是那麼莊重。而他此次不似上回宣佈押後黨選時,那種身穿尼魯裝拘泥的姿勢;週三他已自備稿件,更能從容地告白退位心聲,也不需納吉頻頻在旁解圍。
一個國家領導人的衣著,其實與其言辭、動作一樣,是一種對外的公共形象,是一種政治工具。在國外,一個領導人的衣著,都可被解讀為顯示經濟前景的跡象,更是深藏玄機。例如英國前首相布朗上任後領呔的風格千變萬化,當時他施政時就是力求革新;而他以不同顏色的領呔亮相時,總有潛台詞。
因此,外在形象是表達體莊重與否、拿捏得恰如其分,儼如施政成績的展現,是否切合時宜。但裝扮與政績究其底就是一個外在包裝。衣著的形象可對選民起誘導、投其所好的成份,更可藉此推銷、塑造政治身份,如果衣裝被指是小枝節的事情,那麼施政時是否有注重枝節?有時眼高手低、信口雌黃,卻連細微末節的本份也搞不好,往往就是累事的敗因。
阿都拉週三宣佈交棒時,其衣著裝扮也是在說話,但是否有說服力,則是另一回事。他上回宣佈提前退位,但沒明確表明期限時說,他要留任就是要撲滅貧窮等;然則這是何等漫長的任務啊!
「結石」僵化的危機處理思維
我向一位物流與報關行的朋友查詢,因為當局說已展開第5級、第6級等的檢驗措施,在港口檢查來自中國的食品,他問我:「這些不是我們一直在做著的嗎?這是普通的報關檢疫作業方式啊!」我也茫然,那么當局是在進行著什么因應措施?
大馬衛生部是在新加坡檢驗出中國的大白免奶糖含有高量的三聚氰胺後,9月23日時以一刀切的方式禁止所有中國的糖果、甜點或乳製品入口。同時會保證登陸大馬的食品是安全,因為大馬沒有自中國入口牛奶,之後該局也發放首批逾10家乳製品生廠商的安全食品的名單。
我們當時疑惑不已,只有逾10家、300來種乳製品安全食用,那其他食品是否含毒,或是可疑有毒?迄至28日時,名單才增加至994種乳製品。
當局這種做法讓人滿腹疑問。第一,衛生部沒有檢驗這些食品,皆因這些生產商只是作宣佈表明安全食用,換言之衛生部發放名單是為這些企業「背書」,單方面為涉及公眾利益寫安全「保單」,這是否過于粗糙輕率、簡化工作,又或是經濟利益牽制著公眾利益?
中國毒奶爆發的症結,也是因為人民與政府過于信任三鹿集團,但在風波過后,消費者對大企業所謂的保障、商譽信用,這種信任度已開始削弱了。
第二,衛生部選擇「報喜不報憂」來公佈檢驗成果,是一種不透明化的作法。為什么只公佈安全食用,那麼沒有列入黑名單的食品?為什麼鄰國不斷地檢驗出含超標三聚氰胺的乳製品,我們卻是一副慢郎中、一切處于被動與靜態中?
即使是充公了866樣乳製品送檢,但迄今只有26種乳製品(相等于3%)檢驗出含有符合標準的三聚氰胺,但含量是多少ppm?沒人告知。為什么只有3%的檢驗結果出爐?為什麼檢驗速度如此呆滯緩慢?當局辯稱是實驗室能力不足。
我們抱著問題去詢問衛生部的食品品質與安全組,但每次撥電是官員在開會,而即使是有文告,也得經過繁文縟節后才在當天晚上發放。如今你可以上網查閱文告,但只是迄至上週日(28日),當然因為是兩天公假,卻因此有了拖宕藉口。
乳製品是消費者膳食鏈中牽連甚廣的一環,當中潛伏著許多不可知的不確定性,但有關當局似乎都低估了這些風險,甚至不知風險可能是「凶險」的先兆?每次攸關民眾衛生、健康的事發時皆無可奉告、慢三拍、西瓜倚大邊,到底我國在監測國家威脅、應急突發事的機制是什么?
最近基肯孔雅症肆虐整條村子成為疫區,當局說情況「受控」。2年前豬肉出現長肉劑時,相關部長說「就別吃豬肉吧,罷市更好!」。2003年SARS肆虐大馬時,一個SARS病人在逝世7天後當局才公諸于世,還有高官要報館低調處理,勿打擊旅遊業。2000年煙霾滿佈時,當局也拒絕公佈空氣污染指數,還有1999年立百病毒時逾百人命斷送時,先是誤診亂投藥,最后也刻意低調處理。
現在乳製品「彷如」有毒,我們能做什么?長官說,「就讀讀食品包裝背后的標籤」。但接下來呢?
收筆
事實上,我的書法也不錯,至少在中學時期都有得過獎,只是參加全國書法比賽時是屢戰屢敗的。我知道我還未到專家的地步。
以前是糊里糊塗地跑去寫書法,沒有章法,也沒有刻意地去拜師學藝。我知道我執毛筆的手法是錯誤的,然而還是可以寫出規規矩矩的書法來,我想這可能與我是左撇子有關,筆鋒取勢是誤打誤撞的。
中學時期我還是學校的藝苑書法學會的主席。然而我是這學會的末代主席,因為當我卸任時,該學會就被華文學會併納了起來。當時我還教了一班初中學生每週學書法。
不過,我只擅于楷書。隸書、草書,甚至行書等我都不行。隸書的筆法過于圓潤,我無法運轉,草書更是需要大起大落,亂中有序,那是更高層次的筆法,我領略不到。
我不知道當時為何我會無師自通寫楷書。今天,我駕著車回家時,突然間想起很久沒有寫書法,但我連毛筆都不知放在哪兒去了。
※
用一筆一劃地寫書法,寫得好看,除了是要有一些些天份以外,其實要懂得如何計算。落書之前的想像力與描摹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怎樣計算?就是在空間、留白、距離上作一些計算,才能有一個平穩的結構。而漢字是圖形文字,下筆前需要設想整個字樣的形象,如何拿捏恰如其分的留白,要想像到一個字顯現出來的格局。
這只是一個字。如果是一行字如對聯、春聯的,更需兼顧到字與字之間的距離、整體的結構感覺,講求全體的呼應、吻合、對稱。對聯的第一個字或第二個字是最關鍵,皆因那是一子錯,全盤皆落索的「押注」,如何沒有好好地掌握到對聯的字首呈現,接下來的字就需要作調整來達到一致的風格了。
每年寫揮春時,總得要把紅紙摺疊成兩行14個字,才能下筆寫字,依著摺疊線紋來作框架,限制著自己不會寫到逾越範疇。到現在,我還是無法掌握到真正的空間預留,而像一個學生般需依據這些隱形的框架。
寫楷書是一種體會,要顧及其形態,也要參悟著其寫法。下筆時的運力與筆鋒的轉折。僅是寫一個永字八個筆劃,已是一大學問。
揮毫落筆時含蓄有力,先勢猛漸收、又或是提按、頓挫、轉折、徐緩、順逆,都是動態的變衍,但力道的輕重、筆勢的速度,卻產生線條尖鈍、方圓、肥瘦、柔剛、乾溼的變化,影響到字體的美感,以及感覺。所以,書法除了是一種意念表達,及練氣的運動,但也是物理性的計算與動作,然則字完成後,卻是藝術的成果。
我覺得觀摩楷書,可以感悟到一個筆勢曲折多姿的力度運轉,下筆時的韻致與節奏。楷書可以有那種方正剛直、遒勁有力的視覺沖擊感,一板一眼,但筆劃分明,是那種干脆與俐落,明快而潔淨的。
而我喜歡楷書,我也希望我能像一幅楷書體般給人一種清朗感覺。
※
一副墨寶,並非是描寫點畫般如此簡單,那是功力的深度、線條的律動以外,還是一種經過高度機智算計後的科學化結晶。
然而在大馬,能寫一手書法,到底有什麼出路?做專業的書法家嗎?沒有聽聞。我想連大學中文系裡也沒有書法這一堂課,書法成為應考科目的附庸,或是中文科目的點綴品。
在中學畢業後,我就極少寫書法了,只是一年一度揮筆寫春聯。不是「福」、就是「春」,或是「富貴」等的字眼,以前所認知的字帖與字形,統統都給忘光了。寫書法,只成為一種消遣,似是一種故作風雅的嗜好,或是給人視為是才藝。
到現在我看到有人寫起中文字時,我才知道並不是每個人寫字會寫出那份用功出來。連硬筆字都寫得像塗鴉、隨筆那樣,你可以知道他寫起書法來,會是如何地亂七八糟。
現在我想起來,寫書法時的技術、心情與領悟,是一種對人、處事的態度,或者可運用在工作之上。在未開始做一件事前,就像拿起毛筆對著一張白紙時,應預設應有的空間、留位,摹擬整個格局的大小與輕重。
竅門是于那一份對分寸的拿捏。
執筆起來時,就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執行力。運力需重的時候,需要加筆力,該輕放時就燕子點水,急緩輕重的筆力,則視情況而空間而定,若是一筆差錯,馬上就得轉筆鋒來修補,就像做一番Damage control。
總之,辦一件事情,未執行之前就得有預設景象。當然之前要做許多準備功夫,需要多思、多想、多做,還對抱著一種審戒、專注的心態去應對。
這與用毛筆寫好一個字是沒有差別的。裡頭是包含了一種自律的管理,一種自我的要求。
我不知道這是否是書法帶給我的一種修為,或是一種人生觀。以怎樣的力道辦事,以怎樣的速度完事、以怎樣的距離來保持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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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涉足職場多年後,我見識到許多一塌糊塗的人,又或是辦事淺嘗輒止,又或是不注重細節的人,還有其他數之不盡的性格缺陷的人,我會納罕著怎麼一個人會如此顯眼的缺點,卻無法自知?
但有時候當我看到他們的字體時,就覺得字與性格是有關連的,當然這是另一篇章的故事。
還有一些還未真正了解我的人、一些不得不接觸的無知之輩時,或許以為我是輕重不分,沒有擔當,又或是以他們自己的價值觀與行事要求加諸在我身上時,我真的無法告訴他們:我懂得怎樣在我應有的方格塊裡拿捏下筆,我知道如何提煉與觀摩。
說到底,書法是能發抒個人性情為最高原則,而涵養、陶冶性情,那也是一種修練。
只是今天面對一件令我火光,卻超出我控制範圍的事情,我在回家的途中飆著車高速行駛,越想就越壓緊油車超飆。
心浮氣躁之間,驀然間懷念起當年練字時的那種情懷,懷念著的,是失去的一顆靜心、一份沉著。
我想,我現在已無法揮毫,寫出一手好字了。
政治超載找不到出路
這些只是政治方面的得失。然而還有更多的失去,卻是隱然的消失,例如民心、信心與愿景。
安華的916變天已成為濕水炮仗響不起了,然而變天陰影猶存,只是卡在技術問題,主要是憲法方面。
大馬在近20年來的政治生態,是處于「政治超載」的情況,以致立國之本的聯邦憲法即使存在,也成為政治化的人為解讀文本,又或是過于熟悉憲法,就操之為掌控工具。
而一個民選政府、一國的行政首長是否能一夕推翻,還需以憲法為依據,以國家元首的首肯,更要通過國會程序才能過關。
然而獨立近半世紀,大馬不曾發生過任何彈劾首長的程序,可見強人政治與一黨獨大已到了壟斷、隻手遮天的局面。
根據憲法專家賽沙林教授的介紹,只有在國會會議一致通過對首相的不信任動議,首相才需下台辭職。不過現在國會仍未復會,這也是為何國會反對黨領袖安華週四吁請必須最遲在下週二前緊急復會。
沙巴進步黨發起提出不信任首相的動議的頭響炮後,卻不了了之。如今該黨也退出國陣了,首相又有斟酌權來展延國會復會的日期。因此,這項所謂的「彈劾」,並不是那麼容易進行,更何況即使是不信任動議沖破困境提了出來,是否會得到下議院的通過?
即然國會「逼宮」之計可能陷入死胡同,那麼12月份的巫統代表大會就更顯得關鍵。
隨著昨日納吉「公開又委婉」地表示,「交由黨代表決定是否會提名他競選黨主席」,他也沒有公開拒絕「提名」的美意,那全國巫統區部是否會提名納吉競選巫統主席?納吉是否會遵照阿都拉定下的交棒時間表,提早接位?
但說來說去,人民是通過國會代議與發聲,但行政權過大又凌駕于國會;我們可以通過選票來選政府,然而要等下一個5年大選時才來另作選擇。
大馬也無法發起似台灣「天下為公」般的大遊行來示威,否則又面對水炮車的招呼。如今大家寄望年杪的巫統代表大會,間接為大馬人發表聲音來「肯定」首相人選;但巫統是代表馬來社會,還是大馬全體民間社會?
當一個國家的治理,卻牽扯到政商利益集團的掛鉤,就充滿政治算計,人民利益放在第幾位?現在誰當財長是否重要?阿都拉接管國防部長是好又是壞?那只是個人的權謀算計了。
民聯與國陣的對決與抗衡,是大馬政局的巨大投影,而外圍經濟環境如此地不明朗,社會治安也面對崩壞、惡化的危機,人民每日閱報翻閱到戲劇化的時事時,是另一種精神凌遲吧!
只是,我們不知道人民的信心,何時才會跌到最低的臨界點。
是黨權,不是黨籍
這問題其實早在上週就應該解答了。現在作答似乎有些過時,不過大馬的政局生態可在一週就翻天覆地了,接下來的日子可能大家都不會討論阿末的懲處了。然而阿末真正被對付的是「黨籍」還是「黨權」,仍然可以討論的。
我們在開會時討論該用「黨籍」,還是「黨職」。如果說「凍結黨籍」,就等于說阿末暫時不是黨員,至少在3年內不是黨員。然而上週巫統作裁定時,巫統總秘書東姑安南有說明阿末還是黨員。
那麼,使用黨籍就很不通了,在邏輯上是相互抵觸的。即然還是黨員,怎麼說失去了黨籍呢?而黨籍還是帶著依附、隸屬關係的。而若是說凍結黨籍,推衍而成說他不能享有黨員的權利,那這樣的指涉過于籠統、牽強了。
事實上,巫統是使用黨章第20(9)條文懲戒阿末,其中「Digantung hak-hak」是關鍵字眼,該條文完全沒有提及黨籍(Keahlian),阿末真正失去的是黨裡頭所享有的權利。
而做為一名巫統黨員,除了有權利以外,根據第6條文,黨員還得肩負黨員的責任(tanggungjawab),但第20(9)條文並沒有說明被處分者,可以忘卻黨員的責任。
因此,黨員的權利被剝去,不意味著他不必盡黨員責任,因為他還是黨員。
本來本報是使用「凍結黨職」,然而阿末是馬上被撤除巫統升旗山區部的黨職,而且在3年內不準擔任任何黨職,因此使用「凍結黨職」這詞,看起來卻過于含義狹隘,而且無法概述到實況。
後來,我上網查了是否可使用「黨權」,特別是中港台的政黨是否有這樣的用法。中國共產黨的處分等級最嚴重是可以開除黨籍,即是驅逐出黨外。但沒有黨權這回事。後來再谷歌一下,發現台灣國民黨是有「凍結黨權」這回事。
黨權,對于大馬來說是比較陌生的吧!我們通用的只是「黨籍」而已,黨權似乎是第一次聽聞。然而在阿末的案件中,他確是被撤除所有黨員的權利,因此使用「黨權」這字眼是最直接、簡潔的陳述了。
我有查看其他英文報章如何形容阿末所面對的處分,都是使用「suspended」來帶過,「凍結」看起來與聽起來相當嚴重,然而再仔細地看,原來失去的只是黨權,那種情況就等于你在圖書館裡不能借書,但你還可以在圖書館裡看書與活動。
所以搞清楚「黨權」與「黨籍」,會更讓人明白到底巫統對阿末開刀到什麼程度。用凍結黨籍確是十分誤導了。
寫給白色的烏云
我覺得,經過迷你茅草行動後,我們似乎都失去了對「以後」的想像。對工作的信念,對專業的執著,對生活的信仰,或是對體制的尊崇,完全是瓦解至崩散離析。
昨晚聽見 [Press Ctrl-A]星洲日報的記者陳雲清被套上抵觸內安法令被扣捕後,除了愣了,就是慌了。因為沒有料想到會如此荒謬,沒有預料到如此地齷齪不堪,我們也是記者啊,聽到這樣的消息,作為同行的我們會推想到自己的命運──有朝一日你也會那樣中招地。那種心靈沖擊是如此地龐巨,我第一個感覺就是:我們的國家
之後陸續收到許多短訊與來電,到晚上11時郭素沁被捉走的消息傳出來後,心情依然是墜落到谷底。然而政治人物與內安法令扯上邊,不是頭一遭發生,但是作為記者的遭到內安法令的惡法這隻大手的覆蓋下,我第一次如此逼近地感到震撼。
平時常收到一些要求廢除內安法令聯盟的電郵文告,由于類似的文告太多了,我只是讀了一遍,就丟掉了,根本不會想到會處理成新聞。每次我的心裡就想,「哎,就是醬的啦…」你放棄了斗爭的信念,你屈服在威權之下只是囁嚅著。
然而昨天的事件卻讓我知道,內安法令是多麼地可怖。幾時會輪到你?幾時會輪到你會得到這樣的橫禍?那麼地莫名其妙,那麼地不可理喻。
21年前的茅草行動也沒有扣捕記者啊!怎麼出手這樣地狠?
晚上時還是睡不著,擔心著一連串的逮捕行動會陸續發生。我們站在新聞崗位上就開始吊頸了。今早回到報館前,就依著流傳的手機短訊穿上黑T恤來哀悼媒體自由告終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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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午時吃午餐買茶喝,那位沖茶安娣說:「今早醒來讀報紙嚇了我一跳,為什麼會去捉記者?為什麼不捉那個說錯話的人?」
她氣沖沖地,又疑惑地沖著茶。我感受到那種情緒,這種怒氣的情緒在每個人的心裡熊熊地燒著。
一個沖茶安娣都有這樣的反應。這種憤慨是人之常理的。然後我想起在離開報館去吃午餐前讀到的各重要人物、各領袖的文告與新聞時,他們堆砌了許許多多雅氣的字眼、舞文弄墨了一番也不過是譴責、抨擊、炮轟等,也不過是講著同樣的話:為什麼不捉那個說錯話的人?
為什麼?
那又如何?我們選出來的民選代議士、我們口中呼喚著的「尊貴的」達官顯要,他們能做什麼?他們最後能爭取到什麼?他們只是競相地說:「在我們的爭取下,我們XXX」來邀功,來表達出自己悲天憫人、自己如此厥功甚偉地作了拯救大俠。
然而在這樣不合理的對待下,你們當官當權地,為何在威權壓制下只是啞吠?吠了一棵樹,又吠了一座森林,然而都是聽不到的怒吼。為何身在體制中,沒有去糾正惡法,沒有在國會下議院裡以國會手段來為民打抱不平?為什麼要在別人蒙受痛苦時就找劇場作秀?
吃完午餐,回到報館時,查收電郵信箱時就發覺整個信箱的文告已如浪潮一樣地蓋了進來,凡是有名字的阿貓阿狗,凡是充其量有個政治身份的,紛紛發出了譴責的聲音。你要有多悲情地有多悲情、要多憤慨地有多憤慨…
我開了一封又一封,讀了一遍又一遍,眼睛發麻,心裡也麻木了,像是灌水了一樣。一份報紙能盛裝多少則這樣千篇一律的新聞文告?一張紙又能抵擋多少的憤慨怒濤?
接著,我們接到了上司一輪又一輪的「指示」。基本上,都是教我們重新認識責任這一回事。
與責任相伴相隨的,就是後果。你不依著單向道跑,你就會墜入山崖,你逆道而行,就是自尋死路,你不屏著氣息來望前路,下一刻就踩到地雷被炸死。好像我們是舉步維艱,好像每個腳步都是污印。
你能怎樣做?就是小心把關了。你能有多小心?就是取巧與拿捏。怎樣拿捏到分寸得宜?就看功力與技巧了。怎樣有功力與經驗?就看專業了。你能有多專業?那就是專業地聽命了、認命了──將一切所認識的操守、將一切認為是絕對的東西扭曲掉,將黑白、方圓、長短都顛倒起來。
你失去的是真理。
我們成功地被馴化成沒有力量的一堆單元細胞,我們成功被折損成一個行屍走肉的從業員。這樣就印證了白色恐怖下的統懾。我們被征服了。
你能抗議嗎?人家說「你不顧全大局」。你能反問嗎?人家會說「你不夠世故,經驗不足」。你能不順從嗎?人家說「你天真爛漫」。你不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思考嗎?人家會說「你見識面不廣,你只是井底之蛙」。你可以不寫真相嗎?人家說「對,我就是要你說謊!」
我們有太多家長式的管教──
自由、信念、民主、法治、邏輯。我們都剝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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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內政部長有記者會。我知道這位達官硬拗瞎掰的本事,因此讓採訪的同事以對答錄將他那種蠻纏胡扯的說話技巧呈獻出來。如果要學習怎樣高超的說話技巧,讀這些政客的說話就是最好的習本。
每句話你都可以有一萬個反問號,然而讀起來時只覺得被人愚化。
偏偏,這些新聞就是要刊登出來的。
我記得7月時我去國會採訪,那時是很久很久沒有出來採訪後,重回採訪線的那種感覺很怪異,因為太陌生了。當時就是警方聲稱有大遊行而全城封鎖導致大塞車,眾記者一起追著賽哈密來訪問。
我聽著他在辯解時,整個人覺得很火燒般地,我詫異于一個人可以將話頭說得如此耍賴,但你無從抗拒地要記錄,要用心去聽。當時我就別過耳朵,只擠出錄音機去錄下,連筆都要扔下。
到底我們要忍受多久這樣的政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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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變天與否,日期已不是重點。我想整個國陣政府崩塌下來的政黨機制,已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第一大華基政黨與巫統還要爭黨職斗得死去活來,人民不要你的話,黨代表們還爭什麼?
只是看著國陣目前所說的一切,都是給予民聯的政治紅利。你說916變天嘛,就讓軟禁國陣後座議員到台灣,民聯有籍口說議員綁樁到台灣而無法達成目標的;你要鎮壓異議聲音嘛,就讓民眾求變求生的呼聲更大了。
308大選時告訴我們,棄投國陣是一項正確的抉擇。現在人人的心裡不是在想跳槽奪權是否合理、合道義,而是只要找到逃出國陣的出路,都是全盤照收了。
祝福我們能及早找到出路。
為何只是凍結黨權?
不是黨員的話,就失去批評資格嗎?未必。
大馬憲法賦予言論自由的權利,當然還有權在合法理的範疇下發言。不過以巫統領袖這般邏輯來推理的話,那麼寄居論風波的肇禍者阿末依斯邁,雖然被撤黨職、喪失黨選競選資格,不能出席巫統常年代表大會3年,但最終他還是巫統黨員,與巫統同在。
阿末也不是聲稱他可以擔任巫統區部顧問嗎?
阿末在大鬧一番后獲得的處分,竟然只是凍結黨權3年,未免叫人感到過輕,這只是行政手段上取巧、折衷的懲戒,還留下餘地給阿末。
然而在象征意義上,巫統並沒有與阿末劃清界線、阿末的精神仍「寄居」在巫統。當年被控貪污的前聯邦直轄區部長依薩,被控後就遭凍結黨籍6年,其意義就在于依薩暫不代表巫統,巫統也沒必要為依薩承擔責任。
黨籍是一個政治身分,當然也是黨員代表政黨,兩者之間存有統一、歸屬的意涵,更含著一份共同承擔責任的意義。
一個黨員或黨要領袖的政見,能顯露出其黨性與黨意志,也是一個測量的標準。如今阿末已聲言會全國走透透,他還是以巫統一份子、繼續黨的路線來發言,那麼阿末與巫統存在的無形的紐帶,依然讓外界芒刺在背。
儘管首相阿都拉已言明國陣全面否決阿末的寄居論,但阿都拉在公開場合上隻字未提阿末抵觸黨紀政紀,只是講述阿末的言論引起的後果、其他受傷害的成員黨的反應,那么巫統是否認為阿末有錯?阿末是否有真正地被「判決」?
即使國陣矢言全面否決阿末的言論,那為什麼阿末沒被諭令抽回言論,甚至道歉等?而現在各造要求阿末道歉,但他連抽回言論的動機都沒有,就別談什麼道歉、代道歉了。而我覺得道歉若淪為一種政治辭令的話,也沒有實質意義。
如果阿末還是巫統黨員,代表著巫統的政見,那黨籍在身,巫統是否還能對他起著約束力?
但從阿都拉坦言,阿末在受勸後仍一意孤行來看,這約束力已作廢了。但如此逾級行事、影響巫統黨形象仍「相安無事」,看來阿末以戰士形象發出寄居論,已幽微迂迴地引發了巫統若干人士的共鳴;巫統最高領導未敢開除阿末,恐怕也會引發起黨內反彈。
阿末已鐵定不會道歉了,但不足以為奇。2006年首相女婿凱里發出種族輸贏論後,也堅持不道歉,或許阿末是以這位新權貴作表率。
既然阿都拉都說否決阿末的言論,我也呼籲同業們以抵制行動否決阿末的採訪節目,因為搞不好被怪報導錯誤就會被「槍斃」。
頂尖大學是否是人才拔尖?
當然,馬大落選而理大獲選,是相對性的爭論,而不是絕對性的對與錯。但以實質的問題來看,成為頂尖大學在字面上卻享有不少的「優待」,至少可以掌握自主權,在財務、大學管理及學生錄取方面,同時還可以出高薪聘請外籍教授。
矛盾的是,雖然學生錄取可享有自主權,但頂尖大學另一個箝制條件是學生的錄取必須反映出國家的人口比例與績效。這與自主權不是相互抵觸嗎?誰都知道大馬人口是巫裔佔了逾60%。
那要按照比例收生,還是要以績效掛帥?
一間大學成為頂尖大學不是什麼值得慶賀的事情,這只是自家人自選的「安慰獎」。如果只是吹捧一間大學放大來聊以自慰,與推助大馬高等學府的困境沒甚助益。
我們目前有近20家的國立大專,還有數以百間的私立大學,當中不少是與國外大學合作的雙聯課程。各大專除了面對最佳師資的競爭以外,還要搶奪最佳的學生來就讀。
國立大專面對私立大專的收生競爭,因為成績不錯,家境不會太差的學生紛紛湧向私立大專深造。而國立大專收生時,則面對大學收生單位(UPU)這隻無形大手操盤來錄取學生。別忘了每年大馬政府還將一大票的精英中學生、政考成績的優秀生送到國外深造,傑出學生所剩無幾。
我想問,日後全科A的學生會不會安置在理大就讀來催谷良好學術成績?
沒有良好的種籽是無法開花結果。在面對先天性的限制下,我國的大專更面對教學品質監控的崩落、大學生失業、大學研發活動無法與企業工業接軌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其他息息相關的遠因是,大馬的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制度並非全人教育,無法培育出完善的認知能力(溝通技巧、解決問題、辨析力等)。
順帶一提,今年7月份的出口貿易表現連續129個月達到貿易順差。主要的出口貢獻是來自電子電器、棕油、石油。細究下只有電子出口業多年來對經濟獻力不少,棕油與石油都是天然品。
然而,我國的電子電器業,都是技術含量低、研發機能不足的代工製造業,而不是大馬真正的人力資本實力的寫照,我們甚至比不上台灣可以自行研發生產電腦。
2002年時我們高談打造「知識經濟體」,2008年時我們又挑出了一所頂尖大學,似乎所有政策都是長遠的美好宏愿,最後落得泛泛之談的短期口號而已。
學英文的二三事
當時的華校生,是在小學三年級時才接觸英文。我還記得英文課本的第一章等是以幾個cube的組合,來教我們唸「一、二、三」。那時已是九歲了。我們才第一次去唸One two three,或是說一些問候語。
但是小學時超愛看卡通片,當然是聽不明白那些卡通人物的對白,只是看著那些色彩斑斕的畫面時,其實不懂得英文就等于看卡通畫面而已。
我記得大約四年級時我看到電視新聞,電視新聞說到六年級的UPSR(小六檢定考試)有新的格式推出來應考,包括英文科有新的考試方式,我當時擔心得不得了,我心暗念「糟糕了,我的英文這麼差,我怎樣去考試?」
當時我已經擔心考試了,也奠下了讀書,是為考試而讀的扭由觀念。在小學六年級時,我的英文水平還是一般水準之下,平時不讀英文書本,沒聽週遭的人說英文,只是靠一週裡兩三堂的英文課,其實怎樣能進步呢?
有時讀到幾段英文時,已頭大如斗,怎麼辦,我消化不了,我覺得我是被英文消化了。作課文理解的作業時,當然可以查字典來明白一些陌生詞匯的含義,然而在考試時就無法用得上場了。
後來六年級的UPSR逼得我們急了,當時執教我們那一班的英文老師Mr See出了一招,他要我們背讀所有英語動詞的past tense, present tense與Past participle tense。他會在上課時唸出一個英語動詞,然後就點人頭,被點名者要說出什麼tense,不懂得答案的同學要站起來,第二次機會仍答不出,就站椅子;第三次機會的話,就站桌子。
後來一部份的同學都因為不會作答,都站了起來。我是其中一位。我當時恐慌得不得了,只覺得非常地丟臉,當大部份同學都是安然坐下來,而你是鶴立雞群時,其實是一種恥辱,因為這種懲罰是要別人知道,你是特別地差勁,你是被排外的學生。
我是在又羞又怕的情況下,一直站著,也擔心給老師點名作答。我的自信心在當下是完全一點一滴地被消耗掉。
到最後怎樣收場?我記得我只是站著,沒有屆臨到罰站椅子的地步,就下課了。
我現在還記得那位英文老師的外貌,是一個魁梧的大漢,然而當時他一句華語也不會說,他只是用英語對我們說話。然而在我心目中,他就像外星人一樣,因為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溝通。
後來小六檢定考試出爐了,我的英語拿到了一個A。我不知道我怎樣可以考A的,因為我覺得自己的基礎完全是架空的。
直至現在,我對這些動詞的語狀變化仍然摸不清楚,更遑論要我逐一準確地背讀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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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時升到了國中就讀。唸著預備班時,全部課文都改成了馬來文。當時我的成績一落千丈。英文仍是馬馬虎虎的,以華文與英文比較,我的英文水平簡直是微不足道的。
上英文課時不知道老師在說些什麼,作英文作業時是如臨大敵,作答英文考試時我才去找那些語法書去硬背,囫圇吞棗。
即使是觀賞著當時火紅的《Beverly Hills 90210》或《The X-Files》時,都是靠馬來文的字幕過關明白劇情。
我也有去補習,英文課是其中一堂課。但是卻是非常地痛苦。因為一篇文章,有90%的內容是無法理解的,晦澀的字眼接踵而來,即使查了字典旁注含義,也覺得不知所謂。到最後,作答時就以猜謎般地胡亂作答。
英文課讓我挫敗感很深,也讓我自責得不得了。
有一次老師給我作英語詞匯造句,作業終于作完,我隨手將練習簿放在桌上時,父親無意間翻閱到,他還大讚我做得不錯。
事實上,那是我從字典上抄回來的句子。
那次是父親唯一一次去檢閱我的功課作業,然而我得到的讚美,不是我應得的肯定與認同。直至他病故,我依然沒有將這件小事告訴他,我那次是作弊抄句子的。
除了補習,我還試過其他「藥方」來修補英文。人家說,就多看英文報吧!我試過讀英文報,但看不明白,就丟了。有人說,就讀一些英語故事書,我在書局翻了第一頁,就放回書架了。有人說,將晦澀的英文詞匯記錄下來,得空拿出來翻閱,但是做到一半時,我就忘了那本記事本放在何處了。又有人說,就買一些圖文字典(pictionary) 吧,我只對那些精緻的畫功著迷,那些英文字,只是一堆符號。
所以只是亂投藥地惡補英文。在中三時,我竟然為了趕上同學的英文,跑去Kasturi補習中心去補習英文考試1119,因為我就是打算要去應考這項考試。
然則當我進到那補習班時,每次那位英文老師派發練習題給我們練習,整份習題猶如天書般,我藉靠著字典去解密碼,將注解寫滿了整張習題。而在上課時,我也完全無法聽得明白整個課程到底是在說著些什麼。
後來上了幾堂課後,我就打退堂鼓了。由26個的拉丁字母組成的英文,成為我的死穴。不過,在中三的PMR考試中,我的英文又奇跡式的過關,還拿到了一個A。
只是這是一個假象。我的英文拿A,到現在我仍然覺得是名不符其實的。
到中四有一次在考英文試時,我看不明白其中一個環節的作答指示,那是一個客觀格式的試題,只要挑出正確的答案。到底要怎樣作答呢?若用錯方式我是否會被扣分?我去詢問守考場的一位巫裔老師。
她當時還說,「Circle the correct answer--- maksudnya, bulatkan。」她過後還露出那種空姐式的笑容給我看,那種笑容是生硬,又是帶著睥睨意味的不屑。我不明白的字眼,就是Circle。
後來,有一次上英文課時我對許多字眼還是不明白。我最記得有兩個字我是前所未聞的,bread與 broom。我跑去問我的同學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她們說,「哎喲,那是麵包、掃帚啦!」
當時我們的班主任是一位透透徹徹的「香蕉人」,是一位看來起嬌滴滴的家庭主婦。然而也是純英語教育背景,她說起英語笑話時,只有一位英文好同學聽得明白而笑得嘻嘻哈哈。當時我應該就神遊太虛,只是陪笑的份兒。
我們當時被逼要唸一本福爾摩斯的偵探小說,美其名是培養我們的文學修養,但每週要捧讀是一項苦差。我們那一班所謂的精英班還要全班一起參加什麼英語詩歌朗誦比賽,我就像鸚鵡一樣,只是學著那種矯飾的英語腔十分肉麻,而那些詩歌內容我壓根兒也記不起。
在中四年終派發成績單時,我那位班主任逐一喚上名字,她當時看到我的高級數字出現紅字,她就問我為什麼?她說我的其他科目成績不錯,怎麼數學如此低?
我支支吾吾地,像個啞吧一樣說不出來,因為我想對她說,「我是粗心作答,而犯錯了。」但我就是無法用一句完整的英文說完出來,而我就是抓不到「粗心」這字眼怎樣用英語說出來,我就是一直說「Because I... I...I...」
後來我被逼用華語道出「粗心」,她「哦」了一聲,再說,「Careless」。原來她聽得明白華文的。
到現在,我對Careless這字的記憶,就是這樣承載著這糗事。我似乎是在16歲時,才知道粗心是英文怎麼說。
在中五畢業後,我為了上大學的事宜煩惱不已。當時的升學輔導老師也是一名英文背景的數理科老師,我跑去詢問她的意見,我是否應接納博大寄來給我的學額,去升讀文憑文課。
但是,我們整段對白都是用馬來文來對談的。她是一名馬來文與英文都很流利的「香蕉人」,只是那種怪異感,到現在仍然縈迴著記憶,我有些遺憾著,我現在沒有機會用英語與這位老師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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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在大學時,我才覺得那才是對我搞好英語有些幫助的環境,儘管博大還是「國家意識」十分濃重的校園,舉目只見友族同胞。在那時,我的英語理解能力大大地提升,只是在會話與口述方面仍然不靈光。
在當時,我才第一次見識到全馬大部份的華校生,原來都與我一樣,有著同樣的困境,不少華校生的同學功課不錯,偏偏英文就是不流利,構成表達障礙,也成為較為內向的通病。
當時班上幾百名同學,幾十個華裔學生都是成群一起,當中就分成了華文圈與英文圈的學生。英文圈的華裔學生是少數群體,若是他們不懂得華文或任何中文方言,他們完全是格格不入的。
我面對著這些同學時,就是用上粵語或華語,但那些純英文的華裔學生,只能用支離破碎的英文來對談,完全無法深交。到最後,這批英文圈的同學,反過來學會說華語,在快大學畢業時,他們已能用一般的中文交談了,只是我們的英文會話仍然原地踏步。
大學上課時,課文全是馬來文譯本的課文,教授為了要符合大學的馬來文教學守則,將那些課文全都翻成四不像的馬來文,一個好的教授不代表他就是一個好的翻譯者,那時我讀著馬來文的課文時,覺得離奇得不得了,因為我竟然無法明白。
到後來我從附錄中找到英文的課本,才啃得下課文內容。我像發覺了新天地般地找到原來許多英文課文,對理解更有幫助。
譬如當時我們有上到初級數學(內容竟然是中四與中五的高數內容),重新學習到什麼是Pembezaan、Penjamilan。我在圖書館找到英文的數學課本,才知道Pembezaan=Differentiation、Penjamilan= Summarization,對于整個概念的操作模式,才有更貼切的了解。我到現在還不明白什麼是Jamil的原意是什麼,為什麼要叫做Penjamilan。
當時我們也有上到「商業法律」、「社會學與人文學」、「電腦與互聯網」、「營養學」等的科目。這些學科的理論性很強,用馬來文來詳解的話,是到喉不到肺,表達不到該有的味道。
第一,馬來文字眼範圍不廣,加了幾個imbuhan以外,詞義的表達不精準,名詞化就加上「P」或「K」開頭的詞綴,動詞化就點上「M」的詞綴。
第二,也因如此造成馬來文外借詞太多,反映出馬來文無法承載更多的技術含量的弱點,表達不到更深、更廣的意涵。這也導致馬來文需要長篇大論來表達,而英文則能更省字。
在大三時我在撰寫畢業論文,就翻讀了不少外國的畢業論文,當時我是寫的題目是單親家庭的孩子,與母親與同儕朋友的關係如何影響其學術表現。不少英語撰述的論文可謂寫得五花八門,字眼選擇眼花繚亂,比如說學校成績時,可用上attainment, academic achievement /peformance來配詞,但用馬來文寫時,我只想到Pencapaian akademik這字,變化不大,表達蒼白。
然而當時我對英文書寫沒信心,選擇以馬來文書寫畢業論文,導致這種翻譯卡位的情況頻頻發生。
有一次,其中一堂課需要做一個class presentation,那是有關于社會變化的課程,我們當時是以多元種族的組合來作團隊作業,寫成了作文後,還需站出來在班上用英文陳述,我們當時怕得不得了,因為要以英文來與教授對談,還得當眾表達論點、高談闊論。我的英文不行,一些馬來同學更是怯了起來。
後來,我們推了一位英文教育出身的華裔女生來作presentation,才勉強過關。
然而在大學時,是情勢所逼,導致我深深地感悟到英文的威力。英文辭彙量的龐大、運用的靈活性,讓它成為做學問時功能性十分高的語言工具,應用起來時可以澎湃,也可以靈巧。
當時我不再是那種硬啃般地囫圇吞棗去消化,只是以一個使用者的心態去接觸,漸漸地吸納到更多不同的字眼辭彙後,加強了理解能力。不必像考究語言學般、或是以考試般的心態地去讀英語內容,反而成了一種解放的自在。
可是,在大學時所接觸到的英文都是正式、規範的英文文體,我是在出來當記者時,才發覺我的英文,原來還是不及格…
(下回待解)
有人說.對不起
「咦怎麼你今天穿這樣的衣服…來上班?」
我說,我只是穿一件普通的T恤。週六我就是穿這樣的衣服上班。我就是這樣的。
●有人說,
「我讀到你的部落格。但是你這寫這樣的東西不好。」
我說,我只是寫我在新聞上沒有辦法寫的東西。那是我個人的書寫天地。那我需要撤下那篇文章嗎?
●有人說,
「你看起來很靜了。為什麼你近來沒有寫東西?」
我只能對著你微笑。如果你看到那是一份苦笑的笑意的話。
●有人說,
「你這樣寫□□□□不好,你這樣做□□□不夠好,你這樣做□□□不對…」
我只能迷糊地望著你,然後對望著自己。我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做拿捏與判斷。但來執行與解決問題的時候,你能提出更好的建議嗎?
我提出了提問。你沒有答案。你只是重覆著同樣的話──「你這樣寫□□□□不好,你這樣做□□□不夠好,你這樣做□□□不對…」
●有人說,
「你知不知道葉子是青色的?…你知不知道海洋是藍色的?…你知不知道前首相就叫做馬哈迪,而我認識馬哈迪,而我們是一起騎馬的?…你知不知道我上過月球?…你又知不知道劉家的金魚缸裡有一隻黃色的金魚與一隻橙色的金魚在打架?」
我愣著地聽著這些問題時,我想問:我可不可以選擇不要作任何回應?
●有人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你幫我拿□□□…你可不可以派人來採訪?你可不可以登這則新聞?你可不可以給處理這件事?」
●鏡子對著我說,
「你最近看起來很殘。」
拿起掃帚當令箭
這一兩天網上最火紅的大馬新聞不是峇東埔補選,而是當紅歌星艾薇兒本月29日的演唱會不獲大馬文物部發批文,原因是艾薇兒「太過性感」,而在國慶期間不應舉辦一些被視為異于大馬文化的演唱會,演唱會必須展期。
更甚的是,文物部長還說,如果是在「非公開」的場合如購物商場內舉行,並一起歡慶國慶日的話就沒問題。而該部也直指主辦單位太遲呈申請。
這則新聞,已成為雞姦指控後,另一個大馬的國際笑話。
艾薇兒只有24歲,其首張專輯在2002年面市時全球狂賣1600萬張,初出道時更是以搖滾歌手形象、一股軟叛逆的青春少艾氣息來征服市場,何來性感?一位創作型的歌手如此旺的人氣,絕對不是一句「太性感」或什麼不良的西方文化入侵就可以推翻抹黑,我甚至懷疑不發批文的官員,是否有真正聽過她的歌曲?是否了解什麼是舞台演繹?
大馬對這些歌手的管制是磬竹難書。美國當紅黑人歌星碧昂絲因為大馬的管制過嚴,拒絕來馬登台直奔去印尼;流行女子組合「小野貓」成功抵馬演唱,卻被指「不體統」而被罰1萬令吉、上回關雲妮(Gwen Stefani)則被訓要覆蓋全身才能上台,「林肯公園」(Linkin Park)2003年來馬時則不準穿短褲、不準在台上蹦跳等。
無獨有偶,每次這些歌手前來登台時,總是以「教壞小孩」、「鼓吹不良道德意識」等的理由遭受抨擊,特別是宗教團體與回教黨,連自家的馬來搖滾歌手也禁足室內體育館演唱會。而當局就以「大馬國情、文化」等下頒禁令或訓誡,但難道大馬人的意識與文化體質,真的是如此不堪一擊而受到影響嗎?
如果抨擊者與有關管理單位不是以有色眼鏡去看待這些流行歌手,就不會有這麼神經過敏的聯想,包括什麼夸大其實的性聯想、傷風敗德等。當了道德警察後,大馬當局是以清教徒的做法來「打掃」這些所謂的暴露、不道德意識,其實等于拿著掃帚來趕客。
一場演唱會至多是一兩個小時的集體感情渲洩,一個外國歌手在舞台只是演唱與觀眾交流,難道就會馬上摧毀大馬新一代的道德意識、顛覆大馬獨有的文化?而部長說西方文化不良等的老掉牙借口,那什麼才是大馬的文化?難道應為民表率的政治人物偷腥就值得學習?
艾薇兒8月不能來馬,到最後她是否會「愿意」來馬,這是未知數。但這起事件其實也反映出難以掃除的官方通病:封建保守、行政權凌駕一切致繁文縟節,更甚的是回教化思想抬頭。而這就是大馬的國際形象,我們能還神氣什麼來邀請外賓訪馬?
像活在一座孤島
當時我進到社會科學與文學院去找那名教授,走入該學院時一層層樓去尋訪,舉目所見悉數是友族同胞。然而教我驚訝的是,這些教室還是使用木製桌椅,七零八落,就像小學生的教室設備,是完全不符合一所大學的基本規模。
這是我第一次踏足「神秘」的瑪拉工藝大學。當然這可能只是該學院的一隅,不能一概而論整個大學的情況。硬體設備差勁的話,那軟體方面的教學、學術表現或人才才最重要。然而2006年時,向人力資源部登記失業要覓職的大學生,來自該大學的佔最大比例。
事實上,還有更多失業大軍沒有登記,所以該大學是否如同高教部長所言「瑪拉工藝大學畢業生最吃香」沒人知曉,可能兩年來該大學已突飛猛進。
瑪拉工藝大學就像孤島一樣,但卻非常獨特,我想這是全球唯一的大學只錄取單一種族的大學。先別談非土著不得其門而入,如果海外有不同種族的學生愿意到該大學深造作學術交流,該大學也會下逐客令?那麼該大學的教員或學生等也不必到海外大學留學了,反正已可以「自供自足」。
如果膚色、天生的生理基因等凌駕一切,我反過來想,華小若是禁止錄取友族同胞,這是一件可悲與不可思議的事情。
雪州大臣丹斯里卡立要求開放該大學給非土著入讀,還惹毛該校大學生不務正業地遊街抗議,卡立被炮轟是背叛馬來人、典當馬來人權益,當膚色與種族等標籤套上來時,就是亂扣帽子的時候,而卡立所作的建議內容反而成為次要。這也是大馬人典型的反智、不合邏輯行為──只攻擊信差,卻忽視訊息內容。
上週六律師公會主辦的改信回信論壇,裡頭談論的是法律程序的灰色地帶,卻被牽扯到教義、否定回教地位等爭論,接著就猛攻律師公會,還恫言要採取內安法令云云。這也逃不過這種打錯對象、轉移視線的政治玩法。
玩味的是,這兩宗風波都是人民公正黨的國會議員引起的。或許卡立是秉持著「人民公正」的精神意義來作建議。而作為萬達居林峇魯國會議員的祖基菲里,在律師公會總部前叫囂鬧場說回教徒利益被剝削,雖然如今畏罪不知所蹤,但我也想知道他會怎樣看待開放學額言論?
當然這只是一個黨內個別人物出現的矛盾。我們見到的矛盾也多得是。當我們以為308大選後大家是跨族群與宗教來投票,體現大馬人精神原來是誇大其事的白日夢。
當我們看到兩場大型的遊街示威順利召開,警隊卻費周章在7月初忙設路障檢查可疑的示威者時,我是百思不解的。
現在又是國慶時節了,已立國51年的國家,幾時才解除政黨、種族、宗教的標籤,回到真正的平等與公正?我想這是每個國人在心中的呼聲,然而卻像困在孤島發出的吶喊而已。
Offline!
我不喜歡去郵政局,就是嫌郵局處理的事務太多、太雜,每次都需要大排長龍,服務效率也不高,除非被逼要買郵票或寄送包裹等,否則那是一個「禁地」,少去為妙。
然而,為了要索取路稅的現金回扣,以及更新駕駛執照,我被逼要找郵政局來辦事。昨日先到谷中城的郵局,但郵局員工告訴我說:無法更新駕照,因為陸路交通局與郵局無法聯線。
原因?不詳。一如以往的服務態度,郵局的馬來同胞說:「Tak tau。」就打發我走了。
我後來再設想哪裡有郵局呢?我在腦海中找著印象中的郵局位置,還要精心設計一下路程,如何驅車前去,看看哪個路程可以方便,盡到最大的時間效能。
我後來再問那員工,傍晚時分是否有可能成功聯線?他說不知道,就叫我嘗試一下。
後來我在谷中城逗留到傍晚,到郵局一逛,仍然是人潮洶湧,仍然沒有聯線。所以我就作罷了。
我想起十年前在博特拉大學唸書時,有一次恰好遇上駕照也屆滿需要更新。我就跑去博大的郵局,然而也是被告知「斷線」。當時還是資訊封閉的時代,我當時深恐駕照逾期更新就會被撤回(但事實上逾期1年才更新,才會被撤回),慌起來馬上曠課,因為要擔心郵局五時就關門無法辦理。
曠課後,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搭巴士,等待幾乎是兩小時才來一趟的Metro Bus17號或18號到吉隆坡市中心,然後去到大地宏圖的吉隆坡郵局總部去更新。之後,再搭巴士回沙登。
10年後,這經歷仍歷歷在目。然而,現在又重演著同樣的戲碼了。人生都是重覆著歷史。只是因為一個敗壞的連線系統…還說我國是要打造什麼多媒體超級走廊,但民生服務的公營機構仍然是落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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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盡早辦好更新駕照,還有索回那625令吉的現金回扣。我今早再光臨報館附近的郵局。當然在10年後的我,不必與別人擠巴士、等巴士浪擲自己的青春,不過要找一個泊車位是特別地艱難。
找到了泊車位,走到郵政局,見到寥寥數人的顧客,我心一喜。啊,終于可以辦到了。
豈料,櫃台的小姐又對說:「Offline!」
「為什麼?」
「不知道,那是陸路交通局的問題。」她冷冷地說。
「我昨天也去谷中城去辦,但被告知是Offline,今天又offline?!」我反問。
「我不知道。剛才還好好的,但一下子就斷線了。」
我心裡就是火了,但再發飆也沒有用,郵政局只是陸路交通局的代理。問題是出自于陸路交通局的電腦伺服器。我就想到應該向陸路交通局問個清楚。
櫃台小姐又說,我的現金回扣也無法發放,因為需要向陸路交通局查核確認,但是斷線了,什麼也查不到。
所以,這意味著我又白跑一趟。一連兩天。
後來,我再撥電到陸路交通局布城總部的熱線,對方又說:「不知道。」
我再三查問,他說,吉隆坡電腦聯線有些問題,而布城的一切安好。
我忍不住在電話中大罵:「我的駕照要過期了,如果我在馬路上被警察截停時查駕照,我應該怎樣對他說──是啊,就是JPJ的線路一直斷線導致我不能更新駕照,所以請你開罰單給我啦?你們會替我繳罰單嗎?你們怎麼可以提供這種不可靠的服務?」
那官員木納地不知回應,我再問他:我第三次去郵局時,我怎樣才知道一切恢復正常?
「你就打電郵到那郵局去查問。」他說。
他的答案超白痴。這情況就像我要搭巴士的話,在車站等巴士時打電話去巴士公司問:到底巴士有沒有來到。
我就反問他:「你們提供可靠的服務是應份的,你叫我每天打電話去郵政局查問,這合邏輯嗎?」
後來這名又是馬來同胞的官員叫我留下手機,他會查詢後告訴我情況。
在幾小時後這陸路交通局的官員回電給我說,聯邦直轄區的陸路交通局與郵局的聯線有問題,在中午12時許有可能會恢復。不過,吉隆坡的陸路交通局的網絡服務則安好,他建議我到旺沙瑪珠的陸路交通局總部去更新我的駕照。
天啊。我再次昏倒。旺沙瑪珠是塞車黑區,那兒陸路交通局總部又是人潮洶湧,即使親自去可能也要花老半天。
我也有想到上網更新駕照,然而需要另外付費5令吉來寄送更新收據。我覺得這未免過于昂貴了吧?況且還需動用到郵政服務來寄送,我已嘗試過要件寄失的郵誤了,真的是不敢領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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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在盤算著幾時才到郵局更新我的駕照以及索取現金。我得冒著浪費時間與金錢的錢去辦一件雞毛蒜皮的事情。就像買萬字票一樣──我要臆測著我「成功辦理」的機率,如果我可以順利辦得成,那麼我真的是像中了萬字票一樣的幸運了。
只管政治.不管政事
前首相敦馬哈迪在10年前,安華首次被控雞姦罪時,他援引納粹德國時期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的名言說:「如果你將謊言重複得次數多了,人民最後就相信。」
當時馬哈迪是用此話指責西方媒體興風作浪,誤導蒼生。諷刺的是,這也是大馬政治生態的寫照,這是謊話當真話、歪理當真理的年代。就是因為一切泛政治化,糾纏在權謀、爭權奪利政治亂象中,而「走後門」等的人格抹黑背後插刀等的政治手段更是彌久不衰,連走後門的生理活動也祭成了罪名。
雞姦案未審先轟動,安華辯稱這是捏造的謊言。疑案鬧了一個月後終于上庭,我們只有寄望在法庭內有人說真話,或至少拿出真憑實據。接下來的數週,預料除了雞姦案外,峇東埔補選會騎劫整個輿論焦點,大家的話題又是圍繞在政治、陰謀論。
事實上,大馬的行政、警隊司法等體制都過度傾斜政治,最終其正當性也因泛政治化而面臨考驗,無法取信于民。在近十年來,就是因為種族政治製造不平衡,黨政之間角力,以致發生不公事件時國人普遍上只以揣測性的陰謀論來談論是非,或是攻擊吹哨者,而不是實質性、理智地議政,或是探討公共政策。
安華言之鑿鑿聲稱會在9月16日奪權執政,如今再控雞姦前男助理,將如同打開另一個黑洞,像萬物都捲吸進去,那又是另一個政治化的無底深淵。然而,許多重大課題又擱在一旁,政治人物繼續以駝鳥心態應對燙手山芋的課題,逃避開放式的討論。
例如本週六律師公會舉行的改信回教研討會,就遭部長以「玩火」來抨擊,更以「引發種族、宗教敏感」等慣見理由等作空洞回應,但這種反應無助于促進種族之間互相諒解。
倒數10年前,我們對安華案記得清清楚楚。那麼今年發生的多項矚目課題,我們可能又束之高閣了。本月29日是明年度財政預算案,攸關人民的荷包生計,至今還未看到任何實體討論。國際原油價格浮沉難定、26年來最高的通脹率已發生,而早前大鬧的糧食供應是否獲得解決?國家經濟實力如何?經濟管理是否得當等國家大事,都成為次要問題。
當然還少不了老生常談的治安惡化、外勞氾濫、貪污舞弊等課題,然而在政治辭令滿天,詭辭滿地的情況下,謊言聽得多了大家也麻木,我們咆哮後又啞忍,之後慣常地將問題掃進地毯,相信問題已解決了。
豈止是一場幻覺記憶

安華的雞姦疑案迄今只能說是「戲劇性」,與10年前驚天動地的境遇是煙火相望。即然是戲劇性,事態的本質是誇張、大起大落與荒謬,形同大馬惡質政治的表象。荒謬到出動蒙臉特警、荷槍實彈來扣捕、押送安華,你不禁會想怎麼安華犯了罪大惡極的罪行嗎?難道他危害到公眾安全嗎?
究其實,個人性行為有損及公眾利益嗎?十年前安華入獄,內情猶如一場空難後的黑盒子,怎樣也打不開;但大馬的司法、執法制度確是陷入一場災難。同時,十年前「雞姦」、「肛交」等的字眼從禁忌成為無處不見的報章標題,10年後我國的政治遊戲還是要與「肛門」扯上關係,附含著大馬政治仍然走不上正道的寓意。然而,我們對法理的了解是否有加深?特別是10年光景裡纏繞著安華的377條文?
賽夫也該有罪嗎?
刑事法典第377條文其實是指「獸交」。而經過修訂後,已增添A至E的條款,整個條文就是圍繞著「異常的性交行為」,如口交與肛交就是犯法,要挨鞭坐牢,也是刑罪化。不過,377條文B條款有注明「自愿性」進行這種性交行為,而C條款則闡明「脅迫」發生口交或肛交。所以,前部長口交引爆的黃碟風波其實已觸犯377B條文,但沒人要追究;反而現在只有一個23歲的小伙子宣稱被安華雞姦,則是片面之詞,但證據是否確鑿?
如果肛交行為確實發生了,那麼賽夫布卡里是否會被控?如果他是自愿性肛交,他也觸犯法律,理應要繩之以法。別忘記十年前被指「自愿性」與安華肛交的「受害者」,包括其幕僚慕納瓦、義弟蘇瑪也在肛交罪名下被控定罪(後來兩人皆披露是屈打成招),而安華前司機阿茲占則沒被入罪,因為他聲稱是被逼的。
迄今賽夫的報案書內情不詳,警方的調查也神秘兮兮。我們只從媒體繪聲繪影的報導中被告知,賽夫被雞姦8次,還一度想要輕生;這只讓我們猜想到賽夫可能是被脅迫而逼于無奈就範,那他就可以逃過377B條文指控。只是當他以勝利者的姿勢高姿態亮相,你很想像他就是被姦8次的「受害者」。人民就聯想:即使肛交是煞有其事,那是否是你情我愿?
警方已言明是援引377C條文來調查安華,那如何蒐證指證「8次」都是非自愿的雞姦?如果到最後賽夫是捏造指控,他也更應被控。其實這宗疑案還未訴諸法庭,已落在民間法庭中經過一輪又一輪的臆測與審判,因為眼睛就是證據,記憶就是判例。許多人都說如今的翻版指控儼然是「幻覺記憶」,但怎麼說十年前的枉法濫權、社會失序的陰影還是烙印太深、讓人驚懼萬分,否則為何安華週三被捕時,坊間成了驚弓之鳥擔心示威又再發生?
十年前後的差別
只是十年前後是否有差別?十年前安華身陷囹圄讓馬來社會反彈太大,登州政權在翌年大選變天,整個大馬政治生態也因烈火莫熄與公正黨的誕生而改寫。十年後如果這種隻手遮天、濫用法紀的舊事重演,恐怕是另一輪大馬社會的撕裂,對司法、警隊等機關的信仰再度崩潰。
安華被扣一天後又暫時釋放,其實滲透出無比懸念,也反映出有關當局再也不能粗線條對付,而改用懷柔的政治手段來應付,是顧忌到安華風波引起的負面效應,特別是政治沖擊、社會的穩定、政府司法與執法機構的考驗。這也是今非昔比的一個對照。
十年後人民還會輕易相信、順從有關當局聲稱「雞姦」有發生嗎?網絡、手機短訊等無遠弗屆的傳播效應,已將話語權重歸民眾,現在應是理性抬頭的時刻。在認真地思辯、關注著安華事件的演變,會比街頭聚集示威來得好。但是,我會更擔心這種形似惡質的政治人物明爭暗斗,會挾著民眾權益當「人質」。試想如果有關當局以「聽說有大集會」之由動輒就封路而大塞車,那麼除了咆哮以外,我們可真望天打掛了。
羅國本的馬來文演講
他甫出場即吸引傳媒室的記者的注意。只見羅國本一手拿著講稿,以生硬的馬來語照紙宣讀,一如同小學生上台演講,另一隻手則忙著比手勢,甚至又撫著麥克風,又捂住肚子般地,忐忑不安之心情盡顯無遺。
這是羅國本第二次開腔,只有在第一季國會下議院時,他及時提問一道問題,之後就成為議席上的「乖乖牌」,從未聽見他雄辯,即使他是一名法學碩士,又曾放洋英國,但馬來文不靈光,在下議院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讀著讀著,羅國本提到「在我看來」(Pada pendapat saya),他竟說成「…pendapatan…」(意即「收入」),整個句子的意思扭曲成「在我的收入」,但他還不自覺,然而已惹來哄堂大笑,羅國本尷尬地連聲道歉。
隨後,羅國本如履薄冰地唸讀講稿,他看來對馬來文的拼音無法充足掌握,以致每個詞的音節在不適當的地方停頓,聽起來時卡著卡著的拼字。同時,音調平鋪,節奏緩慢,大家都必須認真地聆聽,才能理解他的內容。我更聽到「punggung」(屁股)一字爆出來,就感到莫名其妙。
所以,羅的「處女演講」內容被他的演講表現完全遮蓋了。到最後他提到艾琳案多番展延時被「踢來踢去」,就用幾句英文說「到底這是審案還是足球賽呢?」,說得就特別流利。
羅國本提到司法症結問題時作結論時說,又語驚四座:「我認同壞蘋果論,但是就像你在家裡看到有一隻蟑螂,其實家裡可能有幾千隻蟑螂。」
他的「蟑螂論」,再度引來全場哄笑,結束了幾分鐘娛樂效果十足的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