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一個月，這一個七月似乎過得很慢，因為報章的改革號就出版了31天，然而事實上卻過得很快，工作量與煩惱不停地在腦袋中迴轉、迴轉。我們在報館裡見到對方，都會心地微笑著，然而心裡面，大家似乎都在想著自己的煩惱。
那一天與同事吐著苦水，他說，「報館裡有哪幾個人是不分身乏術的呢？」
我心裡馬上給了幾個答案。有，就是有一小撮人並沒有分身乏術，是幫閒，又或者是游手好閒，有時望著他們在桌面上，在走動時那種神態，他們那種動態，像是悠然見南山般地愜意，你聽著他們聊電話時，你以為他是在咖啡室裡喝茶，而不是來上班。
我覺得這個月是一個讓我們審視週遭環境的一個機會。物與事，是與非。還有一些可笑的東西。
我的前東家在週三時刊出了一則新聞，標題打著《無從施展抱負紛求去，東方日報吹離職風》。我想這是一則非常「趣怪」的文章，原來前東家是如此關心東方日報。
新聞是這樣寫的：「…不少人先后回到過去曾服的媒體機構，這個現象雖不能說是馬華報業的大震盪，卻是媒體人重新體人個人理想與媒體愿景的時刻。」
「人才在同行中來來去去原是常事一樁。不過這些曾經抱著理想加入東方日報的人，經過數年的等待后，選擇離開，其實他們所考慮的原因不外有以下幾種，如公司無法兌現承諾，不能施展抱負和福利不足。」
「…當初抱著滿腔理想與熱血，深信東方日報的承諾，加入東方日報之后的真實感，其實不比原先期待中的美好。」
「…這個現象似乎在宣告，東方日報讓媒體人的希望與期待幻滅，據悉，這些滿懷理想的媒體人，除了帶著失望離開之外，間中還摻雜著不愉快的情緒。」
報導還列了近二十個辭職的同事，包括辭職已有幾年的同事都名列其中。整篇報導的主調就是，有人離開，是東方日報種種不好，有人回流，是因為還是覺得第一大報集團最好，而什麼「好馬不吃回頭草」這句老話，其實是廢話。
我還記得前東家的主管在教導我寫新聞時應如何專業，如何把持著良好操守，如何客觀地呈獻新聞，這些報業前輩的指導，我依然緊記在腦海中。然而，這則不署名、沒有正面引述他人談話的報導，沒有向東方日報求證回應、擅自妄下判斷的新聞，不客觀、不全面、立場偏頗、自我夢囈般的寫法，完全就抵觸了基本新聞報導的準則，更遑論什麼專業。
但是這是第一大報啊，大報是要有公信力的啊！我還記得當年我寫新聞沒有引述實情時，那位主任對我說，「我們現在已是第一大報了，你不要寫壞、寫錯新聞，我們的新聞是全球轉播的。一個不測，恐怕就會貽笑大方。」
我步步為營地汲取著這些教訓，因為深知傳媒報導在下筆時，那份責任心在哪裡，還有，對自己不誠實，欺騙蒙昧讀者后的那份良心應該放在哪裡。不理會是否是大報小報，真相不容隻手遮天去操弄的。
這篇報導的用意何在，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我想若是要關心媒體人怎樣在壟斷的局勢下施展抱負、應享有多優渥的福利、為什麼曾經是熱血青年的新進以「我在報業前輩面前看到墮落」離開中文報館，就應從第一大報開始深入探討，讓我們新聞工作者找回抱負。
對于已過檔到這家雄霸大馬中文媒體服務的前同事，大家在職場上共事是一種緣份，更是為新聞事業拚鬥的戰友，但現在眼見著他們被擺上台，要描繪成無情無義，甚或是苟且偷安之輩，我想這不是事實。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個人的過去的事業與職業選向，可以成為一家公司對外宣傳、沾沾自喜的炫耀手段。我想他們最難過的是，他們的感受完全被擱在一邊，在某一個程度上，這是一種員工價值的榨取。如果連最基本的尊重也沒有，看來他們有什麼抱負，新雇主也不在意。
人人都有抱負，你不應用這些人的抱負去報私仇，去攻擊競爭對手。為什麼上一代老前輩糾纏不清的包袱，要讓我們這一輩人莫名其妙地擔當呢？
記憶的喪禮
「飲────勝────」
我們在椰子屋舉行了一場盛大的聚會。這是一場為前同事餞別的餐聚。當時在席上，我們就數著人頭，報到的人數是整個採訪部有史以來最齊人的一次。為什麼？因為我們知道這次的筵席，是一個段落的尾聲。
因為人與人的相聚，是聚與散的復始。所以，今朝相聚，明朝也不知人在何處。
然后，離別者輪流說話。我聽到有人說，正氣凛然，「…我相信，這份報紙還是擁有它存在的意義的…你們在座的，應該放大自己的長處，縮小自己的弱點，之繼續把守在你的工作崗位上…」
這把聲音繼說，「你們這一班同事，是我在東方以來最美麗的回憶。」
大家很動容吧。我依稀記得我們還拍掌。因為一席如此振奮的話，還是這位離開者的身份？
然后大家一起喊飲勝，扯破了嗓子，嘶啞了聲音，就為這一句飲勝。
舉起杯時，接著大家一飲而盡，這是豪氣，還是俐落？但就是一種「西出陽關無故人」的蒼茫意味。
這頓餞別宴花了每個人35令吉，菜色不佳，份量不足，但大家貴精不貴多，就是為了為離開者送別，祝福他們有更美好的將來。
●
我現在想，對于某些人來說，這場餞別會的意義，相等于一場喪禮，一場記憶的喪禮，將自己的過去、人與事都深埋在生命的一隅。
這是一場終結吧，因為你必須揮別過去，必須重新調適沒有這些曾經一起走一起拼的人在身旁。你還是要繼續生活下去。
或許有人天真地想過，地球沒有了誰，地球就會停止旋轉。事實上，地球還是照轉。
所以，有人離別，留守者就得繼續自己的路程，在另一層意義來說，你就是要埋葬過去的記憶，我們不能一味追味著過去的人與事。
因此我們繼續了自己的征途。
有的離別者人會在你的記憶裡埋藏了起來，有人卻以另一種形式在你的生活裡誕生了，還出現在你的眼前，像一個新生兒一樣，只是換了身份，調了一個姿勢，因為他已找到了新工作。
我還看到有人為他舉行另類的「歡迎加盟大會」。事實上這是那個人另一種生命形式的輪迴，然而以新姿勢誕生。我現在相信地府裡有孟婆湯這一回事，因為輪迴過程中，他已忘了前塵往事與自己過去的敵人，更忘了什麼叫「知恥心」。
所以我相信那一次的餐聚，是我個人記憶的一場喪禮，讓我切斷之前互動的交集，而且有人真的在我記憶裡，永遠埋在最深層的底下腐爛下去，我為這人的離去，在心裡默哀。
我們在椰子屋舉行了一場盛大的聚會。這是一場為前同事餞別的餐聚。當時在席上，我們就數著人頭，報到的人數是整個採訪部有史以來最齊人的一次。為什麼？因為我們知道這次的筵席，是一個段落的尾聲。
因為人與人的相聚，是聚與散的復始。所以，今朝相聚，明朝也不知人在何處。
然后，離別者輪流說話。我聽到有人說，正氣凛然，「…我相信，這份報紙還是擁有它存在的意義的…你們在座的，應該放大自己的長處，縮小自己的弱點，之繼續把守在你的工作崗位上…」
這把聲音繼說，「你們這一班同事，是我在東方以來最美麗的回憶。」
大家很動容吧。我依稀記得我們還拍掌。因為一席如此振奮的話，還是這位離開者的身份？
然后大家一起喊飲勝，扯破了嗓子，嘶啞了聲音，就為這一句飲勝。
舉起杯時，接著大家一飲而盡，這是豪氣，還是俐落？但就是一種「西出陽關無故人」的蒼茫意味。
這頓餞別宴花了每個人35令吉，菜色不佳，份量不足，但大家貴精不貴多，就是為了為離開者送別，祝福他們有更美好的將來。
●
我現在想，對于某些人來說，這場餞別會的意義，相等于一場喪禮，一場記憶的喪禮，將自己的過去、人與事都深埋在生命的一隅。
這是一場終結吧，因為你必須揮別過去，必須重新調適沒有這些曾經一起走一起拼的人在身旁。你還是要繼續生活下去。
或許有人天真地想過，地球沒有了誰，地球就會停止旋轉。事實上，地球還是照轉。
所以，有人離別，留守者就得繼續自己的路程，在另一層意義來說，你就是要埋葬過去的記憶，我們不能一味追味著過去的人與事。
因此我們繼續了自己的征途。
有的離別者人會在你的記憶裡埋藏了起來，有人卻以另一種形式在你的生活裡誕生了，還出現在你的眼前，像一個新生兒一樣，只是換了身份，調了一個姿勢，因為他已找到了新工作。
我還看到有人為他舉行另類的「歡迎加盟大會」。事實上這是那個人另一種生命形式的輪迴，然而以新姿勢誕生。我現在相信地府裡有孟婆湯這一回事，因為輪迴過程中，他已忘了前塵往事與自己過去的敵人，更忘了什麼叫「知恥心」。
所以我相信那一次的餐聚，是我個人記憶的一場喪禮，讓我切斷之前互動的交集，而且有人真的在我記憶裡，永遠埋在最深層的底下腐爛下去，我為這人的離去，在心裡默哀。
冉冉物華休
追了23集的美國當紅的連續片《HEROES》，今天終于正式播畢第一季，所有的超能力主角在紐約裡的方圓幾尺聚首，在一個空曠的廣場上決一死戰。
編劇用了近5個月的時間鋪排了整場故事后，來到這一幕作了斷。我回想到從第一集到今天最后一集時，逢週三捱夜等候重播的縫續片，就這樣草草地結束。
原來Sylar如此輕而易舉地被一劍就解決掉了。原來Peter Petrelli捨身成仁被哥哥送到太空當人肉炸彈。
原來如此輕易地結束。然后各主角大部份倖存于一場大爆炸中，安然無恙。
我想這一季結束后，電視台並不會馬上續播第二季，也不知要等待何時才能追看第二季。
這樣又作一個告別了。即使那是短暫的。
■
事實上，近來工作上真的要做很多告別式的儀式。
劃上休止符，只需一個簡單的圓形，然而圈起來的一個圓，你可以是空洞，也可以說是包含一切的。
報紙從大開版改為了小開版。結束了5年前寫稿、讀報的習慣模式。讀者看不習慣，老實說我自己也看不大習慣。
然而，結束若是為了好的改變與優的結果，這種結束是必須的。
當然還有每週負責撰寫的《東風》專欄，也束之高閣了。
做了6期的《名人部落》也喊停了，意味著我不必每半個月就得憂心煩惱著應該要訪問哪位大人物來填版。但被告知不意味著此后就不必負責人物專訪，只是以彈性與不定期的方式來安排專訪稿。
不過，能與一些來自社會不同背景、成就斐然的名人對談，始終是一樁美事。至少可以真正聆聽到為什麼他們這樣做，牽引出他們來到今時今日的脈絡出來。
有時，聽別人的小故事，會別有意思。
■
當然還有不少同事離職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身邊流走了多少位同事。去深造、去遊學、轉工等各種原因，還有幾個月就來一批新的實習生，大家都像走馬燈般地轉著，眼光繚亂，當眼光還未停駐下來時，眼前就換了一張新臉孔。
然而這次離職的同事不少是共事至少一兩年，就真的有恍然若失的感覺。
冉冉物華休，只怕我日后一頭驚白，還是原地不動。此時此刻只能說，幽懷誰共語，遠目送歸鴻。
編劇用了近5個月的時間鋪排了整場故事后，來到這一幕作了斷。我回想到從第一集到今天最后一集時，逢週三捱夜等候重播的縫續片，就這樣草草地結束。
原來Sylar如此輕而易舉地被一劍就解決掉了。原來Peter Petrelli捨身成仁被哥哥送到太空當人肉炸彈。
原來如此輕易地結束。然后各主角大部份倖存于一場大爆炸中，安然無恙。
我想這一季結束后，電視台並不會馬上續播第二季，也不知要等待何時才能追看第二季。
這樣又作一個告別了。即使那是短暫的。
■
事實上，近來工作上真的要做很多告別式的儀式。
劃上休止符，只需一個簡單的圓形，然而圈起來的一個圓，你可以是空洞，也可以說是包含一切的。
報紙從大開版改為了小開版。結束了5年前寫稿、讀報的習慣模式。讀者看不習慣，老實說我自己也看不大習慣。
然而，結束若是為了好的改變與優的結果，這種結束是必須的。
當然還有每週負責撰寫的《東風》專欄，也束之高閣了。
做了6期的《名人部落》也喊停了，意味著我不必每半個月就得憂心煩惱著應該要訪問哪位大人物來填版。但被告知不意味著此后就不必負責人物專訪，只是以彈性與不定期的方式來安排專訪稿。
不過，能與一些來自社會不同背景、成就斐然的名人對談，始終是一樁美事。至少可以真正聆聽到為什麼他們這樣做，牽引出他們來到今時今日的脈絡出來。
有時，聽別人的小故事，會別有意思。
■
當然還有不少同事離職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身邊流走了多少位同事。去深造、去遊學、轉工等各種原因，還有幾個月就來一批新的實習生，大家都像走馬燈般地轉著，眼光繚亂，當眼光還未停駐下來時，眼前就換了一張新臉孔。
然而這次離職的同事不少是共事至少一兩年，就真的有恍然若失的感覺。
冉冉物華休，只怕我日后一頭驚白，還是原地不動。此時此刻只能說，幽懷誰共語，遠目送歸鴻。
理性問責何時有
吉隆坡新法庭大廈漏水、裂縫、天花板坍塌肯定已不是新聞了，日前大廈裡的第二商業高庭天花板發生傾斜，法庭緊急中斷審案而疏散人群后，工程部長拿督斯里三美威魯說，這又是材料上的問題了──怎麼又是這種解釋？
部長這次說，原來頻頻出事的是隔音天花板，接下來工程部將以石灰天花板來取代。當然什麼建材最合適做為天花板，是由專家等來鑑定，但以工程部的專業水平來看，經過多年的建築經驗后，仍然容許這樣多次的「屢試屢錯」（trial & error）的機會與空間，就值得商榷。
更甚的是，工程部官員昨日來調查工作時，更意圖封鎖新聞，要記者離開現場才肯進行調查，這種驅逐排外做法是應對能力不專業，還是畏懼被問責？傳媒代表民意去了解詳情與採訪，然而工程部官員否決傳媒的採訪權利，形同否決人民的知情權。
如果連一個部門的官員都抱持著高高在上的姿勢，意味著政府部門根本不愿意接受人民的檢視。那麼部門自身是否持有自我監督的能力？就是裡裡外外都沒有監測績效，逃避問責，才造成怠忽職守、散慢的工作態度發生。
國會大廈上次漏水后，主責承包商只是向主掌國會事務的首相署部長拿督斯里納茲里道歉，然后再通過部長的口中來暗施援手、傳達歉意，然后事情又掩蓋下來不了了之。但是為什麼主要承包商不愿直接面對傳媒交代？不挺身而出對民眾致歉？
更早前，布城兩幢政府大樓相繼發生天花板坍塌，布城控股起初還有召開新聞發佈會，后來就避見新聞界了。種種情況反映出官方在問責、究責方面還未達到透明度，官官相護、護短包庇情況也似乎不言而喻了。
三美威魯也聲稱工程部會將違紀的承包商記在黑名單，又或是發解釋信等，其實這些都是行政手段上的管制，也是一種被動的應對程序而已，而部長被報導指稱對這種層出不窮的事件「失望」與「困頓」。
所以，當下一幢政府工程又出事時，除了情緒化與逃避責任外，幾時我們才回歸專業來管理和防患未然？
十萬火急之後呢？
這是報章上《東風》的專欄文章，然而由于篇幅所限，我還有其他話要說，所以就加長來寫了。
柔佛新山搶劫、擄人、強姦案層出不窮，以致新山人民得十萬火急拼治安，即使是一則短訊也可以聳動到百人集會、進行連署抗暴等大型運動，都反映了民間的怒氣，這是情緒渲洩的咆哮，指責對象是警力除暴不足，慢郎中等的官僚作風。
對于上週日互通手機短訊而能號召到近200人來參與，對于這種感召的動員力量，我是深覺這種社會運動，是相當難得的。然而，這種激動的情緒能維持了多久？
所以，內閣本週三會議時就有了對策：增派400名警員、200輛巡邏警車，還有在各地增設警署，當然，就還有600萬令吉撥款十萬火急地划撥出來了。
至于這些巡邏警車是否有善用，或只是在警局外餐風宿露，則不得而知。幾年前政府不是勞師動眾展開了一個大馬皇家警察調查報告，其中增添警車就是建議方案之一，更撥款為全國增添了警車。然而警隊也面對無人駕駛警車的窘境，這在報告中也有列明清楚的。
我還記得警隊不久前推出微笑運動，服務質量是否有提升？新山19歲的那位劫姦案受害者聲稱被施暴后投報時，還遭冷漠對待。所以什麼「微笑運動」都是口號，而增設警署是否就可以阻遏歪風──但我們不是看過警局隔壁曾出現不少違法操作的跑馬機場嗎？
而在幾年前，我還記得遊逛八打靈再也第二區的小食區時，還可見到警局附近有盜版光碟的小攤位，增添警署就可以憼惡除姦、除暴安良？這種想法就等于是陽光底下就沒有陰影，偏偏陰影就是在陽光的另一面。
依斯干達經濟特區要紅火發展，然而治安卻亮紅燈，這是矛盾的對照。
但更矛盾的是，撥款增警力，充其量只是一項暫時、折衷對策，卻不是長遠整頓治安的方案，這是機械性地鎮壓，而非主動出擊來防治。同時，這種手段只是局部地，而非全面、通盤式的策略，我只希望警方或內閣不會如此一廂情愿，認為增添警力就可以降低犯罪率。
如果要民間進行多幾場怒吼的請愿活動后，才能增加200輛警車，這是不是一種笑話？在這種情況下，警隊應該感激民眾群起挺身而出，為他們累積了資源，而不是怪說課題已政治化，甚至是種族化等謬論，或是歸咎媒體渲染以致警隊揹黑鑊。
然而，再深思一層，劫姦案並非鮮有所聞，這些不是獨立個案，宏觀而言，這已形成一種犯罪現象。從去年吉打朱麗葉的擄姦案發生后，大家也是人心惶惶。但相比之下，朱麗葉的個案教人更感到惶然，因為死無對證，而新山接二連三的劫姦案卻留有活口來舉證、抓暴，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當人民對膻色、聳動的性侵犯報導義憤填膺時，警方也指責報章誇大渲染而推諉責任，這種情緒化的回應方式背后，是否有人對這種犯罪現象做深入的社會調查？
同時，擄姦案這種犯罪的本質、特點、危害性以及其產生、發展和變化的規律，是否有任何人認真地以科學方式來思辨、說明清楚？但只看媒體報導繪聲繪影地「逼問」受害者遭性侵害時的情況（例如詢問受害者是否被逼進行口交云云），就只陷于「狀述」情況。
事實上，並沒有人愿從犯罪學方面嚴肅探討，而抽身來看大馬的社會是否有犯罪學家？只需瞧瞧本地大學是否有開辦這一科系就知道了，而我們只知道專業執法部隊如警察等曾接受類似的洗禮與專業訓練。
相比之下，英國幾乎每間大學都在人文學院下的社會學體系下，開辦犯罪學系的情況，大馬在這方面的專業認識，是完全不足夠的，普羅大眾該如何一起與警隊協力合作防治罪案？
我們知道犯罪是階級社會下的產物，當劫姦案等治安問題歸流在社會學探討時，警方或相關單位在此時此刻起「寒蟬效應」，所以整個社會面對治安問題時只像打網球一樣，將追究責任的球來回彈拍。
新山的治安問題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在「效率奇快」的橡皮膠國會裡，我國出現形形色色對付各種犯罪的法令，定罪量刑也不缺。
然而只有撥款、增警力，整個社會中法治精神、執法單位的執法意志是否存在？我們只需看平常人民是否有隨口吐痰、胡亂在黃線條旁泊車，就可以檢視整個社會的守法精神水平有多高。法治的價值觀蕩然無存，定罪量刑就形同虛設，因為罪犯在犯罪時，並沒有把法律的懲治放在腦海裡，而起不了自我阻遏的作用。
加上執法單位（不只是警隊、還有其他政府單位的檢控組）沒有貫徹執法的意志，還有人為的偏差，這都形成整個執法機制不到位。
當我們問起：大馬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的打擊、防範、教育、管理、建設、改造有何一擊即中的策略時，恐怕還是問號。
而能怎樣長治久安，我們到現在仍沒有聽到警隊的全盤方案，當擄姦案等的記憶淡忘下來后，結成了社會的傷口瘡疤，我只希望大家不會遺忘，更不會感到麻木。
所以，十萬火急之后，我們看到坊間有回應說，「聊勝于無」。因為， 看來也唯有這樣而已了。
訪問艾琳費南德斯．對答錄
部份訪談內容
刊于2007年6月15日《東方日報》．「名人部落」
問：你是怎樣開始投身到非營利機構辦事的？
60年代末至70年代期間，當時我是一個中學教師，在吉打執教。
當時在「放牛班」的小孩不能書與寫，我就奇怪為何他們上學這樣久都不能讀書寫呢？這是浪費時間。
所以我就去拜訪她們，這些孩子都來自貧窮的園坵地與鄉區，她們在上學之餘需要幫助父母賺外快。我就教導她們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如教她們書寫自己的名字、算術。
可是我的校長並不是很高興，因為他就是要我教完課程綱要而已，我也投身在基督教會的公教職工青年會」來協助園坵與失業人士。
我當時決定我不能當教師了，因為整個體制並沒有協助到貧窮人家，那為什麼我要支援這樣的體制呢？所以我就成了全職的協調人。
后來我加入大馬青年理事會，成為第一個女性主席，（前首相拿督斯里）安華那時是秘書，那時我就認識他，一起跑動全國來推動青年運動，帶入女性領導權。
接著我就與檳城消費人協會工作，推動消費者教育工作，在80年代時我隨著丈夫遷來雪蘭莪，開始參與女性非營利機構的活動。1985年時，我們已發覺虐待女性的案件層出不窮，我們就成立一個「反對向婦女施暴聯盟」，當時剛好發生9歲洪美鳳姦殺案，我們就展開「公民反抗施暴」的大型運動。
我們接著成立AWAM，我是首屆主席。
當時職工會並沒有女性領導，而女性勞工數目眾多，在服務業、工業化時盛起許多婦女外出工作。但是這批婦女人力是雜亂無章的，她們不知道自己的權益。
在1991年時我成立TENAGANITA來解決這些課題，我們當時就專注在園坵女工與烏魯音、雙溪威、峇六拜等的自由貿易區。
婦女是非常勤力的，但是她們並不知道自己的權益。我們有許多項目方案，例如女性領導權、貫徹更多性別平等意義。我們就開始爭取婦產假，還有許多歧視婦女的法令如撫養權、離婚，還有一些女性課題如孩子照顧中心、哺乳等都值得關注。
我們從原有的14天產假爭取到60天產假，至少這是一項小成就，今時今日我們需要90天，因為生理角度來看，哺乳需要4個月時間。
還有職場安危也是一項課題，特別是在園坵工作的女工，她們的生殖健康受到嚴重損壞，在電子電板工業也是，但沒有受到重視。
我們也矢言提高女工運動中的女性領導。在1993年時我們開始專注菲佣課題，當時愛滋病也大盛。我們決定做一項調查來研究外勞，以及什麼因素導致他們受到愛滋病感染。
我們先從菲佣的知識、行為、態度與實踐作法來探討，我們非常專注這些女佣在週末時的性活動頻率。她們對愛滋病是一知半解，可是她們在要求進行安全性行為時總遇到問題。
官司的緣由
我們也訪問男性外勞，而他們並不注重健康，他們只關注護照被雇主扣押了、他們的親友被扣與被虐，甚至死亡。這是我們就擬寫了一份名為《在扣留營虐待、折磨 及不人道對待外勞》的備忘錄，這就是導致我纏上官司的時候，這已是11年的案子了。
我從未想過一份備忘錄會起如此大的效應，導致我如此出名。
在我過去的非營利機構工作時，一份備忘錄是一種柔性的倡議喊話，這是知會政府某一項問題存在，我們甚至沒有展開大型抗議活動！我們只呈交備忘錄和舉行記者會，可是之后（有關當局）否認，還控告我發放虛假消息是非常荒謬。
整件事情中的透明度根本沒有發生。但對我來說，這是很重要的，因為有人快死去了。
如果連一個人丟失性命而草管人命，我們還有什麼價值觀，我們一定要珍惜生命。這是生命的權利，也是生命的尊嚴。這種尊嚴是來自你對每個人與每個社會的尊重。
事實上，這對我們（tenaganita）來說是，就開了「擋洪閘」，越來越多外勞來到我們這兒，我們無法關上門，我們也察覺根本沒有任何一個機構站在外勞這一邊。
職工會不會挺外勞，因為他們認為這批人搶奪了本地就業機會，同時也受到雇佣法令的限制。
但我一直相信，整個體制與治理就是決定要不要引進外勞。外勞一定要有序地組織起來，這對本地人也有益。
問：所以，之前你是專注在婦女，現在是外勞了。
是的，我們的面貌一直在改變著。我們有一系列方案提供予園坵工人，特別是職場安全。例如農藥運用后的危險。
經過兩年的研究后，我們要求禁制百拉圭除草劑（paraquat），政府就禁制，之后又撤回禁令，現在政府說，將重新被禁，這是yoyo 遊戲。
這使我們很擔憂，因為政府根本不夠果斷。如果已鑑定了這些農藥裡對人體健康的危險，就應該果斷。重新檢討之前的決定意味著行業對政府起影響作用，而有關當局就拒絕「關注」人民。
我現在參與「永續棕油圓桌會議」裡，這是將廠商、種植者、工人、零售商、販商等在一起，來找到共識，以確保棕油是永續生產的。
我們要求在牟利賺錢時，人們也受到保護，更可以保護環境。
問：這圓桌會議進展到怎樣？
我們已推動著一項實踐指南。說到生產棕油，我們需要一份審計（audit）。我們有許多課題。例如熱帶雨林怎樣了，而園坵活動一定要有限制，我們不能侵蝕雨林。
對于勞工社區，我們爭取合理的待遇、摒除歧視，我們也要保護原著民的土地。我們的工作就是教化及知會勞工這些正在進行中的過程，同時如何反饋做審計的人。
我們在發展著一項gender policy（性別政策），以讓各園坵地使用。如果有人來審計整個行業的運作，至少這有一些指南 。
園坵是二十四小時工作、職場性騷擾也發生，婦女暴力、職場安全，只是有賦權等，都是性別政策的內容。
我們的角色是教化、更得監督一些公司，一些公司甚至要求我們協助來作社會審計活動。我們會一起合作來擬寫指南。
問：gender policy幾時會出爐？
今年杪，目前有5間園坵公司已表示有興趣，我們待出爐后，就看如何採納使用。
問：這些工作都沒有做過的嗎？看來一切處于真空期。
是的。的確如此。現在是全球化，講求融合，我們不能只是談國家而已。
問：在超過20年工作裡，你見識到了真正的世界，你從中學習到什麼？
我學習到很多，很多。我學習到在邊緣群體的治理概念是多麼地重要，許多人在政府朝令夕改的政策下被剝奪了權益。對人權認識完全沒有，而且更是抱殘守缺持有錯誤的觀念。
在工業方面，他們喜歡逃避責任。企業社會責任在現在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現在這已轉化成「捐款」而已。我們強調的是口何為社區賦權，如何為他們貢獻。我們希望企業成為我們的夥伴，而不是一件物體。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身為一個國際人，如果你一直持續地追求賦權，你需要知識的進補，這也讓我可以有全球化的認識與認知。如今事情已趨于複雜。政府常說全球化、我們沒有話語權，我們要貿易，對我來說這是escapism（逃避主義）。
一個政府從大選中獲權治理國家，你一定要為國家做決定，不然，就不要在位。同時，公民也醒覺他們遴選人民來治理，他們一定要監督。但是這些代議士只是要中選，然后做代議士3、4年，這根本就不是政治參與。
我們有太多的恐懼，尤其是表達的自由。
我已克服了這種自由。在受審期間…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是我被判決12個月的監刑。為什麼我這樣說？因為我被定罪時，我覺得非常自由（liberated）。
問：怎麼說？
因為我的恐懼感消失了。我可以挑戰，我準備接受有關對于人們正確的事情。沒有人可以動搖（shook）我。當我出來時，許多人微笑著迎接我，我感覺到自由。對你來說這是很難明白的，這是我的經歷。
我並不接受這項定罪。我可以堅定地企穩，我不妥協。
問：但你感覺到恐懼？
我感到擔心。它改變了我所有的想法──我可以捱這樣多年，而我的上訴到現在還未興訟高庭。我上訴了，這件案件已拖了11年。我越來越老了，連日期也沒有。
問：有人刻意拖延？
哈，是啊，就是讓我不必出來競選（全國大選）。（笑）我就是有案件在身，無法出來競選。
問：如果你是自由身的，你將出來競選？
是，絕對的。
因為這是過程的一部份。我們不能只說賦權人民，而也要帶來改變，政治的改變。
問：但那是非常繁大的工程。
是，但至少有一個開始。我看到希望的跡象。因為在非營利機構中，很難可以找到馬來人的參與。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有自己的組織、他們擁有一切、政府會照顧他們。
但這現象自1999年時就改變了，現在許多馬來同胞參與，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至少我們可以看到多元種族的參與，來達到一種平衡。這是正面的趨勢。
我認為，這是一個光束的開始，這是一種過程的開始。
問：我相信你為許多人帶來了改變，在協助別人時，你的信念是什麼？
我相信人民可以改變，他們可以被賦權。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做，我們只是做福利工作。我們不是做福利工作。
例如我們在巴生有單親母親組織。她們常問我能賺多少錢？許多人有這樣的想法，我不會好像國大黨那樣，在某一時機時，就給禮籃，然后消失了。
我們的組織裡有5個單親母親，買到屋子了。她們說，「是你告訴我們，我們可以做得到，養活家庭，今天我們非常高興。」
這是非常rewarding。她們可以做得到，因為她們是一個女人，一個單親母親。
還有許多女孩被販運到大馬，我記得有2個女子對我說，「謝謝你救了我的性命，我以為我不能活了。」──因為她們被虐待、毆打，我們追蹤她們后救出火坑，然后將她們送回祖國家園，現在在祖國有自己的小生意。
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們也協助外勞，為他們追討拖欠的薪水，讓他們知道，至少有一個人在他們身邊。
在孟加拉有許多前大馬扣留犯，包括在我案件中供證的前扣留犯，我們籌措金錢讓他們開展社區生意，投資，如今成為一間企業。我們也為他們進行輔導。
還有不少前扣留犯的妻子，隨著丈夫在大馬扣押時去世了，我們為她們總動員，她們以前會拉倒在我腳邊說，「請幫我啊，我要養兒啊……」。我說，「不，你需自己動手干起來」。
所以，我們給她們一些錢來做小生意，今天共有1萬人的組織。
之前我們常面對的問題是，這些沒有丈夫在身邊的婦女面對被毆打，甚至遭大伯、in-laws強姦等，現在她們在我們的庇護下懂得反抗。這是一種賦權，來對抗暴力。
我們就像種一枚種子，澆一些水，讓這種子發芽成長起來。
這是我們真正的目標。
問：你在成立tenaganita時，你從未想到這樣大的宏愿來做這些事情？
從未。每個人有新主意，世事改變，我們只是initiate（開展推動），我們只是分享資訊。大部份人不知道要怎樣做。人的腦袋裝很多東西，可是他們混淆了，不知道怎樣將東西放在不同的面向，讓人家知道怎樣做。
問：沒有文件（Undocumented）的勞工的情況是怎樣？
非常糟糕。到了敲警鐘的地步。政府對待勞工的手法完全違反基本人權。這些勞工有逾100萬人，官方說有120萬人，我認為有150萬人。雖然大型捕動，還有志愿警衛隊（RELA），可是還有大批無文件勞工。
這意味著症結並沒有解決到。
販運人口是我國最大的問題。你到馬泰邊境，有5公里的開放地帶任由進出，蛇頭對執法當局非常熟悉，我們去那兒3個月觀察，那是完全不設限地，你應該嚴控這些出入關口，而不是懲罰受害者。
貪污是一大問題。143間公司享有執照。他們是徵聘仲介，但他們也是雇主。他們分配外勞到各公司，然后向各公司收聘薪金卻不發薪給勞工，外勞也擁在一堆，當局又不更新工作準證，而志愿警衛團闖入時就成了非法勞工，因為他們無法出示文件。
有600個越南人在地盤工作，他們給了仲介所金錢，可是簽證全都是假的。我們將護照交給執法當局，他們被捉了三四個月，就不能工作，他們能做什麼？他們就回到越南了。
我們又有虐待狂的雇主，他們逃離后就成了無文件外勞。
如果雇主非法雇用外勞，雇主就應該受到對付，外勞只是打工。但是我們去捉外勞，今天捉10個，明天又捉幾個？
所以整個體制是貪污的。而志愿警衛隊到底是什麼？
他們只是緊急法令下的產物，來關注保安。他們沒有專業水平，他們每捉一個人就獲得80令吉，他們當外勞是獵物一樣看待，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如此亢奮來捉外勞。
他們可以沒有逮捕令下私闖家人。
問：你認為體制中有內部人在貪污？
有錢賺，就有人貪污，外勞受苦，又有誰在乎？整個問題並沒有獲得解決。
如果雇主沒有受到對付，問題還是衍生的。我們有20萬至30萬名外勞在沙巴，你就應該作決定，他們不能這樣生活30、50年來當非法外勞。他們有兒子、孫子，他們的后代根本不知道菲律賓。
或許合法化他們，讓他們有技能工作，他們可以讓沙巴發展起來。
反之，1995年你給他們身份證，之后抽撤…
問：你會感到無助嗎，看到這些情況？
我們感到非常氣餒與困頓。因為政府並沒有聆聽，也沒有從中學習。
現在你說監獄過度擁擠，還要找新的建築物來當監獄，要建更多監獄，但這不是應該要走的方向。我們要更少的監獄。
問：你們用盡其事，也沒有達到目標？
我們試過很多方法、管道、運動，我們都一直嘗試。我相信我們一定要嘗試，因為這關係到人命。我認為，我們看到公民社會越來越支持我們，職工會也開始站出來了，比之前情況更好。
以前，我們是一把孤獨的聲音。
我們有人民之聲、還有其他組織，都非常關注外勞，也有更多組織機構視之為課題了。
問：但是公民社會將外勞、家庭女佣視為奴隸。
是的，我們希望能改變這種思想。雇主給6000令吉予仲介所，之后你相信有人來你的家裡工作。你對工人有責任，現在完全沒有相關的法令來管制雇主及保障家庭女佣，外勞沒有休息日，他們的護照也被雇主扣押。這一切就等于人口販運(Human Trafficking)。
人口販運是違反現有法令，是奴役勞工，除了長時間工作，更得在不同的地方過界工作。這是奴隸。
問：剛才你提到家庭女佣中的愛滋病感染，現在情況怎樣？
其中政府的失敗是，沒有確認到外勞是易受傷（vulnerable）的群體。因此，不是National Program。直至去年時，衛生部才將外勞列為易受傷群體。
外勞不能攜帶他們的配偶，而外僑、專業人士可以攜配偶。所以你期望外勞可以禁慾5年，這是垃圾。
人類擁有性慾與社交慾望，我們的統計顯示出外勞有性行為。但是我們看到被感染愛滋病的外勞中，比例不大，這不是敲警鐘。因此，最重要的是倡儀安全性行為。
我們分發安全套，也有教育工程。這是針對男女外勞的，女性外勞沒有這樣大的問題，可是她們處于高風險的狀態。愛滋病感染並非那麼顯著，但是外勞之間的性病值得關注，這是一種指標。
在大馬，外勞吸毒的情況並不嚴重，但主要是喝酒。
教育工程非常重要。昨日我們才知道有幾宗外勞受愛滋病感染的案件。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就醫，外勞也不知道他們是愛滋病患，也沒有任何輔導，也沒有referral體系。我們現在與醫院合作，要求這些病患馬上接受治療，同時讓他們回國時可以有指引，並接受輔導、治療。
我國的政策是馬上將這些外勞遣送回國的。可是，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患上愛滋病！他們只被告知：「不適合工作」，這是非常危險的。他回國后，他將與妻子行房等，他有必要知道的。
我們的體系與政策是完全錯誤。他們必須知道他們被測驗出有愛滋病，讓他們掌握實情。但醫生在體檢后，他們的成績會送去給外勞體檢公司（FOMEMA），FOMEMA則送資料給衛生部、仲介所、移民局，而雇主就告訴他們說，你們不適合工作。
我們要求改變這樣的措施。我們認為這些病患逗留大馬7天，讓他們接受輔導、保存就醫記錄，協助他們在回祖國后可以自理。
問：外勞們大多是自己摸上門來求助的嗎？
是，因為我們與他們有聯繫。有許多知道我們的存在，而對安全套的需求量也一直增加中。我們努力地獲得更多安全套供應。
不少外勞是與本地女子有關係……我們也是在保護著國家。
同時有人指責是他們傳播這些病毒，這是完全錯誤的。這是政府給人民的觀念。（衛生部長拿督）蔡細歷上週說，有越來越多外勞被查悉患有性病、B型肝炎等，並引述沙臣伊麗沙白醫院為例，指稱這些外勞尋醫時已佔用了國家資源，這是完全錯誤的。
我們非常生氣。該醫院是接受外來移民就醫，而不是外勞，這樣舉證不對。他們是難民，那是不同的課題。
外勞也是納稅人
而外勞是有「繳稅」的。家庭女佣每年交460令吉做為LEVY（人頭稅），服務行業及建築業則是每年1800令吉，這是最高的「征稅」，而大馬一些中產階級是免稅的。這些LEVY每年有70億令吉收入，你說他們佔用國家資源，這是垃圾，他們根本沒有受到保障。他們在尋醫時得付雙重費用。
政府並沒有正確地解決問題。
問：政府慣于怪責，互指矛頭。
對，還有犯罪。只有2%的外勞犯罪，98%罪案是本地人干案。許多人都認為外勞是殺人犯，他們是小偷，但是本地的黑幫呢？為什麼會發生？
問：看著這樣多讓人困頓的情況，你是怎樣推動自己？
我讓他們看到，外勞可以自己可以做到剛才我所說的東西。
第二，我們增加在多方面的夥伴關係。
我們希望，我們有一把聲音，做一些事情。雖然有很多氣餒的情況，但我們是勇于挑戰。
我們也開始體悟到，我們不能對別人的人權與尊嚴妥協。
今天我們也看到國際支持，其他國家政府也來到這裡對話，這是非常正確的趨勢。
我們在經過11年爭取后終于有反販運人口法令，我們可以說「yes，我們做到了！」
問：但你得犧牲時間。
是啊，但那就是人生，來追求一些成績。一些斗爭是非常艱辛的，我們得到認可，我們已成長，伸展到不同的族群。
問：誰是你仰慕的大師？
捷．古華拉。（Che Guevara）他是出生於阿根廷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和古巴游擊隊領導人。他的思想、 生活給我很多啟發，他與人民存在，帶來革命，他也不接受領導層，他繼續改變的力量。他非常有啟發性，給我帶來很多靈感。
我們也希望我們帶來革命。
我所認識的人也為我帶來希望。
我也閱讀許多書本，如馬丁路德金、曼德拉等。他們不輕易言棄。
我的宗教也給予我很多。我所做的也是非常微小而已。
問：你是怎樣在家庭與非營利機構之間遷就時間？
哈，其實是我的家庭在遷就我。你不能分開來看，我與他們是一體的。他們也是這場斗爭的一部份。我的家庭是朝向這方向。曾經有幾次一些外勞住在這裡，因為她們無法找到庇護，無處可逃，這讓我的孩子知道有人需要一個地方。
我們非常幸福。
我記得在全民反對施暴時，很多人來我家開會，我的孩子都在，我也帶著他們外出走，即使我還得在外頭做我的孩子哺乳，他們是我的一部份。
我的孩子過得很好。在我們為生活斗爭著時，我們不能有區隔化的生命。
問：但有時你得犧牲一些東西。
是的，這就是生活了。我OK。我有時沒有什麼時間讀書，因為一直開會，所以我常是在清晨三時起身來閱讀，這就是讓我吸收資訊的方法。
我不認為我可以停下來，去想什麼退休的。這就是生活的一部份了，這不是一份工作了，這是一份承擔力。
我們有很多認同與獎項。這些認同也是好的，讓我們知道我們走對了方向。
我不認為現在我所擁有的東西是一項事業。
問：平均一年你會出國幾次？
八次。
問：你不會覺得透支嗎？
有很多人問過我。但是，你可以去碰見不同的人，我的ADRENALIN水平就會升高了。我會感到很亢奮。有時在奔走多個國家后，有時差，回來后我真的很累，但只要休息一天，我就會回到辦公室。這些我的推動力。
我是有一股激情，相信你所相信的。
問：你最后想對新生代有什麼話說？
如果你能為一個人的生命帶來改變，生命將是充滿意義的。我覺得你可以努力地工作來賺錢，但金錢也可以很快地消失，人際關係也能對生命帶來很大的不同。對我來說，比起Profit（盈利）這將是更有意義及長久的，而不是只是買這，置產，年輕人應體悟到在建立事業時，改變一個人的生命也一樣重要。當你做到時，你才看到人生的其他因素也會改變，我們需要多元化的人際關係、對社區的投入。
問： 但一個人需要很清楚你在做著什麼。
是的，特別是你做決定的時候，不能只是只有一條路。
我非常擔心，我們在工業化與發展時，我們的價值觀並沒有給生命一種尊重，全都是錢錢錢。我認為是整個體制都有問題。
跳不出談判桌
首先是美國紐約，接著是泰國曼谷，普騰與德國福士偉根在地球南上北下奔跑談判，讓人奇怪怎麼沒有在吉隆坡晤商。
而事實上，大馬的一國首腦曾經親自邀請福士偉根來大馬談判，但福士偉根就是沒有回應。大馬人就只有通過斷斷續續的捕風捉影，來探索事情的發展。
國產車與福士偉根的談判下文是怎樣？迄今我們只知道「發展正面」，總之就是告訴國民，暫時不會有壞事發生。但是在5月31日時，首相已說福士偉根與普騰談不攏，因為福士偉根不認同參股事宜，因此政府將與其他企業商談，當時這就是一件壞事。
然而，兩週后的現在普騰與福士偉根又回到談判桌上，事態大轉彎了，但兩者談判的最終目標是什麼？是商討結盟、合夥成為策略夥伴嗎？還是一般性的局部技術合作？又或者是讓福士偉根染指普騰核心資產，掌控生產部？一切還是沒有人知道。
普騰錯過了今年3月自定的談判截止日期，現在又得等另外3個月。從3月迄今，普騰覓伴事宜，過程如同過山車般此起彼落。同時，海內外各主流媒體所套取的報導都是繪聲繪影，早上聲稱已入股，下午當事人就否認，相關代表索性沉默，整個普騰的市場情緒也隨著這些波動而起伏。
總結過去幾個月的事態發展，我們只能說，官腔以外，聽到的就是前言不對后語，又或者混淆視聽的論調。政府匿名高官對媒體發放的消息，更是充斥著一廂情愿的憧憬，之后分析員又洋洋灑灑分析股價走勢，最后一切淪為煙幕，務虛登場。
福士偉根下一輪的談判桌會搬到地球哪個角落？目前還沒有答案，但是普騰的管理層在談判中扮演什麼角色，還未有答案。每次報導傳出的談判代表是首相署、國庫控股，甚至是另一家政府關聯公司森那美集團，普騰的管理層與董事局人在哪裡？
讓普騰徘徊在談判桌，一切美夢只是紙上談兵。普騰只剩下一個名字，而不是一個品牌。這形同國產車只剩下一個夢想，而不是現實了。一家政府關聯公司，幾時才可以回歸到商業邏輯與求利求存中，擺脫政治考量的干擾？
遲到的接觸
我在專訪蔡明亮前，一直四處託朋友找一兩齣蔡明亮的電影來看看。除了《天邊一朵雲》，我並沒有觀賞過名導的任何一齣戲。
后來，我才知道坐在我對面的維興有蔡明亮的電影。我向他借來DVD時，已是專訪內容出街兩個月后的事情。
我先看的是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是蔡明亮一舉成名的早期作品。李康生以原名上陣，還有陳昭榮，兩人都是稚嫩的樣子，青春洋溢。我對陳昭榮的印象是他與劉若英合演的《征婚啟事》而已，沒有想到原來他是這樣早出道。據聞他現在已成了八點檔閩南劇的搶手貨。
由于之前我只是從過去的報導等了解蔡明亮的電影，還有青少年哪吒的劇情內容，然而真正接觸到眼球時，有另一番的觀感。當然其中一種感覺就有一種熟悉，尤其是李康生扮哪吒上身來嚇其父母時，蔡明亮親自對我說拍這齣戲后李康生得了歪脖子的怪病的記憶就湧上來了。
蔡明亮還說他之后四處帶著李康生去求醫，那是幕后的故事。而觀賞部電影時，眼前是畫面，腦子裡卻是蔡明亮口述時的畫面，當時是看戲，但事實上又像看著銀幕后的一些東西，情況有些如幻如真。
不過蔡明亮沒有提到那場戲，是以苗天一個飯碗擲去李康生、大罵一聲「畜性」來收場的。所以當電視畫面一出現這幕時，我就覺得很有張力了。
當然青少年哪吒還是我可以接受範圍內的作品，並沒有過于抽象或沉悶的鏡頭。而且，我才知道原來要破壞一個人的摩哆，可以做這樣多的東西。
無論如何，我還是回憶著這齣戲裡每個主角的妝扮與服飾。我恍然覺得這是80年代末的電影。看到男的穿著是高腰線的牛仔褲、一頭蓬亂的短髮，還有女的是粗眉艷唇的化妝，就覺得時代倒退得很遠。但事實上，那也是我經過的年代啊。
還有見到銀幕中街頭上出現一堆堆的摩哆時，我就想起親自去到台灣時所見到的情形，當時就很奇怪，台灣真的很多摩哆啊！蔡明亮以最原始的手法呈現出台灣真實的一面，原來電影可以那樣接近真實人生的。──可能我們就看太多《蜘蛛俠》等的電影吧。
希望遲些再有機會觀賞蔡明亮的電影。與他專訪是一種機緣，然而真正要接觸其作品卻是之后的事情，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與他碰面時，能與他分享一下我對其作品的感受。
后來，我才知道坐在我對面的維興有蔡明亮的電影。我向他借來DVD時，已是專訪內容出街兩個月后的事情。
我先看的是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是蔡明亮一舉成名的早期作品。李康生以原名上陣，還有陳昭榮，兩人都是稚嫩的樣子，青春洋溢。我對陳昭榮的印象是他與劉若英合演的《征婚啟事》而已，沒有想到原來他是這樣早出道。據聞他現在已成了八點檔閩南劇的搶手貨。
由于之前我只是從過去的報導等了解蔡明亮的電影，還有青少年哪吒的劇情內容，然而真正接觸到眼球時，有另一番的觀感。當然其中一種感覺就有一種熟悉，尤其是李康生扮哪吒上身來嚇其父母時，蔡明亮親自對我說拍這齣戲后李康生得了歪脖子的怪病的記憶就湧上來了。
蔡明亮還說他之后四處帶著李康生去求醫，那是幕后的故事。而觀賞部電影時，眼前是畫面，腦子裡卻是蔡明亮口述時的畫面，當時是看戲，但事實上又像看著銀幕后的一些東西，情況有些如幻如真。
不過蔡明亮沒有提到那場戲，是以苗天一個飯碗擲去李康生、大罵一聲「畜性」來收場的。所以當電視畫面一出現這幕時，我就覺得很有張力了。
當然青少年哪吒還是我可以接受範圍內的作品，並沒有過于抽象或沉悶的鏡頭。而且，我才知道原來要破壞一個人的摩哆，可以做這樣多的東西。
無論如何，我還是回憶著這齣戲裡每個主角的妝扮與服飾。我恍然覺得這是80年代末的電影。看到男的穿著是高腰線的牛仔褲、一頭蓬亂的短髮，還有女的是粗眉艷唇的化妝，就覺得時代倒退得很遠。但事實上，那也是我經過的年代啊。
還有見到銀幕中街頭上出現一堆堆的摩哆時，我就想起親自去到台灣時所見到的情形，當時就很奇怪，台灣真的很多摩哆啊！蔡明亮以最原始的手法呈現出台灣真實的一面，原來電影可以那樣接近真實人生的。──可能我們就看太多《蜘蛛俠》等的電影吧。
希望遲些再有機會觀賞蔡明亮的電影。與他專訪是一種機緣，然而真正要接觸其作品卻是之后的事情，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與他碰面時，能與他分享一下我對其作品的感受。
Future Erections?
6月9日。今天是大馬歷史上一個重大的日子。
在這麼重要的日子裡，我收到一則短訊：
Everyone expects XX to anounce the future election.
Instead he announced his future erections.
莞爾后，覺得這則短訊是今天的一個注筆。
在這麼重要的日子裡，我收到一則短訊：
Everyone expects XX to anounce the future election.
Instead he announced his future erections.
莞爾后，覺得這則短訊是今天的一個注筆。
幾個女人的故事
這幾個星期來，大馬在國際轟動的焦點新聞主角都環繞著女性。首先是漏水又堂皇的國會爆出「月漏論」，國會議員馮寶君糊里糊塗成了主角，更得勞動婦女、家庭與社會發展部長特別處理。
為何一位女性國會議員受辱要讓女性部長來處理？其他男性部長沒權置喙這些無禮的國會議員嗎？最后兩個國會議員心不甘情不愿地道歉了事。
然后我們看到聯邦法院在裁定馬來婦女麗娜喬伊申請身份證上刪除「回教」字眼敗訴，法官三司出現歧見之外，也引起全國上下的爭論。紙面上的宗教標籤與生活實踐不能出現灰色地帶，原來約束人民的良知與信仰的只是一張身份證，回教法庭的角色原來可以凌駕在憲法下保障的民事法庭，事情背后有這麼多「原來」。
而本週二引頸長盼的蒙古女郎阿妲都雅炸屍案開庭后，死者家屬隔重洋攀萬山來出庭應訊，然而11個小時內總檢察署赫然撤換檢控隊伍，案件又展期兩週，主審法官被揭發與第一被告的抗辯律師有親戚關係、到最后總檢察長在各界逼問下才道出原主控官又是法官的羽球球伴，才發生這種「一聲不響」大開刀來確保司法公正的奇聞。
這三件事中，三位女主角的命運與引發的事態后果各異。
─馮寶君在國會被羞辱時完全不知情，之后是悲憤莫名，引發了一場女權喊話運動；
─麗娜喬伊本尊不曾曝光，神秘的面紗未被揭，卻掀起一陣輿論；
─阿妲都雅成了一抹幽魂后，在牽引著補選走勢之餘，更引爆目前最熱門的司法議題。
當然，三件事情皆有一個共通性，在輿論滔滔的背后，就是充滿著戲劇性的轉折。媒體是好奇，還是讀者在捍衛著知情權？但是就是沒有真相。
不過，迄至昨日，一切緊繃的情緒「恰恰好」都軟化下來，因為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公開表白其黃昏戀，並在本週六為全國人民增添一個新首相夫人。
當然，這件事情中的主角也是一名女性，而引起街頭巷議。在媒體「深居簡出」的珍妮如何打動政府首腦，在各大媒體鉅細靡遺報導阿都拉的告白下，終于讓人有些頭緒。現在大家也受到首相春風滿臉的感染而放鬆心情，所以就暫時不要去想起近來不愉快的事情吧！
首相署滴水景觀
這就是首相署的等候大廳。
漏水看起來已滲透到雲石地板裡，色澤是比較深的就是水跡。
我的手機太差勁了，所以鏡頭還是朦朦的，如果仔細看還可以看到邊沿有發霉的痕跡。
「豆腐渣工程」成為最紅的字眼，漏水、裂縫、天花板坍塌等的都已不是新鮮事了。過億成本的政府建築物，是否偷工減料、是否魚目混珠使用次等質料建材，甚或是還有多少個政府會轟隆地應聲倒下，大家都在等著看好戲般，在考驗人民的忍耐力時，到最后，大家就會麻木了。
會怎樣麻木了？就好比前天我到首相署出席一項匯報會談首相新婚時（是的，我們有新的首相夫人了），先來到首相署大廳，保安人員忙著各自的東西，連前端的掃瞄器也沒人看管。
由于抵達時間過早，大廳的保安人員不允許我們上樓，所以靜靜地就呆坐在大廳的沙發上。
然后，我才發覺我的腳底下有一攤水跡，水滴是以每10秒鐘滴一次的頻率漏下來，我抬眼一看，才發覺原來木棉質料的天花板，嵌著冷氣管的管口漏下冷氣水。
我更可以看到那方格管口的邊沿，都是一圈圈地滲透著黑色水印，而且表皮更是浮凸斑駁起來，顯然是浸水過度后，發霉了的效果。
俯首仔細一看，那攤水跡鋪展在名貴地花斑雲石地板上，看來也有一段時日了，因為水跡覆蓋著的面積，色澤比較深，可見水跡也已滲透到雲石裡，所以導致美麗的雲石也變色？
如果有人恰好站在站在漏水處，可能只是一兩滴水沒甚影響，然而由于地板是斑駁不顯見，一個不小心訪客誤踩到水跡時，恐怕就滑倒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再看其他冷氣排氣管口，也發覺隱隱約約地出現漏水后的發霉痕跡。
看起來是冷氣管在排水時已出現故障，可是沒有人來修理嗎？
首相署是堂堂一個國家行政首腦的辦公室，大廳更是接待訪客的必駐之地，但滴水漏不停，會不會影響形象呢？
后來，我經過那片漏水處時刻意繞道而行，以免沾濕自己的鞋子，心想自己做新聞時對政府部門漏水等已司空見慣，已經是麻木，但這也是妥協的一種諒解。可是一想到首相署也有不少國外外賓出入，見到這樣的基本的保養功夫也做不到，又會覺得汗顏。
我去向保安人員討pass時，也沒有對他們提問大廳漏水的事件。連一間新建的法庭或圖書館等都可以問題一籮筐，我想，一個首相署的冷氣漏水又算什麼？
所以，就算了吧！
普騰拋錨后的迷茫
普騰週四宣佈去年全年虧6億令吉的業績后，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宣佈普騰與福士偉根的談判破裂，我想只有屋漏偏逢連夜雨可以形容這次的雙重打擊。
普騰寫下17年來全年虧損的「見紅」帳目，而福士偉根是被公認為普騰目前的白武士，然而為何福士偉根突然轉態，對普騰表示沒有興趣呢？
然而，普騰與福士偉根聯姻無望是有跡可尋。在本週二時福士偉根召開記者會宣佈加入新的經銷商，意味著這家全球知名的製車廠自己動手來經銷汽車，而福士偉根早已盛傳有意收購印尼的組裝廠，並與當地的汽車組裝商合夥搞組裝生意。
起初，福士偉根相中普騰，就是因為普騰在丹絨馬林年度產量40萬輛的製車廠，但這間製車廠因普騰銷量疲弱，以致荒置產能。同時，福士偉根雖然在歐洲馳名，于中國達百萬銷量，但在東南亞洲只有區區1000余輛的銷量，登陸大馬、善用普騰可作跳板石，在本地組裝汽車、再出口到東南亞車市，這是一箭雙鵰。
對于以貼牌車起家的普騰而言，與日本三菱分手后，普騰必需策略夥伴來保住一口元氣，其一是需要前沿科技來研製車款，其二是改善原有車款，與福士偉根這金漆招牌搭檔，更能完全改造普騰品牌。普騰除了擁有製車廠的談判籌碼以外，以大馬這擁車風潮大盛的汽車市場，也是一個莫大的吸引力，普騰與福士偉根的結合可說是天作之合。
然而，福士偉根與普騰的談判多番觸礁。在前任首席執行員馬哈里爾下台后，談判一度癱瘓，之后反反覆覆地傳出福士偉根要收購普騰生產線的過半股份，之后又傳出兩者談判破裂，到最后政府以官腔耍太極，錯過3月31日的期限后也沒有宣佈策略夥伴。
如今普騰觸目驚心地蒸發6億令吉，福士偉根喊分手，普騰的窘境帶出3項議題。
第一，是否是政經因素沖突導致普騰覓伴無期？政府必須清楚交待。更關鍵的是，普騰如今前不著村，后不著店，日后該怎麼辦？是否能與美國通用汽車繼續談判？又或是退而求次與本地的納莎集團、多元重工業合作？但這對普騰的劣勢有幫助嗎？
其二，去年3月出台的國家汽車政策時，宣稱要將大馬成為區域汽車中心，但隨著福士偉根拂袖而去，普騰作為汽車工業的重鎮，這目標已漸行漸遠，而這政策是否因過于保護本土工業以致驅逐了外國夥伴與商機？
同時，為了順應東盟自由貿易區等關稅通關的局勢下，普騰及本地其他國產車地位的公司，如何有競爭力來面對自由化的市場？這項政策除了要亡羊補牢，是否會調修來順應時勢？
第三，白武士離去了，政府這次是否會動用公帑，以納稅人的血汗錢來打救普騰這間政府關聯公司？
如果以過往前朝政府的手法，人民又變相拯救敗壞營業的企業機構，而人民需要負擔普騰這輛拋錨汽車多久？而假設政府不打救普騰，擁有近1萬2000名員工的普騰是否會打烊？
只是一個空洞字眼
自26歲就開始脫離回教的婦女麗娜喬伊在昨日的聯邦法院敗訴，無法刪去在身份證上的「回教」字眼，判決結果是只有回教法庭能審理回教事務，包括脫離回教。如此判決影響深遠，其首就是會作為判案先例，成為日后判例的參考基石，事實上目前已有至少3件審理中的注目案件或會受到影響。
而一個不曾露面的女人興訟法庭后有多大的影響力？僅看昨天聞判前逾300名回教徒聚首在司法宮、海外媒體蜂擁採訪的現場反應就得以知道，更驚訝的是網絡上至少有93萬篇相關的文章提及麗娜喬伊。
麗娜喬伊不是第一個脫離回教的大馬人。在去年1月，森美蘭的一名89歲華裔老婦娘惹達希爾獲准成為非回教徒，然而這項准令遲到69年，法庭判決時她已不在人世，但至少能以佛教儀式殯葬。而美國廣播電視台在去年杪更報導一名名為瑪麗雅的基督徒脫離回教后，秘密地在大馬生活。
事實上，脫離回教涉及種族與宗教的敏感地帶，撼動馬來社會之余，更能改寫大馬的政治生態。姑且不論30日集體在司法宮外祈禱的回教徒，聯邦法院首席大法官敦阿末法魯斯在宣讀判詞時，罕有地以馬來文宣讀，而只有東馬大法官李察馬蘭尊以英語判詞成文，另一層微妙的意義就呼之欲出。
然而，李察法官的判詞中有幾點值得關注，第一，公共機構的政策必須以公眾利益為依歸，第二，公共機構的合理政策及行政權應以聯邦憲法為基準，第三則是回教法庭的權限如何界定？為何國民登記局身為一個為民服務的政府機關也投鼠忌器、自綁腳鐐？
回教法庭只是專屬審理回教法與回教徒事務，照理是處于民事法庭之下，同時即使是判刑時只能判決不超過3年監禁、不超過5000令吉及最多6鞭，到底回教法庭有多大權限？回教法庭是否有權限審理非回教徒的案件？而國民登記局是否需要聽命于區區的回教法庭？
無論如何，回教徒律師公會發言梅利堅已透露，森美蘭回教法庭已允許16個回教徒轉換宗教，這或許成為麗娜喬伊的下一個司法出路。但目前為止，這宗判例告訴大馬人，在法律上一個回教徒要轉換宗教並不容易，然而最基本的宏觀想法，在憲法下人民是否享有信念、選擇與思想表達的自由？難道宗教自由在聯邦憲法下只是一個空洞字眼？
No joy for Lina Joy
Lina Joy敗訴的案件已轟動國際，昨日在2對1的情況下被聯邦法院駁回，必須在回教法庭獲准脫離回教后，才能進一步到國民登記局來申請刪除「Islam」的字眼。
目前她要尋求法律途徑的機會已完全滅絕，但她其實可以先到森美蘭的回教法庭申請脫離回教。
昨日我審閱與翻譯整理在此案中唯一唱反調的東馬大法官（Richard Malanjum）的判詞，發覺大多數的英文報章並沒有明顯地highlight他的判詞內容，只是避重就輕地刊載。
我想，應該在這裡作一個記錄，我沒有辦法刊登整份判詞的英文本，但至少存有中文版來作參考。
（吉隆坡30日訊）批准麗娜喬伊上訴的東馬大法官拿督李察馬蘭尊，在判詞中砲轟國民登記局行事「自設腳鐐」之余，貫徹政策時更與憲法背道而馳。
他更強調，回教法庭有權審理叛依回教事宜，不意味著回教法庭也有權限來審判脫離回教，而任何法庭更不能「自我設定」地放棄運用憲法權利下所賦予的自由權。
他援引諸多先前判例，包括過去重量級法官如哈倫哈欣所作的判詞指稱，在詮釋回教法庭的權限時，以「意會」的方式來詮釋，是不健康的趨勢。
他在判詞中針對兩大問題範疇作裁決，第一是國民登記局是否有權力拒絕麗娜申請在身份證上除去「回教」字眼，第二則是回教法庭是否有權審理脫離回教事宜。
李察指出，國民登記局已濫用權力，特別是當上訴人呈上法定宣誓書時，該局仍然要求上訴人呈上聯邦直轄區回教法庭所發出的「脫離回教證書」，事實上國民登記局法令下並沒要求這份文件。
「國民登記局並沒有權限要求麗娜提呈文件證明她不是回教徒，反之只需證明她是一個基督徒；該局在作決定時，摻雜了與法律無關的考量。」
他說，該局要求麗娜提呈脫離回教證書不只不合法，而且是不合理。
「一些州屬已將脫離回教視為罪行，而要求麗娜提呈這份文件將慫恿她在回教法令下犯罪，這也是不合理。」
李察繼指，之前的判決中認為，脫離回教是涉及回教法律，而這並非落于國民登記局的管轄權限，而國民登記局無權管轄，但他覺得這說法不正確。
「這種說法等于說認同國民登記局要求上訴人提呈脫離回教宣誓書，事實上麗娜已遵守第4及第14條文（而不需再提呈脫離回教證書）。」
他認為，國民登記局實行其政策時與憲法相違，即是在聯邦憲法第11條文下的宗教自由，「一個被認為合理的政策可以抵觸憲法，在評斷一項政策是否合理之前，其憲法特性必須考量。」
他又說，他不同意國民登記局總監的說法，認為更改宗教的權限是落于回教法庭權限中，「我認為，脫離回教涉及非常複雜的憲法重要性問題。」
他強調，聯邦憲法第121（1A）條文只是讓回教法庭管轄自身權限的事務，而不包括詮釋憲法下的條文。
「在民事法庭提出來的課題，不應該放棄他們的憲法功能。憲法下的基本自由權議題，本質上就是憲法議題，只有民事法庭擁有權限決定。」
李察強調，一個公共機構擁有其部門政策，不過這些政策並不能凌駕于公共利益之上，即使要實施這些政策時都應該擁有法定權力。
「行政權利不能用來達到不合法的目的，即使那是一個擁有良好意圖的政策。」
他又說，上訴庭的裁決已允許國民登記局在自設的「腳鐐」下，「放棄」本身的法定斟酌權。
他強調，登記局身為一個公共機構，是擁有權力作決定，而不必聽命于其他人。
他說，登記局身為一個公共機構的行政權不應「機械性」地運作，而應以個案處理，當公共利益浮現時，就應脫離其政策行事。
他繼稱，麗娜屢次通過櫃檯申請刪改回教字眼被拒，就是「機械性地處事」。「國民登記局沒有給麗娜機會辯白，是根本沒有伸張正義之舉，而且是程序不對。」
轉載自《東方日報》31-5-2007
蔡明亮《名人部落》訪問
蔡明亮（右）是赤腳受訪的，感覺上是很真我。
轉載自《東方日報》2005年5月1日
「被操弄了，還覺得很得意！」
蔡明亮：莫做笨觀眾
在古晉成長，蔡明亮導演卻在台灣拍片得獎而蜚聲國際。自兩年前拍了一部驚世駭俗的《天邊一朵雲》后，去年回流大馬拍《黑眼圈》；在今年從莫名地禁映到挨剪上演，掀起一片輿論效應。
與這種爭議或非議拔河不是第一次，蔡明亮已不感到害怕，然而他對現代人電影觀眾的品味與電影商品化感到著急。
他說：「這就是一群笨人！就是因為完全被經濟操弄了，還覺得很得意。」
主文
蔡明亮的電影晦澀、拖沓，對白寥寥無幾，就像一幅幽深如魅的抽象畫。但蔡明亮將百姓的「吃飯、睡覺、上廁所」都拍成畫面的表達方法，其實儼然是一幅靜物寫生畫，但重點是：是否有人愿意來看這幅畫？
很多人觀賞其電影時看到睡覺，不忍卒賞之余更質疑這種電影的存在。蔡明亮接受《東方日報》的獨家專訪時說，「我不介意，因為那是你的品味。不是我的問題。你睡著不表示其他人都睡著了。」他反問，「你怎麼可以說我看不懂《紅樓夢》，所以它不可以存在？」
其實蔡明亮感到很慌，特別是鬼片當道、商業電影充斥市場的錯亂格局，但他不屑于追隨大勢，「笨的電影都是給笨的觀眾看。這是一個惡性循環──觀眾、電影就越來越笨。如果你沒有這種反思，那你就完全同意說，『大家一起笨吧！』這個社會怎麼能往前走？」他形容這些被既定價值觀套牢的消費者是「經濟動物」，意識型態像石頭一樣堅硬，而另有一批觀眾渴望看到不同的電影，但相對地現在只有少數人認真做電影，惟不形成氣候與市場，還漸形萎縮。
身為導演，他只要一個生存的空間，而幾經爭取的《黑眼圈》就是這種反照，5月只能在一間大馬戲院上映，但這也測驗出有多少大馬人愿意親近藝術品，更反映出當局是否尊重創作。
他更不理會此戲票房的成敗，不過回頭看，他覺得大馬的觀眾有些可憐，因為本地人很難看到不一樣的電影。「我看到的影評很奇怪，你去寫一個電影裡的殺人魔，與大家有什麼關係？」
除了獎杯與口碑，蔡明亮認為在台灣拍片最大的收穫是有回應。「我不是丟了一個石頭在湖裡就沉下去。」
他過去9部電影都是專注描述物質上、心境上的邊緣人心態，即使沒有賣相，他坦承最喜歡處理人的一些狀態，生命的狀態──生老病死、挫敗感或寂寞感。
「我們不是這樣的人嗎？你們可能看到我的作品沒有很傳奇或很有個性的人物，上流社會等的人物都不是我的世界。」
所以悲調、黯然神傷是蔡氏電影的主調，還有一項隱藏式的議題──自由。
蔡明亮說，如果故事都是喜劇與快樂的，並沒有撞擊觀眾的生命。「我也很想拍武俠片、歌舞片，我也可以拍，但老實說我沒有興趣。」
「我非常誠實地去拍自己對生命的一些體驗與領悟。所以運用的元素都是很普通的，所使用的演員是越普通越好，普通的人更有必要去描述。」
因此，蔡明亮9部電影都御用李康生為指定男主角，李康生出鏡前是一個落第生，完全不曾受過表演訓練，夥拍蔡明亮已15年，成為蔡明亮電影不可分割的元素。
我問蔡明亮，如果李康生不在了，他的電影如何延續下去？他答得干脆俐落，「我就不拍了。拍電影不是人生的必要。我要做電影意義都實現了，我隨時都可以停下來。」
*******************
故鄉情意結
對于大馬，蔡明亮坦言他對大馬沒有貢獻，但情牽于這故鄉，「這裡是我的母親。但我必須思考：這是我的母親，不是我。那是兩個有感情聯繫的身體。」
他很感謝生在古晉，活在那個年代，還有自小與祖父母成長的家庭狀態，使到其個性有被發展，也沒有壓抑。
「我的童年是被愛過、被放任過的，因為我是與外公外婆住的，他們從來不打罵我，我不寫功課他們會幫我寫功課，更常帶我去看電影…我是在遊戲裡長大的孩子。」
「如果我是台灣小孩的話，我是在一個比較壓迫，比較功利性的求學環境。年輕人在成長過程裡只有一個目標的話，那是很徬徨的，如果那個目標沒有達成的話呢？」
童年凝結在舊曲裡
蔡明亮的電影總會出現30年代等舊曲，《天邊一朵雲》此戲就是取自白光的歌名，還有李香蘭與葛蘭，幽幽款款的尖拔歌聲與音符流洩在畫面上。
蔡明亮說，舊曲是沒有時間性，而這些舊曲彷彿沒有離開過他，所以就信手拈來放在片子裡。「我從來不覺得那是老的，現在流行音樂很少會感動、撞擊我。」
在他懂事成人時，即使周璇、李香蘭是40年代的時代曲，然而他是與當時爆紅的姚蘇蓉的歌曲一起聽，這是彼時古晉電視台帶給他豐富的聽歌回憶。他現在每天都聽舊曲，出遊時也總帶著李香蘭與鄧麗君的唱片。
蔡明亮的電影重新注入這些曲子，給觀眾走進時光隧道，也緬懷自己消逝的年代，凝住歷史光影。
他說，「如果讓我重新選擇人生某一個階段，我愿意回到我的童年。我的童年時代比起現在，是比較有感情、溫暖的，所有的東西帶著熱情與期盼。」
放一些力氣回大馬
與馬來西亞「同年」成長的蔡明亮，已經50歲了。他說，他現在「有一點點力氣要放回大馬來。」
「我也許我會拍一樣東西是與這裡有關的，或許我會發行我以前的電影。我希望能讓戲院上映。」
台北是他紮根、闖出一片天的地方，大馬則是他出發的起點。「我這輩子情感最濃的一個是台北，一個是馬來西亞。但我像鮭魚，一出生就往外跑，這是生命的必然性。」
往外跑，也是持著對自由的想像。蔡明亮說，他是一個非常響往自由的人，家庭也困不住他，矛盾的是，他也依戀著家庭。
「但你在外面不見得是完全自由的。所以什麼地方有自由。用另一個角度來看，拍電影是很不自由的，但我嘗試讓它變成很自由。」
蒼老不是人生的NG
年紀來了，蔡明亮知道自己疲倦，一幅軀體彷似不是自己的，但這不是人生出現「NG」鏡頭。
他說，「自己看自己時就有更多的可能性。這是好的事情。」
他首次意識到自己年齡來時是拍《你那邊幾點》，其中一場戲是陳湘琪與葉童主演安排兩個寂寞的女人在巴黎相遇，之后還有一場非女同志的「床戲」。
「拍的時候她們很緊張，不知道怎樣拍，我沒有力氣把她們推上去，當到了接吻時我就喊停了，我意識到一個心情，我不再那麼衝動，對自己的看法更客觀、冷靜。」
「年齡來時可以主導我的創作，而我不是那種照本宣科拍片的人。」
創作來自生活的剪影
靈感源自他人的反射
蔡明亮說，他的電影創作靈感不是突然冒現，而是對生命的領悟慢慢地形成。「我那天坐飛機，旁邊坐了一對很蒼老的法國夫婦。我看著睡著的他們，你知道老外的臉蒼老是很明顯的，皮膚很多皺紋。我想到有一天我也可能會這樣老。」
「在這過程裡你意識到什麼東西引起沖動去拍，可能就是看到一對老人坐在那邊 ，念頭就來了，形成一個概念。」
同樣在飛機上，有一次蔡明亮觀察到身旁的李康生的睡相，當時李康生的爸爸剛過世了。「他本來就不是長得很快樂的。但當時那張臉很憂傷的。我就把他推醒說我要寫一個劇本是有關父親死亡。」
「我想起我父親很多年前過世時，並沒有特別沖動要拍一部電影，但我從不去思考，直至我看到另一個人，那是一種投射。」
一號人物奇遇記
去年訪問水利灌溉局總監拿督凱魯時，閒聊間他斬釘截鐵地說：「公僕的職責就是要向人民解疑釋惑。」
后來，政府首席秘書丹斯里西迪哈山在年初時呼籲，公務員應回應民眾的疑問，不要迴避問題。在日前宣佈公務員加薪時，西迪哈山也公開了他的電郵地址，更歡迎民眾電郵他提出疑問。接著，連交通部秘書長也公開他的電郵地址了。
然而，早前出席一個媒體匯報會時，卻令我有另一番體會。當天能趨近平日難得一見的政府高官，平時連遇見的機會也沒有，更何況能近距離交談？在會后我趨前遞上名片自我介紹，他端視著我的名片，辯稱自己的名片沒有帶在身上，所以無法交換。
名片交換最重要是要取得聯絡。我旋即禮貌地要求這位部門的一號人物可否留下手機或聯絡號碼，更強調有必要及重要事件時才會致電聯絡他。
他說：「你抄下我的電郵地址，電郵給我才告訴你。」
我疑惑地望著他追問，他接著說：「我在電郵中會告訴你我的手機號碼。」
這教我更費解了，為什麼他不愿意當面告訴我呢？他的回答是：「這樣我才知道你是真的記者。」
乍聽此言，我對這名所謂的一號人物的反應感到驚訝。就是該部門發出邀請，我們才赴會交流，為何他會質疑我的身份，甚至懷疑名片的真偽？這是我第一次與這名總監交談，然而這絕對不是一個讓人愉快的經歷。
我明白手機號碼是個人私隱，但拒絕公開手機號碼有很多委婉的方法，即使公開后，不少大人物也會以「開會」為理由匆匆掛線，或讓手機處于關機狀態，傳媒也沒辦法。
然而，一名高官顯要唐突地要求傳媒疊床架屋地先寫電郵，以驗證身份真偽，這樣的對待我還是頭一遭踫到。然而說到底，他也不過是公僕啊！
許多時候，一些時事課題會成為全城話題，就因為在適當的時候沒有高官挺身澄清，低階官員則受到公文制約而噤若寒蟬，社會與民眾求問無門也徒生疑問，影響了政府公信力與形象。政府官員何必與人民保持距離呢？
想起水利灌溉局總監的談話，我就覺得格外有意思了。忘了一提，他還在官方網頁上刊登其手機號碼呢！
后來，政府首席秘書丹斯里西迪哈山在年初時呼籲，公務員應回應民眾的疑問，不要迴避問題。在日前宣佈公務員加薪時，西迪哈山也公開了他的電郵地址，更歡迎民眾電郵他提出疑問。接著，連交通部秘書長也公開他的電郵地址了。
然而，早前出席一個媒體匯報會時，卻令我有另一番體會。當天能趨近平日難得一見的政府高官，平時連遇見的機會也沒有，更何況能近距離交談？在會后我趨前遞上名片自我介紹，他端視著我的名片，辯稱自己的名片沒有帶在身上，所以無法交換。
名片交換最重要是要取得聯絡。我旋即禮貌地要求這位部門的一號人物可否留下手機或聯絡號碼，更強調有必要及重要事件時才會致電聯絡他。
他說：「你抄下我的電郵地址，電郵給我才告訴你。」
我疑惑地望著他追問，他接著說：「我在電郵中會告訴你我的手機號碼。」
這教我更費解了，為什麼他不愿意當面告訴我呢？他的回答是：「這樣我才知道你是真的記者。」
乍聽此言，我對這名所謂的一號人物的反應感到驚訝。就是該部門發出邀請，我們才赴會交流，為何他會質疑我的身份，甚至懷疑名片的真偽？這是我第一次與這名總監交談，然而這絕對不是一個讓人愉快的經歷。
我明白手機號碼是個人私隱，但拒絕公開手機號碼有很多委婉的方法，即使公開后，不少大人物也會以「開會」為理由匆匆掛線，或讓手機處于關機狀態，傳媒也沒辦法。
然而，一名高官顯要唐突地要求傳媒疊床架屋地先寫電郵，以驗證身份真偽，這樣的對待我還是頭一遭踫到。然而說到底，他也不過是公僕啊！
許多時候，一些時事課題會成為全城話題，就因為在適當的時候沒有高官挺身澄清，低階官員則受到公文制約而噤若寒蟬，社會與民眾求問無門也徒生疑問，影響了政府公信力與形象。政府官員何必與人民保持距離呢？
想起水利灌溉局總監的談話，我就覺得格外有意思了。忘了一提，他還在官方網頁上刊登其手機號碼呢！
教人看傻眼
每個人聽到兩個國會議員發出令人驚怖的「華都牙也議員每月都在漏」的言論時，都會覺得噁心。以女性的生理週期來開玩笑，我無法想像有人會當之為笑話，即使販夫走卒都覺得這是一種無教養、不文明、欠禮儀的粗暴語言，比流氓還流氓的下流話語。
難以想像的是，這種話是發自于大馬莊嚴神聖的國會下議院，而更難堪的是，這兩個侮蔑女性的代議士，就是贏得人民選票的代議士。他們不止乖離本份，更是狗嘴長不出象牙，然而這些有性別歧視意味的穢語也不是第一次在大馬國會下議院出現。
在「每月漏」課題裡，我們看到幾項值得置喙的現象。副首相納吉、新山國會議員沙里爾、主掌法律與國會事務的首相署部長納茲里的反應更叫人覺得玩味。
他們認為反對黨在政治化整個課題，是當事人馮寶君反應過敏、納茲里更說不必道歉，因為日后議員在辯論時將諸多掣肘，更聲稱兩名出言不遜的議員只是「玩弄字眼」。
兩個狂言議員先是說道歉後又收回，扭扭捏捏的要等到本週五才有了結，這還不是重點。我想真正教人看傻眼的還是其同儕與上司的后續評論，這是否就是官官相護的寫照？
我們還聽不到任何公道與尊敬女性的話，為什麼連最基本的訓斥、告誡也沒有？就是因為被欺負的是反對黨、敵對黨的人馬？
同時，其他女性議員並沒有第一時間支援馮寶君，只是零零星星聽到一些回應聲音，但都是委婉其辭，或是拾人牙慧。當然，大家都不想攪入這趟混水，因為只要開口表態就會被標為對黨不忠，更不要為反對黨炒作新聞或添加對方的政治籌碼。
這種圍觀心態，甘為路人甲乙丙丁的明哲保身心理，因為政治標籤而放棄對禮儀、對性別平等尊重的共同價值觀，無疑是教人失望的。
我不知道社會沉默的一群是否也有這樣隔岸觀火的心態，若是如此，只能反映兩件事實：第一，我們的社會喪失價值觀，丟失辨識是非對錯的能力；第二，大家對國會議員在國會開馬戲團扮小醜的情形已感到麻木。
無論如何，我仍然相信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否則我們不會看到多位部落客在網絡裡群起功訐兩名狂言議員。類似事件看來還是會發生，但從國會大廈漏水，到議會廳可以一再聽到下流言語，也是一個反照：大馬在硬體或軟體建設方面，不只是后進國家，還是不長進的國家。
政治不是永遠的出路
馬來亞銀行在挑選指定律師樓時強制規定要有至少3名土著股東，其中土著更需要持50%以上股權一事掀起了輿論，挑起人民對「固打制」的痛苦回憶。吵上了內閣后，內閣作了一個順水推舟人情，人民的抗議聲進不了國會，就在國家最高行政會議裡了斷，現在人人唱好。
國會下議院議長駁回這課題的緊急動議時說，這是一間金融公司的內部政策，即使這課題符合公眾利益；可是經內閣一提撤回，事態就轉變，馬來亞銀行也改口風了。
219個代議士組成的國會無法辯論這課題，但30餘人組成的內閣就可以代表人民聲音來議論、議決，甚至為一個大企業拍板敲定，這是吊詭之處──行政權可以凌駕一切之上、固打制比商業邏輯更合理、官腔比議會的民主聲音更響亮。
然而，馬來亞銀行是否有真正地說撤銷這項規定，表態文告的立場並沒有提及，只是聲稱會「檢討」，是委婉用詞，還是淡化焦點，甚或最終言行不一，只有律師樓等各造心里有數，我們還有更多心照不宣的共識，即是政府在私人界設定土著股權是無可厚非的。
我撥電話去聯絡某一間銀行詢問指定律師樓的條件時，那位高層負責人說，他不明白為何這議題需要吵嚷喧天？因為這是國家政策，銀行機構只是順應、服膺。
他說，如果這議題也要喧鬧的話，那麼其他課題如土著購屋時可享低價也可以置喙了，而馬來亞銀行議題吵起來的動機又是什麼？誰會從中得益？最后，這位官員說，只要商業課題摻雜政治，事情就變糟了。
或許對于某些人而言，扶持土著成長是一項國家任務、社會發展議程，這是必須折衷妥協的，即使將競爭力、績效犧牲也在所不惜，以致有「正面歧視」的不平等待遇也認為是理所當然，甚至是維持社會種族和諧的一種最佳措施。
但事實上，其他商家、外資對這種情況不是不吭聲，沒有政治化來解決問題，而是早都自尋出路，遠走高飛了；而受傷害的感受已深植人心，只是沒有公開言論。
馬來亞銀行事件只是目前我國政經棋盤與利害沖突下的縮影。大企業的商業運作應以績效為基礎，更應脫離政治的干預，而即使是關乎人民基本權益、面對不公平的問題時，我們應了解到訴諸政治只是一條出路，但不是最好與永久不變的出路。
國會下議院議長駁回這課題的緊急動議時說，這是一間金融公司的內部政策，即使這課題符合公眾利益；可是經內閣一提撤回，事態就轉變，馬來亞銀行也改口風了。
219個代議士組成的國會無法辯論這課題，但30餘人組成的內閣就可以代表人民聲音來議論、議決，甚至為一個大企業拍板敲定，這是吊詭之處──行政權可以凌駕一切之上、固打制比商業邏輯更合理、官腔比議會的民主聲音更響亮。
然而，馬來亞銀行是否有真正地說撤銷這項規定，表態文告的立場並沒有提及，只是聲稱會「檢討」，是委婉用詞，還是淡化焦點，甚或最終言行不一，只有律師樓等各造心里有數，我們還有更多心照不宣的共識，即是政府在私人界設定土著股權是無可厚非的。
我撥電話去聯絡某一間銀行詢問指定律師樓的條件時，那位高層負責人說，他不明白為何這議題需要吵嚷喧天？因為這是國家政策，銀行機構只是順應、服膺。
他說，如果這議題也要喧鬧的話，那麼其他課題如土著購屋時可享低價也可以置喙了，而馬來亞銀行議題吵起來的動機又是什麼？誰會從中得益？最后，這位官員說，只要商業課題摻雜政治，事情就變糟了。
或許對于某些人而言，扶持土著成長是一項國家任務、社會發展議程，這是必須折衷妥協的，即使將競爭力、績效犧牲也在所不惜，以致有「正面歧視」的不平等待遇也認為是理所當然，甚至是維持社會種族和諧的一種最佳措施。
但事實上，其他商家、外資對這種情況不是不吭聲，沒有政治化來解決問題，而是早都自尋出路，遠走高飛了；而受傷害的感受已深植人心，只是沒有公開言論。
馬來亞銀行事件只是目前我國政經棋盤與利害沖突下的縮影。大企業的商業運作應以績效為基礎，更應脫離政治的干預，而即使是關乎人民基本權益、面對不公平的問題時，我們應了解到訴諸政治只是一條出路，但不是最好與永久不變的出路。
拋錨又飄搖
說來真的是巧合，有人「無巧不成書」，這是有道理的。今天才寫完了普騰看似前路風雨飄搖，與福士偉根談判結盟成為策略夥伴的進程拋錨后，車子在一個星期內，就第二度拋錨了。
在工作崗位上渡過了狼狽的一天，匆匆忙忙地擠完了專欄、報導與審稿后，本來吁一口氣。在歸家途中時，才發覺唱機斷斷續續地播放出聲音出來。
這時，我馬上就有預兆了。因為這情形與七天前拋錨在谷中城停車場時一模一樣。
我心想，一定要驅車直奔回家，千萬不要在途中熄火，因為汽車在啟動后，是撐著最后一口氣來奔馳。情況就像上週一样。
■
上週我的車子停泊在谷中城一個晚上后，第二天我乘著一個素未謀面的修車員的摩托車到谷中城去修理汽車。
這位汽車技工長得圓圓滾滾的模樣，T恤是滿身污痕，穿著多袋的卡其褲，一幅典型的修車員外形。自我介紹一番后，我就坐了后座乘客，有些笨拙地戴上頭盔。
我是在逾十年后首次乘搭摩托車，在鬧市的車龍陣裡穿梭，看著一幅幅銅鐵交通工具擦身而過，然后滿臉撲來的都是煙塵時，我發覺原來駕車是多麼幸福的事情，至少在塞車時我還可以包裹著自己在冷氣車廂中。更糟的是，我還得在途中開口與他談話，來了解一下對方的背景，因為之前這名修車員是通過介紹而認識的。
抵達谷中城停車場時，修車員在車前蓋前端視一番，他說，就只是電箱外一條電線斷了，以致電流必須動用到交流發電機處，但是拋錨后就無法再啟動，因為斷電了。
所以，無關什麼交流發電機的事情，即使他已準備好一個嶄新的交流發電機。他只拿出一條電線剃了開口，捻捻搓搓，整輛汽車就吼叫起來，恢復了生命力。
他說，如果是別人的話，人家早就二話不說，將你的發電機換掉，然后再向你收費了…
到最后，他向我征收了85令吉作人工費用，他在臨走前還說，有什麼事情叩我！
只是一條斷了的電線，將我白忙了一個晚上而錯過了看戲，事情原來是這樣簡單。
■
所以，我這次學了乖，知道這是電線問題了。所以我小心奕奕地駕車回家，將唱機關了，冷氣也扭弱一些，整個回程只聽見指示燈燈「得得」聲，冷氣呼呼地吹，非常機械性的聲音，規律是一樣的。
壞車的規律也是一樣的。因為只是在一週內就得經歷兩次拋錨。
后來終于安全到家，我找了個美麗的位子停下。然后再捻熄引擎。
我的汽車又「斷氣」了。像一個陷入催眠狀態的人，怎樣也沒有反應了，連一聲鼻息都聽不見。
這次我的心情平和了。
在措手不及一次后，第二次可以從容地面對拋錨了。明早又得叩這名圓滾滾的修車員前來修車了。
不知他這次是否還會向我收費嗎？我的85令吉難道只維持一星期？
再問普騰
去年3月，久聞樓梯響的國家汽車政策（NAP）終于浮出台面；今年3月，普騰紛擾已久的策略伙伴卻無法趕得及月杪分曉。這兩件事情對整個國家汽車行業攸關重大，國家汽車政策所附帶的新稅制，在突如其來的減稅下新車價赫然下跌，牽連到二手車價應聲下跌。
而普騰經過品質引人詬病年深歲久之后，再加上兩款新車無法扳回一局，如今策略伙伴花落誰家，已成為關鍵的扼喉一扣。
普騰在去年1月至9月已蒙虧5億9000萬令吉，全年會蒙虧多少？會否達到10億虧損？這種赤字賬簿與燒鈔票無異，但燒的是誰的鈔票？
然而政府上週已宣佈再另撥5000萬令吉來為普騰經銷商瘦身，削減經銷商數量之余，但這筆5000萬又是用誰的錢？也不是用回納稅人貢獻的公帑嗎？
普騰目前沒有公佈最新的庫存，而賤價拋售賽佳（前稱「花蝴蝶」）在短短一個月內創下1萬輛的訂單的記錄，但還有多少萬輛賽佳需要如此低價清銷？這種削價已導致現有的賽佳二手車車值大受衝擊。
除了以削價求生外，普騰至今還未有任何具體策略來力挽狂瀾，包括是否會推出新車款來救市，而市面普騰車主在申請貸款時已遭受銀行白眼對待了。
既然普騰是國產車，就是國家與人民的汽車，同時普騰身為一家上市公司，是有必要向股東交待來保障投資者權益，而不是不聞不問做鴕鳥。
德國的福士偉根是否已會見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商談合夥事宜，大家依然蒙在鼓里。但是人人都知道在商言商時，一家大企業能賺錢，比背負民族尊榮與面子來得更為重要。
普騰一旦與福士偉根合作，不少民族主義中堅分子認為這將傷害民族尊嚴，因此在兩場補選時提起普騰，議題敏感也會影響選票。
如今在3月份錯過了自定的公佈策略夥伴期限，4月份又歷經2場補選，目前普騰的狀況似乎是在刻意的淡化下，成了半天吊。
但是來屆全國大選已甚囂塵上了，幾時舉行，還等待首相的「靈感」，普騰這顆燙手山芋，是否又得等待大選后才被人撿起來？但顧得了選票，國產車萬計員工飯票可能不保，普騰早已拋錨了。
而普騰經過品質引人詬病年深歲久之后，再加上兩款新車無法扳回一局，如今策略伙伴花落誰家，已成為關鍵的扼喉一扣。
普騰在去年1月至9月已蒙虧5億9000萬令吉，全年會蒙虧多少？會否達到10億虧損？這種赤字賬簿與燒鈔票無異，但燒的是誰的鈔票？
然而政府上週已宣佈再另撥5000萬令吉來為普騰經銷商瘦身，削減經銷商數量之余，但這筆5000萬又是用誰的錢？也不是用回納稅人貢獻的公帑嗎？
普騰目前沒有公佈最新的庫存，而賤價拋售賽佳（前稱「花蝴蝶」）在短短一個月內創下1萬輛的訂單的記錄，但還有多少萬輛賽佳需要如此低價清銷？這種削價已導致現有的賽佳二手車車值大受衝擊。
除了以削價求生外，普騰至今還未有任何具體策略來力挽狂瀾，包括是否會推出新車款來救市，而市面普騰車主在申請貸款時已遭受銀行白眼對待了。
既然普騰是國產車，就是國家與人民的汽車，同時普騰身為一家上市公司，是有必要向股東交待來保障投資者權益，而不是不聞不問做鴕鳥。
德國的福士偉根是否已會見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商談合夥事宜，大家依然蒙在鼓里。但是人人都知道在商言商時，一家大企業能賺錢，比背負民族尊榮與面子來得更為重要。
普騰一旦與福士偉根合作，不少民族主義中堅分子認為這將傷害民族尊嚴，因此在兩場補選時提起普騰，議題敏感也會影響選票。
如今在3月份錯過了自定的公佈策略夥伴期限，4月份又歷經2場補選，目前普騰的狀況似乎是在刻意的淡化下，成了半天吊。
但是來屆全國大選已甚囂塵上了，幾時舉行，還等待首相的「靈感」，普騰這顆燙手山芋，是否又得等待大選后才被人撿起來？但顧得了選票，國產車萬計員工飯票可能不保，普騰早已拋錨了。
谷中城裡的陌生時刻
我載著汽車，心情是很愉快的。聽著古巨基激昂的歌聲，充斥著整個車廂，我在下班時間駕駛在通暢無阻的道路上時，會覺得自己有些幸福，因為聽著自己喜歡的歌曲，之后還可以因取得免費戲票而赴戲院觀賞最新的《蜘蛛俠》第三集，再加上時間配合得恰恰好，那是一個完美時刻。
但是，中途唱機一直跳機，歌聲斷斷續續，我以為CD出現問題了，再轉去聽電台，情況也是如此，唱機一會兒滅了聲音，再下一秒就恢愎聲音。回想之前也沒有試過面對這樣的情形。后來，車子來到了停車場，我輕而易舉地找到了一個泊車位時，泊好車子，將引擎停熄。準備就緒赴約了。
這時，我才發覺要提拔門鈕上來時，其他門紐紋風不動。我再用汽車警鎖器的按鈕來開門，情況依然如此。難道我被反鎖了？反鎖在自己的車廂裡？
這時我嘗試再用鎖匙去啟動引擎時，鎖匙孔扭了又扭，完全不動聲息，即連慣常所聽到的「嚓」點燃聲音都滅了，儀表板沒有亮燈，沉黯一片。
這時，我才發覺整個汽車，像死了一樣──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的汽車「斷氣」了──在跟隨我7年后，為我奔馳上路數萬哩程后，現在毫無聲息地癱瘓在我的懷裡。（又或是我倒在她的懷裡）
怎麼辦？
我下車將車前蓋打開，檢查電箱水是否充足，在一片蒸騰熱氣下，沒有看似不妥。但我整個人都慌了。這是我第一次面對這種突發的拋錨狀況 。
這時我恰好看到一名停車場保安人員在巡邏著，招了他過來后研究一番。我發覺車前燈仍然可以亮著，即連車笛也有鳴響，那是不是電箱的問題？
保安人員說，「家福樂會有出售電箱。但是如果不是電箱出問題的話，換了也啟動不了引擎，那你豈不是浪費錢？」
后來搞了老半天，我找到了一個平日光顧修車的技工詢問了，輾轉聯絡上一名有負責出廠修車的修車員得到狀況的起因，原來一個叫做Alternator （交流發電機）的零件失靈了。
電話中那把陌生的聲音說，「alternator一旦壞了，是發電不了，需要整個更換，幸好你的車款還可以支撐行駛，有些新車款一旦交流發電機壞了，即使是駛在馬路上，也會馬上停火。這是根本沒有法子顯示出來的。」
你相信機器嗎？機器的壽命原來是那樣地赫然地消滅掉，即使是磨損到最后關頭，原來是吭也不吭一聲一命嗚呼，一秒間就成了拖累的廢物了。
我的車子是肯定是無法啟動，除非是即場更換交流發電機，或是招來吊車來吊離我的車子。
「可是你已泊到室內了，吊車體型太高肯定駛不進停車場裡。你一定要叫foreman來解決了。」
幾經扮擾后，不得不決定，只有明早才能請foreman前來即場更換。那位foreman說，就收你250令吉啦，包括新零件、人工費、出廠費…「這是人情價啦，很便宜的啦…」
過后我也不死心，也要求2名保安人員從后為我推車，然后我嘗試啟動引擎。然而，整輛車子推出了泊車位，再推前，再推前…整個車子真的癱瘓了，沒了氣息，就這樣被操弄著。后來幾番阻礙住后面來著的車流，我們宣告放棄。將車子重新泊好在較遠的泊車位裡。
原來，在沒有自動自發的驅動力的車子下，泊車是如此地痛苦與吃力。位子歪了，2名保安人員在后面推前，再轉一轉駕駛盤，他們又得跑到前頭來推動。一切都是很原始的動作，我覺得自己像那套卡通片Flinstone的主角。
我確定要留下車子停泊在谷中城一個晚上，我再去向收銀員、保安人員等投報留下記錄，然后還得前往提款機提款…
在一個短短兩小時的晚上，我奔走在這座熱鬧的購物商場裡，悠閒的購物者塞滿了整個電動扶梯，而電動扶梯以龜速來行走，我無法開路困在人群中，當時我的心情真正的死火了。
后來，我背著公事包，然后在Dome咖啡座前等著家人來接送我回家。
第一次站在這家咖啡座前的一個角落，張望眼前這刻的視野。看著晚上10時歸心似箭的人潮與車潮，外頭的車子閃著車燈一片流光溢彩；也有不少人在等著德士，也有人在上車，但整個局勢是混亂與奔騰的。
我發覺自己是一個人，蹲坐在樓梯級間。身邊一名漂亮的馬來美眉一邊吃著Baskin Robin的冰淇淋，一邊講著手機。
平時我來谷中城都不會來到這個角落去觀看這世界的一隅，更不會跑到戶外來吸車塵的污煙瘴氣，然而此時此刻我孑然一身坐在這裡時，我覺得自己還是幸福的，至少在有需要時還有家人來接送，否則我又得掏腰包乘搭德士回家了，坐德士是更恐怖的事情──因為你會覺得失去保障時情況會難以受控。
然而，一齣期待已久的戲無法看到了，還經歷了第一次推車，第一次感受到銅鐵身的汽車如此笨重又如此軟弱，也看到了自己多年的上路伴侶被棄在一座悶熱的停車場裡一個晚上，更發覺原來沒有引擎聲的汽車是如此陌生而可怖。
但是，中途唱機一直跳機，歌聲斷斷續續，我以為CD出現問題了，再轉去聽電台，情況也是如此，唱機一會兒滅了聲音，再下一秒就恢愎聲音。回想之前也沒有試過面對這樣的情形。后來，車子來到了停車場，我輕而易舉地找到了一個泊車位時，泊好車子，將引擎停熄。準備就緒赴約了。
這時，我才發覺要提拔門鈕上來時，其他門紐紋風不動。我再用汽車警鎖器的按鈕來開門，情況依然如此。難道我被反鎖了？反鎖在自己的車廂裡？
這時我嘗試再用鎖匙去啟動引擎時，鎖匙孔扭了又扭，完全不動聲息，即連慣常所聽到的「嚓」點燃聲音都滅了，儀表板沒有亮燈，沉黯一片。
這時，我才發覺整個汽車，像死了一樣──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的汽車「斷氣」了──在跟隨我7年后，為我奔馳上路數萬哩程后，現在毫無聲息地癱瘓在我的懷裡。（又或是我倒在她的懷裡）
怎麼辦？
我下車將車前蓋打開，檢查電箱水是否充足，在一片蒸騰熱氣下，沒有看似不妥。但我整個人都慌了。這是我第一次面對這種突發的拋錨狀況 。
這時我恰好看到一名停車場保安人員在巡邏著，招了他過來后研究一番。我發覺車前燈仍然可以亮著，即連車笛也有鳴響，那是不是電箱的問題？
保安人員說，「家福樂會有出售電箱。但是如果不是電箱出問題的話，換了也啟動不了引擎，那你豈不是浪費錢？」
后來搞了老半天，我找到了一個平日光顧修車的技工詢問了，輾轉聯絡上一名有負責出廠修車的修車員得到狀況的起因，原來一個叫做Alternator （交流發電機）的零件失靈了。
電話中那把陌生的聲音說，「alternator一旦壞了，是發電不了，需要整個更換，幸好你的車款還可以支撐行駛，有些新車款一旦交流發電機壞了，即使是駛在馬路上，也會馬上停火。這是根本沒有法子顯示出來的。」
你相信機器嗎？機器的壽命原來是那樣地赫然地消滅掉，即使是磨損到最后關頭，原來是吭也不吭一聲一命嗚呼，一秒間就成了拖累的廢物了。
我的車子是肯定是無法啟動，除非是即場更換交流發電機，或是招來吊車來吊離我的車子。
「可是你已泊到室內了，吊車體型太高肯定駛不進停車場裡。你一定要叫foreman來解決了。」
幾經扮擾后，不得不決定，只有明早才能請foreman前來即場更換。那位foreman說，就收你250令吉啦，包括新零件、人工費、出廠費…「這是人情價啦，很便宜的啦…」
過后我也不死心，也要求2名保安人員從后為我推車，然后我嘗試啟動引擎。然而，整輛車子推出了泊車位，再推前，再推前…整個車子真的癱瘓了，沒了氣息，就這樣被操弄著。后來幾番阻礙住后面來著的車流，我們宣告放棄。將車子重新泊好在較遠的泊車位裡。
原來，在沒有自動自發的驅動力的車子下，泊車是如此地痛苦與吃力。位子歪了，2名保安人員在后面推前，再轉一轉駕駛盤，他們又得跑到前頭來推動。一切都是很原始的動作，我覺得自己像那套卡通片Flinstone的主角。
我確定要留下車子停泊在谷中城一個晚上，我再去向收銀員、保安人員等投報留下記錄，然后還得前往提款機提款…
在一個短短兩小時的晚上，我奔走在這座熱鬧的購物商場裡，悠閒的購物者塞滿了整個電動扶梯，而電動扶梯以龜速來行走，我無法開路困在人群中，當時我的心情真正的死火了。
后來，我背著公事包，然后在Dome咖啡座前等著家人來接送我回家。
第一次站在這家咖啡座前的一個角落，張望眼前這刻的視野。看著晚上10時歸心似箭的人潮與車潮，外頭的車子閃著車燈一片流光溢彩；也有不少人在等著德士，也有人在上車，但整個局勢是混亂與奔騰的。
我發覺自己是一個人，蹲坐在樓梯級間。身邊一名漂亮的馬來美眉一邊吃著Baskin Robin的冰淇淋，一邊講著手機。
平時我來谷中城都不會來到這個角落去觀看這世界的一隅，更不會跑到戶外來吸車塵的污煙瘴氣，然而此時此刻我孑然一身坐在這裡時，我覺得自己還是幸福的，至少在有需要時還有家人來接送，否則我又得掏腰包乘搭德士回家了，坐德士是更恐怖的事情──因為你會覺得失去保障時情況會難以受控。
然而，一齣期待已久的戲無法看到了，還經歷了第一次推車，第一次感受到銅鐵身的汽車如此笨重又如此軟弱，也看到了自己多年的上路伴侶被棄在一座悶熱的停車場裡一個晚上，更發覺原來沒有引擎聲的汽車是如此陌生而可怖。
蔡明亮專訪─內容
專訪蔡明亮
日期：2007年4月23日
地點：吉隆坡文化街的iKopi咖啡廳
問：這次拍《黑眼圈》，到在大馬上映，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
答：我從來…可能是個性吧。我不會想太多人生愿景。我是做一步試一步（在創作上），每步都很小心地走。尤其是拍這種「俗性」的電影，這種電影路向，基本上是很困難的。
前幾天我的法國製片不想被採訪，因為記者們要問的問題他都知道了，「就是為什麼你要拍這樣辛苦的電影？」、「你怎麼還有能力製作這麼困難的電影？」──所謂困難不是針對市場需求，他覺得說，如果他真的與這個記者對談的話，那麼製作真的是所言的很困難，裡面有一層障礙。
其實不是的，這個大趨勢是使到這類電影這樣地困難。你問我這電影的意義，這是我第九部電影，我可以拍這類電影拍到第九部了，真的是十幾年我沒有改變過。我還是一直在走，我想短期內我都不會停下來。
對我來說，在哪裡拍都一樣，我沒有想很遠。我沒有故意回大馬拍，是因緣際會。我沒有想過要對馬來西亞有貢獻，或是第幾部戲要回來大馬拍，我沒有想過。
但是我必須回過頭來想，老實說，我對馬來西亞是沒有貢獻。
我的電影沒有多少人看，大家認識我也是在報導上，在盜版光碟上看，有多少人看？沒有多少人看。只有很少數的人，但看的也不是真正的看，因為是DVD嘛，而不是去戲院看，那概念完全不是我要的。
我的電影老實說，不適合這裡的制度，那個鞋子是與腳不一樣的。你就不會拿那雙鞋子來賣給這樣的腳。
我對大馬的態度一直是這樣，雖然這是我的國家，但我直接地說，這邊的尺度不適合我，除非你要迎合這尺度，可是我都沒有去迎合。
一切都是因緣際會，這都跟人生的遭遇有關，1999年我回來大馬一年，在1998年的作品狀況不是那麼好，當時在台灣…1997年拍完《洞》后，1998年就退出金馬獎，這表示說，我的電影很受非議，反映在票房、金馬獎上，評論也很極端，整個氣氛是他們不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電影，他們不了解，當然就抗拒，會把所有罪名放在我頭上，比如台灣電影不好賣都是我造成的。
但我有這樣大的能力嗎？但是我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辯白，當時有一個念頭：我不想住台灣了，我想回來，但也不是回來發展，我只是想離開一下，自然就想到馬來西亞。
剛走時接到美國的片商說，獻議我要不要拍一部電影，說他們剛好有錢──100萬美金，我說好。我當時不想留在台灣，就回來大馬。
想到吉隆坡，我一向都喜歡吉隆坡，但對吉隆坡都不了解。可是我每次來吉隆坡都覺得很豐富，與古晉不一樣，可能我比較喜歡大城市，所以我就到來找題裁。
來了之后，意義就開始浮現了。對大馬你說我不了解，我還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還是大馬人。你說了解，但我還是有些陌生。來到之后，我上街頭很快被外勞吸引了，我覺得那是心理的反射。
也許感受到我的心境，我覺得他們很有趣，在一個陌生的城市，例如孟加拉男人手拉手，我會覺得哪裡來的人？
當時大馬經濟建設發展，外勞的扮演的角色很大，1998年經濟風暴時，他們的問題來了。我看到很多外勞產生社會問題，羣毆啦等。可是當我了解他們住的地方，你就知道他們的處境是很艱難的。
我當時就要拍這題裁，還有當年的政治氣氛──安華事件，這地方都讓我感覺到在改變了，氣氛很特殊，與我之前來的不一樣。那一年我覺得蠻豐富了，我帶了小康（李康生），甚至爬到莫名其妙的地方，在「烈火莫熄」時我們也跟著去看，也被警察去追。
覺得很興奮。（劇本）寫到一半，因為資金又不到位，要我等。所以一年后我回去台灣，拍《你那邊幾點》。后來5年后我回來了，我想這是不是因緣際會，如果沒有那一次我離開台灣，我也不會來大馬。
其實跟著外勞來認識大馬，也是一種重新認識。有些像…
整個戲拍完之后，我拍的時候並沒有想過要不要在大馬上映，因為鞋子不對嘛。沒有想太多。
我不在乎是否在大馬上映的，但我拍完后就有一種感覺產生。因為拍電影，有人懷疑是不是因為我是大馬人，所以要拍出沒有這樣強烈的電影。但不是的，這是我的年齡，是我對生命的看法，很自然走到這個地步。
然后我覺得其實此戲是蠻適合大馬人看的。第一它是以大馬作背景，有這麼多民族匯合，裡面有很多本地人參與，演員與工作人員。他們也想被看到這個部份。我作為大馬人，這個時候才想起，這是否可以作為我第一次與大馬觀眾作溝通的作品。
我很清楚大馬不能有什麼，所以我先動了兩刀。那兩刀動了時是很掙扎的，從哪裡剪比較好，怎樣剪才能保留它的意義。
現在這意義浮現了。它的確是引起了爭議，我的電影我也很希望引起爭議，但爭議不是負面的，不是要煽動，不是要吵架的，而是要討論這樣的一部電影，要傳達什麼訊息，到底要干嘛。
有些電影是不需要訊息的，只是娛樂。但我的電影這不是重點，而是有更多的可能性。它的確是要引起爭議。
爭議之后，我也感謝電檢局作出讓步，如果是以前的我，那我就停止不演的了。但若是如此，那不是停止討論了嗎？所以我就演了。
問：所以你就妥協了？
這不是妥協。即使《黑眼圈》上演，它也讓人們看到：我被你（電檢局）砍倒了。我被剪了之后是什麼樣子，大家來看一看吧。
如果是妥協，就不演了。
我覺得是要互相讓步，作溝通。在台灣這麼多年我也學到了很多事情，你不能硬碰硬，你得有一些策略與態度。態度很重要，誠懇與否。你要想到對方的位置，他們長期沒有遇到這種電影，他們怎麼回應我們也很好奇。
可是我覺得說，如果從來沒有一部作品來探試他們的話，誰也不知道是什麼。這個作品是很好的探視，更是可從中探視大馬人──怎麼看待。
這個作品是以什麼狀態存在。反正你們都知道被剪了嗎，我沒有騙你們。以后還有一個版本可以對照，DVD，雖然那不是完全的，這個意義就會浮現出來，出現一個討論空間。
如果你說不要演，那才是又一次的妥協。
我並沒有停止，我還在進行溝通，製作人也說不要停下來，我還要找文化部長、國家電影局，讓他們看看真正的面貌是什麼，被剪的又是什麼。大家都要做
問：剛才你所說的「鞋子論」，是指你的電影？還是指這裡的制度就像鞋子一樣不適合你的腳？
我製造的鞋子，觀眾穿不穿不關我的事，我的鞋子與這裡的腳不合，也可能是我的腳與這裡的鞋子不合，這是個譬喻。
問：所以你是製造一種新的東西讓他們認識？
我的作品是一種個人創作。這邊的環境是不出現個人創作，他們沒有經歷過這樣的電影，電檢局的人看了霧煞煞，觀眾看了也可能霧煞煞。可是電檢局的人看了霧煞煞，不代表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啊！
馬來西亞的觀眾睡著了，不見得新加坡的觀眾也在睡著了？它有過程。什麼樣的觀眾會睡著，或者不會睡著，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的電影不是打架、槍戰、喜劇搞笑的那種，大家都知道這些電影要看，可是喜不喜歡是另一回事。片商覺得觀眾要看，也沒有什麼問題，因為那是娛樂。但是我的電影不單單是娛樂，但是你進來（戲院）看，你掉淚了那又是什麼呢？
你會開心、感動又是什麼呢？娛樂的概念可以更寬廣一些。
我只是要給你看一些很不同的東西。比較個人的創作。
問：你的電影作用是給人家思考？
如果能達到這樣是最好。如果那個人會思考當然是最好。
問：那能思考到什麼？
我不知道。每個人都不一樣，都是人生、生命是什麼。這很難有一個答案。如果我說了那（與現實的）不一樣那怎樣？
問：我以為你會有一些預設的主題。
當然是有。我就是要人家感動嘛。就這麼簡單，如《蒙娜麗莎的微笑》這幅名畫，你會不會感動是因人而異。可是重點是：你愿不愿意親近這樣的東西。
你要不要尊重一個創作的東西。首先我們說，這個創作是否有一個空間擺放，這個國家擺了一個《黑眼圈》回來，它是被允許的，它是不修剪的，你先試這問題，才重要。個人創作很廣泛，你不能說一定是什麼，一定不是什麼。
觀眾要不要來看這作品，看了有什麼反應，這也測驗大馬人有多少人愿意親近這藝術品。
如果你是一個大學教授看我的戲睡著了，我不介意，因為那是你的SENSE啊。不是我的問題。
可能一個台灣的中學生看了我的電影會很感動。那怎麼辦嗎？
問：其實你可以從你的觀眾群中看到很多元的反應。
是啊。可是我希望有大家的人來看我的電影。有100個人來看，就有100個反應，難道一個人說不好，就不好嗎？一個人說好，那它就是天下的好東西嗎？也不是啊。
這個社會需不需要這東西，還是社會只需要鬼片？商品？
我回來的意義很簡單。
台灣的觀眾之前沒有機會看，它有機會看時但看不懂，因為沒有過程。最近台灣故宮博物館在辦大英博物館，因為難得而吸引了很多人去看，平常故宮只有遊客的，就像大馬博物館平常人會去看嗎？也不會。本地人說隨時都可以去看，可是久了就不去看了，就有對藝術有距離而害怕藝術。
我們都說藝術很了不起，可是為什麼你害怕藝術？
這是矛盾的社會現象，因為社會的人文素質不夠好。你說羅浮宮，有75%是遊客，25%是本地人，本地人是很高的比例，因為這是SENSE的問題。
這裡沒有，就是這裡的人文素質不一樣。台灣也是，擠了一堆人，看的方式是擠的，然后拍個照片。你看到很多人，認為是很過癮的。其實很悲的。他們趨之若鶩的心態，但是起碼他們有這麼一種過程，來認識。
你不能只用一個觀念來探討任何一種現象。很多可能性。如果《黑眼圈》的票房在大馬失敗了又怎麼樣呢？但終于有人有機會進到戲院去看到我的畫面，來處理他們的環境，而不是看DVD。我希望可以輕鬆一點。
我與大馬電檢局從來不曾交手。我覺得很好，從開始被禁后，到開禁，你們說有多少部電影引起這麼大的爭論？國外電影我也不覺得有。
因為這與你們有關係。另一個是他們開出來的八大罪是很荒謬的，心態太明顯。因為他們不知道怎樣剪我的電影啊。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要禁我的電影，其實說是沒有理由的。
他們看不懂。如果他們看得懂，可能他們有100個理由說得出來，所以你們才有這樣的理由。最后開禁了我們大家都不滿意，所以我們會繼續討論，中間過程你看到變化 是很有意思的。對大馬的電影文化日后是很有意義的。
這是一部誠實的作品，而不是聳動的電影，如果這是一部黑社會的電影我不會講話，因為鞋子完全不對。
問：你過去的電影都在處理物質上或心境上的邊緣人物，為什麼你會專注于草根人物的處理？
答：我的生活就是這樣。我們不是這樣的人嗎？
你們可能看到我的作品沒有很傳奇或很有個性的人物，上流社會等的人物都不是我的世界。我就是一個拍個人創作的導演，在文學領域來說意思是一個作家吧。這個作家就是寫他所理解的東西，生活週遭的事情，不能超出更遠的範圍，因為我沒有興趣改編小說或是塑造戲劇性的東西。我非常誠實地去拍自己對生命的一些體驗與領悟。所以運用的元素都是很普通的，所使用的演員是越普通越好，普通的人更有必要去描述。
我最大的興趣是處理人的一些狀態，生命的狀態──生老病死、挫敗感或寂寞感的。
問 ：但都是比較陰暗、負面、灰色…
答：如果是快樂的你覺得你會去做嗎？我不大懂你們很多問題都是…通常這些東西是撞擊到你的生命，如果你的生活都很快樂，還有什麼東西撞擊你嗎？請問。你失戀了，你就陰暗，如果你永遠都處于甜蜜的戀愛中，你還有什麼好寫的？
問：那就是童話了。
答：是啊。
問：在創作時你是否有什麼預設的主題思想？還是零零碎片的思想拼湊起來？
答：倒是沒有什麼零零碎碎的東西。靈感也不是一下子來，而是慢慢地形成，有一些對生命的領悟慢慢地形成。
比如說，想像我那天坐飛機，我旁邊坐了一對很蒼老的法國夫婦。因為位子不是很擠，我就看著睡著了的他們，你很少有機會去看人在睡覺。你知道老外的臉蒼老是很明顯的，皮膚很多皺紋。我在看著他們時我就想說，有一天我也可能會這樣老。
但這個老的過程不是一天就造成的。例如現在的我就要一對老花眼鏡。常常覺得身體不是你自己的，這個都是年齡給你。這些變化一直提醒你，身體不是你的，你不能控制身體，也不能控制死亡。
在這過程裡你意識到，但什麼東西引起你的沖動去拍可能就是看到一對老人坐在那邊 ，念頭就來了。這概念一直在形成。
李康生的爸爸過世時，我想起我的爸爸在很多年前過世時，但是我的父親過世時並沒有特意地去拍一部電影來紀念，因為沒有特別的沖動。因為你經歷傷心，你需要時間去治療自己。
經過了之后，但有一天沉澱下來時，我看到李康生的父親過世了，我就發現，我客觀地看他，我理解到他很大的失落感。有一天我在飛機上決定要拍《你那邊幾點》。他睡著了，他的臉本來是很憂傷的。他本來就不是長得很快樂的。我就把他推醒說，我要寫一個劇本是有關父親死亡的。
為什麼你有這樣的想法？我想到我是否有能力把他拉開這麼大的失落感。好像經過一個創作好像可以。也許這個事情也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也沒有從我父親過世的失落感走出來。
但我從不去思考，直至我看到另一個人，那是一種投射。是不是拉得出來我不知道，可是我們得去做才知道。你作的時候就產生這篇作品了，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這作品時都很感動。
因為大家都有很多相同的感受，只是沒有人去處理。電影一定要處理這樣的事情，可是沒有多少人去處理。要拍死亡的電影就是拍鬼片，或是拍到很慘，可是不是這樣子的，電影有很多可能性。就像寫書一樣，你可以寫很多東西的。
但是電影涉及到賣票、觀眾的層面，演員及其他元素。我在做作品時，意義就是大家都不在做這樣的東西。你說死亡有什麼好賣的，因為這是一個沒有賣相的作品，賣出去是否有意義？有，這比你看《蜘蛛人》第三集太有意義了。蜘蛛人只有娛樂的意義。
在大馬，有些可憐。我們很難看到不一樣的電影。沒有機會，全都是主流電影。我看到的影評，好像都與自己沒有什麼關係的，你去寫一個殺人魔，與大家有什麼關係？
可是如果你寫《你那邊幾點》，你會碰觸到每個人在生命上所遇到的議題、狀態。
問：小康是你創作上的靈感來源？
答：不是靈感，他變成我電影裡的一個元素。剛開始有一點點是…第一個階段我是把他當成是一個演員，在處理。那時候我不知道自己做電影的位子，我只是拍一個來自生活觀察的題栽、領悟，如《青少年哪吒》、《愛情萬歲》，青少年是用小康作藍本，他是一個重考生。我問他：你一定要讀大學嗎？他說，他不喜歡讀書，但是他爸爸要他讀大學。
台灣的孩子在生活時都有既定的目標，他的目標很單純，只是要進大學。那時候進大學比較難。他考了兩三次都考不上，打工賺補習費。
這題目很好。年輕人在成長過程裡只有一個目標的話，那是很徬徨的，如果那個目標沒有達成的話呢？那有很多的苦──所以就拍了《青少年哪吒》。
我也借了他的家，他爸媽的架構是很典型的台灣家庭，后來拍完后，他生了一個病子。脖子歪了。我有些迷信，因為他拍哪吒有一幕戲是假裝哪吒上身來嚇他的爸媽。他拍這場戲時有人提醒我說一定要拜哪吒，還說儘量不要演這樣的戲，因為哪吒很會上身。
拍的時候沒事，但拍后一個月他說他的脖子不舒服，就真的歪掉了。
我們懷疑是哪吒，就全省跑拜哪吒，求中西醫和找偏方。有醫生宣佈他殘廢了，但后來遇到另一個由林懷民介紹的醫生就調理好了。
這過程讓我有機會去看生病的過程，那是外在的、身體不能被掌控的過程，那是很大的震憾。他很苦，我也很苦，因為那與我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拍戲牽連到他。
他好了之后，我們就拍《愛情萬歲》。但后來我還是要拍他生病的狀態。怎麼會病、好起來？人活在這社會裡面，都會被很多外在因素限制控制，后來我就拍了《河流》。
觀察一個人是很有意思的。他父親死時，我觀察到他，投射到我的身上。
這個角色就變成我很喜歡觀看的一個人物。
你會把一些概念放在他身上處理，讓他代演，因為他沒有太多的表情，看起來很真實，更像一般人，一個活著的人，不是表演的事情。所以我一直用他做男主角。
在后半期，從《洞》開始，我很有興趣去拍一個人，最好每部戲都有角色在他身上，我就會有機會去觀看一個時間與生命的流程，在某一個部份他就是李康生，在某一個樣子的改變，或者是狀態的改變。李康生在拍我前期作品時，他很難哭出來，眼淚很少，他沒有心理的感受，他不是學表演的演員來控制淚腺。
但他爸爸死后，他會哭了，他知道什麼東西觸動到他心理的某一部份。我很喜歡這樣的演員，他知道如何提供他的生活經驗給我的作品。
問：因為他有閱歷了。
對，每個人都要有閱歷了，不然是皮相的表演。我慢慢久了就覺得說，不能缺少這個臉孔。
問：你以小康為主軸，這個主人翁的年齡會否與你的年齡一起成長？
還好，我與他相差是十歲。我覺得是我的年齡會影響我對電影的處理。我首次意識到我自己年齡是《你那邊幾點》，有一場戲是陳湘琪與葉童，是安排兩個寂寞的女人在巴黎相遇。她們有一場床戲，不是女同志，我很多概念都不是同志的。
但是拍的時候，她們很緊張，不知道怎樣拍。她們上不去，我沒有力氣把她們推上去，當到了接吻時我就喊停了，我意識到一個心情，我不再那麼衝動，對自己的看法更客觀、冷靜，因為有一些東西只是討好觀眾，給觀眾看到一場床戲，我思考到我自己的年齡，和葉童的年齡，我可以理解，因為我們差不多年齡。
我的年齡在主導我創作，絕對不是照本宣科，比如說電影劇本有做愛，我們就做愛吧，有什麼就拍什麼。到了《黑眼圈》時我也不會故意去拍床戲，必要的才來，比較寬鬆了。
其實我蠻喜歡年齡，我知道自己疲倦，但自己看自己時就有更多的可能性。這是好的事情。
問：已有九部電影了，有沒有覺得自己在重覆著過去的風格？
答：沒有。每次我在創新，不然我怎麼連續五年都得到影評獎。今年本來要得的…他們每年都可以看到我的電影在改變，你們看不到而已。他們也看到我的年齡，對電影的改變。
所以我說大家對電影的概念很好玩，都以為是導演是工匠而已，其實不是好事。導演也可以做鞋子，而且越做越好。我最佩服國劇或真正的藝人，他們做一輩子，我就很佩服他，因為他們做得太棒了。
他沒有這樣的經歷就不會做到這棒。很多年前葛蘭有一篇訪談說，平劇裡要走七步，走一輩子就是走七步，但身邊很多人求變，創造新花樣，你最后佩服的是一個老藝人。這些藝術家需要整個國家供養，因為他們是一輩子把事情做好。
我拍電影是一件垂直的線條，我也很想拍武俠片、歌舞片，我也可以拍，但老實說我沒有興趣，沒有這麼大的興趣，多過拍李康生一個人。
那有沒有改變？李康生本身已經在改變了。那天在台北有一個劇評人在台北看完后說，怎麼沒有一個人寫李康生的身體，從一個青年變成一個成人，有另一個人說，你一直拍李康生的屁股，已經不吸引我了，他不想看。
我說，對啊，因為你在其他的電影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鮮嫩的屁股來挑逗你，刺激你的觀感。因為李康生的屁股並不是要挑逗你的感官，因為你看了你沒有產生另一個意念挑逗了，這就產生新的意義出來了，身體它在老、鬆垮，所以我怎麼會重覆著自己呢？
可是回頭看來說，生活不是一直在重覆嗎？
這只是表面的一種詮釋，生活不是上廁所、吃東西、睡覺、作愛嗎？每個人會發生多少個故事？
問：是否覺得自己的影片風格更成熟，表達方法較自如？
答：每次都不一樣。我很在乎創作這事情，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創作，我每次創作都是步步為營的，做很多準備。在一個有限資源做一個好作品是不容易，所以要做很足夠的準備。
怎麼做才比較好一些？產生力量？也不是故意去創新，或者是去突破，就會有不停地
問：獎杯與口碑，哪一個比較重要？
答：獎杯就是口碑嘛。
問：可是你的口碑都是在影展。
答：我的獎杯都是得來不易，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容易得到獎的人，情況就像口碑一樣。據說每次我得獎都是有人據理力爭的，在金馬獎《愛情萬歲》，一個評審叫何平據說要打人，就是為了我的電影。
我與他那時不熟。在威尼斯時本來是得一個小獎，后來有人翻看，而就變成最佳影片。有人說如果這部電影得獎，他就要退出評審團；有人說如果這部電影不得獎，他也要退出評審團。
就是看到這部電影的好。有人看到不能忍受的東西。
這是很個人創作的電影。有人會很受不了這種電影，有人就會很喜歡──我一路來…說簡單些，《愛情萬歲》在新加坡演時，有1500人在文華戲院上演裡，但一半時跑了500人，大家看不下去，第二天報紙大罵這部電影說：這電影我也會拍，只是走路吃飯而已。可是它又得了新加坡電影節最佳影片。
我都不用說話的。評審都不用說話的。可是過了十年，《不散》在新加坡電影節中一間很老的戲院做閉幕，沒有人走了。
這就是一個過程。我現在就釐得很清楚，口碑這回事自己心知肚明，拍到有沒有好，有沒有到一個程度，我自己都很清楚。我自己會判斷。不是說我的電影一百分，每次作品都很好，可是每次我都知道資金、組合得來不宜，整個狀態配合才能拍好，丟了出去給別人看，我知道誰會罵我。
我知道本來某一群人看不懂，可是我要更多人進來（戲院）看這部電影，腦袋要有被開發，在台灣我就做到這個地步。
在這裡還未做到。我不大管什麼人罵我。
一個在台灣教表演的老師看完《你那邊幾點》跑到我面前向我道歉，他說，他是教表演的，但他聽說我的電影是沒有表演的，我就不喜歡這個概念，聽說你的電影很悶，很難看。可是我今天看了，我要回頭看回你所有的電影。他沒有看完，因此他只是聽說，聽到罵我的人說。可是你並不知道罵我的人是不是有水準啊？
有沒有sense啊？
很簡單，你說我的電影很難看，你睡著了是你的問題。是你的sense。你怎麼可以說我看不懂《紅樓夢》，所以紅樓夢不可以存在。現在很多人都是這種觀念。
聽說有一天馬大的教授說他在審我的電影，他睡著了，醒來時他說為什麼要禁這部電影，讓大家進來睡嗎？我心想這是你家的事。
你睡著不表示其他人都睡著了。不是全部人都睡著了。
我一點也不覺得恐怖。我的經歷告訴我說，即使很多人都睡著了，那是你家的事情。
問：你怎樣為自己的電影定位？是非商業電影？另類電影，或者是藝術電影？
答：唔一般來說我的電影不是我定位的，都是市場在定位的，被一般人定位的。他們當然說這是藝術片。但我永遠覺得，我的觀眾是不夠的。
問：所以你不介意這種標籤？
答：不介意。我只覺得我的觀眾可以多一些而已。它本來就是這個狀態，被歸類為藝術電影、個人創作。但你要放在一個較大的market時，但我們不能有這樣的心態。我需要更多人來看這部電影。所以我才要行銷。我就是嫌不夠。
我是著急的是，怎麼這群觀眾這麼笨啊？笨的電影都是給笨的觀眾看。這是一個惡性循環，觀眾、電影就越來越笨。如果你沒有這心理的話，那你就完全同意說，大家一起笨吧！這個社會怎麼能往前走啊。你罵政府笨，事實上你們也是很笨啊。當一個政客在台上說「好不好」，大家都說好，那不是人的問題，你可以在台下說「不好」啊。
可是你說「不好」，你會被打，你怕嗎？你怕，你就說「好」。
問：你是挑戰規範的人？
答：我不是挑戰規範。本來就是這個樣子。你不能只有一種聲音。電影也是。在市面上只有一種電影。
問：所以人家說你的行銷方式像是「苦行僧」的方式。
答：我沒有其他方式。這也不是一件壞事。電影出來之后，慶幸的是，我還可以生出一部電影出來，之后我希望很多人看。但現實上沒有這個條件。像荷李活一樣作品有很多商業元素，是依市場需要來生產，他們有院線。比如第一集賣座就拍第二集，例如鬼片很賣座就拍鬼片，就是有這種邏輯。
所以大家知道這電影是很賣座的，所以就有兩百間院線，不管這部電影笨不笨。可是我們的電影拍得再好的話，對不起，因為你沒有明星啊，你不是鬼片啊、你不是打架的黑社會電影。我看不出來啊，《黑眼圈》是什麼？是講外勞啊？我也看不出來啊。
所以就沒有戲院要放，沒有片商要買。所以你要看但看不到，而非得跑到國泰去看。你很想看嗎？你就會來。你有一點渴望要看嗎，你不見得會來。我們的條件就變得很小。
我當然很想很多人看，很多戲院放。但是我沒有這條件。我起碼就是要一間戲院，給我一個空間讓我生存。那這空間已擺在這邊，觀眾要看這部電影，是比其他觀眾來得不容易的，即使他要看，他都要跑很遠。
他們知道要看這部電影是很不同，是什麼不同，他們還不知道，他在看這部電影時他還聽到我演講，他慢慢就懂了。因為這個方式有很多機會可以與社會做接觸，今天你們來訪我，你可能也說不出，不是因為我有名，而是這部電影很奇怪，因為它引起很大的爭議，不只在大馬，在全台灣也是。這部電影海報一禁再禁，一個高中老師可以愿意連署讓它變成輔導級，讓學生可以看到。很奇怪的。
在其他電影是看不到這種與社會的對話，已超出了做電影的這件事，所以我說這是一個社會運動。好像它已丟一個訊息出來說：最近我去很多國家，他們深深地感覺到，有一群喜歡電影人，他們的世界裡開始沒有電影了，只剩下商品。
可是有少數人在做電影，但不形成氣候、市場。當不形成市場時，就會萎縮，最后被殲滅掉。這情形很嚴重，不是我慌，大家都很慌。
每個人拍電影，觀眾看到很boring，但你說不出方法，我只是一個導演，我只有一部電影，找到一間戲院，起碼有人來看，一些是想看的人，還有一些是不知道的人，我要讓他知道。
問：親身接觸社會這麼多階層的人士，給予你什麼樣的感觸？
答：在台灣有兩種感覺。凡事都有正負面，所謂絕處逢生。我了解到其實有很多渴望在里面，有很多人要看非主流的東西，因為他們覺得主流的太無聊了，太沒有意義了。
我在土耳其一個主席說，我不明白為什麼這麼stupid的電影有兩百間戲院在上映，為什麼？
這就是一群笨人嘛，就是因為完全被經濟操弄了，還覺得很得意。
我接觸到這麼多人，大部份的人都被改變了，被一個既定價值觀、經濟與消費的價值觀被改變了，他們只是消費的人群，經濟動物，這種人像石頭一樣堅硬，很難軟化的。其實蠻可憐。因為他們還未碰到狀態，他們走街時就是很單一的，他們看電影也是要看一部賣座的電影，我要看大資金、明星的電影，只是要消費、要娛樂。
可是我最想改變的就是這一群人。有些人看了我的電影后，會說原來電影也是可以這個樣子的，也很好看，也有不同的感覺，有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凡是愿意進來，我們都希望他們進來。
我比較…我是進入到校園去，一是高中，二是大學，因為我的電影高中可以看，遇到限制級，高三可以看。學歷層次不一樣的人，我有一種發現──高中生比較敏感，他們還未被僵化，思維還是靈活的，但大學生就僵化了。
可是呢，凡是進到我戲院的人，他們都愿意改變，從不懂到跑到裡面去了。問很多問題：水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要這樣拍、有人看嗎？
我就一直地回答，有時很煩。后來一些人就不問你了，然后漸漸地有人跑來說，謝謝你導演，我很感動。我是從高中聽到你演講，到現在我是電影科系的學生，就是因為聽到你演講，我就決定擔任導演之類的。
我記得我在台灣做了五、六年的校園演講，我最大的收穫是有回應。我不是丟了一個石頭在湖裡就沉下去，不是的。
那天有一個研究所女生在台南說，導演你是有回應的。她說她的男朋友只是看那些狗蛋電影，喜劇，她就試著拉他看我的電影，到《黑眼圈》時，她男朋友就親自說明亮的戲來了，我們一起去看，而且看的時候還很開心，她說我的電影是有回應的。
她說，「我看你的《河流》是在台中看，那時只有我和另一個陌生人兩個人。但現在你每部電影都有很多人看。」
問：所以你親眼看著觀眾是在成長的。
答：是的，數與值都在成長，這是很開心的事。我拼命到高中演講，因為他們還在柔軟的階段。他們會感動的。我不是在講我的電影的好而已，我讓他們知道他們所面對的社會，面對的環境，他們需要很清楚，不夠清楚時將來一定會很徬徨。
看我的電影很簡單──知道這世界上有很多可能性，讓你的頭腦被開發。所以高中生慢慢看我的電影。有一個台灣學生說，他看不懂《不見》（蔡明亮與李康生聯合執導），他當時就去看畫面，發現畫面很有意思。
我說，你看我的電影，是因為你愿意親近創作而已。你沒有什麼懂不懂的問題，如果你把這個症結打破后，你就會靠近我的電影。就像你看一部畫，沒有人告訴我那幅畫是什麼，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去看。
問：其實如果你能動到一個人去接觸就是成功了。
答：對對對。我做了很多這樣的事情，有時會很累，但有時你又會感覺你做到了，你改變了很多人的想法。
我覺得是很不錯。所以我自己很在意這次電影在大馬上映的，因為我以前的電影沒有充份的理由讓我回來。因為不是被剪就是沒有市場，而且與這里沒有很大的關係。
可是這是大馬的背景，我本身都是大馬人。我終于有一部電影可以回來，我不是開發市場，而是開發觀眾。你說有多少市場，我就只有一家戲院。但你覺不覺得很多人很渴望？有人很渴望，但他們不見得了解。
現在是有兩種反應的，有一種是看不懂而鞭打你：為什麼開禁，這種人最應該被改變。這種人可以被開變的，如果這部電影進來，會有兩種情形，一是喜歡，一種是不喜歡。不喜歡的人會發覺，咦，有人會喜歡，所以會見到這種矛盾。
但是我也會面臨一個問題：如果所有人都不喜歡呢？但很簡單，外面的人都喜歡。我現在已經不害怕了。
問：為什麼你的電影會有這麼多舊曲──白光、葛蘭、李香蘭，是因為本身走過這個年代？
答：我常覺得我的人生範圍很小，有個藝術家問過我，如果我重新再活一次，我愿不愿意？我說我沒有想這個問題，但是如果讓我重新選擇人生某一個階段，我愿意回到我的童年。
因為一方面我是小孩子，我要選擇我是一個小孩子。另外我的童年時代比起現在，是比較有感情，比較溫暖的，所有的東西帶著更多的熱情與期盼，比如說我聽到的背景音樂，我長大以后再聽，這些作曲作詞人比較有文化素養，比較珍貴地在做一件事情。
當然也是市場上需要的東西，和商品。但舊曲都是一種情感的抒發。當然現在留下來的都是很好的創作，經過篩選的。我一直也在聽，我長期在聽，成為我生活的一部份。我也知道外面的人不再聽，尤其是在台灣。大家都很害怕給別人知道自己在聽老歌。可是我不害怕。
東西沒有時間性，我從來不覺得那是老的，它是存在在這環境的。你要把時間概念壓縮一下，所以我覺得這東西存在我生活週遭。你們都不聽，我就拿給你們聽。我就想給別人聽，相對一下你現在所聽的是什麼。
現在的東西很少會感動我，會撞擊我，尤其是流行音樂。以前一些東西就是會撞擊到我。
問：那是少年情懷吧！
答：不只是這樣。他們是有程度地去做，現在是比較混亂的。這是比較的問題。很多人說，你是過時的。這是時代性問題，這時代寫不出那個時代的東西，而那時代有一些經歷是很重要的。
我會用原版的舊曲，因為你才會知道這個時代做不出那個時代的東西，不是沒有，而是被遺忘，被冷藏，所以不妨拿出來。我發覺用舊曲的效果很好，不同年齡的人會喜歡。
問：但李香蘭的《心曲》、《恨不相逢未嫁時》是40年代的歌曲，與你懂事后所聽到時，距離已經很遠了。
答：我不覺得。我們那時候時間更慢了，周璇是與姚蘇蓉一起聽的，即使周璇的歌是30年代的，但她的歌並沒有在70年代消失，一直在唱，在古晉的電台是與姚蘇蓉一起聽的。
問：那時的時間是停滯的？
答：不。那時是比較豐富的穿插在裡面。
問：可是現在也掀起一陣懷舊風了。
答：我覺得這東西一直存在。我不覺得是懷舊，而是當下。在台灣夜市花10塊馬幣，就是最好的一張CD。我遇到不少學生在台灣，對于他們來說不是懷舊，他們可能覺得好聽，我們是懷舊，他們沒有，這不是他們的舊。
我是做著當下，我是信手拈來，因為它就存在我生活的必需品。我在旅行時一定帶李香蘭與鄧麗君，久不久會聽一下。
問：下次會不會用姚莉？
答：會。舊曲我都用了很多，李香蘭是最近才用，那是我最喜歡。
問：為何《黑眼圈》裡的「心曲」是用陳素瑄唱的版本？為什麼不是用原莊的？
答：我是聽到陳素瑄唱到很好，就想到要用《心曲》，那時也掙扎是用李香蘭還是陳素瑄的，但就想到用大馬的歌手，她唱得很好。而且我拿到的DEMO是可以分開的版本。
問：台灣是你過去工作的地方，對大馬有什麼依戀？
答：我這輩子情感最濃的就是兩個地方，一個是台北，一個是馬來西亞。我覺得馬來西亞對我來說，特別是《黑眼圈》禁演事件。我覺得像鮭魚，一出生就往外跑，這是生命的必然性是往外跑，她可能覺得這生命的地方太窄了，跑到大海去，然后要回來。
我的電影有一個隱藏式的議題，是講自由。我本身是一個非常響往自由的人，家庭也困不住我。可是我也依戀著家庭，我很依戀凡事與我一起生活過的人、家庭、物、食物。最后又回來，反而是拍了第一部電影，其實就是講自由。
你不回來是你好像不會探討這問題，因為是逍遙自在，但你在外面不見得是完全自由的。所以什麼地方有自由。用另一個角度來看，拍電影是很不自由的，但我嘗試讓它變成很自由。
問：不自由是因為電影也是一個框框？
答：投資、市場我也不去CARE。我覺得我是很幸福。你看，我的電影在大馬被禁是因為不符合他們要的東西。所以我在開始時怎麼會留在大馬呢？所以這是環境一個功課嘛，我丟回一個功課給他。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為什麼這個人要走，為什麼要回來。當然不是我一個人是這樣，很多人走了就不回來，他們不回來可能是可惜。回來是否有改變這環境，可能會有的。
所以我對這裡的感情，這裡是我的母親。但我必須思考：這是我的母親，但不是我。那是兩個有感情聯繫的身體。
問：在過去的電影中，大馬是否有給予你任何的養份？
答：最重要是，我蠻喜歡我在台灣，我與台灣的小孩不一樣。我是活在一個比較輕輕鬆的環境成長，如果我是台灣小孩的話，我是在一個比較壓迫，比較功利性的求學環境，我覺得在古晉，我感謝的是我生在古晉，在那個年代裡，我家庭的狀態，使到我的個性有被發展。
我的天性有被發展，沒有這樣壓抑。我的童年，我是被愛過，被放任過的，因為我是跟我的外公外婆住的，從來不打罵我，我不寫功課他們會幫我寫功課。他們常帶我去看電影，有一點在遊戲裡長大的孩子。
問：那你就都很自由啊。
答：對，我很自由。
問：那為什麼要尋找自由？
答：啊，我要回到我的家庭，我的爸爸很嚴厲。這不是自由，這是生活的過程。你回到大馬你要做什麼，你在大馬拍電影要怎樣拍？我也不知道，也沒有想這麼多。我就走了。
問：那你日后會繼續留在台灣？
答：我大部份時間在台灣居住。我有一點點力氣要放回大馬來。也許我會拍一樣東西是與這裡有關的，或許我會發行我以前的電影。我希望能讓戲院上映。
問：這是假設性問題，如果小康不在了，你的電影怎樣延續下去了？
答：我就不拍了。真的。就這麼簡單。拍電影不是人生的必要。
問：現在人生的必要是什麼？
答：好好地活著。都沒有想…
但你問我小康不在，我會覺得沒有意思做下去，會有這種感覺，很奇怪。大概我要做電影意思我都做掉了、完成了，我隨時都可以停下來，當然我后面還有其他工作可以再做，當然這些工作跟小康有關係、牽連。
問：與你對談，發覺你是一個侃侃而談的人，為什麼你的電影極少對白來表達你的思想？
答：我的電影本身就是一套語言。為什麼一定要有對白？
問：對于電影被禁，還有什麼話說？
答：這部電影是說多元種族互相融合的，可是為什麼要剪掉諾曼為李康生擦身那一幕？那是最能體現這種精神的一幕。
你說電影裡內褲下有勃起的畫面，你怎麼能夠證明啊？我問當事人李康生：「你有勃起嗎？」
他說沒有啊。這是很荒謬的。
那只是懷疑勃起，但電檢局能證明嗎？就等于你被懷疑是小偷，你被抓回去就當是小偷般看待與審嗎？
蔡明亮專訪─前記
要專訪蔡明亮導演，其實早已有這個念頭。早在他在去年來馬出席亞太影展時，就覺得自己錯過了機會與他一席對談。然而，這次他回來大馬為首部上映的《黑眼圈》造勢，就抓住了機會。
不過蔡明亮受訪當天的狀況似乎不是那麼好。他傷風了，帶著濃濃的鼻音，說話時相當吃力，而且呼吸濁重。
他在一開始受訪時是捻著一串腕套的佛珠，捻動著，思緒就隨著這樣翻飛。他是腦筋轉動靈活的人，可以針對一個普通的問題口若懸河，而且在講述一個要點時可以有很豐富的補充與闡述，可以說到很深層的意思了。
或許應對多場訪談，我訪問的問題他已答過千百遍了。但是，我想還是有不少人沒有聽過這樣的答案，所以一些問題還是成了例牌菜。
這包括我詢問到「為什麼你的電影沒有對白 」時，話一出口，就覺得這道問題有些白痴了。可是，要親耳聽過他的答案時
后來，我們談了很久，換了兩個錄音帶，轉了四面，訪談還沒有結束，只可惜我的錄音機突然「斷電」了，我看著停止轉動的錄音帶時，有些后悔沒有準備充足的電池。
接著后半段的訪問就這樣輕輕裊裊地渡過了。我無法每段話都記錄下來。不過我們到最后談到人生與自由。我記得他提到人生是沒有自由，我說人生總會有選擇。他后來說很多人都不懂得選擇，然后與我分享了一個患病的朋友面對抉擇時的情況…
不過，不少人，連自己面前擺放著什麼選項也不知道，又怎樣選擇呢？
所以，回到這篇訪談，由于無法在報章上刊載全文對答錄，在這裡分享，也是選擇之一。
新聞刊于 2007年4月30日、5月1日的《東方日報》
不過蔡明亮受訪當天的狀況似乎不是那麼好。他傷風了，帶著濃濃的鼻音，說話時相當吃力，而且呼吸濁重。
他在一開始受訪時是捻著一串腕套的佛珠，捻動著，思緒就隨著這樣翻飛。他是腦筋轉動靈活的人，可以針對一個普通的問題口若懸河，而且在講述一個要點時可以有很豐富的補充與闡述，可以說到很深層的意思了。
或許應對多場訪談，我訪問的問題他已答過千百遍了。但是，我想還是有不少人沒有聽過這樣的答案，所以一些問題還是成了例牌菜。
這包括我詢問到「為什麼你的電影沒有對白 」時，話一出口，就覺得這道問題有些白痴了。可是，要親耳聽過他的答案時
后來，我們談了很久，換了兩個錄音帶，轉了四面，訪談還沒有結束，只可惜我的錄音機突然「斷電」了，我看著停止轉動的錄音帶時，有些后悔沒有準備充足的電池。
接著后半段的訪問就這樣輕輕裊裊地渡過了。我無法每段話都記錄下來。不過我們到最后談到人生與自由。我記得他提到人生是沒有自由，我說人生總會有選擇。他后來說很多人都不懂得選擇，然后與我分享了一個患病的朋友面對抉擇時的情況…
不過，不少人，連自己面前擺放著什麼選項也不知道，又怎樣選擇呢？
所以，回到這篇訪談，由于無法在報章上刊載全文對答錄，在這裡分享，也是選擇之一。
新聞刊于 2007年4月30日、5月1日的《東方日報》
我們有多清醒？
國際貿工部長拿督斯里拉菲達本週出席一項首席執行員的論壇演講時說，她到外國招商時可以很自豪地說，大馬沒有任何糾察罷工行動，穩定的局勢非常適合營商，而在先進國家等，鐵道工人、老師等都會動輒罷工糾察──幾小時或幾天的罷工。
所以，這當然是國家的一種優勢，一種難得的平和狀態來促進經商社會的繁榮發展。但可以說這是人民一種意識遭深埋的狀態，一切掃在地毯下，眾生渾渾噩噩。
這絕對不是一種值得炫耀或慶幸的事。最重要是民眾對權益的醒覺與認知，是否有達到一定的水平來誘導他們去思考環境的衝擊，批判自己權益與待遇。但我們有多清醒？
城市的中產階級也無法喚起醒覺，更何況是鄉區人民？以最近的補選來檢驗選民對民主、權益與思維狀態就有對照。依約在補選之前是一個幾乎沉寂的鄉區，在死了一個州議員后才修橋鋪路，硬體建設拔地而起旺熱起來，是否意味之前為民爭取福利的人民代議士根本在睡覺？
在短短一個月內兩場補選，也讓人民真正地見識到什麼是政治責任，補選來時才大砸金錢、大興土木來撫慰選民，這是對選民負起的政治責任？攻擊、抹黑對手來叫囂，更要抬高自己，這是為黨為民為自己的責任？
又或者隔了多年時空才來承認自己從政時犯下的若干錯誤，也是一種承擔責任？我們不知道在特定情況下才出現的政治糖果會派多久，但這事實上已削弱了人民對政客、人民掌管者的信任。
大馬城市以中產階級為主，也只求眼前平穩，就各得其樂無欲無求，當然還有一批自我意識高的城市人有高度批判意識及捍衛草根民主。
然而鄉區人民連物質需求都不足，以致選民只要嚐嚐政治糖果的甜頭就快樂無比，而每次補選發生幽靈選民、「進口」選民、齷齪的競選手段與「暴力」競選，雖是樣樣不妥，但所有人都像赴嘉年華般看熱鬧，渾然不知自己是助長歪風的一部份。
在一連串的政治謀算下，我們忘了追究管理者的政治承擔，或許是操弄下形成的迷糊狀態。人民的思想靜如死水，漸漸就成為滋生蚊蟲的溫床，到最后一大堆蚊子嗡嗡作響成為噪音，更變成吸血鬼了，我們還沒有清醒。
所以，這當然是國家的一種優勢，一種難得的平和狀態來促進經商社會的繁榮發展。但可以說這是人民一種意識遭深埋的狀態，一切掃在地毯下，眾生渾渾噩噩。
這絕對不是一種值得炫耀或慶幸的事。最重要是民眾對權益的醒覺與認知，是否有達到一定的水平來誘導他們去思考環境的衝擊，批判自己權益與待遇。但我們有多清醒？
城市的中產階級也無法喚起醒覺，更何況是鄉區人民？以最近的補選來檢驗選民對民主、權益與思維狀態就有對照。依約在補選之前是一個幾乎沉寂的鄉區，在死了一個州議員后才修橋鋪路，硬體建設拔地而起旺熱起來，是否意味之前為民爭取福利的人民代議士根本在睡覺？
在短短一個月內兩場補選，也讓人民真正地見識到什麼是政治責任，補選來時才大砸金錢、大興土木來撫慰選民，這是對選民負起的政治責任？攻擊、抹黑對手來叫囂，更要抬高自己，這是為黨為民為自己的責任？
又或者隔了多年時空才來承認自己從政時犯下的若干錯誤，也是一種承擔責任？我們不知道在特定情況下才出現的政治糖果會派多久，但這事實上已削弱了人民對政客、人民掌管者的信任。
大馬城市以中產階級為主，也只求眼前平穩，就各得其樂無欲無求，當然還有一批自我意識高的城市人有高度批判意識及捍衛草根民主。
然而鄉區人民連物質需求都不足，以致選民只要嚐嚐政治糖果的甜頭就快樂無比，而每次補選發生幽靈選民、「進口」選民、齷齪的競選手段與「暴力」競選，雖是樣樣不妥，但所有人都像赴嘉年華般看熱鬧，渾然不知自己是助長歪風的一部份。
在一連串的政治謀算下，我們忘了追究管理者的政治承擔，或許是操弄下形成的迷糊狀態。人民的思想靜如死水，漸漸就成為滋生蚊蟲的溫床，到最后一大堆蚊子嗡嗡作響成為噪音，更變成吸血鬼了，我們還沒有清醒。
豈有67%？
高教部政務次長阿漢說，我國政府大學的67%的大學教授擁有優秀的英語掌握水平，只有33%的英語水平是中上，而這是通過該部調查得到的結果。阿漢還說，政府還得確保保送海外深造攻讀博士的教授講師都得通過「托福」（TOEFL）考試，作為一種提升政府大學師資英語的措施。
這是什麼樣的調查？所謂的英語掌握水平是以什麼為基準來評測？高教部沒有進一步的詳述，如果真的有三份二的教授都深諳英語，那麼這是一項喜事，因為國立大學馬來文至上的風氣一夕改變了。而所謂的「良好」水平是否又是一貫地大馬人的檢測標準而已？就誠如我們常說奉行「績效」制，但只是馬來西亞式的績效。
我們不希望這是有關當局一廂情愿的錯覺，事實上現在大馬國立大學，以馬來文授課還是慣例，甚至已成為常態，即使是上課的課本與參考書是以英語為準，不過有些教授會硬生生將課文等翻譯成四不像的馬來文，只求讓大學生明白講義，此舉若是為了達到有效的教學效益是無可厚非，然而這種現象是讓人感到可悲，因為即使是一名大學教授用英語流利地授課，大學生可能會一頭霧水。
學生英語水平無法配合以外，最簡單的是本地學生的語文掌握能力在小學、中學時根本沒有紮穩根基，一般國中生直至畢業時都無法寫出一篇像樣的英語作文，更遑論應付日后升學高等教育的精深英語，而這也牽涉到整個基本教育質量，然而政府卻以英語教數理科隔靴搔癢來解決問題，但現在已有不少中小學也面對老師無法以英語授課的窘境。
4年前博特拉大學已投資100萬令吉來培訓講師教授用英語授課，我們不知道成效如何。但阿漢指稱所有攻讀海外博士學位的國立大學教授得考獲托福，並藉此來提升整體的英文水平，無疑是莫名其妙的論調，因為這是海外大學對非英語系國家學生的統一入學要求，與政府提升英語水平的努力沒有直接關係。
而即使考生是考獲托福或雅思（IELTS）考試等，即使成績多麼優秀，有效期也只有2年。因此，到底政府祭出什麼良策來推高大學師資的英語水平，甚至是時時維持著高水準呢？
這是什麼樣的調查？所謂的英語掌握水平是以什麼為基準來評測？高教部沒有進一步的詳述，如果真的有三份二的教授都深諳英語，那麼這是一項喜事，因為國立大學馬來文至上的風氣一夕改變了。而所謂的「良好」水平是否又是一貫地大馬人的檢測標準而已？就誠如我們常說奉行「績效」制，但只是馬來西亞式的績效。
我們不希望這是有關當局一廂情愿的錯覺，事實上現在大馬國立大學，以馬來文授課還是慣例，甚至已成為常態，即使是上課的課本與參考書是以英語為準，不過有些教授會硬生生將課文等翻譯成四不像的馬來文，只求讓大學生明白講義，此舉若是為了達到有效的教學效益是無可厚非，然而這種現象是讓人感到可悲，因為即使是一名大學教授用英語流利地授課，大學生可能會一頭霧水。
學生英語水平無法配合以外，最簡單的是本地學生的語文掌握能力在小學、中學時根本沒有紮穩根基，一般國中生直至畢業時都無法寫出一篇像樣的英語作文，更遑論應付日后升學高等教育的精深英語，而這也牽涉到整個基本教育質量，然而政府卻以英語教數理科隔靴搔癢來解決問題，但現在已有不少中小學也面對老師無法以英語授課的窘境。
4年前博特拉大學已投資100萬令吉來培訓講師教授用英語授課，我們不知道成效如何。但阿漢指稱所有攻讀海外博士學位的國立大學教授得考獲托福，並藉此來提升整體的英文水平，無疑是莫名其妙的論調，因為這是海外大學對非英語系國家學生的統一入學要求，與政府提升英語水平的努力沒有直接關係。
而即使考生是考獲托福或雅思（IELTS）考試等，即使成績多麼優秀，有效期也只有2年。因此，到底政府祭出什麼良策來推高大學師資的英語水平，甚至是時時維持著高水準呢？
漏水的蒼涼
布城移民局總部夜半水管破裂而封鎖一天后，讓我們很難理解大馬的建築業可以在國外協助他國大興土木，然而在國內連一間建築物的水管也無法治理好，這是一個黑色的諷刺，也抹煞了大馬建築業過去辛苦建立的專業形象。
其實我認為這「趣聞」的背后是不幸中的大幸，假設斷裂水管時是發生在辦公時間，平均每日有3000人到訪的公眾與650名在內的員工奔相逃命，或是成為狼狽的落湯雞時，這場浩劫肯定是不堪設想。
移民局是處理庶務的重要機關，做為一個掌管海內外人士出入境行政業務的公共機構，它是迎賓送客或是驅逐非法外勞的關口，具有國家尊嚴的象徵意義。然而整幢只有3年的建築物也是政府利用納稅人金錢來興建的公共基建，卻因水管破裂而「打烊」一日收拾殘局，實已破壞國家的國際形象。
再進一步來談，移民局漏水是硬體設備出現狀況，然而我們知道不少公共基建都可因人為疏忽、偏差、失責、不專業等的因素而出現紕漏。布城在上個月發生土崩，還有過去不少政府工程失當的例子如外貿大廈誤期完工、第二中環公路龜裂、亞羅士打蘇丹娜巴希雅醫院、學校電腦實驗室誤期等，都是執行不力的敗筆。
此次工程部部長三美威魯已將燙手山芋拋給布城控股，然而此事會讓我們聯想起政府相關部門在公共工程的審計力度有多高？審計監督內容包括工程開工前的準備、預算執行的情況和竣工決算，以及建設、勘察、設計、施工、監理、採購等單位與政府公共工程直接有關的財務收支，其中又有多少項隱而不見？
我國護照擁有先進的拇指生物檢測科技，但負責發行護照的建築物卻發生爆水管。還有吉隆坡剛蓋了一座富麗堂皇的吉隆坡法庭大廈，但沒有足夠法官審案，成千上萬舊案件審不完。我們在炫耀卓越的硬體設備時，軟體設施竟然是不堪一提。我想這是布城移民局漏水事件讓人聯想到的蒼涼。
其實我認為這「趣聞」的背后是不幸中的大幸，假設斷裂水管時是發生在辦公時間，平均每日有3000人到訪的公眾與650名在內的員工奔相逃命，或是成為狼狽的落湯雞時，這場浩劫肯定是不堪設想。
移民局是處理庶務的重要機關，做為一個掌管海內外人士出入境行政業務的公共機構，它是迎賓送客或是驅逐非法外勞的關口，具有國家尊嚴的象徵意義。然而整幢只有3年的建築物也是政府利用納稅人金錢來興建的公共基建，卻因水管破裂而「打烊」一日收拾殘局，實已破壞國家的國際形象。
再進一步來談，移民局漏水是硬體設備出現狀況，然而我們知道不少公共基建都可因人為疏忽、偏差、失責、不專業等的因素而出現紕漏。布城在上個月發生土崩，還有過去不少政府工程失當的例子如外貿大廈誤期完工、第二中環公路龜裂、亞羅士打蘇丹娜巴希雅醫院、學校電腦實驗室誤期等，都是執行不力的敗筆。
此次工程部部長三美威魯已將燙手山芋拋給布城控股，然而此事會讓我們聯想起政府相關部門在公共工程的審計力度有多高？審計監督內容包括工程開工前的準備、預算執行的情況和竣工決算，以及建設、勘察、設計、施工、監理、採購等單位與政府公共工程直接有關的財務收支，其中又有多少項隱而不見？
我國護照擁有先進的拇指生物檢測科技，但負責發行護照的建築物卻發生爆水管。還有吉隆坡剛蓋了一座富麗堂皇的吉隆坡法庭大廈，但沒有足夠法官審案，成千上萬舊案件審不完。我們在炫耀卓越的硬體設備時，軟體設施竟然是不堪一提。我想這是布城移民局漏水事件讓人聯想到的蒼涼。
是眼睛，還是魅影？
能源、水務及通訊部副部長拿督沙茲曼昨日透露，政府有意強制部落客進行註冊。沙茲曼是繼科學、工藝與革新部及新聞部的兩位副部長之后，第三個口出此言的高官，言下之意當局還未放棄管制部落客與網絡的言論自由。
無疑地，互聯網改變人們的生活，不只讓網民可以閱讀，還可讀寫互動。而在幾年前電郵也是一種網絡傳播管道，不少網友瘋狂似地轉寄電郵而衍化成垃圾郵件現象。到近年來手機短訊與部落格的盛起更是蔚然成風。
部落客可以蒙著神秘面紗，清淡小酌地分享無傷大雅的心情故事，但也有部落客在誹謗、攻擊他人或繪聲繪影，讀者大可以部落格已成為全新的公共話語空間，深刻影響生活。
手機預付用戶目前已強制註冊，但部落格也實行實名制的話，是否為一廂情愿的做法？在技術上，部落客實名制說不過去，因為網民仍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來虛假註冊。
同時，我國最多人使用部落客的主要網域，都由外國公司營運，本地人可能逃離海外「安家」。而每天有數以千萬的部落客誕生，即使是註冊、認證等工作的成本，實是另一筆開銷。
同時，如果部落客註冊后的資訊，是否也是等于洩露出去？我們難以肯定這些私密資料是否會打包外銷。誰又會保護部落客的私隱權呢？
說到底，強制註冊管制部落格版權、侵權、隱私和責任就是底線。但是強制註冊，充其份是讓監管部門調查時提供方便，但客觀上是將所有部落客都視為犯罪嫌犯、每個部落客都是沒有言責的人。
強制部落客註冊，目的顯然是對負面「言論自由」的警惕和懲戒，然而，當局應教化公眾對正常言論自由的界限，而非在不利政府、不確實的小道消息在部落格之間不徑而走時，就想出以實名制來對付口無遮攔者，而真相就永遠埋在地毯下，又或是以「清者自清」的手法來自我逃避。
若是如此，強制註冊來培育言責感是隔靴搔癢，來對付部落客也顯得掩耳盜鈴了。
所以，當局若要部落客光明正大地亮相，就應讓資訊一展無遺地浮出台面。這才是言論自由的正面效應。為什麼有人將互聯網深處的眼睛看成是可怕的魅影呢？
大學生，來學吃飯！
高教部長慕斯達法本週二說，國內所有大學不久后將創設20個學分的基本商業課程，讓大學生能獲得基本的商業技巧，包括實習經驗。馬大校長拿督拉菲雅在當天一家英文報章的訪談時說，馬大將開辦一所「精修學校」讓即將畢業的大學生修習禮儀，應征技巧，甚至「教他們怎樣正確地吃東西」等，以讓這些大學生更加有市場價值。
其實早前已有部長要求所有大學辦精修學校來解決大學生失業問題。大馬有20間大學，還有百計的私人學院，可是竟然要出動高等學府另外開班來教你「怎樣進餐」，只能用啼笑皆非來形容。
在知識爆炸的年代，其實上網到Google搜索器尋「餐桌禮儀」、「應征技巧」等資料就一大堆；而商業課程等營商技巧和創業精神，更是需要實踐而非紙上談兵，更非刨書應考就可成為企業家──我們何需特地開班授教？
馬大這所精修學校是給所有文學士、普通科學及回教研究的學士修習，換言之這些科系的學生就業能力差與市場價值不高。事實上我不認為工程系或資訊工藝等市場熱門科畢業生就容易找到工作。
深想一層，一個人的就業能力、個人素養與通識底蘊不是上一兩堂課就可以馬上脫胎換骨，這需要從一個學生自小就開始受教育洗禮。大專教育事實上應教授高深、專業知識與理論研究，而不是浪費學分來學習這種基本、可以自動求取的生存技巧，例如「教你怎樣用餐」等，這是我國通才教育匱乏的后遺症。
不能不提的是，所有政府和私立大學本科生（undergraduate）必修課中包括「建國歷史」和「回教文明」這兩科，不修就無法畢業。但是建國歷史其實與中六的普通試卷無異，「回教文明」更是中四歷史課中的主要綱要，事實上這兩科已淪為最易得分的應考科目，為什麼本地大學生需要犧牲學分報讀這些重覆的課程？如果他們可利用這些學分來學一種外語豈非更好？
大學受指示而必須開設特定課程辦學，這是我國學術不獨立的另一面。而國家在高等教育還得祭出多種不倫不類課程來「扶養」大學生，大學既沒典範也失去規範，但可悲的是，大學生在這種「喂食」風氣下，還要別人教導怎樣吃東西，連糊一口飯吃的能力也快喪失了。
其實早前已有部長要求所有大學辦精修學校來解決大學生失業問題。大馬有20間大學，還有百計的私人學院，可是竟然要出動高等學府另外開班來教你「怎樣進餐」，只能用啼笑皆非來形容。
在知識爆炸的年代，其實上網到Google搜索器尋「餐桌禮儀」、「應征技巧」等資料就一大堆；而商業課程等營商技巧和創業精神，更是需要實踐而非紙上談兵，更非刨書應考就可成為企業家──我們何需特地開班授教？
馬大這所精修學校是給所有文學士、普通科學及回教研究的學士修習，換言之這些科系的學生就業能力差與市場價值不高。事實上我不認為工程系或資訊工藝等市場熱門科畢業生就容易找到工作。
深想一層，一個人的就業能力、個人素養與通識底蘊不是上一兩堂課就可以馬上脫胎換骨，這需要從一個學生自小就開始受教育洗禮。大專教育事實上應教授高深、專業知識與理論研究，而不是浪費學分來學習這種基本、可以自動求取的生存技巧，例如「教你怎樣用餐」等，這是我國通才教育匱乏的后遺症。
不能不提的是，所有政府和私立大學本科生（undergraduate）必修課中包括「建國歷史」和「回教文明」這兩科，不修就無法畢業。但是建國歷史其實與中六的普通試卷無異，「回教文明」更是中四歷史課中的主要綱要，事實上這兩科已淪為最易得分的應考科目，為什麼本地大學生需要犧牲學分報讀這些重覆的課程？如果他們可利用這些學分來學一種外語豈非更好？
大學受指示而必須開設特定課程辦學，這是我國學術不獨立的另一面。而國家在高等教育還得祭出多種不倫不類課程來「扶養」大學生，大學既沒典範也失去規範，但可悲的是，大學生在這種「喂食」風氣下，還要別人教導怎樣吃東西，連糊一口飯吃的能力也快喪失了。
封的是誰的路？
在吉隆坡生活要出行，你必須是一個車主，依靠公共交通來走動城市與戴腳鐐無異，這也形成大馬獨特的擁車文化，而道路也是吉隆坡車主自由走動的要素。然而吉隆坡頻密封路，卻是我國交通管理、車流疏導的敗筆。
吉隆坡幾乎每週都會封路，而且是在關鍵時刻封閉鬧市的重要道路，交警還聲稱今年是旅遊年，獨立廣場一帶因常舉行大型慶典活動而每週都會封路。除了讓路給這些討好外國旅客的慶典活動外，還有其他大小不一的封路理由：綵排、腳車賽、徒步賽、外賓抵步出席外交會議等。
但是這些封路理由都以特定群體便利而設，貽害整體大眾利益，因為這些莫名其妙的封路並不全然是為提升道路。我們不禁要反問：這種動輒封路手法是否有必要？
首都的道路設計已是先天不足，難以承載過多車流量，有些道路更是敏感到即使有人放慢速度，都會發生連環阻塞的骨牌效應，加上公共交通服務差勁，逼使人人自操駕駛盤，上下班時刻更是交通癱瘓。
但是鬧市封路幾小時，以慶祝慶典活動、讓路舉辦商業利益的競賽、以方便大人物出遊時能准時抵步飛馳而過，有時更誤時開放，已加劇交通堵塞狀況。
然而我們並沒有看到負責單位有完善的交通疏導藍圖，在封路前更沒有做到廣泛的宣傳通告，以致車主無法事前受知會，措手不及困在車龍陣中，更甚的是在工作日中封路，影響個人交通行程以外，也間接影響人民生產力與效率──一切時間就耗在堵塞中。
市政局推說交警是負責批准封路申請，這些申請計劃是否有通過民眾諮詢？民眾的知情權是否被剝削了？這些申請封路單位是否有付還任何費用？但人民一概不知。
市政局也聲稱主要道路不曾被封，然而市區的交替路是否有足夠的交通疏導能力？難道當局不了解市區交通是牽一髮動全身嗎？
大人物一直將「旅遊年」掛在嘴邊，為了取悅外賓，為了商業利益，民生基本利益卻放兩旁，別忘了人人駕車上路時都有繳路稅，但封的是誰的路？以200週年警察日為例，為了遊行更一連封路6天。
吉隆坡要作為商業經貿中心，就應標榜經濟、時間效益，而非將人民時間賠在一團糕的交通問題。我們有一座堂皇寬闊的布城，為何大型慶典活動或重要會議都硬要在首都進行呢？
A狀元要讀本地大學嗎？
大馬教育文憑16A1的女狀元楊潔明有意申請政府獎學金到英國劍橋大學深造。這並非什麼特別的愿望，負笈名校精益求精，有誰不愿呢？而每年總有數以千計的特優生要申請公共服務局的海外保送獎學金，造成「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奇觀。
過去我們看到2004年笑傲全國的17A1生阿曼麗娜也說要到國外唸婦產科，后來如愿申請到國行獎學金負笈英國唸醫科。2000年的13科A1「雲吞麵狀元」王仁福，如今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深造，還有2003年的16科A1生葉瑞玲，則在美國攻讀數學經濟。
幾十年前，所有的優秀生最響往的是馬來亞大學，今天恐怕這種憧憬已消失了。我們要問：有沒有A狀元說要唸本地大學？
答案當然是有，當中還有人被拒。如果你沒有忘記2003年度大馬高等教育考試全國最佳考生孔令裔，他也因遭馬大醫學系拒收而鬧起風波。
其實，響往海外大學，當然是有一定的誘使因素（Pull Factor），你可以說這是理所當然，因為拔尖育才就是要讓特優生獲得最優秀的培育，然而如果說本地大學已達到20間，還有大大小小的學院，整個高等教育體制難道就沒有能力去栽培精英嗎？
事實上，本地大學已喪失搖籃功能，整個高等教育機制根本不是留才與用才，否則不會有那麼多失業大學生。過去每年「亞細安獎學金」撬走不少早慧人才，還有新加坡大學每年對南馬寬柔中學積極招生等趨勢，留守在大馬完成中學教育的真正精英已不多，愿意繼續在本地大學深造更少。但還是有很多愿意當本地大學生，卻因「有人卡位」而無法如愿。
因為本地大學出現莫名的壓迫因素（Push Factor) ，一些大學和大學預科班只招收特定種族學生，僅存的學額卻不透明地招生，更沒有統一的大學入學試。
如果SPM精英這麼多優秀生，為何不將SPM成為統一的大學入學考試，廢除刁難的STPM？為什麼會吹捧報考多科、競相考A的風氣？殊不知SPM只是中學教育中一個短暫的過渡期，人才精英的培育應在大學校園啊！
又見AP
普騰前首席執行員丹斯里馬哈里爾說過，我國的汽車入口准證（AP）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生意，因為你只需在房間裡，用一架傳真機就可以做生意了。
這門賺錢生意，是從只有6毛的一張表格開始，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拿到一張AP，2005年還曾有一位律師入稟法庭，聲稱自己被剝削獲得AP的權利。AP背后所牽扯的利益沖突，是平民無法理解的。
這也是2年前AP成為焦點話題的引燃線，繼而才引發AP機制大整頓的「契機」，包括在去年3月公佈國家汽車政策時，宣佈在2010年年杪才會完全廢除。當時前首相馬哈迪醫生是因普騰業績受損而針對AP簽批大發炮火，時隔兩年后，普騰依然岌岌可危，AP的各種漏洞依然存在，一切似乎沒甚么改變。
AP在「尋租活動」下成為印鈔機，因為持AP者只是中間人，而沒有真實的銷車業務，轉幾手兜售就可以盆滿缽滿。更甚的是，一些退休政府高官持大批AP，就有朋黨群帶關係的嫌疑。只有小撮人受惠，已乖離扶持大批馬來工商企業家的原本宗旨，對于整個官僚的運作，私相授受也是廉政與誠信的考驗。
事發一年后，AP是否醞釀改變，已不為人知，例如本來已急凍簽批的改裝汽車AP卻靜悄悄解凍，是政府另有苦衷而逼不得已重新讓改裝汽車入口？但朝令夕改的背后，是否因這些改裝汽車已達到所謂的「安全規格」，所以可獲得AP來銷給消費者？
目前整個AP交由內閣委員會負責，但國際貿工部長拉菲達仍然把持簽發，拉菲達日前三緘其口的樣子來看，儼然AP制已重回過去的「密室作業」。
外人難以捉摸，對消費者、汽車相關行業業者，以及政府都並非好事，因為即使是真的發生弊端，例如馬來人入口車商公會主席阿都哈密所指的報低稅現象，我們也難以偵察揭弊。
AP制的存在，源自于我國政經交錯複雜的歷史產物，連續30年來的執行不當，更是一大敗筆。在普騰國產車面世后，各區域都在商討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時，AP也成為最刺眼的芥蒂。
但是，還有至少3年才能見到AP告終，為什么我們不能提早廢除AP制？為什么國會無法密集監督AP制在剩余的壽命裡，是否依正軌運行？
鳥和蜜蜂的故事
讀初中時，同學告訴我，中三的科學課本有一些男人和女人的「圖片」，我就去書店參考書部翻中三課本，果然發覺某章節有兩性生殖器官剖面圖。
后來，我還記得中三時教科學的馬來女老師教到這章節時，開課前班上有一種暗湧般的騷動，老師在大家竊竊私語時說：「你們自己回家讀。」
我們嗚聲大起，就照老師的吩咐去做，在考試時順利過關，因為只要背熟字眼就行了。這堂課也是中學時我所接觸到最直接的一次人體生理認識，但老師卻將剖面圖看成春宮圖，讓我們自己「解決」。
這次體驗發生在14年前的某一天。中學畢業后的某一天，我走在茨廠街時有人向我兜售色情光碟。輾轉來到2005年的某一天，我們聽到內閣通過「生殖保健及社會教育」指南，我已成人了。在2年后的昨天，當局聲稱那還是一份指南而已，而且還是概括面廣泛，從幼至老年的「社會教育」。
在英文，性教育委婉地說成是「鳥和蜜蜂」之事。在大馬，我們則學術化地稱為「生殖保健」、「社會教育」。從這名堂初探，大題目與內容簡直是與「如何處事做人」無異。我很好奇這麼大塊頭的一份指南，怎能具體有效地、對位地傳授給施教對象？
當然，用嚴肅的角度來探討性行為、性心理、性觀念無可厚非，我只擔心指南落實時會又是晦澀難明，回到教條化，最后隔靴搔癢來教化學生，甚至淪落至諱莫如深地委婉其詞。
國民大學發佈研究調查，顯示近900名問題女中學生，只有一人是處女，已是聳人聽聞，姑且不去爭論該調查結果的科學性與偏差，但不少人會默認性氾濫已成為表象。
我們還沒有忘記幾年前在媒體上爆紅的無聲（bohsia）現象，只是我們難以確認，現今青春兒女們普遍上是否持有如此開放的性觀念？
我們當然希望巍巍然的一份「生殖保健」指南是明明確確的「性教育」，作為成人禮儀的一個洗禮，對兩性尊重，對性不迴避，不掩飾。當然，以現今各種性犯罪案件趨勢來看，一年復一年只是探討、研究怎樣推行生殖保健、社會教育，真的像「慢郎中遇著急驚風」。
再做貼牌車？
普騰的前路在何方？
這已成為全國上下關注的課題，普騰控股的股價就是最佳的晴雨表。也因此我們與普騰前首席執行員丹斯里馬哈里爾再作一次近距離接觸，他的答覆也讓我們了解到，為什麼當年普騰會與德國的福士偉根開始洽談。
如果你說普騰汽車爛市與品質惡劣，但從德國、美國與法國3家海外著名車商表示有意入股，就可反映出普騰還有可取的優勢，至少一個價值過億的全方位製車廠，還有大馬可作為一個東盟大市場的跳板石，已經是一大賣點。德國福士偉根重新啟動與普騰洽談，你不得不承認普騰是擁有一定的籌碼。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本地兩家財團也有意混入戰局中，愿意充當普騰的「枕邊人」。其中較可玩味的是汽車入口准證（AP）大王的納西慕丁，已開出入股普騰的妙方：組裝不同公司的「貼牌車」、出口到第三國家，潤飾現有的車款設計。
從當年因引進過低靠岸價的韓國汽車開始，以致普騰價格競爭力相對失色后，納莎的拿手好戲是「低價」，過后才開始組裝汽車，正式來說只有5年的組裝經驗，然而如今已反客為主，更立意主掌普騰，市場無不訝異于納莎集團這番「豪情」。
但是豪情背后是否經得起考驗？納西慕丁所提出的方案，也不是普騰一直以來的策略嗎？
別忘記普騰成立時，是甘心做日本三菱的貼牌車起家，在2004年時才與三菱脫離夥伴關係。第二國產車如今是以Myvi一枝獨秀，實際上是日本大發（Daihatsu）汽車血統獨撐大局，市場受落的潛在因素，都因這些「媚外情意結」在作祟。
普騰目前研發自己的引擎，是朝著製車方向發展，如果依照納莎的意愿來行事，不只是停頓，而且是倒退。
無論如何，廣大消費者關心的只是普騰車價與品質，普騰是否應由本地人主導已成為次要。我當然希望政府在下個月公佈普騰的策略夥伴時會有「說得過去」的理由，前提是普騰的主導權花落誰家，都應從大眾利益來出發，畢竟在過去20余年來普騰已成為納稅人的「貼錢車」。
這已成為全國上下關注的課題，普騰控股的股價就是最佳的晴雨表。也因此我們與普騰前首席執行員丹斯里馬哈里爾再作一次近距離接觸，他的答覆也讓我們了解到，為什麼當年普騰會與德國的福士偉根開始洽談。
如果你說普騰汽車爛市與品質惡劣，但從德國、美國與法國3家海外著名車商表示有意入股，就可反映出普騰還有可取的優勢，至少一個價值過億的全方位製車廠，還有大馬可作為一個東盟大市場的跳板石，已經是一大賣點。德國福士偉根重新啟動與普騰洽談，你不得不承認普騰是擁有一定的籌碼。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本地兩家財團也有意混入戰局中，愿意充當普騰的「枕邊人」。其中較可玩味的是汽車入口准證（AP）大王的納西慕丁，已開出入股普騰的妙方：組裝不同公司的「貼牌車」、出口到第三國家，潤飾現有的車款設計。
從當年因引進過低靠岸價的韓國汽車開始，以致普騰價格競爭力相對失色后，納莎的拿手好戲是「低價」，過后才開始組裝汽車，正式來說只有5年的組裝經驗，然而如今已反客為主，更立意主掌普騰，市場無不訝異于納莎集團這番「豪情」。
但是豪情背后是否經得起考驗？納西慕丁所提出的方案，也不是普騰一直以來的策略嗎？
別忘記普騰成立時，是甘心做日本三菱的貼牌車起家，在2004年時才與三菱脫離夥伴關係。第二國產車如今是以Myvi一枝獨秀，實際上是日本大發（Daihatsu）汽車血統獨撐大局，市場受落的潛在因素，都因這些「媚外情意結」在作祟。
普騰目前研發自己的引擎，是朝著製車方向發展，如果依照納莎的意愿來行事，不只是停頓，而且是倒退。
無論如何，廣大消費者關心的只是普騰車價與品質，普騰是否應由本地人主導已成為次要。我當然希望政府在下個月公佈普騰的策略夥伴時會有「說得過去」的理由，前提是普騰的主導權花落誰家，都應從大眾利益來出發，畢竟在過去20余年來普騰已成為納稅人的「貼錢車」。
大馬人的臉譜
新聞部即將制定禁用混血兒模特兒的廣告指南，惹起不少反彈聲音，特別是許多當今走紅的混血兒可能在本地飯碗不保。
我們還不知道指南詳情有多限制，不過這項指南若是真的出爐與實施，無疑是公共機構在干預市場，給人的感覺就是闖入他人家處「大掃除」一樣。
新聞部擬出這項減少混血兒出鏡的考量是，讓路給更多本地臉孔來出位。可是，混血兒臉孔在廣告界吃香，當然是因商家在盤算商業考量，廣告界人士說，這是因為混血兒臉孔可在減少種族色彩、膚色差異的同時，也能中和種族特徵，而會獲得各族消費者的青睞，這是一種市場邏輯。
指南會怎樣區分與鑑定混血兒臉孔和大馬人臉孔？是否每個模特兒出鏡者都要出示父母血統或身份的證據，來證明自己是大馬人臉孔？我們也無法否認，不同的基因組合會給一個人帶來較為貌似外國人臉孔的生理特徵，難道這些就得被排斥？
所以，當中肯定是包含灰色地帶，更是帶著主觀成份去落實。這是否為一種歧視性政策，當然值得爭論，肯定的這是區隔化的干預手法。在大馬多元種族的社會，以及日漸頻繁的交通往來與全球化的當兒，人民已普遍泛起國際觀，異族通婚平常不過，未來肯定會有更多混血兒臉孔的人種，如果大馬政府不歡迎這樣的臉孔上鏡，儼然就是反其道而行。
其實，這項指南的背后意義更是值得探討。經歷幾個世紀的殖民生涯，民族意識壓抑幾百年后復興，國家后來爭取獨立自主。
然而，對于殖民地風采，人們的心中仍是帶著一種說不出的情意結，而混血兒的異國臉孔在廣告市場大行其道，除了反映普羅大眾的審美觀，也是呼應著人們這種潛藏的心理情意結。而新聞部一聲令下宣佈多採用本土人特色臉孔的模特兒，除了是要抬起自身民族意識，也暗透出有關當局持有無法言狀的自卑感，以致妄自菲薄不得知。
當然，該指南背后的膚色樣貌區隔化、歧視性意味對于民間不會陌生，因為這也孕育在一些政策思維裡──你要扶持甲，就得犧牲乙，即使損失什麼也在所不計。當然，在堅持著大馬人臉孔時，又是將事情「臉譜化」，一切非黑即白，這也是我們熟悉的大官嘴臉。
文牘主義下的反差
我們說要減少繁文縟節，要加強政府傳遞系統，但具體實踐起來時，很多時候卻忘了文牘主義在氾濫。文牘主義其中一種表現就是文件多、會議材料多，如果你去公共服務局網站一看，就會知道裡邊的內部通令多繁雜，甚至繁瑣。
政府機關的文官制度其實相當地成熟，僅從過去許多政策文件頭頭是道及洋洋灑灑的文獻就可見一斑，薄則幾頁紙，厚則可媲美黃頁。挖空心思的文章，教人讀起來時可覺筆下生瀾，可是如果細讀，會發覺拖沓的句式下，會有故弄玄虛的空洞內容，以致我們在摘譯重點處理新聞時，讀起來諱莫如深，捋順意涵時更是昏頭轉向。但事實上，許多複雜的理念與未來方向可以簡單化，但具體的事項卻被抽象化。
秀才文章當然可以壯觀，經驗可以「自編」，但是無法籍此撐起政績門面，也經不起科學及論述的考驗。當局常說會將文件刊登上網或成立部落格時，同樣也是空談。而真正言之有物的政府文獻，可能已落在官方機密法令的金罩鐘下。
當然，當這些文辭典雅或是拘泥形式的文章化成決策者的口語或演說，聽在受眾耳裡就成了政治辭令。
有多少個妙語如珠而言之有物的政治領袖，坊間是心裡有數。不過大家對政治辭令並不陌生，因為沒有實踐起來的承諾與事項就是辭令。
一些熱門課題惹起大家群起而哄，最后一哄而散，然而從政者又怪責媒體在渲染炒作，在政治化事件后，專門知識與技術性的討論完全缺席。
例如柔佛州務大臣阿都干尼指稱，柔佛大水災都是因新加坡填土工程而縮窄柔佛河口，以致洪水氾濫時，聽似言之鑿鑿，但細問之下是否有證據顯示工程如何影響？
我們無法忘記這位資深從政者在事發后第一時間是指稱「天意」使然，但當時他也沒有提出龐大降雨量如何異常的數據。指責「天意」后又賴新加坡，這就是典型的泛泛之談，因為沒有文牘論證。
如今副首相納吉已出言證清填土非洪災肇因，連鐵牙銅齒的前首相馬哈迪也聲稱需要專家驗證才能證明。你會發覺一種矛盾的情況──我們在文牘主義下紙上談兵，然而要深入、精準地議事論事時，有關當局卻化整為零淡化處理，簡單化為簡化了。
政府機關的文官制度其實相當地成熟，僅從過去許多政策文件頭頭是道及洋洋灑灑的文獻就可見一斑，薄則幾頁紙，厚則可媲美黃頁。挖空心思的文章，教人讀起來時可覺筆下生瀾，可是如果細讀，會發覺拖沓的句式下，會有故弄玄虛的空洞內容，以致我們在摘譯重點處理新聞時，讀起來諱莫如深，捋順意涵時更是昏頭轉向。但事實上，許多複雜的理念與未來方向可以簡單化，但具體的事項卻被抽象化。
秀才文章當然可以壯觀，經驗可以「自編」，但是無法籍此撐起政績門面，也經不起科學及論述的考驗。當局常說會將文件刊登上網或成立部落格時，同樣也是空談。而真正言之有物的政府文獻，可能已落在官方機密法令的金罩鐘下。
當然，當這些文辭典雅或是拘泥形式的文章化成決策者的口語或演說，聽在受眾耳裡就成了政治辭令。
有多少個妙語如珠而言之有物的政治領袖，坊間是心裡有數。不過大家對政治辭令並不陌生，因為沒有實踐起來的承諾與事項就是辭令。
一些熱門課題惹起大家群起而哄，最后一哄而散，然而從政者又怪責媒體在渲染炒作，在政治化事件后，專門知識與技術性的討論完全缺席。
例如柔佛州務大臣阿都干尼指稱，柔佛大水災都是因新加坡填土工程而縮窄柔佛河口，以致洪水氾濫時，聽似言之鑿鑿，但細問之下是否有證據顯示工程如何影響？
我們無法忘記這位資深從政者在事發后第一時間是指稱「天意」使然，但當時他也沒有提出龐大降雨量如何異常的數據。指責「天意」后又賴新加坡，這就是典型的泛泛之談，因為沒有文牘論證。
如今副首相納吉已出言證清填土非洪災肇因，連鐵牙銅齒的前首相馬哈迪也聲稱需要專家驗證才能證明。你會發覺一種矛盾的情況──我們在文牘主義下紙上談兵，然而要深入、精準地議事論事時，有關當局卻化整為零淡化處理，簡單化為簡化了。
和諧與疏離的對話
《種族關係》教科本終于出爐，其實如果這本書若在40年前面世，恐怕會是一個笑話，怎麼要浪費2個學分來刻意學習一些實踐性的事情？
──這等于出書教你如何用剪刀，但現在這本教科本成為工具化的需求品，就好像特設的國民服務計劃一樣，潛藏著團結人民的議程。
詳讀這本幾經修改的教科本時，當然會發覺精心雕飾的字裡行間還是斧痕處處。例如用詞謹慎，例如明明是「困境」而寫為「挑戰」，許多要點沒有指涉對象，這是避免敏感課題的顧左右而言他。
當然還有不少名人引述來佐證實情，當中不少是政治領袖的談話，而這些談話是否有學術價值是另一回事，到底這是政治偷渡在學術裡，還是政治凌駕學術？
當然，其中第6章更探討聯邦憲法和種族關係，宗旨是講解聯邦憲法的「傳統成文」，在這章內我們可讀到「巫統『邀請』馬華來合作組成聯盟，展示出種族之間愿意分享政權」帶有施捨潛台詞的句子，但后半段課文都是繞在為甚麼在憲法下馬來人特權是如此地合理。
這些理由包括馬來人在公共服務、教育、工商、月收入的鴻溝，而需享有特權，你表面上說是言之有理，因為該書所援引的一切數據都以1970年為主來詮釋，還不斷使用「華人掌握經濟命脈」的刻板標籤來描述，讓我聯想起凱里的「邊緣化」言論。
但在2007年的今天呢？彼時非此時，37年后的今天友族同胞在各方面的成就還不如人嗎？
今年、明年及未來的大學生在上課時讀到這一段文時，會不會覺得為甚麼年年都是用1970年的景況來過著當下？ 一直以來，在學術界及評論界都已有不少呼聲，要求重新檢討新經濟政策下的成效，當然這不等同于要顛覆馬來人特權，可是去年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一本科研報告也被駁回后各方噤聲，沒有輿論，也失去了討論空間。
在這本教科本中我瀏覽到很多與當年中學歷史課本無異的內容要點，例如三大種族如何爭取獨立，其實教科本中大幅解釋甚麼是民族和種族等概念，這些社會學理論與概念，更應該早出現在中學課本。
但不論死讀強背，倒不如晚上去嘛嘛檔坐一回，你才真正了解，種族之間是如何地和諧與疏離。
──這等于出書教你如何用剪刀，但現在這本教科本成為工具化的需求品，就好像特設的國民服務計劃一樣，潛藏著團結人民的議程。
詳讀這本幾經修改的教科本時，當然會發覺精心雕飾的字裡行間還是斧痕處處。例如用詞謹慎，例如明明是「困境」而寫為「挑戰」，許多要點沒有指涉對象，這是避免敏感課題的顧左右而言他。
當然還有不少名人引述來佐證實情，當中不少是政治領袖的談話，而這些談話是否有學術價值是另一回事，到底這是政治偷渡在學術裡，還是政治凌駕學術？
當然，其中第6章更探討聯邦憲法和種族關係，宗旨是講解聯邦憲法的「傳統成文」，在這章內我們可讀到「巫統『邀請』馬華來合作組成聯盟，展示出種族之間愿意分享政權」帶有施捨潛台詞的句子，但后半段課文都是繞在為甚麼在憲法下馬來人特權是如此地合理。
這些理由包括馬來人在公共服務、教育、工商、月收入的鴻溝，而需享有特權，你表面上說是言之有理，因為該書所援引的一切數據都以1970年為主來詮釋，還不斷使用「華人掌握經濟命脈」的刻板標籤來描述，讓我聯想起凱里的「邊緣化」言論。
但在2007年的今天呢？彼時非此時，37年后的今天友族同胞在各方面的成就還不如人嗎？
今年、明年及未來的大學生在上課時讀到這一段文時，會不會覺得為甚麼年年都是用1970年的景況來過著當下？ 一直以來，在學術界及評論界都已有不少呼聲，要求重新檢討新經濟政策下的成效，當然這不等同于要顛覆馬來人特權，可是去年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一本科研報告也被駁回后各方噤聲，沒有輿論，也失去了討論空間。
在這本教科本中我瀏覽到很多與當年中學歷史課本無異的內容要點，例如三大種族如何爭取獨立，其實教科本中大幅解釋甚麼是民族和種族等概念，這些社會學理論與概念，更應該早出現在中學課本。
但不論死讀強背，倒不如晚上去嘛嘛檔坐一回，你才真正了解，種族之間是如何地和諧與疏離。
從地下到凡間
如果說大學生是社會的眼睛，那麼大學也是社會的縮影。
博特拉大學近年來紛擾不斷，都是弄權下而泛上種族色彩，也是當今時勢的一種折射。例如博特拉大學華文學會在大學成立16年後至今仍是非法組織，就是讓大學生認識社會時所嚐到的一記耳光。
博大是我的母校。以前我在唸書時，博華活動被逼在沙登華小的禮堂舉行，身邊的朋友說，博華是「地下」組織，理義上來說是非法進行活動，領導層要開會時都是口耳相傳。
對于一個遭校方放逐在規範主流以外的學會，博華的身份地位就像「私生子」。
當時我思及活動不受承認，也放棄加入博華，相信現在不少博大學生也是如此想法。
當時我無法理解，我只記得我曾經偷偷摸摸地購買一件新春晚會的紀念T恤，而同一時間，在國民大學唸書的同學告訴我，他們在國大華文學會的中秋晚會盡興一個晚上，后來才知道理大和馬大也有華文學會，為什麼一個博大就得如此鬼祟辦活動？
以致到現在更被打壓公開活動。 目前高教部長拿督慕斯達法先說華文學會會分化多元種族的社會，后來又聲稱交由專案小組去研究成立大專學會的準繩，博大校方所給的理由更是莫名其妙：不允許單一語言的學會成立。
不過，誰是專案小組成員？而成立各類大專學院時又以何理據、條例行事？
博華申請註冊被拒，因校方和高教部語焉不詳，就顯得沒有依法究辦，更是專橫與強詞奪理的做法。
博華的成立目標是推廣中華文化，為什麼當局要切斷跨文化交流及種族間互動的橋樑？顯然的，有關當局是以偏狹的種族眼光來看待語文與文化，才作出歧視性的解讀。
或許社會人士視博華只是博大校園的家事，以致多年來即使一班大專生拼命吶喊也冷漠以對。可是大家遺忘結社權是民主政治的體現，但現在大學校園裡結社的集體自由權已被否決。
埋在地下走不進凡間，博華申請被拒是否呼應著政府政策某一程度的主張呢？如今沒有獲得政黨人物出面力挺，其實更加劇種族主義的歪風。
博特拉大學近年來紛擾不斷，都是弄權下而泛上種族色彩，也是當今時勢的一種折射。例如博特拉大學華文學會在大學成立16年後至今仍是非法組織，就是讓大學生認識社會時所嚐到的一記耳光。
博大是我的母校。以前我在唸書時，博華活動被逼在沙登華小的禮堂舉行，身邊的朋友說，博華是「地下」組織，理義上來說是非法進行活動，領導層要開會時都是口耳相傳。
對于一個遭校方放逐在規範主流以外的學會，博華的身份地位就像「私生子」。
當時我思及活動不受承認，也放棄加入博華，相信現在不少博大學生也是如此想法。
當時我無法理解，我只記得我曾經偷偷摸摸地購買一件新春晚會的紀念T恤，而同一時間，在國民大學唸書的同學告訴我，他們在國大華文學會的中秋晚會盡興一個晚上，后來才知道理大和馬大也有華文學會，為什麼一個博大就得如此鬼祟辦活動？
以致到現在更被打壓公開活動。 目前高教部長拿督慕斯達法先說華文學會會分化多元種族的社會，后來又聲稱交由專案小組去研究成立大專學會的準繩，博大校方所給的理由更是莫名其妙：不允許單一語言的學會成立。
不過，誰是專案小組成員？而成立各類大專學院時又以何理據、條例行事？
博華申請註冊被拒，因校方和高教部語焉不詳，就顯得沒有依法究辦，更是專橫與強詞奪理的做法。
博華的成立目標是推廣中華文化，為什麼當局要切斷跨文化交流及種族間互動的橋樑？顯然的，有關當局是以偏狹的種族眼光來看待語文與文化，才作出歧視性的解讀。
或許社會人士視博華只是博大校園的家事，以致多年來即使一班大專生拼命吶喊也冷漠以對。可是大家遺忘結社權是民主政治的體現，但現在大學校園裡結社的集體自由權已被否決。
埋在地下走不進凡間，博華申請被拒是否呼應著政府政策某一程度的主張呢？如今沒有獲得政黨人物出面力挺，其實更加劇種族主義的歪風。
別問，繼續旋轉
我去新加坡牛車水的「原貌館」參觀時，售票員問我是不是新加坡人，我說「不是」。
她說「如果你是新加坡人，就有折扣一半」。
為甚麼只有本地人才有折扣？
售票員說，「因為很少新加坡人來這裡，所以就要打折來吸引他們。」
當我以遊客的身份去踏進這家鄰國的博物館時，我想起自己也很久沒有去參觀國內的博物館。新加坡人是否與我一樣，不愛去祖國的博物館？
當然，大馬的博物館也沒有特別打折來吸引本地人，也未知是否吸引到外國遊客。
后來我再去新加坡的集郵館參觀時，意外地看到其中一間展覽廳的主題是日據時代的平民生活，以郵票和信件貫穿，圖文、聲音並茂地呈現歷史，我當時獨自一人在瀏覽納罕著，到底大馬是否有類似的展覽？
可是，我們連一個抗日紀念碑設立后，也會招人曲解，更有人聲稱「沒有人比我更懂歷史」。但是歷史並不是掌握在一個人的手中啊！
之后我才查悉新加坡共有22間博物館，包羅萬象地呈現各主題性的歷史，連聖陶沙島的主題公園也展出英殖民時代的歷史面貌。
我想起《東方日報》在去年12月推出一系列的博物院特稿時，卻面對重重困難的資料搜集，我們沒有一個像樣的博物院網站與小冊子介紹，地址與電話也過時落伍，一些博物館更官僚作風而百般阻撓採訪。
除了資訊抱殘守缺，大多數的博物館的內涵也乏善可陳，甚至誤植歷史實情。
或許在今年的旅遊年中，可以一個摩天輪就可以「放眼大馬」吸引遊客，以致國人與遊客趨之若鶩，博物館又有甚麼稀奇呢？可是在摩天輪上只能遠眺遠景，但俯視自己時卻看不到過去。
所以，我得在新加坡的博物館來了解祖輩的生活與上一代的過去，這是怎麼樣的一種反差及諷刺呢？
已故敦依斯邁醫生的傳記上週在本地面市，一個本地偉人的軼聞輾轉間由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機構出版，是有些玩味。
其長子道菲上週受訪時說，大馬國家檔案局看似沒興趣保存依斯邁遺留的真跡手記，被詢及為何不交給大馬任何機構來保存，他說，「我不要問。」
所以，寧愿別問，歷史在轉動的時間齒輪中仍週而復始出現，這景況與旋轉的摩天輪是一樣的。當遊客問我們大馬是怎樣獨立建國的，你可以說，「還是去坐摩天輪吧！」
敗興的示範
我在一個雨天中走進金三角的某間購物廣場，將濕漉漉的雨傘收摺起來時感到有些狼狽，雨傘的水滴濺濕滿地，而不遠處遍地更是腳步印和水印。
這時我才看到有一個外勞拽著拖把不斷來回地在抹地，但只要雨不停地下，他永遠都抹不清地面的污印，因為訪客影影綽綽，腳步重重，每個人都拖著濕淋淋的雨傘進來。
這時我在尋找著可以裝放濕雨傘的紙袋，這是非常普遍的貼心設備，更重要是防止雨傘滴水，然而遍尋不獲，我只看到那外勞不停地在同一範圍抹地。
這外勞的存在是否有生產意義呢？如果該廣場在入口處放一個任人拿取的免費裝傘紙袋，這樣就不必聘請一個外勞在雨天時抹地而已，更不必讓社會承擔外勞成本。
這或者是一樁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當一切講求如何善用資源，如何增值人力資本時，又或者如何為服務業升值，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還可以看到一些務虛、奢侈、卻退化守舊的措施，最重要是，我們是否有增值的工作思路？
暢銷書《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曼在首幾章中提到，他到訪印度時見證該國在資訊通訊科技與服務業躍進的經歷，包括印度的客戶呼喚中心中員工如何學習美國中部英語口音，又或者遠洋報稅等的外包情節，已勾勒全球化趨勢之餘，印度在服務業的競爭力水平之高。
但在大馬，即使你要撥電至馬電訊詢問電話帳單詳情，卻找不到一個說英文像樣的客戶服務員。
這是競爭力不足。我們也發覺一些不對位的地方，例如在街邊看到一行行用馬來文寫著歡迎外國貴賓來馬出席外交項目的布條高矗時，我也在反問到底這些布條是豎給大馬人讀，還是給不懂馬來文的外賓知道我們在歡迎著他們？
除了不對位，更有不對勁，例如國民服務計劃連一些技術性的后勤工作也搞砸，以致數以千計學員入營報到時進退兩難；如果涉及者是旅客，我們如何交待？
旅遊年來了，卻傳來觀光巴士因播音系統故障、誤時開跑的敗興事件。
你可以說這些都是小事，然而當種種掃興及不對勁的事情以點成面串連起來時，有關當局所喊著的競爭力、增值人力資本、強化服務業、推動旅遊業時，看起來只是一個只有目的的口號，更是現實與理想的反諷。
這時我才看到有一個外勞拽著拖把不斷來回地在抹地，但只要雨不停地下，他永遠都抹不清地面的污印，因為訪客影影綽綽，腳步重重，每個人都拖著濕淋淋的雨傘進來。
這時我在尋找著可以裝放濕雨傘的紙袋，這是非常普遍的貼心設備，更重要是防止雨傘滴水，然而遍尋不獲，我只看到那外勞不停地在同一範圍抹地。
這外勞的存在是否有生產意義呢？如果該廣場在入口處放一個任人拿取的免費裝傘紙袋，這樣就不必聘請一個外勞在雨天時抹地而已，更不必讓社會承擔外勞成本。
這或者是一樁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當一切講求如何善用資源，如何增值人力資本時，又或者如何為服務業升值，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還可以看到一些務虛、奢侈、卻退化守舊的措施，最重要是，我們是否有增值的工作思路？
暢銷書《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曼在首幾章中提到，他到訪印度時見證該國在資訊通訊科技與服務業躍進的經歷，包括印度的客戶呼喚中心中員工如何學習美國中部英語口音，又或者遠洋報稅等的外包情節，已勾勒全球化趨勢之餘，印度在服務業的競爭力水平之高。
但在大馬，即使你要撥電至馬電訊詢問電話帳單詳情，卻找不到一個說英文像樣的客戶服務員。
這是競爭力不足。我們也發覺一些不對位的地方，例如在街邊看到一行行用馬來文寫著歡迎外國貴賓來馬出席外交項目的布條高矗時，我也在反問到底這些布條是豎給大馬人讀，還是給不懂馬來文的外賓知道我們在歡迎著他們？
除了不對位，更有不對勁，例如國民服務計劃連一些技術性的后勤工作也搞砸，以致數以千計學員入營報到時進退兩難；如果涉及者是旅客，我們如何交待？
旅遊年來了，卻傳來觀光巴士因播音系統故障、誤時開跑的敗興事件。
你可以說這些都是小事，然而當種種掃興及不對勁的事情以點成面串連起來時，有關當局所喊著的競爭力、增值人力資本、強化服務業、推動旅遊業時，看起來只是一個只有目的的口號，更是現實與理想的反諷。
天意，就不必負責？
南馬一帶發生罕見的大水災，柔佛、森美蘭及馬六甲皆陸續傳來水劫災情，在一片怵目驚心之下，柔佛州務大臣阿都干尼聲稱大水災是「天意」，因為降雨量巨大是異常情況。
政治人物往往會對外聲稱大馬是一塊福地，因為沒有天災，不必面對颶風、地震或火山爆發的危脅，但是發生水災土崩人禍時，這些領袖就會說是「天意」，或許2年前也是12月發生的海嘯會席捲到大馬時，在沒法解釋下可說是「冥冥中的天意」，但是水災這常態性的現象還是歸咎天意，這是自我安慰，還是自我逃避？以「天意」來辯解，只是被動的回應。
氣象局早在其網站刊登今年11月至明年1月的季候風氣象預測，其中柔佛和彭亨會經歷2、3場連綿不斷長命雨，其中時而穿插滂沱大雨 ，而每一場大雨都可歷時2、3天，降雨量更可高達800毫米，因此降雨量過多在預料以內，當局怎麼會不知情呢？季候風豪雨時河水氾濫已成為大馬常態，為何這些信息全都丟在一旁，到最后人民躲到屋頂避水災時，才有人說這是「天意」？
老天爺旨意難違，但是總有聽過「成事在天，謀事在人」這句老話吧！如果人類沒有盡努力去與大自然拼搏，人類早已滅亡了。
發生閃電水患時，雨量過多只是一個因素，其他成因包括漲潮、河床負荷量等，但是其他宰制因素更包括城市化、集水區消失、排水系統失靈引起，這些不是天意，而是人為的偏差與疏忽。
我相信水利灌溉局和氣象局都在盡著本份記錄著氣象變化，可是施政者是否有認真地對專業公營機構的意見作出合適的應對行動？在執行方面，地方工程局等是否有常去維修、監測排水系統是否在操作？最重要是，在發生水災時，是否有迅速的救災機制投入運作？
如果一句天意就說明一切，我們在規劃城市時，只是抬頭問問蒼天就行了，或許還可以看到經濟特區一片歌舞昇平的海市蜃樓呢！
政治人物往往會對外聲稱大馬是一塊福地，因為沒有天災，不必面對颶風、地震或火山爆發的危脅，但是發生水災土崩人禍時，這些領袖就會說是「天意」，或許2年前也是12月發生的海嘯會席捲到大馬時，在沒法解釋下可說是「冥冥中的天意」，但是水災這常態性的現象還是歸咎天意，這是自我安慰，還是自我逃避？以「天意」來辯解，只是被動的回應。
氣象局早在其網站刊登今年11月至明年1月的季候風氣象預測，其中柔佛和彭亨會經歷2、3場連綿不斷長命雨，其中時而穿插滂沱大雨 ，而每一場大雨都可歷時2、3天，降雨量更可高達800毫米，因此降雨量過多在預料以內，當局怎麼會不知情呢？季候風豪雨時河水氾濫已成為大馬常態，為何這些信息全都丟在一旁，到最后人民躲到屋頂避水災時，才有人說這是「天意」？
老天爺旨意難違，但是總有聽過「成事在天，謀事在人」這句老話吧！如果人類沒有盡努力去與大自然拼搏，人類早已滅亡了。
發生閃電水患時，雨量過多只是一個因素，其他成因包括漲潮、河床負荷量等，但是其他宰制因素更包括城市化、集水區消失、排水系統失靈引起，這些不是天意，而是人為的偏差與疏忽。
我相信水利灌溉局和氣象局都在盡著本份記錄著氣象變化，可是施政者是否有認真地對專業公營機構的意見作出合適的應對行動？在執行方面，地方工程局等是否有常去維修、監測排水系統是否在操作？最重要是，在發生水災時，是否有迅速的救災機制投入運作？
如果一句天意就說明一切，我們在規劃城市時，只是抬頭問問蒼天就行了，或許還可以看到經濟特區一片歌舞昇平的海市蜃樓呢！
稻草人的肅貪
三年是滄海桑田的一段歲月，而反貪局卻用三年來錄取一段口供。怡保高庭法官辛甘日前在聽審前州行政議員拿督阿茲曼的貪污案件時，就反問為何反貪局需耗時3年來調查該案件。
而在上週三，加央市議會前主席峇哈魯汀也在4項貪污控狀罪成，遭加央地庭判處入獄4年及罰款40萬5000令吉，當時法官羅斯拉谷更諭令峇哈魯汀馬上服刑，不得暫緩執行，儘管本週一時被告已獲得暫緩令，但這種馬上服刑的雷厲風行手腕相當罕見。
而據主控官說，就因峇哈魯汀的濫權枉法，導致整個市議會被起訴，甚至市議會建築屋被查封，這是具體的貪污皎`后果，然而隱形不見的后果，卻是整個體制腐化見骨，最終人民還是受害者，整個社會負上成本。
這兩宗案件皆有共通點，即涉及地方政府高官；同時也將民間最大的疑問反映出來：為什麼調查反貪案件需要曠日持久，肅貪成果空雷不雨？有關當局表示反貪力度不能從案件審結來反映，但是貪污案件不了了之多的是。
當然，我們無法否認多方面客觀因素限制，包括老掉牙的司法人員不足問題，案件堆積如山，否則我們不會看到多宗高調案件過堂又過堂，甚至無限期石沉大海。這是執法疲弱的具體明證，以致司法無法符合公民期待。
然而，反貪局的工作效率也從阿茲曼案件中，以管窺豹得悉答案。反貪局是否在動態、主動地在查處弊端？還是靜態式地著重于防弊措施、法令宣導？但在民間看來，反貪局的廉政宣導因欠缺行銷概念也交了白卷。
大馬的清廉指數已從2005年的第39下滑至今年第44名，分數僅達10分裡的5分。
明年全國大選逼近甚囂塵上，金錢政治的歪風吹起不足為奇，但以巴生前市議員查卡利亞違法建豪宅風波為例，已叫民間對肅貪、反貪與防貪信心打折。
大馬已立法反貪，監察、司法機關也在位，但若只是稻草人一般豎立著，豐饒的果園田地已被烏鴉吃光了。
官方網站虛應故事
首相署副部長阿都拉曼透露我國共有900多個官方網站，近千個網站裡到底有多少個是讓人民可以馬上寫出網址的網站，恐怕不超過五個。
他還說大馬的資訊通訊應用已達全球第五優秀，但這近千個網站是否真正發揮效益，利惠人民，恐怕還是一個問號。
我們平時在編採作業時需要刊載大量的數據、實情資料，各官方網站必成為我們非去不可的地方，然而很多時候就是空手而歸，一無所獲。
但若是與新加坡或其他先進國家的官方網站相比，就好像豐沛的熱帶雨林對比貧瘠沙漠一樣，以致有時讓我們在上本地官方網站，幾乎會有拋電腦的沖動。
縱觀大馬政府各官方網站，就可知普遍犯上以下的通病。其一是內容蒼白薄弱，乏善可陳，更是流于片面而斷層，資料層面也不多元。更匪夷所思的是還保留著四五年前的資料而完全沒有更新。換言之，網站儼然已廢置到出現「蜘蛛網」。
同時，也不是每個官方網站都設有英文版本，即使是有英文版，也是語法劂~百出，讓外國人摸不著頭腦。
更多時候，官方網站的內容不紮實，在超連結裡沒有多少個網站可以互通到其他相關網站。即使是豐沛多元的資料，也因介面過于複雜、華而不實的炫麗以外，而埋藏在「庭院深深」，如同大海撈針。有時我們想了解一些部門底下的法律條文，也空無一物。
其二就是技術成份低格，即使有形式，也沒有風格，更多是粗製濫造，例如在煙霾嚴重時期要查看空氣污染指數，環境局的網站負荷不了過多的客流量就癱瘓了幾天。奇怪的是，連首相署的網站也設下密碼頁，而無法進入。
至于官方網站其他實用功能如全文檢索、個性化服務、線上辦事等更是欠奉了。我們不知道有多少個官方網站是由專業隊伍在認真監測網站作業，或是與時並進更新資料、整合與採集數據，也沒有與受眾者促進互動，即如本報「東方前線」報導，寄了2天的郵件到市議會，紛紛石沉大海，就知道官方網站效率有多高。
一個真正有效率的官方網站，講求最緊密的互動，可用性與實用性是關鍵，但也應講求精簡作業流程。如果這些網站只是務虛地作門面開放而已，大馬如何打造一個真正廣泛應用的通訊資訊工藝國度，或是締造電子作業的政府？
他還說大馬的資訊通訊應用已達全球第五優秀，但這近千個網站是否真正發揮效益，利惠人民，恐怕還是一個問號。
我們平時在編採作業時需要刊載大量的數據、實情資料，各官方網站必成為我們非去不可的地方，然而很多時候就是空手而歸，一無所獲。
但若是與新加坡或其他先進國家的官方網站相比，就好像豐沛的熱帶雨林對比貧瘠沙漠一樣，以致有時讓我們在上本地官方網站，幾乎會有拋電腦的沖動。
縱觀大馬政府各官方網站，就可知普遍犯上以下的通病。其一是內容蒼白薄弱，乏善可陳，更是流于片面而斷層，資料層面也不多元。更匪夷所思的是還保留著四五年前的資料而完全沒有更新。換言之，網站儼然已廢置到出現「蜘蛛網」。
同時，也不是每個官方網站都設有英文版本，即使是有英文版，也是語法劂~百出，讓外國人摸不著頭腦。
更多時候，官方網站的內容不紮實，在超連結裡沒有多少個網站可以互通到其他相關網站。即使是豐沛多元的資料，也因介面過于複雜、華而不實的炫麗以外，而埋藏在「庭院深深」，如同大海撈針。有時我們想了解一些部門底下的法律條文，也空無一物。
其二就是技術成份低格，即使有形式，也沒有風格，更多是粗製濫造，例如在煙霾嚴重時期要查看空氣污染指數，環境局的網站負荷不了過多的客流量就癱瘓了幾天。奇怪的是，連首相署的網站也設下密碼頁，而無法進入。
至于官方網站其他實用功能如全文檢索、個性化服務、線上辦事等更是欠奉了。我們不知道有多少個官方網站是由專業隊伍在認真監測網站作業，或是與時並進更新資料、整合與採集數據，也沒有與受眾者促進互動，即如本報「東方前線」報導，寄了2天的郵件到市議會，紛紛石沉大海，就知道官方網站效率有多高。
一個真正有效率的官方網站，講求最緊密的互動，可用性與實用性是關鍵，但也應講求精簡作業流程。如果這些網站只是務虛地作門面開放而已，大馬如何打造一個真正廣泛應用的通訊資訊工藝國度，或是締造電子作業的政府？
你來自馬來西亞？
前陣子到台灣一遊時，台灣人知道我們是來自異鄉，打量我們膚色與輪廓后，再聽口音，不禁問道：你來自什麼國家？香港？新加坡？日本？
我們答稱統統不是，答案揭盅時，他們聽著「馬來西亞」這四個字閃著茫然的眼神，即使我提起光良與梁靜茹來自大馬，也沒起什麼提示作用。
我相信還有更多在海外工作求學的大馬人曾經面臨過這樣的經歷，彷彿馬來西亞不曾在地球存在過，你如何推介大馬，甚至要具體標出大馬的地理位置時，都只能用新加坡來作參考與對照。
如果你說大馬是一個多元種族與文化的國家，但奇怪的是遊客來到我們的輕快鐵網絡時，會發覺除了「陳秀連」此站以外，根本沒有任何一個驛站是源自于華文或泰米爾文翻譯過去的，但是我們卻看到新加坡，甚至台灣的地鐵站名是來自土著方言或地道名稱而命名，充份反映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精神。
大馬第幾次舉行大馬旅遊年了，看起來也數不清，我記得從我預備班做剪貼簿功課時，就是以大馬觀光年為主題，可是現在旅遊年還有1個多月又來了。
我們是否有增添新的旅遊魅力或景點？我查詢大馬旅遊局的網站瀏覽明年的重點節目時發覺，原來當著旅遊部長的還是前任的廖麥哥，一切還是停留在歷史中嗎？
我們是否真正地打響名堂？這是一個大馬人真正詢問的問題。若是要打造旅遊天堂，國人卻蜂擁到區域國家的新加坡或香港購買服飾與時尚品；若是要購買手工藝品，泰國更是趕超大馬之上。
而以文化遺跡美食來作旅遊產品，我們在旅遊手冊上找不到一檔介紹美味肉骨茶或是海南雞飯的地址。
2007年時我們要告訴全世界，我們來自獨立半世紀的馬來西亞。當我們大喊「馬來西亞，真正的亞洲」為口號作國際旅遊行銷品牌，我們真正的優勢在哪裡？
花錢搞旅遊年的確是一種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譬如要斥資3000萬令吉在蒂蒂旺沙公園建巨型摩天輪就是荒謬之舉；推銷我國的多元文化也不是在嘉年華會來跳扇子舞而已，而當局是否有真正地開拓生態旅遊的潛質？
摒棄困獸斗的競技台
經過連串紛擾后，國陣各成員黨週三達成共識，下令各政黨代表大會遏制代表發表傷害族群關係的言論，以避免損害種族感情，貽損國家團結。
而正副首相也強調，數名走偏鋒的巫統代表立場，不受巫統領導層所認同。
這些中肯的言論，都讓大馬社會自上週巫統代表大會落幕后，放下心頭大石，也是一種照顧大前提的柔性手腕。但在老百姓在驚魂未定之下，這種政治共識是否是一枚定心丸、驚風散，還是有待觀察，特別是在大馬多元文化的種族政治背景之下。
大馬各政黨皆以民族主義起家，每年代表大會時，我們都可以聽聞一小撮的政黨代表上台辯論時不是閎議國家大事，卻偏挑種族神經線來大作文章、渲洩情緒。
然而今年巫統代表大會因電視直播而讓所有偏激言論無所遁形，形成一股壓在心頭的震盪效應。
然而深思一層，各政黨的代表大會是否只能淪為祭起種族牌來討好以膚色區分的民族？政治領袖是否只要獲得現場歡呼，就能上台非理性、欠邏輯、缺思辨地口沫橫飛，甚至亂找箭靶無的放矢？
因此，經過本屆巫統代表大會后能達到設限的共識時，這種理解顯得格外重要。但最基本的是，各政黨代表大會應有演講規範，不論是成文或不明文，總得讓上台代表有內涵地崇論閎議，而非動輒就以種族牌來贏掌聲。
關鍵是，各政黨代表大會不是政客譁眾取寵的舞台。
儘管目前只有民政黨有意起擬代表大會辯論指南，其他政黨看似興趣缺缺。然而，如果各國陣成員黨認同辯論時需設防線，就應具體地貫徹，至少明確點出防線何在，讓領袖知道他們不是民族戰士而是代議士，更不是讓他們作困獸鬥、你死我亡的競技台。
因為一場點燃種族意識火焰的代表大會，而考慮是否要中止來年的電視直播，顯然是因噎廢食。相對的，如果代表大會的成員辯論水平是高素質，這些代表大會更應透過電視直播，提升民眾的思辨水平與政治醒覺，也促進更開明流通的資訊世界。
話說回頭，如果在上週肆無忌憚發表種族煽動性言論的巫統代表是不被接納的，黨有必要採取適當的紀律行動，至少告誡一番。
此舉並非要安撫該些受到傷害的各種族老百姓，而是不要這些年年上場辯論的代表不會重施故技來玩種族牌。
國陣成員黨領袖既已達到共識，就應往下貫徹，確保來年的各政黨大會，不再出現攻擊性的偏激言論。
真正的新經濟政策
婦女組代表大會一名來自聯邦直轄區的代表上台辯論時讓我啼笑皆非。她說中小型工業發展機構應將更多補貼金發放給馬來女企業家，伸大手板「討錢」后，她竟然說「好讓我們婦女組代表有熄R手鐲，而不是戴珠子來打扮。」
還有一名巫青團代表痛罵政府關連公司不理會巫統落實國家宏愿政策，更說應該讓巫統專業人士來掌舵這些公司。在每年巫統代表大會時，我們總會聽見諸如此類匪夷所思的要求，比如要求政府「賞賜」，引起掌聲和喝采后，就以班頓或唱歌來收場。
巴生前市議員查卡利亞在平民區建40間房間的「皇宮」問題還餘波未了，巫統代表已在大會群起提出訴求，內容千篇一律，格局狹隘，言論偏激，環繞在族群的團結、馬來人的整體自身利益，更不允許他人置喙馬來人議程等，甚至祭出馬來劍來準備浴血戰斗等煽動性言論。
華商在工商界的成就是否已言過其實，還有待研究，可是華人往往被勾勒成聲討的「沙包」，並不意味土著的經濟地位微不足道。我們還看到新興的馬來資產階級崛起，而最近反覆不定的馬來人經濟股權課題，已不是馬來人股權多寡的問題，而是威權壟斷下財富個人集中化的扭曲生態。
我們不要忘記在15年前，馬哈迪提出新馬來人的概念時，就言明新馬來人是有能力在沒有援助下競爭的民族。然而從巫統代表大會大言不慚的種種辯論來看，反映出拐杖文化依然深耕，津貼思維已成為理所當然。
首相阿都拉在2004年呼籲馬來人要做會織網的「漁夫」，去年則強調政府不會做派禮物的「聖誕老人」，而今年沒有任何擬人化的比喻了，只說不要「快熟麵」理財的方式，也吁請國人經歷一輪經濟轉型期，但泛種族政治下的新經濟政策是否會轉型？馬來人又是否會改變思維？
撲滅貧窮，人人共富是一種理念，但這種社會工程不應只淪為種族主義下的便利店，成為達官權貴口惠而不至的口號。
每年巫統大會有愿景，可是還有人躲在自我威脅的想像世界裡。真正的愿景是全民重新分配經濟資源，認真落實重組社會目標。
別忘記馬來人議程固然重要，但馬來西亞人民議程更是重要，那才是真正的新經濟政策。
還有一名巫青團代表痛罵政府關連公司不理會巫統落實國家宏愿政策，更說應該讓巫統專業人士來掌舵這些公司。在每年巫統代表大會時，我們總會聽見諸如此類匪夷所思的要求，比如要求政府「賞賜」，引起掌聲和喝采后，就以班頓或唱歌來收場。
巴生前市議員查卡利亞在平民區建40間房間的「皇宮」問題還餘波未了，巫統代表已在大會群起提出訴求，內容千篇一律，格局狹隘，言論偏激，環繞在族群的團結、馬來人的整體自身利益，更不允許他人置喙馬來人議程等，甚至祭出馬來劍來準備浴血戰斗等煽動性言論。
華商在工商界的成就是否已言過其實，還有待研究，可是華人往往被勾勒成聲討的「沙包」，並不意味土著的經濟地位微不足道。我們還看到新興的馬來資產階級崛起，而最近反覆不定的馬來人經濟股權課題，已不是馬來人股權多寡的問題，而是威權壟斷下財富個人集中化的扭曲生態。
我們不要忘記在15年前，馬哈迪提出新馬來人的概念時，就言明新馬來人是有能力在沒有援助下競爭的民族。然而從巫統代表大會大言不慚的種種辯論來看，反映出拐杖文化依然深耕，津貼思維已成為理所當然。
首相阿都拉在2004年呼籲馬來人要做會織網的「漁夫」，去年則強調政府不會做派禮物的「聖誕老人」，而今年沒有任何擬人化的比喻了，只說不要「快熟麵」理財的方式，也吁請國人經歷一輪經濟轉型期，但泛種族政治下的新經濟政策是否會轉型？馬來人又是否會改變思維？
撲滅貧窮，人人共富是一種理念，但這種社會工程不應只淪為種族主義下的便利店，成為達官權貴口惠而不至的口號。
每年巫統大會有愿景，可是還有人躲在自我威脅的想像世界裡。真正的愿景是全民重新分配經濟資源，認真落實重組社會目標。
別忘記馬來人議程固然重要，但馬來西亞人民議程更是重要，那才是真正的新經濟政策。
遲到的綠燈，總好過亮紅燈
普騰是否真的會與福士偉根重拾舊歡，是車市的焦點以外，也牽動國家經濟命脈。隨著首相阿都拉親自操盤並發放風聲表示有待考慮，無疑是一項正面的趨勢發展。
普騰目前面對內憂外患的情況，最大的問題是汽車賣不出，滯銷問題懸而未決，收入來源大重創，直接打擊這座最龐大的政府關連公司的收支。然而其負面效應卻滲透到各行各業，即二手車業、金融業、保險業，最終出血時還是回到消費者的荷包，因為政府為了支援普騰，將是從納稅人的血汗獻貢的國庫來補貼。
國家汽車政策雖然已出爐，但是這項架構性的方案只有大格局，卻沒有針對性的方案，為普騰立竿見影來「止血」，而普騰的市場形象與口碑問題，卻成為消費者心中的另一種痛。
普騰若是與福士偉根成功締約，至少為普騰的核心產品，即轎車注入最大的元氣，若是能加速普騰推出新車款來應市，這才是真正的機遇，因為在大馬汽車對外開放之即，滄海可以一夜變桑田，如何提攜普騰從價格、技術、品質方面提升競爭力，這才是關鍵點。
普騰幾度凳L與外國夥伴合作的大好契機，今年初福士偉根合作觸礁是刮了一個最大的耳光，就是因民族產物光圈作梗，而硬硬要保留國家汽車工業的主權，然而普騰作為商業主體，即應以市場利益為最后依歸，而非因情意結就可犧牲股東利益。
第二國產車以一輛Myvi跑贏大市和扳倒普騰，但沒有多少人會真正歸功于那是國產車的成就，只因第二國產車是日本大發的混合體。但普騰也何嘗不是從貼牌車中冒出頭來？然而之后就簡化成是國企之光，民族之功，卻成為最大的盲點。
政府鬆綁普騰的主控權，是一個現實的考量，更有望打開普騰目前自作縛的死結。但是，如今才來向第二國產車的模式看齊是否太遲了？不過，遲到好過沒到，普騰應在綠燈下直沖奔馳了。
普騰目前面對內憂外患的情況，最大的問題是汽車賣不出，滯銷問題懸而未決，收入來源大重創，直接打擊這座最龐大的政府關連公司的收支。然而其負面效應卻滲透到各行各業，即二手車業、金融業、保險業，最終出血時還是回到消費者的荷包，因為政府為了支援普騰，將是從納稅人的血汗獻貢的國庫來補貼。
國家汽車政策雖然已出爐，但是這項架構性的方案只有大格局，卻沒有針對性的方案，為普騰立竿見影來「止血」，而普騰的市場形象與口碑問題，卻成為消費者心中的另一種痛。
普騰若是與福士偉根成功締約，至少為普騰的核心產品，即轎車注入最大的元氣，若是能加速普騰推出新車款來應市，這才是真正的機遇，因為在大馬汽車對外開放之即，滄海可以一夜變桑田，如何提攜普騰從價格、技術、品質方面提升競爭力，這才是關鍵點。
普騰幾度凳L與外國夥伴合作的大好契機，今年初福士偉根合作觸礁是刮了一個最大的耳光，就是因民族產物光圈作梗，而硬硬要保留國家汽車工業的主權，然而普騰作為商業主體，即應以市場利益為最后依歸，而非因情意結就可犧牲股東利益。
第二國產車以一輛Myvi跑贏大市和扳倒普騰，但沒有多少人會真正歸功于那是國產車的成就，只因第二國產車是日本大發的混合體。但普騰也何嘗不是從貼牌車中冒出頭來？然而之后就簡化成是國企之光，民族之功，卻成為最大的盲點。
政府鬆綁普騰的主控權，是一個現實的考量，更有望打開普騰目前自作縛的死結。但是，如今才來向第二國產車的模式看齊是否太遲了？不過，遲到好過沒到，普騰應在綠燈下直沖奔馳了。
尋找公共知識份子
頂尖政治分析家因聳人駭聞的炸屍案而遭扣押，在報端或各大媒體熟悉名字，從景仰的角度成為渲染式的新聞主角，莫不叫人深感欷噓。嫌犯平日是以學者與評論家身份亮相，曝光率之高，其實反襯大馬擁有太多低調的知識份子。
每逢大事件發生時，媒體總需要大量的學者或專家來作分析緣由或評論趨勢，這些課題應有盡有，從特殊的社會現象，到政治斗爭風潮，甚至一些冷僻的專門知識如地質學等，媒體莫不各謀其招來找專家解讀，但除了幾個固定的受訪對象以外，我們總會面對不少阻礙。
可以說，大馬的知識份子不會少，但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卻不會多，所以媒體寵兒的專家只是寥寥無幾，除了罕見的名嘴與才子以外。有時為了省功夫，我們不得不去找政黨人物，或擁有政治背景的人士來評論。
不少真正的社會精英，往往收編在體制以內，成為公僕、大學教授或擁有公家身份，以致有針砭時弊的衝動，有思想的激情，但身份所限也無法衝撞體制的藩籬，更何況能對媒體痛快表達不滿？而我們過去也看到多少個熱情澎湃的知識份子加入體制后（政黨或政府），最后也被招安了。
但另有甚者，特別是學者，為了碰觸政治敏感地雷區，或是以保持學術超然與獨立性之由，在關鍵時刻不愿議政論政；有者則是走不出象牙塔而與社會時事脫節，而至距離社會越來越遠。
然而即使是憂國憂民，不少體制以外的異議人士散佈民間，由于鮮明徹底的批判方式，卻被冠上壓力集團的標籤，有者甚至成為異端激進份子，由于走偏鋒而未能以真正客觀與超然來評述，即使訪問后傳媒搖著筆桿也頭痛。
我們沒有批判性的公共知識份子，特別在華社裡，都欠缺以學理邏輯與理論基礎論事的知識份子，他們有時僅僅依靠一些舶來的理論，按圖索驥地對複雜的現實診斷。
然而，最教人氣急敗壞的不是那些要求先過濾問題的受訪對象，而是那些連中文名字也不懂的華裔專家，更會反過來質疑中文報記者：「你會不會說英文？你聽不聽得懂我的話？」
每逢大事件發生時，媒體總需要大量的學者或專家來作分析緣由或評論趨勢，這些課題應有盡有，從特殊的社會現象，到政治斗爭風潮，甚至一些冷僻的專門知識如地質學等，媒體莫不各謀其招來找專家解讀，但除了幾個固定的受訪對象以外，我們總會面對不少阻礙。
可以說，大馬的知識份子不會少，但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卻不會多，所以媒體寵兒的專家只是寥寥無幾，除了罕見的名嘴與才子以外。有時為了省功夫，我們不得不去找政黨人物，或擁有政治背景的人士來評論。
不少真正的社會精英，往往收編在體制以內，成為公僕、大學教授或擁有公家身份，以致有針砭時弊的衝動，有思想的激情，但身份所限也無法衝撞體制的藩籬，更何況能對媒體痛快表達不滿？而我們過去也看到多少個熱情澎湃的知識份子加入體制后（政黨或政府），最后也被招安了。
但另有甚者，特別是學者，為了碰觸政治敏感地雷區，或是以保持學術超然與獨立性之由，在關鍵時刻不愿議政論政；有者則是走不出象牙塔而與社會時事脫節，而至距離社會越來越遠。
然而即使是憂國憂民，不少體制以外的異議人士散佈民間，由于鮮明徹底的批判方式，卻被冠上壓力集團的標籤，有者甚至成為異端激進份子，由于走偏鋒而未能以真正客觀與超然來評述，即使訪問后傳媒搖著筆桿也頭痛。
我們沒有批判性的公共知識份子，特別在華社裡，都欠缺以學理邏輯與理論基礎論事的知識份子，他們有時僅僅依靠一些舶來的理論，按圖索驥地對複雜的現實診斷。
然而，最教人氣急敗壞的不是那些要求先過濾問題的受訪對象，而是那些連中文名字也不懂的華裔專家，更會反過來質疑中文報記者：「你會不會說英文？你聽不聽得懂我的話？」
治理與肅貪
巴生港口市議員查卡利亞建豪宅風波鬧出后，他除了以一幅黑眼鏡與一場淚雨來示眾交待，因心虛而不敢在記者會上接受提問，12頁喋喋不休的薄弱聲明完全沒有說服力，提出建豪宅的理由甚至是硬拗和無賴。
然而雪州大臣拿督斯里基爾身為一州首長的責任與執行力何在？他在今日受訪時，仍然對查卡利亞風波引發的種種問題作出矛盾的解釋。
如果他指稱查卡利亞與其他新屆市議員已接受委任狀，因此無法撤除查卡利亞職位，除非查氏自己辭職；但一朝未宣誓，查卡利亞根本不是市議員，哪來自動辭職的說法？同時，為何基爾也不干脆宣佈新屆市議員陣容？
為什麼查卡利亞可以當上市議員12年，基爾說反貪局與警方記錄中查卡利亞是清白的，他沒有理由拒絕。
至于查氏的巫統巴生區部主席如何處置，身為雪州巫統舵主的他又聲稱交由巫統中央處理。
為何巴生市議會沒有採取行動，基爾也聲稱自己已交待市議會主席，可是不知發生什麼事情。最關鍵的那間違建豪宅，基爾只是要查卡利亞來罰款了事交待。
一州行政首長如斯的答覆無疑教人瞠目結舌。最明顯的是，基爾處處閃躲、迴避矛盾、自我約束以致護短、放縱包庇的態度，赤裸裸地寫出查卡利亞豪宅風波症結，更已暴露出地方政府的治理危機，特別是面對行政體制下衍生出的查卡利亞貪污現象。
查卡利亞動用來歷不明的金錢建豪宅，更以市議員身份來換取種種承包計劃，種種被揭發的行為都違法、不正當、不道德、不正直、及違背原則，這種濫用公共職位以謀取私人利益，就是一種貪腐行為。
可是，在地方政府封閉、專制的黑箱作業下，滋生這種貪腐亂象已久，還有即使有人去報案與向反貪局投報，最終也是石沉大海。州政府竟然懦弱至對一個區區市議員縱容，反襯出一個官僚政府的失靈，治理失序，監督廢馳。
查卡利亞皇宮的出現，在呼應著土著經濟地位邊緣化的叫嚷時，是一項不言而喻的諷刺答案。
違法豪宅一日沒有合理交待而任由放任，象征著金權政治的腐敗溫床仍是根深柢固，至于查卡利亞的市議員職位一事，其實也反映政府的治理整頓意愿，還有肅貪反貪的政治意志力。
然而沒有雷厲風行的解決方案，恐怕人民的失望與怨懟會日益加深。
然而雪州大臣拿督斯里基爾身為一州首長的責任與執行力何在？他在今日受訪時，仍然對查卡利亞風波引發的種種問題作出矛盾的解釋。
如果他指稱查卡利亞與其他新屆市議員已接受委任狀，因此無法撤除查卡利亞職位，除非查氏自己辭職；但一朝未宣誓，查卡利亞根本不是市議員，哪來自動辭職的說法？同時，為何基爾也不干脆宣佈新屆市議員陣容？
為什麼查卡利亞可以當上市議員12年，基爾說反貪局與警方記錄中查卡利亞是清白的，他沒有理由拒絕。
至于查氏的巫統巴生區部主席如何處置，身為雪州巫統舵主的他又聲稱交由巫統中央處理。
為何巴生市議會沒有採取行動，基爾也聲稱自己已交待市議會主席，可是不知發生什麼事情。最關鍵的那間違建豪宅，基爾只是要查卡利亞來罰款了事交待。
一州行政首長如斯的答覆無疑教人瞠目結舌。最明顯的是，基爾處處閃躲、迴避矛盾、自我約束以致護短、放縱包庇的態度，赤裸裸地寫出查卡利亞豪宅風波症結，更已暴露出地方政府的治理危機，特別是面對行政體制下衍生出的查卡利亞貪污現象。
查卡利亞動用來歷不明的金錢建豪宅，更以市議員身份來換取種種承包計劃，種種被揭發的行為都違法、不正當、不道德、不正直、及違背原則，這種濫用公共職位以謀取私人利益，就是一種貪腐行為。
可是，在地方政府封閉、專制的黑箱作業下，滋生這種貪腐亂象已久，還有即使有人去報案與向反貪局投報，最終也是石沉大海。州政府竟然懦弱至對一個區區市議員縱容，反襯出一個官僚政府的失靈，治理失序，監督廢馳。
查卡利亞皇宮的出現，在呼應著土著經濟地位邊緣化的叫嚷時，是一項不言而喻的諷刺答案。
違法豪宅一日沒有合理交待而任由放任，象征著金權政治的腐敗溫床仍是根深柢固，至于查卡利亞的市議員職位一事，其實也反映政府的治理整頓意愿，還有肅貪反貪的政治意志力。
然而沒有雷厲風行的解決方案，恐怕人民的失望與怨懟會日益加深。
匪夷所思的豪宅事件
在連串倒扁風波中，連台灣第一駙馬趙建銘口袋裡的名貴筆價值多少都難逃傳媒的法眼，可是巴生港口議員查卡利亞違例興建豪宅，大刺刺地豎立在貧民區，真正價值多少無人知曉，這議員從何處獲取金錢來大動土木，還是一個問號，事態演變至今，只能用「匪夷所思」來形容。
然而，目前查卡利亞逃避責任，對外聲稱身體抱恙，卻在馬六甲享受日光浴；連蘇丹也拒見，目前完全沒有交待，而目前只需繳交小數額的技術違規的罰款，罰款微不足道之餘，更讓人有轉移視線之感，難道公僕浪擲金錢，不會有貪腐濫權之嫌嗎？
巴生市議會接二連三被揭發議員坐擁豪宅，即使是有人認為敷衍塞責，有人還嗤之以鼻認為沒有什麼大不了，目無法紀與不知羞恥的態度可真叫人跌破眼鏡，而雪州大臣基爾多益諸多包庇，豈止官官相護，已是護短。
到底區區一名市議會議員擁有多少的財產？他們從何汲取累積家產，他們的合法收入是否足以供他們揮霍過著奢華生活？他們的司機、家庭女佣，甚至服裝費與海外旅行開支等的私人開銷是否也進入公帳？
我們無從查悉他們是否從公家財庫乾撈，而最諷刺的是，我們連一名市議員的薪金、固定薪金及非現金津貼也無從知曉，而支付這些公帳的就是來自納稅人的血汗錢。
我們至今沒有一套健全的申報財產機制，即使要法辦治罪，也沒有嚴格執行刑事條文。在另一邊廂，每年申報稅產時，每年仍有大批漏網之魚謊報、瞞報；同時每年總稽查署揭露出來的超支索取等弊病都不了了之。
各地方政府醜聞不斷，從被揭發出國去看肚皮舞考察，獨家授受工程給自家人，到豪宅事件和家族成員私相授受職位而壟斷市議會，已完全暴露出地方政府貪腐賄賂滲透成慣例，審查機制缺位，甚至在政治力量操弄後，當事人仍然可以逍遙法外。
無論如何，不能說有權有勢就能狡辯，查卡利亞及其他2位建豪宅的議員應明確地公佈他們的財產來源與數額，而不是以違規興建罰款了事，來為全件風波事情落幕。
最重要的是，人民更不能讓公眾利益任由人魚肉盡其剝削，倒置成這些財權勢大的政客與公務員的僕人。
普騰的黑色幽默
最近普騰推出一個相當「別緻」的電視與平面廣告。畫面的開始是一大堆人爭先恐后而氣喘籲籲地擠巴士，當然有人落空，有人無奈。鏡頭一轉後這些落空者操著駕駛盤駕車上路，最後打出標題聲言只需288令吉，就可以駕走一輛普騰。
當然，這288令吉旁邊有一個小星星，意味著是附帶條件。但這則廣告的畫面相當寫實，首先就是公共交通服務的無能失敗，以致不得不買車方便自己；第二就是大馬人公德形象蕩然無存，爭巴士的醜態在吉隆坡司空見慣。
但是回到廣告的潛台詞訊息：為什麼你要買普騰汽車？廣告答案是因為普騰經濟、實惠。
可是我會反問：為什麼因為便宜就要買普騰？普騰的品牌定位在哪裡？
我很奇怪，為什麼一家大企業在行銷自己的產品時，需要以他人之短來反襯自己的優勢？
廣告中就是藉著批判公共交通工具系統的敗壞，來販賣普騰僅存的優點。簡言之，就是告訴全世界，因為搭公車不方便，你就必須買普騰汽車。
這就是普騰目前說服顧客買車的唯一理由嗎？為什麼普騰沒有放大自己汽車的優點，以軟性訴求來打動人心的響往，以品牌優勢來襯托自己形象，反而去凸顯整個客觀環境的缺點來刺激購車者的消費慾望？
這則廣告帶出國民的兩大困局，更是烘托出大馬人集體的憂患與憤慨。
第一是大城市的市民無法享有可靠與便利的公共交通系統，輕快鐵可以常常失靈停駛不載客；我們還無法享受優質輕鬆的生活，因為市民買車被逼要供期長達9年，還要常常塞車才能穿梭一座城市。
第二個困局就是普騰的質量與市場問題。普騰新車價格是否真的廉宜是見仁見智，但肯定未達價廉物美。普騰在80年代初面市時的確比當時的熱門車便宜10%，但火紅旺市時卻由政府背後強力挹注、或減免稅務催谷成為甘榜冠軍。
我們看到普騰牽動零件、金融保險業的成長，這些經濟效益卻沒有反映在消費者的買車投資效益上。我們還失去消費者選擇優質汽車的權益，更甚是扭曲了真實市場競爭生態，鑄成今日普騰在競爭下的滯銷窘局。
一個主題蒼白、行銷詞窮、搔不到癢處的廣告，卻鉤起整個社會大眾心底的沉重心事，當然，還有自我解嘲的黑色幽默。
當然，這288令吉旁邊有一個小星星，意味著是附帶條件。但這則廣告的畫面相當寫實，首先就是公共交通服務的無能失敗，以致不得不買車方便自己；第二就是大馬人公德形象蕩然無存，爭巴士的醜態在吉隆坡司空見慣。
但是回到廣告的潛台詞訊息：為什麼你要買普騰汽車？廣告答案是因為普騰經濟、實惠。
可是我會反問：為什麼因為便宜就要買普騰？普騰的品牌定位在哪裡？
我很奇怪，為什麼一家大企業在行銷自己的產品時，需要以他人之短來反襯自己的優勢？
廣告中就是藉著批判公共交通工具系統的敗壞，來販賣普騰僅存的優點。簡言之，就是告訴全世界，因為搭公車不方便，你就必須買普騰汽車。
這就是普騰目前說服顧客買車的唯一理由嗎？為什麼普騰沒有放大自己汽車的優點，以軟性訴求來打動人心的響往，以品牌優勢來襯托自己形象，反而去凸顯整個客觀環境的缺點來刺激購車者的消費慾望？
這則廣告帶出國民的兩大困局，更是烘托出大馬人集體的憂患與憤慨。
第一是大城市的市民無法享有可靠與便利的公共交通系統，輕快鐵可以常常失靈停駛不載客；我們還無法享受優質輕鬆的生活，因為市民買車被逼要供期長達9年，還要常常塞車才能穿梭一座城市。
第二個困局就是普騰的質量與市場問題。普騰新車價格是否真的廉宜是見仁見智，但肯定未達價廉物美。普騰在80年代初面市時的確比當時的熱門車便宜10%，但火紅旺市時卻由政府背後強力挹注、或減免稅務催谷成為甘榜冠軍。
我們看到普騰牽動零件、金融保險業的成長，這些經濟效益卻沒有反映在消費者的買車投資效益上。我們還失去消費者選擇優質汽車的權益，更甚是扭曲了真實市場競爭生態，鑄成今日普騰在競爭下的滯銷窘局。
一個主題蒼白、行銷詞窮、搔不到癢處的廣告，卻鉤起整個社會大眾心底的沉重心事，當然，還有自我解嘲的黑色幽默。
聽不見的嘆氣
負責報館4樓的一名清潔女工是位中年失婚媽媽，有一次她向我提及她最大的困境是：一家三口在首都租房太貴，工作養家又無法照顧兩名行動不便的子女，偏低薪水又要付房租和褓姆費，財務上捉襟見肘。她一直希望能入住擁有政府組屋來紓困。
她說她曾經到過吉隆坡市政局去查詢如何申請人民組屋，但因不符資格及不懂程序而毫無下文。我建議她到當地國會選區代議士的辦公室去求援，並提起那國會議員名字與地址。
但她只是幽幽地嘆了一口氣。
這位女工是一名馬來婦女，我們平常都是微笑點頭示意，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我知道在這座城市中貧困群體，還有更多不知名的友族同胞，沒人聽見他們在貧困中的內心吶喊，或許不少在溫靴下過活的貧民，根本不懂得如何吶喊。
但另一邊廂，在去年成為暴風眼的AP爭議再起，因為哥打峇魯上議員莫哈末干尼的公司涉嫌複製AP進口豪華轎車牟私利，莫哈末將責任推諉給當家的孩子，還斥責孩子「饞嘴偷吃不懂得抹嘴」；然而還有多少人跑后門來圖私利？而過去有多少不知其數的金錢袋袋平安？
還有，巴生港口州議員查卡利亞浪擲至少五百萬令吉資本在貧民區興建豪宅皇宮，在低收入為主的甘榜地帶拔地而起，我難以想像當地的甘榜居民如何看待這樣的反差，大家是否會問：我國的高收入者的高收入合理嗎？他們是靠正當勞動致富嗎？而最基本問題是，在政府的扶持政策下，因貪風狂刮而連土著社會也無法雨露均霑。
AP制度明顯地就是權貴或一小撮中上層階級的「印鈔機」，也是貫徹新政濟政策時的人為偏差最佳明證。然而這只是冰山一角的扭曲現象而已。剛辭職的ASLI研究主任林德宜博士就說，世界上沒有一個被邊緣化的族群，會像大馬的土著一樣如此快速與成功地崛起，但還是有人更多貧困邊緣群體深陷泥沼。
所以，當有人說這一邊廂分配不均的研究報告是「垃圾」，又有人只會叫嚷馬來人被邊緣化，還有一大批人在夜半時馬路上飆車撞人發洩情緒，並排隊加入政黨領導國家。
但另有一班人希望在粉飾太平下，悄悄地坐享其累積財富，又或者搖旗吶喊來掩耳盜鈴、做賊喊賊，但是不分膚色的赤貧者聽不懂，他們只會悶啍和嘆氣。
她說她曾經到過吉隆坡市政局去查詢如何申請人民組屋，但因不符資格及不懂程序而毫無下文。我建議她到當地國會選區代議士的辦公室去求援，並提起那國會議員名字與地址。
但她只是幽幽地嘆了一口氣。
這位女工是一名馬來婦女，我們平常都是微笑點頭示意，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我知道在這座城市中貧困群體，還有更多不知名的友族同胞，沒人聽見他們在貧困中的內心吶喊，或許不少在溫靴下過活的貧民，根本不懂得如何吶喊。
但另一邊廂，在去年成為暴風眼的AP爭議再起，因為哥打峇魯上議員莫哈末干尼的公司涉嫌複製AP進口豪華轎車牟私利，莫哈末將責任推諉給當家的孩子，還斥責孩子「饞嘴偷吃不懂得抹嘴」；然而還有多少人跑后門來圖私利？而過去有多少不知其數的金錢袋袋平安？
還有，巴生港口州議員查卡利亞浪擲至少五百萬令吉資本在貧民區興建豪宅皇宮，在低收入為主的甘榜地帶拔地而起，我難以想像當地的甘榜居民如何看待這樣的反差，大家是否會問：我國的高收入者的高收入合理嗎？他們是靠正當勞動致富嗎？而最基本問題是，在政府的扶持政策下，因貪風狂刮而連土著社會也無法雨露均霑。
AP制度明顯地就是權貴或一小撮中上層階級的「印鈔機」，也是貫徹新政濟政策時的人為偏差最佳明證。然而這只是冰山一角的扭曲現象而已。剛辭職的ASLI研究主任林德宜博士就說，世界上沒有一個被邊緣化的族群，會像大馬的土著一樣如此快速與成功地崛起，但還是有人更多貧困邊緣群體深陷泥沼。
所以，當有人說這一邊廂分配不均的研究報告是「垃圾」，又有人只會叫嚷馬來人被邊緣化，還有一大批人在夜半時馬路上飆車撞人發洩情緒，並排隊加入政黨領導國家。
但另有一班人希望在粉飾太平下，悄悄地坐享其累積財富，又或者搖旗吶喊來掩耳盜鈴、做賊喊賊，但是不分膚色的赤貧者聽不懂，他們只會悶啍和嘆氣。
我為什麼需要道歉？
聲稱華裔趁巫統混亂提出訴求、檳州只剩浮羅山背有馬來人、資訊工藝領域和大道公司邊緣化馬來人，巫青團副團長凱里無的放矢後，到現在還將「邊緣化」掛在唇邊。
現在一個轉身，凱里在周二的國陣青年團會議後，聲稱一切言論全被斷章取義誤解，即使在之前遭民政與馬青代表大會上聲討，但凱里仍然以媒體「誤解」、「曲解」等的空洞蒼白說詞來掩飾，至于他的言論是否有傷害其他族群的意味，他反而是隻字不提，更反問「為什麼我需要道歉？」
所以，一切烽火就平熄了，即使凱里被斥責使用不正確的數據資料來支持他的檳城馬來人邊緣化言論。
不過，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提起大馬與印尼的華人遭邊緣化言論後，再燃起「邊緣化」這個新興政治術語的烽火。現在李光耀說，如果他導致首相感到「不自在」，他愿意道歉，可是他並不是對大馬華人被邊緣化的言論內容致歉。
不論這是否為一項外交辭令，但李光耀沒有否認他的談話，更沒有低估專業的媒體報導，而隨便誣賴媒體曲解他的談話，至少我們看到一個銅牙鐵齒的政治領袖承認自己確實冒犯他人了。
一些巫統領袖以「受侮辱」來形容李光耀的談話，因為他們認為各族同享政權的大馬並沒有邊緣化華人。可是另一邊廂，凱里卻高喊馬來人遭邊緣化，又暗諷華人是投機主義者，但奇怪的是，凱里又與幾個華裔好友一起收購上市公司益資利的股權。
大馬核心領導層要求李光耀慎言、別再傷害大馬等等。但另一邊廂，凱里是否冒犯了華社後，我們卻聽不見他有什麼反思的談話，反而藉第三者的口如希山慕丁等來辯白：「凱里沒有踩著其他族群，而是以真誠的態度進行斗爭」，自圓其說之餘，又顯得莫名其妙。
有人說錯話，政治家就會群起要求道歉。但為什麼聲討他人道歉時會持雙重標準？
如果李光耀可以道歉，為什麼凱里不可以對他的煽動種族緊張關係的冒犯言論道歉？為什麼一個外人只是三言兩語就要大肆鞭撻，但一個巫青團領袖到處一再而三的挑起種族議題後仍可以暢所欲言？誰應該對自己的言行負責任，看來這另有一套標準。
現在一個轉身，凱里在周二的國陣青年團會議後，聲稱一切言論全被斷章取義誤解，即使在之前遭民政與馬青代表大會上聲討，但凱里仍然以媒體「誤解」、「曲解」等的空洞蒼白說詞來掩飾，至于他的言論是否有傷害其他族群的意味，他反而是隻字不提，更反問「為什麼我需要道歉？」
所以，一切烽火就平熄了，即使凱里被斥責使用不正確的數據資料來支持他的檳城馬來人邊緣化言論。
不過，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提起大馬與印尼的華人遭邊緣化言論後，再燃起「邊緣化」這個新興政治術語的烽火。現在李光耀說，如果他導致首相感到「不自在」，他愿意道歉，可是他並不是對大馬華人被邊緣化的言論內容致歉。
不論這是否為一項外交辭令，但李光耀沒有否認他的談話，更沒有低估專業的媒體報導，而隨便誣賴媒體曲解他的談話，至少我們看到一個銅牙鐵齒的政治領袖承認自己確實冒犯他人了。
一些巫統領袖以「受侮辱」來形容李光耀的談話，因為他們認為各族同享政權的大馬並沒有邊緣化華人。可是另一邊廂，凱里卻高喊馬來人遭邊緣化，又暗諷華人是投機主義者，但奇怪的是，凱里又與幾個華裔好友一起收購上市公司益資利的股權。
大馬核心領導層要求李光耀慎言、別再傷害大馬等等。但另一邊廂，凱里是否冒犯了華社後，我們卻聽不見他有什麼反思的談話，反而藉第三者的口如希山慕丁等來辯白：「凱里沒有踩著其他族群，而是以真誠的態度進行斗爭」，自圓其說之餘，又顯得莫名其妙。
有人說錯話，政治家就會群起要求道歉。但為什麼聲討他人道歉時會持雙重標準？
如果李光耀可以道歉，為什麼凱里不可以對他的煽動種族緊張關係的冒犯言論道歉？為什麼一個外人只是三言兩語就要大肆鞭撻，但一個巫青團領袖到處一再而三的挑起種族議題後仍可以暢所欲言？誰應該對自己的言行負責任，看來這另有一套標準。
封閉的眼睛
他走了進來，與大學教授耳語幾句後，對著班上的同學說：我是某某某。我是來代表競選的。
然後就開始他的競選宣言與理念。
在大學校園選舉時，我們最期待的就是這些候選人走進課堂裡，因為這樣就可以佔去上課時間，還可以迅速了結一堂課。
在講台上這些競選學生形單影隻地喊話拉票，台下可是聒噪竊竊私語的大學生，可是沒有人去理解這些競選者是誰，因為事不關己。
我的印象中沒有碰過在台上振振有辭、縱橫捭闔的學生領袖。他們的演說似乎都是蒼白無力。台下也是一群漠不關心的學生。
後來，投票日期逼近了，同學們聚在一起時提起，才恍然記得原來當天就是投票日，我們還在猶豫是否要去投票。
後來，大家又跑去討論功課或月考考題。大家不了了之後一哄而散。當時，我們連什麼是親校方或是學生陣線等派系都毫無概念，更別談投票的義務等的民主概念，民意和批判、議事論述。
再後來，心情不好，而且懶得去排隊，我沒有去投票。一連4年的大學生涯，我也記不起到底我是否曾經投過票，我的校園選舉記憶飄渺得船過水無痕。
近幾年的校園選舉已越來越激烈，從原始的平面印刷品如傳單、手冊、報刊、海報，到數碼化地以部落格、視頻帖子網站與電子傳媒的推波助瀾之下，政治勢力滲透等的輿論，喚喚校園民主、學生政治的注意力，儘管這些校園選舉閃電般地來得快，但消散得也快。
本地大學在大專法令下，與政治與民主等概念成為絕緣體，除非大學生本身自我開發去探索，或是就讀相關科系的文科生，否則對一般時事性的通識都是一片空洞理解，特別是華裔學生，更何況是政治議題。
當局讓大學生卻步政治領域，高官們常聲稱要學生專注學業，然而連政治思辨能力也欠缺，又如何去鑽研學術的真理？
大學生不容許對社會睜開眼睛，卻在學術裡頭自尋盲點，學生們無法獨立思考，因為他們只能在一隻看不見的手下片面思考。
當然現在我已睜開了眼睛。當年的我，只是其中一種大學生類型，但是從過去到現在，是否大部份的大學生都是像我這種大學生？
然後就開始他的競選宣言與理念。
在大學校園選舉時，我們最期待的就是這些候選人走進課堂裡，因為這樣就可以佔去上課時間，還可以迅速了結一堂課。
在講台上這些競選學生形單影隻地喊話拉票，台下可是聒噪竊竊私語的大學生，可是沒有人去理解這些競選者是誰，因為事不關己。
我的印象中沒有碰過在台上振振有辭、縱橫捭闔的學生領袖。他們的演說似乎都是蒼白無力。台下也是一群漠不關心的學生。
後來，投票日期逼近了，同學們聚在一起時提起，才恍然記得原來當天就是投票日，我們還在猶豫是否要去投票。
後來，大家又跑去討論功課或月考考題。大家不了了之後一哄而散。當時，我們連什麼是親校方或是學生陣線等派系都毫無概念，更別談投票的義務等的民主概念，民意和批判、議事論述。
再後來，心情不好，而且懶得去排隊，我沒有去投票。一連4年的大學生涯，我也記不起到底我是否曾經投過票，我的校園選舉記憶飄渺得船過水無痕。
近幾年的校園選舉已越來越激烈，從原始的平面印刷品如傳單、手冊、報刊、海報，到數碼化地以部落格、視頻帖子網站與電子傳媒的推波助瀾之下，政治勢力滲透等的輿論，喚喚校園民主、學生政治的注意力，儘管這些校園選舉閃電般地來得快，但消散得也快。
本地大學在大專法令下，與政治與民主等概念成為絕緣體，除非大學生本身自我開發去探索，或是就讀相關科系的文科生，否則對一般時事性的通識都是一片空洞理解，特別是華裔學生，更何況是政治議題。
當局讓大學生卻步政治領域，高官們常聲稱要學生專注學業，然而連政治思辨能力也欠缺，又如何去鑽研學術的真理？
大學生不容許對社會睜開眼睛，卻在學術裡頭自尋盲點，學生們無法獨立思考，因為他們只能在一隻看不見的手下片面思考。
當然現在我已睜開了眼睛。當年的我，只是其中一種大學生類型，但是從過去到現在，是否大部份的大學生都是像我這種大學生？
此後是否只見寒蟬？
華小撥款遭侵吞事件挑起之後，到現在的爭議點是：一個副部長是否應該可以公開指出其他的不是？「應不應該」成為最模糊的關鍵詞。
連翁詩傑的上司高教部長拿督慕斯達法也聲稱，如果他受到另一個副部長公開批評，他也會感到受傷害。翁詩傑也因此被定罪為用劃清界線來批評，反而成為炮火紛飛下的罪魁禍首。
不過，本週三以副首相納吉主持的內閣會議結束後，納吉本身已避談撥款侵吞問題，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騎劫專款事情，反之繞了一圈，以內閣原則來評論翁詩傑的言行，登台高呼後更取得包括馬華在內的閣員的呼應，曖昧的表態，似乎在找著尷尬局面的下台階。
明顯地，現在事態已發展成為咬住技術性爭議，將重點放在一個身兼黨職、官職與民選代議士的政治人物應該怎樣發言，應該在什麼場合說話，如何變調身份等，一切重點成為課本上的理論──什麼才是正規禮節，什麼才是行為規範等，更要懂得如何拿捏分寸，不會闖紅燈，不能踩地雷。
但另一方面，大家在恍然一位有官職的從政者有何可為，有何不可為時，反映出民眾對一般政府體制的規範不甚了解。
如果一個從政者只是區區的人民代議士，而非一個副部長，那麼被指責的部長受傷害程度是否會低一些？但另一邊廂，如果一個有黨職卻沒有官職的政要，批評任何不當行為時是否不必有所顧忌？若是這樣，不當官而只當一個國會議員，是否更能暢所欲言充當人民的喉舌？
可是部長們的解釋是，任何部門之下的事情應內部解決。內部的意思，就帶有隱密色彩與壟斷威權的意涵，不會攤在陽光底下，而密室之下哪會有透明？到最終人民的投訴是否有解決方案出爐？一方諸侯是否有為民作主？
副部長被禁止批評內閣部長，是因職權不足，這只是規範問題，但我更擔心是慣例。翁詩傑以馬華副總會長身份發言反被斥責後，已成為一個反面示範。
此後任何體制下的失當、貪瀆事件爆發時，我們是否不能期待擁有黨職的高官來發言評述？而更甚的是，這項示範的背後，會否帶來寒蟬效應的政治慣例？
馬華閣員你怎麼說？
高教部長拿督慕斯達法發表文告，因翁詩傑揭露華小撥款遭人干撈的言論，而向教育部長拿督斯里希山慕丁和教育部全體同仁道歉，事態演變至此，教人感到詫異。
這項課題如果簡化成一個情景是：有人看見一間屋子失火了，大喊救火來時竟遭別人責罵與怨懟相待，原因是沒有向屋主投報，旁人圍觀時，怎樣失火和如何滅火卻沒有人去理會了。
這是一個相當諷刺的局面。翁詩傑因透過媒體揭弊，被訓為有失體面，也逾越了一個行政官員的應所為規範，而慕斯達法以上司身份來向教育部與巫統同僚的希山慕丁道歉，已全盤否定翁詩傑的做法，儼然就是賞了一記耳光。
希山慕丁在週二回應抨擊時指稱，99%受惠學校沒有發生撥款騎劫問題，但只有1%的華小撥款問題就被挑起來是問題，言下之意1%的貪腐是微不足道，更不應小題大作，這種訴諸情緒的謾罵不只凸顯專業應對能力的蒼白，更暴露出歪離正題與閃避諉過心態。
從干撈撥款的合法性輿論，成為揭弊管道正當性的爭議，已是離題扭曲的事態發展。而揭發貪腐與濫權行為，是一項公民責任，每個人都有責任舉發弊端，然而拉三扯四後，公開抨擊怎麼會變成不當行為？
如果一名副部長不能以行政官員去批評另一個部門，那麼是否可以民選代議士的身份作人民喉舌來揭弊？是否可以馬華黨要的政治身份來發言置喙？一切是否要遵從國陣執政黨的協商精神私下解決？
我們不禁質疑，翁詩傑是否能以一名馬華副總會長的身份發聲，來捍衛華小權益？
馬華4名黨要兼閣員在內閣會議中抱持什麼立場，迄今還因一片噤聲效應下不為人知。然而沉默之下，是否印證了外人所說的馬華裡頭人事鬧不和？
這項課題如果簡化成一個情景是：有人看見一間屋子失火了，大喊救火來時竟遭別人責罵與怨懟相待，原因是沒有向屋主投報，旁人圍觀時，怎樣失火和如何滅火卻沒有人去理會了。
這是一個相當諷刺的局面。翁詩傑因透過媒體揭弊，被訓為有失體面，也逾越了一個行政官員的應所為規範，而慕斯達法以上司身份來向教育部與巫統同僚的希山慕丁道歉，已全盤否定翁詩傑的做法，儼然就是賞了一記耳光。
希山慕丁在週二回應抨擊時指稱，99%受惠學校沒有發生撥款騎劫問題，但只有1%的華小撥款問題就被挑起來是問題，言下之意1%的貪腐是微不足道，更不應小題大作，這種訴諸情緒的謾罵不只凸顯專業應對能力的蒼白，更暴露出歪離正題與閃避諉過心態。
從干撈撥款的合法性輿論，成為揭弊管道正當性的爭議，已是離題扭曲的事態發展。而揭發貪腐與濫權行為，是一項公民責任，每個人都有責任舉發弊端，然而拉三扯四後，公開抨擊怎麼會變成不當行為？
如果一名副部長不能以行政官員去批評另一個部門，那麼是否可以民選代議士的身份作人民喉舌來揭弊？是否可以馬華黨要的政治身份來發言置喙？一切是否要遵從國陣執政黨的協商精神私下解決？
我們不禁質疑，翁詩傑是否能以一名馬華副總會長的身份發聲，來捍衛華小權益？
馬華4名黨要兼閣員在內閣會議中抱持什麼立場，迄今還因一片噤聲效應下不為人知。然而沉默之下，是否印證了外人所說的馬華裡頭人事鬧不和？
打不破的鐵飯碗
丹斯里三蘇丁約滿不再續約後，政府首席秘書職就落在丹斯里莫哈末西迪的身上。
西迪走馬上任，對于他個人而言，其實是仕途更上一層樓。西迪在接任前是國際貿工部的秘書長，也是該部的官僚體制中最高職權的行政官。
可是沒有多少人記得，西迪也是去年汽車入口准證（AP）風云下的關鍵人物，主責簽發准證，但就是簽批數目失衡、「密室」運作的人為偏差，加上政治因素滲透，而掀起滿城爭議。
當該部部長拉菲達面對炮轟時，就將簽批權力往秘書長身上推。群眾當時針對的卻只是拉菲達，部長除了要負上政治責任，其實身為文官，未能向部長提供好建議，也是難辭其咎。
如今事過境遷後，西迪反而官運亨通，而汽車入口准證課題在喧嘩聲中落幕，而整個簽發體制是否已修補和改善，反而成為次要問題。
問題是，我們看到政府高官的遷動，往往是從一個部門調派到另一個部門或機構。
例如國民服務局首任總監因身體健康抱恙，就被調到5年才來大忙一次的選委會當秘書；又或許是一些約滿的資深高官，續約後又再無限期延聘。
迄至去年杪為止，全馬各地共有388個部門相關機構以及186個法定機構，這些高官之勢樑換柱已成為家常事，反正出路就是多。如果這些高官是不求有功，只求無過之輩；甚至是得過且過地尸位素餐，這些政府機構以及高官首要是否真的貫徹關鍵表現指數（KPI）來問責？我們是否有加強問責，量化服務和評估服務成效？
相同的是，我們看到不少政府關聯公司的首腦也如斯做法，從甲機構調換至乙機構後，仍然是換湯不換藥地治理公司。
這也是一種近親繁殖的人事部署而已，新血荒缺，更無法注入施政與治理的新思維，反而延續敗壞的治理惡習。
公營機構變相成為「收容所」，聘任制度欠缺彈性，晉升制也只從內部揀選，整體公務員架構也不靈活洝放，沒有兼收並蓄，也沒有向外招攬人才，反而安排「通才」文官主導傳統政務，是否迎合現代社會要求專業化和多元化的需求？
大馬公僕被譽為是鐵飯碗，年年享有花紅。在打不破的鐵碗下，造成公僕欠缺競爭與鞭策力，也造成公務員鑄成自己是「永久終身聘用」的劂~觀念而不思進取。
其實，政府部門是否應取經私人界，對外延攬人才，更以合約制來聘用高官首腦？
西迪走馬上任，對于他個人而言，其實是仕途更上一層樓。西迪在接任前是國際貿工部的秘書長，也是該部的官僚體制中最高職權的行政官。
可是沒有多少人記得，西迪也是去年汽車入口准證（AP）風云下的關鍵人物，主責簽發准證，但就是簽批數目失衡、「密室」運作的人為偏差，加上政治因素滲透，而掀起滿城爭議。
當該部部長拉菲達面對炮轟時，就將簽批權力往秘書長身上推。群眾當時針對的卻只是拉菲達，部長除了要負上政治責任，其實身為文官，未能向部長提供好建議，也是難辭其咎。
如今事過境遷後，西迪反而官運亨通，而汽車入口准證課題在喧嘩聲中落幕，而整個簽發體制是否已修補和改善，反而成為次要問題。
問題是，我們看到政府高官的遷動，往往是從一個部門調派到另一個部門或機構。
例如國民服務局首任總監因身體健康抱恙，就被調到5年才來大忙一次的選委會當秘書；又或許是一些約滿的資深高官，續約後又再無限期延聘。
迄至去年杪為止，全馬各地共有388個部門相關機構以及186個法定機構，這些高官之勢樑換柱已成為家常事，反正出路就是多。如果這些高官是不求有功，只求無過之輩；甚至是得過且過地尸位素餐，這些政府機構以及高官首要是否真的貫徹關鍵表現指數（KPI）來問責？我們是否有加強問責，量化服務和評估服務成效？
相同的是，我們看到不少政府關聯公司的首腦也如斯做法，從甲機構調換至乙機構後，仍然是換湯不換藥地治理公司。
這也是一種近親繁殖的人事部署而已，新血荒缺，更無法注入施政與治理的新思維，反而延續敗壞的治理惡習。
公營機構變相成為「收容所」，聘任制度欠缺彈性，晉升制也只從內部揀選，整體公務員架構也不靈活洝放，沒有兼收並蓄，也沒有向外招攬人才，反而安排「通才」文官主導傳統政務，是否迎合現代社會要求專業化和多元化的需求？
大馬公僕被譽為是鐵飯碗，年年享有花紅。在打不破的鐵碗下，造成公僕欠缺競爭與鞭策力，也造成公務員鑄成自己是「永久終身聘用」的劂~觀念而不思進取。
其實，政府部門是否應取經私人界，對外延攬人才，更以合約制來聘用高官首腦？
何必妄自菲薄？
還有一年，大馬獨立就是50年。走過半個世紀的歲月，我們是否真正擺脫殖民時代？大馬人民是否真正獨立了？
但在兩代人歲月中，我們仍然無法甩脫英殖民的殘餘影響，特別是英化就是菁英的思維。
例如巫青團署理團長凱里口出豪語後，聲稱華人趁巫統處弱勢時提訴求、暗指馬華與民政黨是機會主義者；在遍地眼鏡片中，大家都有一個想法：在海外留學的年青人應更為開明和與眾不同，為何重炒種族牌？
此番豪語後至剛落幕的馬華代表大會的輿論中，大家都訝異與接受不了一個英國牛津大學畢業生，會有此等種族性言論，也成為其中一項譴責的理論。
然而，這種想法的背後，卻帶著一種「在外國洗禮理應更優秀」的思維，這是一種媚外的共識，更深一層來說，是妄自菲薄的心態。
是外國的月亮比較圓？還是覺得在外國留學過的大馬人就特別卓越？這是暗地裡的自慚形穢，連我們自己也無法否認、無從察覺的意識型態，以致加深了大家的失望。
然而我認為，即使是國產大學生，也有出類拔萃之輩，即使是寥若晨星，也不等于一個精英也沒有；相反的是，海外留學生也未必每個都是精英。
所以，廣泛而言，為什麼對一個負笈海外的年青人有特別高的準則？何必對一個名校出身的青年另眼相看？
一個從政者不論是師承何處，基本的政治性格不可或缺，更應有知識份子修養，否則一切華麗背景只是虛妄的裝飾物。
所以，為何社會需要對追捧海外名校出身的貴族精英，過度吹噓海外教育制度的質量？
為什麼要矮化自己來抬眼瞻望名校生呢？
當然，大馬人是否有真正地矮化自己嗎？拉菲達是貨真價實的馬大經濟系學生，沒有外國名校的背景薰陶，但在其巾幗豪氣和民族主義思維下卻說：不滿意本地土著政策的外資隨時可道別，我們看到拉菲達豪壯陳詞時，卻覺得走偏鋒了。
我們對外國教育制度崇拜的媚外意識型態已根深蒂固，僅從國際學校林立，甚至部長高官等紛紛將子女送到國外升學就可探知。但每個人都流露出妄自菲薄的心理而不自知，極端的是，當我們忘記中庸之道時，卻有人自視過高，以致目中無人。
但在兩代人歲月中，我們仍然無法甩脫英殖民的殘餘影響，特別是英化就是菁英的思維。
例如巫青團署理團長凱里口出豪語後，聲稱華人趁巫統處弱勢時提訴求、暗指馬華與民政黨是機會主義者；在遍地眼鏡片中，大家都有一個想法：在海外留學的年青人應更為開明和與眾不同，為何重炒種族牌？
此番豪語後至剛落幕的馬華代表大會的輿論中，大家都訝異與接受不了一個英國牛津大學畢業生，會有此等種族性言論，也成為其中一項譴責的理論。
然而，這種想法的背後，卻帶著一種「在外國洗禮理應更優秀」的思維，這是一種媚外的共識，更深一層來說，是妄自菲薄的心態。
是外國的月亮比較圓？還是覺得在外國留學過的大馬人就特別卓越？這是暗地裡的自慚形穢，連我們自己也無法否認、無從察覺的意識型態，以致加深了大家的失望。
然而我認為，即使是國產大學生，也有出類拔萃之輩，即使是寥若晨星，也不等于一個精英也沒有；相反的是，海外留學生也未必每個都是精英。
所以，廣泛而言，為什麼對一個負笈海外的年青人有特別高的準則？何必對一個名校出身的青年另眼相看？
一個從政者不論是師承何處，基本的政治性格不可或缺，更應有知識份子修養，否則一切華麗背景只是虛妄的裝飾物。
所以，為何社會需要對追捧海外名校出身的貴族精英，過度吹噓海外教育制度的質量？
為什麼要矮化自己來抬眼瞻望名校生呢？
當然，大馬人是否有真正地矮化自己嗎？拉菲達是貨真價實的馬大經濟系學生，沒有外國名校的背景薰陶，但在其巾幗豪氣和民族主義思維下卻說：不滿意本地土著政策的外資隨時可道別，我們看到拉菲達豪壯陳詞時，卻覺得走偏鋒了。
我們對外國教育制度崇拜的媚外意識型態已根深蒂固，僅從國際學校林立，甚至部長高官等紛紛將子女送到國外升學就可探知。但每個人都流露出妄自菲薄的心理而不自知，極端的是，當我們忘記中庸之道時，卻有人自視過高，以致目中無人。
為何還要這般神氣？
國際貿易與工業部長拿督斯里拉菲達昨日說，不會「乞求」外資來馬，而要是外資不認同大馬的30%土著股權限制，隨時可以到中國投資，大馬可對他們說「拜拜」。
拉菲達這句話聽起來相當駭人。這情況就像一個食客進到一間食肆裡叫菜後，發覺味道不合口胃，向店主反映意見，店主說：「如果你覺得食物不好吃，你就去別家餐館吃吧！我們不在乎你。」
試問這樣的餐館，還會有市場嗎？
如此自以為是和愛理不理的店主，還會有屑于光顧？我不知道這是氣定神閒、豪氣，還是目光短淺和自負？──大馬政府不是一直強調要營造親商環境嗎？
外資就是我們的市場，特別是製造業等的工業化項目簡直就是主要命脈，更何況拉菲達正代表政府積極簽署多項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就是要開拓、打通外資湧進的管道。
綜觀大馬的外資趨向，在1996年至2000年期間，大馬在亞洲國家中佔據第5大的外資比重（4.4％）而達240億美元；但在短短5年後，大馬在亞洲國家的外資人氣榜下跌一級而僅獲109億美元，比重低至2.4%，被印度趕超凌駕，更遠遠比不上中國，這絕對不只是中國熱的問題，而是為何大馬的外資磁場減弱？
再細看大馬的外資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86年至1995年間的5.5%下滑至3.5%，而若非外資和公共投資「充門面」，我國的投資會更低，更何況自1997年的金融風暴後內資已減緩，但另一邊廂，外資雖不至于造成熱澈瘣撉漯w沫，但事實上外資的成長不亮麗。
外資對我國的經濟有多大的影響？宏觀角度可能百姓無法窺見，但升斗市民只要到訪一些新興花園住宅區中可感應到外資的經濟威力，只要任何一家外資霸級市場進駐某地區後馬上帶旺人氣，就是最佳的反映。
撇開土著股權政策等種種限制不談，我國目前面對治安不靖問題，成為外資的心頭大石；欠缺大批熟練工人，製造品等技術含量也不高，更無法達到技術轉移自供自給的永續發展，更甚的是近來「兩隻大象在打架」而影響政局，外資會不會成為被嚇走的「鼠鹿」？
先天性已條件不足，加上後天條件失調，為什麼拉菲達還要這麼神氣？
大學的電子雞作者
《新聞週刊》公佈另一份全球100優秀大學排行榜，坊間不少人也開始議論其權威性、準確性和客觀性，更有者指稱誤導。但最明確的事實是，大馬連一間大學也擠不進。
這已不是新鮮事情，從去年的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週報排名風波後，馬大校長在校園樹立牌坊自吹自擂，我們可當成新聞趣味般閱讀，但是事實上，這是值得憂慮的事情，因為大學排名就是一個國際世界的縮影。
本地大學求學是怎樣的光景呢？1980年代時不少學長都平時從主流媒體看到的是校園選舉被箝制、男女不得共車等的泛政治化爭議性課題。但在報章以外的，還有不少值得「回味」的事情。
譬如當年我修讀的科系，不論是大考或年終考試，都是以馬來文、選擇題方式出題，我印象中似乎並沒有經歷寫文章或分析性的申論題，總之上考場時只需帶鉛筆與橡膠擦塗塗擦擦就行了，即使不曉得回答，糊里糊塗也可命中幾題。
但是現在我回想，即使講師教授執意要以申論題出題，恐怕在改考卷時會埋沉在堆積如山的試卷裡，因為僅是一張考卷就有數以百計，甚至數以千計的學生應試。
在考試前，同學們會爭相詢問學長們是否存有往年試卷，複印起來後，有者就會硬硬地拷貝在腦海裡，很多時候上考場後發覺考題會如出一轍，除了討得便宜，也是討得運氣。
有時，我們每天還得趁早去講堂霸位子，因為科系人數太多，校務局安排的講堂不負勝荷，馬鴟玊丹b地板上課是行大運了，我還試過因趕課來不及霸位，被逼坐在講堂外自找椅子來上課，就坐在講堂外像被罰堂的學生，偷偷瞄進講堂裡到底上什麼課。
可是我們無法離開講堂不上課，因為講師說明會記錄出席率，曠課者就得扣學分。所以我和其他同學就無聊地坐在講堂外等待下課，我還向同學借來當時超人氣一隻電子雞（Tamagotchi）來玩，除了按鈕強制餵食，我們當時還競相比賽怎樣才能在最短時間內用食物「弄死」一隻電子雞，否則，我們怎樣挨過講堂外的無聊時光？
當然我現在不記得那幾個下午讓電子雞重生了多少回，但電子雞在10年前發紅後，這種玩意兒在目前已幾乎成為絕響。
看到大學排名新聞後，我在想本地大學裡應該還有一大批受寵的「電子雞」吧？
反貪關卿何事？
如果你是香港電視劇的劇迷，恐怕沒有人不知道廉政公署或ICAC這些名詞，但是若你要不諳馬來文或英文的華人觀眾說出本地是否有廉政公署，甚至ACA是什麼時，恐怕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香江一個政府單位可以越洋滲透效應，確是不尋常；相對地若是本地人要舉報一宗貪污案件時，應該如何舉報？看來本地人會毫無頭緒，甚至會嗤之以鼻認為投報是沒有任何幫助的，更不要讓自己惹麻煩。
這種息事寧人的心態背後，其實是我們對反貪倡廉的意識不成熟，更是法理社會的蒼白。
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在本週吁請反貪者應舉證投報，而前首相敦馬哈迪醫生則馬上呼應：不會有人自動挺身舉證，更暗稱許多人都是掩耳盜鈴地反貪。
你說某人貪污、舞弊不當，你就得有證據，就是「你主張，你舉證」的範例，吹哨人還得承擔舉證責任，否則就是無中生有，甚至自討苦吃；有時被指責者甚至會惡人先告狀地挑釁：「有證據就來告我」。
但往往是舉報人只掌握間接證據，或是一些線索，但這些蛛絲馬跡卻被無法成為證據時，貪污者仍可橫行貪腐下去。
這也往往成為反貪失效時，有關當局推諉責任的最佳辭令：因為證據不足，甚至推塞責任聲稱舉報者是無的放矢。
假若舉報者確是捕風捉影來胡亂指責，對當事人會不公平；但如果舉報者所言一切屬真，卻因舉證不足，無法立案，恐怕這就成了犧牲公義的漏洞。
但事實上，為何不能倒置舉證責任？譬如在特定情況下，被控方必須提供證據證明自己的清白。
我們現在看到貪污和受賄的議論，都是根據現象來猜測來人云亦云，也沒有立案的直接證據，當事人為避免越描越黑而迂迴逃避，傳言卻越來越盛，但沒有人知道執法當局是否有在辦事肅貪。
即使殺雞儆猴來反貪，我們也沒有看到當局祭出多少隻「雞」，之前我們聽到當局緝貪時是要抓大魚或小魚，都沉在海底裡不見蹤跡了。
曾幾何時，巫統在痛心疾首金錢政治時，但反貪污局連涉足巫統調查的權限也沒有，只因為金漪F治為「家事」，馬哈迪揭發曾有一名部長曾受反貪局調查後卻不了了之，是否又因「全是家事，關卿何事」而沒有下文？
香江一個政府單位可以越洋滲透效應，確是不尋常；相對地若是本地人要舉報一宗貪污案件時，應該如何舉報？看來本地人會毫無頭緒，甚至會嗤之以鼻認為投報是沒有任何幫助的，更不要讓自己惹麻煩。
這種息事寧人的心態背後，其實是我們對反貪倡廉的意識不成熟，更是法理社會的蒼白。
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在本週吁請反貪者應舉證投報，而前首相敦馬哈迪醫生則馬上呼應：不會有人自動挺身舉證，更暗稱許多人都是掩耳盜鈴地反貪。
你說某人貪污、舞弊不當，你就得有證據，就是「你主張，你舉證」的範例，吹哨人還得承擔舉證責任，否則就是無中生有，甚至自討苦吃；有時被指責者甚至會惡人先告狀地挑釁：「有證據就來告我」。
但往往是舉報人只掌握間接證據，或是一些線索，但這些蛛絲馬跡卻被無法成為證據時，貪污者仍可橫行貪腐下去。
這也往往成為反貪失效時，有關當局推諉責任的最佳辭令：因為證據不足，甚至推塞責任聲稱舉報者是無的放矢。
假若舉報者確是捕風捉影來胡亂指責，對當事人會不公平；但如果舉報者所言一切屬真，卻因舉證不足，無法立案，恐怕這就成了犧牲公義的漏洞。
但事實上，為何不能倒置舉證責任？譬如在特定情況下，被控方必須提供證據證明自己的清白。
我們現在看到貪污和受賄的議論，都是根據現象來猜測來人云亦云，也沒有立案的直接證據，當事人為避免越描越黑而迂迴逃避，傳言卻越來越盛，但沒有人知道執法當局是否有在辦事肅貪。
即使殺雞儆猴來反貪，我們也沒有看到當局祭出多少隻「雞」，之前我們聽到當局緝貪時是要抓大魚或小魚，都沉在海底裡不見蹤跡了。
曾幾何時，巫統在痛心疾首金錢政治時，但反貪污局連涉足巫統調查的權限也沒有，只因為金漪F治為「家事」，馬哈迪揭發曾有一名部長曾受反貪局調查後卻不了了之，是否又因「全是家事，關卿何事」而沒有下文？
手機短片下的變貌
學生時代總愛看第二電視台所播映的《美國趣味家庭錄影》。看著掌鏡者顫抖抖地拍著一幕幕爆笑的動作，從小狗等寵物到家人摔跤的丑態，雖然拍攝畫面有些不清晰，但是仍沉浸在視覺的刺激和快感，給觀眾帶來是一陣陣沒有意義的歡笑。
然而這是美國中產階級的無聊文化。如今時空轉移後，掌鏡者不再是富裕國家的中產階級，攝影機也從奢侈品轉移到平民化的手機，從複雜的拍攝技術到簡易的按扭攝錄歷史定格就在股掌間，繼而更通過短片互聯網成為市民新聞，「個人媒體」已凌駕大眾媒體。
香港的「巴士阿叔」手機偷拍短片事件轟動國際，但本地並未真正地感受其效應，直到數宗校園圍毆，甚至博特拉大學校園暴力的短片廣為流傳後，驚動部長等高官才氣急敗壞回應。這已充份顯現個人也可興起滿城風雨，特別是我手寫我心的部落格也起推波助瀾之效。
「短、快、精」的視頻內容，讓大眾可隨時隨地參與，即興地傳播自己，也揭發了真實的社會現象，例如博大學生的流氓舉動，就是千真萬切的影像，更無法經過否認和包裝敘述去詐偽。我想在先進的攝錄功能下，類似事件可能會「取巧」地掩在地氈下。
突破主流媒體壟斷的新聞素材如網上短片等，讓人民有多一項的資訊消費選擇，已是不可抵擋的趨勢，特別是視頻內容除了可在Youtube等的免費分享網站張貼以外，更可以寄生在部落格，資訊渠道在網絡多面化後，這一輪革命已徹底瓦解權威下的資訊保護膜。
縱使真假是非可在印刷文字下操弄，在影像畫面下卻不能硬拗粉飾了，真相始終會還原。
可是，當局已宣示有意修改法令來監控電子媒體，更表示我國人民不及美國人民可分辨資訊真偽，公共論辯也是否因此式微？當手機拍短片自由上網、寫部落格成為大眾文化後，又怎能監控？資訊只能淨化，但歷史污點卻不能漂白。
從一系列的校霸欺凌事件的短片潮開始，揭發惡行風氣只是一個開端，我想這類短片會陸續有來，而且種類繁多。
從傳統的平面媒體在事後才追蹤報導的形勢來看，已失去先發制人的控導議題的強勢。當話語權重回到民間時，人民也是真正的掌鏡者，資訊的紅燈能規訓什麼？
我想「水至清則無魚」這句話，值得借鑒。
然而這是美國中產階級的無聊文化。如今時空轉移後，掌鏡者不再是富裕國家的中產階級，攝影機也從奢侈品轉移到平民化的手機，從複雜的拍攝技術到簡易的按扭攝錄歷史定格就在股掌間，繼而更通過短片互聯網成為市民新聞，「個人媒體」已凌駕大眾媒體。
香港的「巴士阿叔」手機偷拍短片事件轟動國際，但本地並未真正地感受其效應，直到數宗校園圍毆，甚至博特拉大學校園暴力的短片廣為流傳後，驚動部長等高官才氣急敗壞回應。這已充份顯現個人也可興起滿城風雨，特別是我手寫我心的部落格也起推波助瀾之效。
「短、快、精」的視頻內容，讓大眾可隨時隨地參與，即興地傳播自己，也揭發了真實的社會現象，例如博大學生的流氓舉動，就是千真萬切的影像，更無法經過否認和包裝敘述去詐偽。我想在先進的攝錄功能下，類似事件可能會「取巧」地掩在地氈下。
突破主流媒體壟斷的新聞素材如網上短片等，讓人民有多一項的資訊消費選擇，已是不可抵擋的趨勢，特別是視頻內容除了可在Youtube等的免費分享網站張貼以外，更可以寄生在部落格，資訊渠道在網絡多面化後，這一輪革命已徹底瓦解權威下的資訊保護膜。
縱使真假是非可在印刷文字下操弄，在影像畫面下卻不能硬拗粉飾了，真相始終會還原。
可是，當局已宣示有意修改法令來監控電子媒體，更表示我國人民不及美國人民可分辨資訊真偽，公共論辯也是否因此式微？當手機拍短片自由上網、寫部落格成為大眾文化後，又怎能監控？資訊只能淨化，但歷史污點卻不能漂白。
從一系列的校霸欺凌事件的短片潮開始，揭發惡行風氣只是一個開端，我想這類短片會陸續有來，而且種類繁多。
從傳統的平面媒體在事後才追蹤報導的形勢來看，已失去先發制人的控導議題的強勢。當話語權重回到民間時，人民也是真正的掌鏡者，資訊的紅燈能規訓什麼？
我想「水至清則無魚」這句話，值得借鑒。
自備匙叉的一頓飯
我還記得當年在大學宿命的食堂捧著一盤飯菜時，東張西望哪裡可以找到湯匙與叉來用餐。可是到最後，食堂工人告訴我：食堂沒有湯匙和叉，因為不需要。
當時，我看著食堂各種族的大學生都用手抓飯起來時，我有些狼狽和徬徨，因為用手抓飯不是我的生活文化。後來，我倉皇地折返宿舍房間取出湯匙叉才能用餐。
此後我和其他華裔學生一樣，都是自備匙叉到食堂進餐。我被分配到入住包伙食的第四宿舍，學費裡已包含伙食費，我是無從選擇地入住宿舍一年。
但當年我首次驚覺原來同一個土地版塊上，各種族之間擁有不同的國度，我們需要彼此「包容」地過生活，包括忍受食堂不提供匙叉給非馬來學生使用的淺陋認知，還有強烈的本位主義。
這段細微的往事，其實可寄寓我國真正的種族了解到什麼程度。
最近鬧得滿城風雨的《種族關係》科目教材本是促進種族了解為出發點，但敗筆處處，在掀爭議後被收回，以致我們不禁反問：為什麼大學需要開設一堂課，強制學生去上課了解多元種族，去修補各族之間的鴻溝呢？
為什麼需要通過書面、炮製片面的史實當媒介，生硬套用在生活上，然後從象牙塔裡走到民間去接觸了解友族同胞？
但事實上，有時我們連對友族最基本的生活文化與民俗，卻毫無起碼的認識。我國沒有真正的種族融合與共同的生活文化氛圍。社會只有多元文化表象，除了每年的節慶開放門戶活動、雙佳節慶典來促進互動、每晚嘛嘛檔不分種族客朋滿座，或4年一次世界盃時同聲喝采看球，我們在餐飲、歌影視、文學與體育各生活層面，我們也沒有找到粘合劑。
所謂的凝聚、團結，卻在商場和政治裡變成了「合作」與「策略夥伴」型態。
即使天下皆知馬來歌后西蒂諾哈麗莎新婚喜訊，但有多少個華人懂得哼唱她的成名曲旋律？文化、藝術與文物部應該在這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長程規划與推動文化政策來讓各族能緊密，以藝文引起各族的共鳴。
這些「看不見的工程」背後，需要真正通透的文化愿景。多元文化不應只淪為國家形象，更不能只粗糙地任由一本教材去強加團結意識，這形同強逼每個人都需要用手抓飯一樣。
我在回想，為什麼當年食堂沒有準備匙叉餐具給各族學生使用呢？非土著學生也不必各攜匙叉，就像各族都攜帶一套自己的意識型態去看待國民團結問題。
當時，我看著食堂各種族的大學生都用手抓飯起來時，我有些狼狽和徬徨，因為用手抓飯不是我的生活文化。後來，我倉皇地折返宿舍房間取出湯匙叉才能用餐。
此後我和其他華裔學生一樣，都是自備匙叉到食堂進餐。我被分配到入住包伙食的第四宿舍，學費裡已包含伙食費，我是無從選擇地入住宿舍一年。
但當年我首次驚覺原來同一個土地版塊上，各種族之間擁有不同的國度，我們需要彼此「包容」地過生活，包括忍受食堂不提供匙叉給非馬來學生使用的淺陋認知，還有強烈的本位主義。
這段細微的往事，其實可寄寓我國真正的種族了解到什麼程度。
最近鬧得滿城風雨的《種族關係》科目教材本是促進種族了解為出發點，但敗筆處處，在掀爭議後被收回，以致我們不禁反問：為什麼大學需要開設一堂課，強制學生去上課了解多元種族，去修補各族之間的鴻溝呢？
為什麼需要通過書面、炮製片面的史實當媒介，生硬套用在生活上，然後從象牙塔裡走到民間去接觸了解友族同胞？
但事實上，有時我們連對友族最基本的生活文化與民俗，卻毫無起碼的認識。我國沒有真正的種族融合與共同的生活文化氛圍。社會只有多元文化表象，除了每年的節慶開放門戶活動、雙佳節慶典來促進互動、每晚嘛嘛檔不分種族客朋滿座，或4年一次世界盃時同聲喝采看球，我們在餐飲、歌影視、文學與體育各生活層面，我們也沒有找到粘合劑。
所謂的凝聚、團結，卻在商場和政治裡變成了「合作」與「策略夥伴」型態。
即使天下皆知馬來歌后西蒂諾哈麗莎新婚喜訊，但有多少個華人懂得哼唱她的成名曲旋律？文化、藝術與文物部應該在這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長程規划與推動文化政策來讓各族能緊密，以藝文引起各族的共鳴。
這些「看不見的工程」背後，需要真正通透的文化愿景。多元文化不應只淪為國家形象，更不能只粗糙地任由一本教材去強加團結意識，這形同強逼每個人都需要用手抓飯一樣。
我在回想，為什麼當年食堂沒有準備匙叉餐具給各族學生使用呢？非土著學生也不必各攜匙叉，就像各族都攜帶一套自己的意識型態去看待國民團結問題。
自備匙叉的一頓飯
我還記得當年在大學宿命的食堂捧著一盤飯菜時，東張西望哪裡可以找到湯匙與叉來用餐。
可是到最後，食堂工人告訴我：食堂沒有湯匙和叉，因為不需要。當時，我看著食堂各種族的大學生都用手抓飯起來時，我有些狼狽和徬徨，因為用手抓飯不是我的生活文化。
後來，我倉皇地折返宿舍房間取出湯匙叉才能用餐。此後我和其他華裔學生一樣，都是自備匙叉到食堂進餐。我被分配到入住包伙食的第四宿舍，學費裡已包含伙食費，我是無從選擇地入住宿舍一年。
但當年我首次驚覺原來同一個土地版塊上，各種族之間擁有不同的國度，我們需要彼此「包容」地過生活，包括忍受食堂不提供匙叉給非馬來學生使用的淺陋認知，還有強烈的本位主義。
這段細微的往事，其實可寄寓我國真正的種族了解到什麼程度。最近鬧得滿城風雨的《種族關係》科目教材本是促進種族了解為出發點，但敗筆處處，在掀爭議後被收回，以致我們不禁反問：為什麼大學需要開設一堂課，強制學生去上課了解多元種族，去修補各族之間的鴻溝呢？
為什麼需要通過書面、炮製片面的史實當媒介，生硬套用在生活上，然後從象牙塔裡走到民間去接觸了解友族同胞？但事實上，有時我們連對友族最基本的生活文化與民俗，卻毫無起碼的認識。
我國沒有真正的種族融合與共同的生活文化氛圍。社會只有多元文化表象，除了每年的節慶開放門戶活動、雙佳節慶典來促進互動、每晚嘛嘛檔不分種族客朋滿座，或4年一次世界盃時同聲喝采看球，我們在餐飲、歌影視、文學與體育各生活層面，我們也沒有找到粘合劑。所謂的凝聚、團結，卻在商場和政治裡變成了「合作」與「策略夥伴」型態。
即使天下皆知馬來歌后西蒂諾哈麗莎新婚喜訊，但有多少個華人懂得哼唱她的成名曲旋律？文化、藝術與文物部應該在這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長程規划與推動文化政策來讓各族能緊密，以藝文引起各族的共鳴。這些「看不見的工程」背後，需要真正通透的文化愿景。
多元文化不應只淪為國家形象，更不能只粗糙地任由一本教材去強加團結意識，這形同強逼每個人都需要用手抓飯一樣。
我在回想，為什麼當年食堂沒有準備匙叉餐具給各族學生使用呢？非土著學生也不必各攜匙叉，就像各族都攜帶一套自己的意識型態去看待國民團結問題。
公主也愁嫁！
我國的失業大學生有多少人？誰也說不清。
連政府部門也還在建立著資料庫來搜集真正的數據，但初步概念是說大馬有6萬名大學生失業，大學畢業就是失業的寫照，怎麼也不是國內多家國立私立大學在積極招生授課後，所愿意見到的局面。
但事實上，大學生失業在至少10年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現在卻成了無可厚非的無奈，皇帝的女兒也愁嫁，這是絕對的諷刺。
如果理性看待其後果，除了削薄生產力，更浪費國家資源、人力荒廢，更是增加社會成本，也說明了高等教育質量有問題，教育收益更是不高。
大學生失業早已成為一種現象，但是否演變成一種常態，這才是值得關注的地方。同時，是自愿性失業，還是真正地沒有能力找到一份工作也有差別。
前者是有所而不為，後者是無能而不為。但我不相信需要調整學科綱要來遷就就業市場，因為大專學府本來就是需要培訓全人的就業人才，每個學科與知識的洗禮下，行行都可出狀元。然而我國的勞動市場真的已屆飽和點嗎？
這些大學生無法安頓在工廠生產線上，反而國家要引入不計其數的外勞來填位，卻成為社會治安的計時炸彈。
政府過去叫嚷要求生產線自動化，推動智慧型經濟，以拔尖人才的人本經濟發展，但我們又到了怎樣的階段？
大學普及化後，雨露均霑是好事，但只有齊頭，拔尖計劃和重點培植都沒有在盡善的資源進行。一批批保送生除了拖欠學費，也有者樂不思蜀而不返國，沒有歸國的學人，這也是資源上的浪費。
近幾天來一連追讀國際知名物理學家楊振寧的傳記，雖然他在美國揚名，但走在動盪時代，在物資短缺的西南聯大修完碩士，負笈美國後繼而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獎成為全球首位華裔得主。
相比之下，當年我國還剛獨立，如果以我國一個年輕的獨立國家來看大學生失業問題，我們應該怎樣自圓其說？
一位部長說，「我們快要送一名大馬人上太空了！我們希望未來可生產出一個諾貝爾獎得主，即使他不像楊振寧35歲獲獎時那麼年輕，但至少他是大馬人。」
可是，大馬人的競爭力在哪裡？我們還未遇到成長的極限，就已遇到自己局束自己的枷鎖。在「本土全球化」（glocalization）的視野和口號下，我們沒有格局，只有困局。
連政府部門也還在建立著資料庫來搜集真正的數據，但初步概念是說大馬有6萬名大學生失業，大學畢業就是失業的寫照，怎麼也不是國內多家國立私立大學在積極招生授課後，所愿意見到的局面。
但事實上，大學生失業在至少10年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現在卻成了無可厚非的無奈，皇帝的女兒也愁嫁，這是絕對的諷刺。
如果理性看待其後果，除了削薄生產力，更浪費國家資源、人力荒廢，更是增加社會成本，也說明了高等教育質量有問題，教育收益更是不高。
大學生失業早已成為一種現象，但是否演變成一種常態，這才是值得關注的地方。同時，是自愿性失業，還是真正地沒有能力找到一份工作也有差別。
前者是有所而不為，後者是無能而不為。但我不相信需要調整學科綱要來遷就就業市場，因為大專學府本來就是需要培訓全人的就業人才，每個學科與知識的洗禮下，行行都可出狀元。然而我國的勞動市場真的已屆飽和點嗎？
這些大學生無法安頓在工廠生產線上，反而國家要引入不計其數的外勞來填位，卻成為社會治安的計時炸彈。
政府過去叫嚷要求生產線自動化，推動智慧型經濟，以拔尖人才的人本經濟發展，但我們又到了怎樣的階段？
大學普及化後，雨露均霑是好事，但只有齊頭，拔尖計劃和重點培植都沒有在盡善的資源進行。一批批保送生除了拖欠學費，也有者樂不思蜀而不返國，沒有歸國的學人，這也是資源上的浪費。
近幾天來一連追讀國際知名物理學家楊振寧的傳記，雖然他在美國揚名，但走在動盪時代，在物資短缺的西南聯大修完碩士，負笈美國後繼而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獎成為全球首位華裔得主。
相比之下，當年我國還剛獨立，如果以我國一個年輕的獨立國家來看大學生失業問題，我們應該怎樣自圓其說？
一位部長說，「我們快要送一名大馬人上太空了！我們希望未來可生產出一個諾貝爾獎得主，即使他不像楊振寧35歲獲獎時那麼年輕，但至少他是大馬人。」
可是，大馬人的競爭力在哪裡？我們還未遇到成長的極限，就已遇到自己局束自己的枷鎖。在「本土全球化」（glocalization）的視野和口號下，我們沒有格局，只有困局。
發表文章
